邱永文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北京 100081）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共同创造的一种新型政党制度。这种新型政党制度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显示出独特优势和强大生命力，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理应得到更广泛的宣传，被国内外认知和理解。但是，毋庸讳言，由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和实践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历时尚短，从话语体系、传播方式和意识形态建设等方面来看，还都处于发展进程中，话语权建设亟待加强。话语权是主体话语行为对言说客体产生的影响和效果，它不仅是权力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构建和塑造权力的重要途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权建设，不仅可以有效回应国内外的各种质疑和挑战，有助于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和政治地位，而且可以团结和凝聚统一战线各领域成员增强政治认同和制度自信，更好地推动现代国家治理。当前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权建设，要遵循话语权的生成规律，从话语主体、话语客体、话语体系、话语环境和传播技术条件等方面，结合网络时代的新变化新特点，科学、系统、稳步地予以推进。

一、积极构建多元话语主体

话语主体是话语行为的执行者，也是影响话语权的一个重要方面。英国学者J.L.奥斯汀认为，人们的说话行为及产生的影响和后果，可以拆分成三个部分，即“话语行为、话语施事行为和话语施效行为”①［英］J.L.奥斯汀：《如何以言行事》，杨玉成、赵京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90页。。说话者发出声音是“话语行为”，话语表达的主体愿望是“话语施事行为”，话语产生的后果和影响称之为“话语施效行为”。话语施效行为是话语权的重要体现，它“是指说话者在说了些什么之后通常还可能对听者、说者或其他人的感情、思想和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②［英］J.L.奥斯汀：《如何以言行事》，第8页。。当然，由谁说、说什么也都是话语权的重要表现。所以，J.L.奥斯汀认为，恰当的话语施效行为产生的条件是“必须存在一个具有某种约定俗成之效果的公认的约定俗成的程序，这个程序包括在一定情境中，由一定的人说出一定的话”③［英］J.L.奥斯汀：《如何以言行事》，第17页。。也就是说，在J.L.奥斯汀看来，话语权即话语真正产生影响或效果，与话语主体（说话的人）和包括一定情境的说话的程序密切相关。即只有合适的人、在合适的场合，按正确的程序说出的话语才会产生一定的效果和影响。

话语主体，即话语行为（包括声音、文字或肢体语言）的施行者，既可以是具体的个人，也可以是抽象的群体，如社团、政党、民族和国家等。所以，依据主体不同，话语权可以分为个人话语权、群体话语权、政党话语权、国家话语权、民族话语权等。话语主体与话语环境要恰当匹配，在不同的话语环境下，话语主体不同，话语权是明显不同的。从当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主体来看，主要存在话语主体较为单一的情况。因此，要积极构建多元话语主体，充分发挥多元话语主体在提升话语权中的积极作用。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重要领导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行为中最重要的话语主体。“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概念的第一次面世，就是2018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联组会时提出来的。中国每年一次的全国政协会议是中国多党合作的重要平台，是展示中国政党制度的重要场合，所以，此概念一经提出，就引起国内外新闻媒体和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同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时，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代表八个民主党派致辞，仅此一项发言活动就是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践的公开展示和最好诠释。

此外，从构建多元话语主体的角度来看，除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外，在一些特定的场合，如全国政协会议、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政党专题协商会议、世界政党大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研讨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发布会等，执政党中央领导、全国政协领导、中央统战部领导、民主党派中央领导、外交部或国务院新闻办发言人等，都可以是恰当的话语主体。有时候话语主体未必是一个党和国家的重要的政治领袖或著名的公众人物，在一些特定场合，一些普通的人物也可以根据法定程序赋予的职能和权力行使话语权，同样会产生较好的效果和影响。如有的民主党派成员赴海外进行学术交流，而主办方却对他的政治身份很感兴趣，他也趁机给与会的各国学者介绍了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宣传效果。

当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现代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新型政党制度的认知、理解和宣传，仅凭一些特定的代表性人物，在特定的统战领域范围内的宣传是远远不够的。更多更重要的大量日常性的宣传和推动工作，还需要统一战线干部教育培训系统、新闻传媒和负责交流宣传的相关系统单位人员，发挥合力、协同推进。在这方面，统一战线、政协系统研究工作人员以及民主党派的舆论宣传部门和高等院校的理论研究人员，应该自觉担负起相关任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每一次理论研讨、每一次实践调研、每一次媒体报道，都会增加普通民众对新型政党制度的了解和认识。

在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权建构中，党外知识分子应当主动自觉地充当话语主体，讲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安东尼奥•葛兰西曾经探讨过如何使无产阶级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能够在普通群众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发挥凝聚共识的作用。他提出了有机知识分子与群众结合形成具有共同阶级意识的文化社会集团的方法。他认为：“无论如何，只有在知识分子和普通人之间存在着与应当存在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统一同样的统一的时候，人们才能获得文化上的稳定性和思想上的有机性质。也就是说，只有在知识分子有机地成为那些群众的有机知识分子，只有在知识分子把群众在其实践活动中提出的问题研究和整理成融贯一致的原则的时候，他们才和群众组成为一个文化的和社会的集团。”①［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76页。葛兰西探讨的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的话语权问题，特别是发挥有机知识分子作用的论述，在今天对我们构建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由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统一战线中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密切相关，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均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知识分子又多从事理论研究和教育宣传工作，因此，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建设中，知识分子特别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的知识分子，鉴于他们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参与者、实践者和维护者，他们作为话语主体更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二、准确应对不同话语客体

话语客体，即言说的对象和听众，也就是语言行为的目标客体。话语施事行为能否产生话语主体想要达到的影响和效果，除了涉及谁在说、在什么样的场合说、怎样说之外，还要充分考虑言说的对象，即对谁说。有时候，言说的对象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着言说的主体和言说的内容及形式。就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宣传关涉的对象受众而言，大致可以分为国内和国外两类群体，他们分别来自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语言环境和历史文化环境。我们需要有意识地针对不同话语客体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构建不同的新型政党制度的宣传话语体系，以增强话语施事行为产生的效果和影响力，进而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权。

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权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密不可分。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就是对现存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等基本制度进行理论化、系统化、合理化的解读和宣传，进而解决人们思想观念上的质疑和困惑，增强对现存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理解、信任和认同。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工作有两个方面需要特别加强：一是在传统的、宏观的、系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宣传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创新，还没有充分、有效、系统地整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中。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践的发展，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等一系列国家治理的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国内外环境的重大变化、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所有制结构和收入分配的形式复杂多样等诸多变化，都没有充分、及时、有效地纳入主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中，使之适应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体现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特别是新型政党制度、全过程人民民主等最新的理论创新和价值信仰，有效回应社会各界思想认识上的困惑。二是传统的意识形态理论宣传，随着时代的变迁已经表现出笼统、抽象、空泛，不能有效应对现实的政治社会问题，需要创新和发展出满足特定领域群体的微观意识形态，以满足这一领域群体对某一方面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理论困惑。统一战线理论包括统一战线基本概念和规律、多党合作理论、民族宗教理论、非公有制经济和新的社会阶层理论、“一国两制”和海外统战理论等。巩固和壮大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需要发展完善一套专门针对统一战线成员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关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理论宣传和话语体系，澄清他们对中西方政党制度比较方面的错误认识，满足他们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特点和优势的理论需求。在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运行和宣传过程中，有效地引领广大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跟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除了在实践层面需要继续加强和改进运行机制之外，还需要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特别是针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价值和功能等方面，完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建设和宣传。

与国内相比，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外宣传的目标和功能定位是不一样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外宣传的目的，主要着眼于彼此的交流和沟通，让我们的声音有人听、听得懂，这样才能达到尊重理解和信任的目的。所以，对外宣传要特别注意在不同的政治文化环境下使用概念的同一性和准确性，重点是讲清楚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所体现的政治观念、蕴含的价值取向和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功能，以提高海外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价值、功能的认知和理解。

使用概念的同一性和准确性有助于准确表达思想、畅通彼此交流。在对外交流宣传中，由于我们使用的现代政治学许多重要词汇源自西方，而这些词汇本是西方政治观念和政治思想的表达工具，因此，西方人很自然地是从他们所处的政治文化背景来理解和思考的。而社会科学的复杂性在于，即使是同一个常见的词汇，在不同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下，人们的理解和使用也是有很大差别的。在西方政治语境中，政党是选举的工具，以谋求执政为目标。在这种观念下，他们就很难理解我国的民主党派是不以执政为目的的参政党。因此，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的参政党，无论是功能定位还是与中国共产党的相互关系，西方学者很难摆脱执政党和在野党、反对党等固有观念的束缚，使其无法准确、深入地理解中国的政党制度。

解决以上这些问题，一方面，需要我们对中西方不同的语言环境下一些核心词汇有充分的理解和准确的把握，既要掌握其核心要义，又要了解其在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内涵的差异性，这样才能准确表达我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在这方面，周恩来早就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民主党派的性质，他认为：“各个民主党派，不论名称叫什么，仍然是政党，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不能用英、美政党的标准来衡量他们。他们是从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①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1页。这段话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同一概念在不同政治文化环境下的不同内涵，在今天的对外宣传中仍然具有借鉴意义。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加强学习，善于借鉴和运用国际学界的一些概念、理论和词汇来表达我们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功能以及背后的文化信仰支撑。这方面，西方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理论中的诸多词汇和理论，国内学界在学术研究中已经有较大程度的认可和借鉴，在宣传和表达我们的政党制度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2007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总结了中国政党制度具有“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维护稳定”五项功能，其中，“政治参与、利益表达”是西方政治现代化研究中的重要词汇，“民主监督”是中国政党制度中的特色词汇，这种宣传较好地运用了世界政党政治研究中的一些大家都熟悉和认可的概念、词汇，在对外宣传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解决的是中国的政治发展问题、中国的现代国家治理问题，体现和反映了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和价值取向。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我们的话语权有了明显提高。所以，在对外宣传中也应该适时有效地推出带有中华文化特色的词汇和表达方式，改变此前只能借鉴西方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些词汇、概念和理论的状况。在这方面，202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中已有很好的体现。

三、完善话语体系建设

话语就是人们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语言文字。话语体系是围绕某一理论体系或知识体系的表达而形成的一套字词、句式、信息载体或符号系统。“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无论口头表达的话语还是文字表达的话语，都是表达一定思想、观念、情感、理论、知识、文化等的字词、句式、信息载体或符号。”②张国祚：《中国话语体系应如何打造》，《人民日报》2012年7月11日，第7版。

在话语权的构成要素中，话语和话语体系本身发挥着重要作用。话语不仅反映和传达着人们的思维和认知方式，而且塑造着人们的政治文化心理、精神信仰和价值观念。通过不同的概念、词汇、短语构筑的语言表达体系能够塑造或改变人的价值观念，实现强制或认同，是话语权的重要体现。在政治社会生活中，话语和权力密不可分。语言既是政治社会权力的重要表征，也是塑造和巩固权力的重要工具。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从权力的角度揭示语言的本质。福柯说：“当你开口的时候，是话在说你，而不是你在说话。”③［法］米歇尔•福柯：《福柯说权力与话语》，陈怡含编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2页。因为语言是权力的表征，是权力塑造下的产物，而“人是在这个社会被各种权力和话语建构出来的，早已不是出生之时的天然的本真状态，而是社会各种规约、制度的产物，所以当我们在学习这个社会的语言之时，我们学习的根本不是语言，而是语言背后隐含的各种规则制度”①［法］米歇尔•福柯：《福柯说权力与话语》，第22页。。当然，福柯研究中的语言与权力的关系是一种多形式、多向度、多个言说主体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

同时代的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认为，社会关系中的话语交流，即“语言交换——也是一种象征性权力的关系，言说者之间或者其各自的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正是通过它才得以实现”②［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语言意味着什么——语言交换的经济》，褚思真、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6页。。他还提出了“合法语言”“官方语言”等概念，反映了政治权力与语言的相互塑造、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他认为，“官方语言”是“在一定政治权威的整个管辖范围内为人们所（或多或少地完全）了解与承认，反过来，它也有助于强化这种作为其支配性的源泉的权威”③［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语言意味着什么——语言交换的经济》，第17页。。“官方语言”在其发生和使用方面与国家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官方语言塑造的“单一的‘语言共同体’乃是政治支配的产物，这种政治支配由各种制度无休止地再生产出来，而这些制度则能够加强一种对于支配性语言的普遍认同”④［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语言意味着什么——语言交换的经济》，第19页。。

正是因为语言既是权力塑造下的产物，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塑造认同强化权力的功能，所以，话语权的斗争成为政治斗争特别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一种重要形式。语言和语言体系对话语权的影响正是通过特定的意识形态宣传来发挥作用的。在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在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宣传过程中，概念、词汇、语言和话语体系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宣传过程中，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剩余价值、革命、阶级、国家、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重要的词汇、概念和一整套理论、原则、思维表达范式，构建了体系宏大、结构严谨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吸引了无数热血青年投身共产主义运动，也指导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发展。所以，英国思想家、经济学家哈耶克感叹：“社会主义对知识分子和学者的持续影响在史学和人类学的描述性研究中也十分明显。布罗代尔就曾问道‘我们中的哪个人不曾讲到过阶级斗争、生产方式、劳动力、剩余价值、相对贫困、实践、异化、基础结构、上层建筑、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原始积累、辩证法、无产阶级专政……’（大约这些术语全是来自马克思或因为他而得到普及）。”⑤［英］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24页。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是在长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萌芽、发展和逐步巩固完善起来的。它的历史发展、价值功能、内在逻辑、优势特色等理论阐释属于典型的官方意识形态范畴。新时代，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伟大成功和我国经济社会的稳步发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及其重要作用越来越需要在国际国内诸多场合广为宣传，以扩大影响，赢得更多人的理解，认同和支持。因此，增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权，需要通过构建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来加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和宣传体系建设。

当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宣传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我们的对外宣传特别是在政党制度的宣传，话语失位和错位的问题比较严重，以致西方学界和政界对中国的政党制度理解有很多偏颇；另一方面，国内的学者特别是统一战线研究领域以外的学者，对中国政党制度也不甚了解，对中国政党制度的运行机制、政治实践以及如何发挥作用，他们知之不多。这些情况，都与我国政党制度的理论宣传不到位有密切关系，究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建设有待加强。

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宣传的话语体系，应该主要考虑以下两个方面：对内，是新型政党制度理论宣传，重点是中国政党制度的现实逻辑，解决人们在多党合作现实问题上的困惑，特别是针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重点回答人们对政党制度运行过程中的一些具体的疑问和困惑；对外，是国家形象、制度的宣传，重点在于中国政党制度的历史逻辑、历史文化根基和价值追求，用西方学者能听得懂的语言、概念、理论和思维方式，宣传介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特别要注意运用西方学者（如亨廷顿、福山等人）所熟悉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理论，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加以诠释和解读，重点放在政党的产生和功能，以区别于议会内产生的政党和议会外产生的革命型政党的不同；政党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政党产生的政治文化、核心的价值导向以及产生的政党制度和政党关系的不同等问题。

按照这样的思路，构建一套适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宣传的话语体系和理论框架，需要重点打造和充实一些核心概念的学理化内涵。例如，针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参政党、民主党派、多党合作、协商民主、政治协商、政党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等概念，形成核心词汇、关键词汇，进而构建一套符合逻辑思维的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对内，要针对统一战线领域的特殊群体特别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群体，构建符合中国政治和政党制度发展需要的一套理论宣传话语体系，满足多党合作的现实需要；对外，则要以最低限度的政治共识和价值共识为标准，构建一套既符合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认知习惯、又体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核心价值理念和基本特征的话语体系，重点阐述如“协商民主、民主党派、参政党、多党合作、政治稳定、国家治理、民主监督”等概念，特别是考虑如何与西方政治学理论中的政治秩序、政治参与、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等概念理论结合起来，以达到讲好中国故事的最佳效果。

中央党校韩庆祥教授指出：“任何一种具有影响力的话语体系及其话语权，都具有五个核心要素，即政治性意蕴、学理性支撑、哲学性思维、通识性表述、有效性传播。这分别表达的是立场、观点、方法、表达、传播。这五个核心要素具有内在逻辑联系，是一个由内容到形式的逻辑进程……”①韩庆祥：《话语体系建构的核心要义与内在逻辑》，《学习时报》2016年10月31日，第2版。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体系建设，可以参照这五点要求，今后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逐步建构、发展和完善。

四、重视话语传播环境和条件

话语传播的方式、途径和技术条件的发展变化也与话语权的产生有直接关系。近世的欧洲，印刷技术的普及和印刷行业的发展产生了“新教与印刷资本主义的结盟，通过廉价的普及版书籍，迅速地创造出为数众多的新的阅读群众——不仅只限于一般只懂得一点点或完全不懂得拉丁文的商人和妇女——并且同时对他们进行政治或宗教目的的动员”①［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0页。。其结果是塑造了一大批具有共同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的稳定的语言共同体，成功地建立了新教资本主义的话语权。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不断发展，近代西方人文主义思想观念的迅速传播，都是同时代印刷技术的进步和出版业发展直接推动的结果。中国维新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等政治社会运动，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和五四运动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归功于新式报刊媒体的大量出现，以及白话文运动成功塑造和团结了一大批倾向于革命的青年一代阅读群体。

“在当今时代已放弃了制定统一的、普遍适用的模式的努力，而这种模式所要求的恰恰是将世界的总体性和统一性用简单的术语和公式最终固定下来。新的范畴如开放性、多义性、无把握性、可能性、不可预见性等，已进入后现代的语言。”②李银河：《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3页。网络时代和新型媒体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当今话语权的变革。总体来说，互联网和信息传媒技术的普及和飞速发展，由此带来了对传统的话语主体、话语客体和话语体系的颠覆性的影响，也重构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

互联网技术下的融媒体时代，出现了话语主体客体之间的界限的模糊。现时代的话语主体已经不是传统时代依靠政治系统规范下的有严格权力象征意义的领袖或政治人物。我们经常看到的电视或网络视频直播的景象是：一方面，在政治或规范体系遴选下的，恰当的话语主体在合适的场合、用合适的程序，进行着合适的话语行为；另一方面，本属于视频传媒受众的大量网友（也可能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网络个人终端上），通过网络直播的视频字幕形式，在同时进行着或支持或反对等不同的话语行为，形成强大的舆论场效应，建构或解构着话语主体的话语施效行为。在这样的场景中，参与者都是话语主体，也同时都是话语客体，都在接受着各种话语主体的各种影响，也同时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别人。

互联网技术下的融媒体传播模式，也改变了语言与权力的作用方式。“随着网络影响力的不断扩大，网络为话语的形成提供了极为广阔的空间，话语成为网络空间中非常重要的构成要素，这使得话语权被网络全面改造，并可以认为出现了一种新的话语权的表现形态——网络话语权。”③熊光清、王琪：《现代话语权的时代性变革：内涵、形态及特征》，《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公众人物通过网络获得了很大的话语权，左右着舆论导向。传统的作为权力象征的话语主体，有时候其话语权反而不如一些网络大V和网红。互联网既能解构传统的权力象征性的话语主体和话语权，也能建构新的网络技术条件下的新的话语主体和话语权。因此，融媒体时代的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建设，需要跳出传统的话语关系模式，除了传统政治制度规范下的话语主体要积极地“以言行事”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下的行为主体以及相关的统一战线工作者都要积极利用融媒体进行话语宣传，借以提高舆论热度和关注度。

互联网条件下的融媒体时代，对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体系建设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说人类的现代化体现在思想层面是以建构主义为特征，那么，后现代在互联网上展现的是解构主义的思想特征。那种传统的、单一的、以宏大叙事为特征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体系，已经无法回应现时代的多元价值诉求和原子化的个体关切与困惑。网络凝聚的主流意识、网络反映的关切和需求、网络出现的词汇和符号，都是构建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需要思考和关注的，也只有这样的话语体系才会被网络时代的融媒体受众所认可。在这一领域的工作，可以发挥新的社会阶层特别是新媒体从业人员以及归国留学人员的特点和专长，与统一战线理论工作者相结合，创造出适应融媒体特色和需要的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

美国学者谢尔登•S.沃林指出：“在确立和维护一个政治社会时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一种共同的政治语言。然而，尽管有这样的重要性，一种政治语言仍代表一项不牢靠的成就。”①［美］谢尔登•S.沃林：《政治与构想》，辛亨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3页。一个国家的话语权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综合国力的语言表达和体现。话语体系则是制度体系及其实践经过经验总结和理论抽象后的语言表达体系，是制度及其运行的语言表达结果。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建设，除了要认真研究和尊重语言宣传表达的内在规律外，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有效运行和成功实践来推动。事实证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实践越丰富、取得的成效越显著，就越有助于增强我们的话语自信、丰富我们的话语体系、提高我们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