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琳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杭州 310058）

圈层由来已久，处于传统社会中的圈层更多以地缘、血缘为主要依据进行构建，青年群体在其中往往是被动的参与者。伴随社会的高度发展与信息技术的普遍运用，此类圈层对青年群体的影响开始逐渐衰退。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网络作为现实的映射与延展场域，其社会建构相较于现实社会更加多元化，人群的聚合与分众更加明显，网络“圈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所谓“圈子”，“是以情感、利益、兴趣等维系的具有特定关系模式的人群聚合”［2］，而青年网络“圈层化”，则指青年群体在网络社会中以不同的趣缘为主要依据形成各式各样的群体类聚。以往学界多在青年亚文化框架下对此进行探讨，但随着青年网络圈层趋于稳定，对该问题的学理分析也更加聚焦，并形成两条主要研究思路：一是将青年网络圈层及其衍生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剖析其表现出的网络爱国主义、圈群文化等新样态，并进一步研究相关缘由与引导策略。另一条思路是将青年网络圈层及其衍生现象作为研究前提，聚焦其为话语建构传播、文化符号消费等方面带来的消极影响，从而提出应对之道。总体而言，当下学界研究成果丰富、视角多元，但多聚焦于“圈层化”问题而对“青年”主体关注不足，多分析引导路径而对风险认知不足。因此，正确认识当下青年网络“圈层化”，首先，需立足青年自身，从青年出发捕捉网络圈层的时代特征。其次，需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透过现象看本质。青年网络“圈层化”之“化”，意为从无到有、由浅入深的动态发展过程，相对于多角度的缘由分析，用发展的眼光动态把握具有普遍性的生成机制，对于加深对“圈层”的认知与走向而言将有所裨益。最后，要坚持用辩证思维，理性看待青年网络“圈层化”给青年成长成才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有效防范其潜在风险，引导青年“破壁出圈”，牢牢占领互联网这一现代思想政治教育重要场域的制高点。

一、青年网络“圈层化”的时代特征

近年来，我国网络社会正蓬勃发展，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数字化转型浪潮正助力中国构建全球最大的数字社会，新的发展趋势逐渐显现。网络社会使青年圈层的广度、深度与强度得到极大强化。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当代青年是网络圈层中最具活力与生命力的主体，被网络圈层塑造的同时也塑造着网络圈层，使其彰显出“选择自由、身份独立、内容小众、表达方式独特”的时代特征。

（一）圈层选择自由

相较于现实社会中的社群，青年面对网络圈层拥有更为纯粹的选择自由。从复杂的现实强联系中剥离，兴趣爱好、价值取向成为青年在网络圈层选择上主要考虑的因素，满足自身需求成为青年在网络圈层选择上的根本目的。同时，在甄别选择过程中，青年群体不只是被动的接受者，而且是能动的生产者与传播者，能够创造新的圈层，例如“二次元圈”“电竞圈”等都是时代的产物，充分彰显出青年自身的主体性与探索欲。这种因趣缘凝结成的网络圈层往往也是松散的，自发主观因素多、外在行为约束少，圈层内人员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既是参与者、又是决策者与监督者。青年可以依托个人判断采取行动，“混圈”与否、参与深浅、投入大小都不必受外界强制性因素的控制，青年群体向往的选择自由在此过程中得以充分满足。也正是由于选择的自主性，青年对自己选择的网络圈层有着更高的依赖度与信任感。这种网络圈层选择自由带来的吸引力，成为越来越多青年人主动加入其中的重要原因，这也成为青年网络“圈层化”的一大特色。

（二）圈层身份独立

尽管进入网络圈层的选择是自由的，但一旦进入所选择的网络圈层后，网络圈层所带来的区隔性和排他性就逐渐显露：一是“彼之圈”与“此之圈”的青年相区隔，青年属于不同的网络圈层意味着所接收的信息、所接触的人群乃至所处的网络社会环境都有着显著差异，这也导致类似于“我们冲的是同一片海吗”的疑问被越来越多地提出。沉浸在网络圈层内的青年在无意识中开始对非圈内信息忽视，长时间、高强度的同质信息接收也在另一方面为网络圈层砌起“隐形城墙”，而圈内青年也从默认接收到主动迎合，希望通过确认与其他圈层的差异来实现自我身份的定位与认同。二是“圈内人”与作为“圈外人”的长辈相区隔，一句“不说了，说了你也不懂”深刻描绘出青年网络“圈层化”带来的代际疏离感加深，两代人在热点聚焦、思维方式以及语言表达上的隔阂愈加明显。三是“虚拟圈”与“现实圈”的自我相区隔，处于网络圈层中的青年拥有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双重身份，但两重身份相互分离，“现实中的我”与“圈层中的我”也许会判若两人，身边某位内向安静的同学也许在某一网络圈层是拥有强大号召力的“大粉”。每一个网络圈层都成为相对独立的个体存在，每个网络圈层中的青年也通过网络圈层的独立实现自我独特性的认知建构，拥有了相对独立的网络圈层身份。

（三）圈层内容小众

小众文化是青年网络圈层形成的前提和基础。内容垂直化是网络圈层内容建构的最典型模式，圈内所有的信息来源、传播及反馈都只专注于、服务于自身圈层文化的需要，紧紧聚焦自身圈层文化的核心。沉浸其中的青年长期接触的是较为单一同质的文化内容，这样的文化环境与传播特性必然会加剧圈层文化小众化，形成“只有关注才能了解，只有了解才能参与”的网络圈层内容体系。网络圈层内的青年并不以自身文化被大众认可为目标，善于且乐于接受自身网络圈层文化的非主流地位，甚至将拒绝其他文化的“入侵”作为网络圈层内部的规则，用“不能谈论与圈层无关内容”的姿态固守自身的“文化独岛”。对圈外文化“免疫”、对圈内文化“免检”，这种以网络圈层文化为自身信息取舍标准的选择倾向，将导致网络圈层内容纵深垂直化与网络圈层文化持续小众化的文化生产模式，“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此处的“独”指青年个体自身、“众”指本圈层）与“众乐乐不如独乐乐”（此处的“众”指社会大众，“独”既指青年个体自身、又指本圈层）的两种矛盾心态在网络圈层青年中共存，成为当代青年网络“圈层化”的关键特征。

（四）圈层表达方式独特

青年网络“圈层化”的最突出表现之一就是独特的语言风格与表达模式。网络圈层将大规模的交流场域切割压缩，独特且有创造性的话语表征方式成为网络圈层独立与内容小众的最佳体现。几乎所有网络圈层都拥有自身的语言文化，这些“特有的圈层话语体系是稳定圈层化交往、建构起圈内同质性、固化圈层的排他性和异质性的重要方式”［3］。青年网络圈层的内部话语往往渗透着圈层的独特文化与价值取向，因而具有较强的私密性和封闭性，对不同网络圈层语言的理解成为解谜游戏，例如“粉丝圈”中的“搬家”“不运回”，“动漫圈”中的“泡面番”“民工漫”等极具圈层特色的语言让圈外他者失语，但同时又能完成独属于圈层的叙事功能。这种独特的语言组织和表达方式让处于网络圈层内的青年快速黏合形成亲密关系，在私密性得到保护的情况下加深了对网络圈层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与此同时，这种语言形式与表达风格也具有较强的生命力与表现力，只要认真了解就能较快被辨认与模仿，并在此过程中得到较高速度的调适与扩散。因此，在一定条件下，网络圈层语言能够因某一契机跳出本网络圈层，成功“出圈”引发社会热点，如“宅”“打call”等词语已成为网络社会共通的表达方式，甚至当选“年度流行语”，从而再次激发青年在网络圈层中创造个性化表达方式的动力。

二、青年网络“圈层化”的生成机制

网络社会的持续发展与不断成熟，使青年网络“圈层化”愈加普遍与显著。无论是网络圈层的形成还是青年网络“圈层化”的出现，都具有一定的生成机制，其中网络圈层的形成是青年网络“圈层化”的重要前提，而青年网络“圈层化”则是当下网络圈层的显著特征。“机制解释强调给定条件下，在经验事实中反复发生的因果关联过程”［4］，作为现象的解释手段，机制是联结起始条件与最终结果之间的一系列因果事件与过程。基于这一视角观照青年网络“圈层化”，其间存在着“技术结构变迁—社会结构变迁—个体需求变动”的解释链条。

（一）网络载体为青年提供圈层选择

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使网络圈层的多样化得以实现。相较于以地缘、血缘等固定标准划分的现实社会圈层而言，网络社会中的圈层更具多样化，一方面网络实现了最大程度上的人员聚拢，一切现实的限制都被打破，只要拥有共同的兴趣爱好、价值观念等就能在同一网络圈层中集聚，网络圈层也在此过程中不断细化，例如“娱乐圈”被细分为“内娱圈”“韩娱圈”“日娱圈”“欧美圈”等，每个青年个体都更容易寻找到属于自身的网络圈层。同时，新媒体搭建出一个更为开放平等的对话平台与话语领域，传播主体的全民化与去中心化，使得每一位青年都能成为信息内容的接收者、传播者乃至产出者，这就为青年选择创造网络圈层，进行自我展示、情感表达与提出诉求提供了极为宽松的外部环境。

另一方面，网络社会发展带来的海量化、碎片化信息满足了网络圈层成型的条件。想快速高质获取所需知识信息、最新动态，就需要形成相对集中的信息共享体，而这一共享体最终也将以网络圈层的形式固定。同时，基于内容和协同过滤的智能算法推荐，定制化的信息内容和形式与青年人群进行强关联匹配，为网络圈层的成型提供了可能性。对于青年而言，网络载体赋予圈层更加强大的吸引力，也提供了更加自由多样的选择，青年的各种诉求在网络圈层中大都能得到有效满足，网络为青年“圈层化”的产生提供了充分的物质载体与信息条件。

（二）社会结构变迁强化青年圈层诉求

圈层是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与道德伦理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具有历史性。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总结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差序格局”一般，单独个体作为其社会影响的圈子中心，以波纹式向外推及社会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5］。但伴随技术结构变迁而来的，是社会结构变迁。科技的加速、社会变迁的加速以及生活步调的加速使人疲于追逐时间，现代社会主体“其实被一个巨大而不可见的时间体制管制、支配与压迫”［6］，时间以隐形控制的方式让人很难在急速变化的社会中获得确定性与归属感。因此，尽管现代人学习和劳动的时间延长、强度提升，但精神财富并未与物质财富同步增加和满足需要，精神的空虚、关系的疏离愈发严重，被物化的生存状态加剧精神的饥渴，这也成为青年网络“圈层化”出现的原因。青年被裹挟其中，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遭遇较为严重的自我认同危机，较短的人生阅历使其很难有效进行自我调适，迫切需要可以有效倾诉、转移注意、纾解压力的情绪宣泄口，摆脱与自身精神本质分离的存在现状。由青年自身选择的网络圈层，则能较好地满足这一诉求。当青年沉浸于充斥着与自身兴趣爱好相关的信息环境中时，自我情感诉求得到满足，形成暂时的“焦虑消逝”，让人在学习或工作的高压中得以喘息，心灵得到暂时的放松和解脱，并在与“圈内人”的沟通交流中获得共鸣。因此，青年对“心灵绿洲”式的网络圈层诉求与日俱增，正是社会结构快速变迁的客观产物。

此外，作为社会结构影响个体行为的中介，媒体与资本的“联姻”助推青年网络“圈层化”的生成。许多互联网资本已经瞄准青年网络圈层消费市场，通过不断挖掘网络圈层消费潜力获得收益。以“手账圈”“手办圈”“JK 圈”为例，这些青年网络圈层具备强大的商业潜质，线下活动往往要以分享和消费为支撑。中青校媒就“Z 世代圈层文化的消费现象”展开的调查结果显示，“69.72%被调查者会为自己所在的兴趣圈消费，其中，44.43%受访大学生每年在爱好上支出几百至千元不等，35.94%每年花费超过1000 元，也有19.63%几乎不花钱。”［7］资本以提高网络圈层内青年的购买黏性为抓手，由此推动网络圈层中的青年通过消费确认并维护“共同体”身份。针对青年网络圈层文化打造的消费热点，客观上推动了青年网络圈层被更多人认知，消费主义与从众心理也容易促使部分青年加入其中。同样，青年网络圈层往往是社会热点、网络爆点的交叉域，媒体作为信息搜集、生产和传播的强大工具，对报道对象的“议程设置”与形象塑造深刻影响着“他者”对网络圈层的感知，因报道而“出圈”也成为越来越多青年“入圈”的重要原因。

（三）个体需要决定青年圈层建构

如果说从技术结构变革到社会结构变迁，再通过资媒“联姻”形成了“由外向内”的传导模式，那么青年个体的需求则是“由内向外”决定青年网络“圈层化”生成的关键。青年的本我意识投射于网络圈层的构建过程，他们在网络圈层中的需求可归纳为对个体存在感、认同感与归属感的确证。

通过彰显个性、表达自我来提升个体存在感是当代青年最基本的需要。网络圈层本身就是青年个性的外化表现，以“二次宅”“饭圈女孩”为代表的一系列身份标签使网络圈层带来的个性化能被他人了解，同时这种社会标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着社会加速带来的安全感缺失与自信心丧失。此外，网络圈层的相对扁平化与去权威化特征，使得个体意见的表达渠道更加通畅，个体的声音也更容易被关注并获得认同，青年个体存在感在此过程中得到有效满足。

自我认同感的获得是青年网络圈层选择或构建中最核心的需要。拉康曾提出成长“镜像阶段”，是指“儿童（6-18 个月）逐步能辨认出自己的身体（譬如在镜中）的形象，从而逐步获得自己身份的基本同一性这样一个经验过程”［8］。作为自我与主体形成的最重要阶段，主体通过“镜中自我”确认自身身份，从而进一步完成真实身体认同。实际上，青年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寻找“镜像”并进行认同的过程。网络圈层是现代社会中最为透亮的一面镜子，网络圈层中的青年可以轻松找到“世界上另一个我”，发现与自己趣味相投、爱好相仿的同行者，这种他人的存在与认可能有效满足青年对认同感的需要，实现从本我赋权到群体认同的转变。

自我归属感的获得则是青年网络圈层选择或构建中最关键的需要。现代社会让天涯变咫尺，情感获取的广度被大大提升；但同时也让咫尺变天涯，近距离的人际交往产生隔阂，情感交往浅层化趋势不断上升。网络圈层正是对这种趋势的突破，这一场域带来的归属感消弭着现实社会中青年群体因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而产生的不安和焦虑。同时，网络圈层内独特的话语表达又将归属感不断强化。一旦青年在网络圈层中归属感得到充分满足，就会作出深入核心、沉浸其中的选择，“用爱发电”（意指圈层中一部分青年在低收益或无收益的情况下，自愿付出时间、精力、金钱等为所处圈层做贡献）的圈层行为也就不难理解，这也标志着青年网络“圈层化”的基本完成。

互联网技术结构变迁为青年网络“圈层化”提供载体平台与物质基础，传导至社会层面，使得社会结构的变迁与资媒“联姻”助力打造青年网络圈层，进而传导至个体需要变动层面，通过网络“圈层化”青年实现对自我存在感、认同感与归属感的确认，形成青年“圈层化”的完整逻辑链条，其生成机制也得以感知把握。

三、青年网络“圈层化”的潜在风险

对待青年网络“圈层化”，我们需要用辩证的眼光进行客观分析。网络圈层为青年群体提供专属的情感归属场域，现实生活中被弱化、被无视的部分情感诉求在网络圈层中能得以适当纾解。同时，网络圈层不是制度严密、纪律森严的组织，青年个体能对由同样兴趣爱好凝结而成的圈层文化进行参与式再创造，在这一过程中青年个体不仅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还能激发自身创造力与主观能动性，在沟通交流中不断深化认知，在思想碰撞中丰富自我、完善自身，实现自我发展。但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青年网络“圈层化”暗藏许多风险。若不及时进行有效引导与风险防控，青年网络“圈层化”容易滑入“封闭化”的深渊，这将对社会共识的凝聚和青年的价值引领产生严峻考验。

（一）“茧房效应”易导致信息壁垒

青年网络“圈层化”直接影响青年个体所接收的信息状态，呈现出高度集中、单一同质的特征。在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下，“信息茧房”成为青年网络“圈层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存在，文化环境的长期单调、信息内容的单一传输，最终导致“圈层”变“围城”。原先被青年主动选择的信息域挤压了其他信息的空间，青年自身由于持久沉浸在单调的文化环境中，眼界逐渐窄化，也慢慢丧失了主动接触新事物的好奇心与动力。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者而言，信息壁垒的产生就意味着教育信息传输的中断。一方面，教育信息很难通过网络圈层特有的信息通道进入圈层内部，为青年所接触并获取；另一方面，网络圈层内的青年群体也缺乏主动搜索获取教育信息的自觉。面对网络圈层中的青年，教育者往往处于自说自话、无人响应的尴尬境地，“同频共振”成为难点。

（二）“回声室效应”易导致道德标准认知偏差

在相对封闭的网络圈层中，“回声室效应”被强化，“在一个封闭系统内，一种信息、观念经由反复传播而得到加强或放大，导致与之相异或具有竞争性的信息、观念往往被否定或无法得到充分表达”［9］。当一种观念被默认为“普遍共识”后，就会代替主流社会的价值判断与标准，在圈层内形成一套自身的道德评判体系，例如“追星不花钱应该被鄙视”的粉圈思维等，这对价值观尚未完全定型的部分青年群体极易产生负面影响，对道德标准的认知有所偏差。部分“饭圈”青年为送自己支持的偶像“C 位出道”，不仅集资百万购买可用于应援的牛奶，甚至“买椟还珠”，将牛奶全部倾倒入沟而只取瓶盖上可用于投票的二维码，这种价值观错位与触犯法律边界的行为，集中表现出以“饭圈”为代表的青年网络“圈层化”所易引发的道德法律风险。

此外，当这套评判体系越位于现实社会或其他圈层时，就会产生巨大的对抗性与攻击性。“这样的一个圈层就像是化学上的一个原子的组成，内部电子相互排斥，而当外界有原子靠近时又能在‘紧急情况下’紧密结合为一体”［10］。网络圈层内部所爆发的激烈争吵在圈外人看来常常是无关紧要的小问题，但当网络圈层之间发生摩擦时，青年都紧紧凝聚于自身圈层周围进行对抗，最终往往导致失序，演变为包括网络骂战、人肉搜索在内的一系列网络暴力行动，参与其中的网络圈层青年在“法不责众”的心理下形成尽情宣泄情感、进行道德审判的群体盲动，长此以往造成的道德意识钝化与道德认知偏离，容易将他们推向道德漠视的极端。

（三）“圈层化”交往易使教育者“失语”

网络圈层的区隔性与排他性不仅为青年群体提供了相对隐秘的社交空间，还易使教育者“失语”，而无法帮助圈内青年过滤错误信息、纠正思想偏差。青年网络圈层所生成的圈层文化并不刻意迎合主流文化，甚至对其具有一定的警觉与抵制情绪，例如“追星不谈政治”已经成为跨国追星族的公认准则。与此同时，青年对于同属非主流文化圈的西方社会思潮却兴趣浓厚，在这种先天“优势”下，西方社会思潮传播者成为或培养圈层内部的“网络意见领袖”得以可能。西方社会思潮的传播者通过扮演“理性人”与“圈内权威”的双重角色宣扬符合自身利益的价值观念，通过原有的“粉丝”基础进一步加重话语权，在网络圈层内部形成巨大影响力。由于西方社会思潮具有较强的隐蔽性、渗透性，往往依附于圈层热点或痛点进行传播，例如在“网文圈”对国家的网文审查制度进行抨击，并上升至国家言论自由、创造自由层面，宣扬西式民主自由。又比如消费主义将资本逻辑与市场逻辑内化于网络圈层经济之中，培养出“流量为王”“消费才是真爱”的畸形消费观。网络圈层中的青年往往难以辨别并在潜移默化中受其影响，教育者被动失位无法进行及时干预，就极易导致西方社会思潮在某一网络圈层中持续泛起并引发“蝴蝶效应”。此外，圈内身份非透明化加大了对一些错误言论进行溯源的难度，而缺乏针对性的意识形态教育只会加剧网络圈层内部青年的抵触情绪，加大掌握其思想动态的难度。

（四）沉溺圈层文化易使青年与现实脱轨

青年本因现实社会关系的疏离而产生加入网络圈层的诉求，但若过度浸染于网络圈层之中，则会与现实脱轨。青年在网络圈层内部运用具有圈层特色的话语方式进行表达，而跨出网络圈层进入现实社会后，“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尴尬境地消减着青年与他人沟通对话的欲望，由此形成的恶性循环导致“现实自我”与“圈层自我”的撕裂，冷漠、疏离等负面情绪被加深，表达意愿被弱化，最终网络上“一群人的狂欢”和现实中“一个人的孤单”在网络圈层青年身上共存，长此以往这种割裂感容易使青年产生强烈的心理负担，影响身心健康。此外，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曾提出“群体极化”理论，在群体中的人往往会采取更加极端的观点或行为，以换取归属感与认同感。以“饭圈”为代表，“圈内人”正是通过日复一日的打榜、签到、投票、反黑等集体活动表达对明星的爱意，“饭圈”青年将有限的精力财力投入无限的打榜投票等高重复性、高集中性的“饭圈”行动与明星商业化运营活动中，在资本巨兽的裹挟下、在数据拜物教支配下将“饭圈”青年原本宣扬个性、身份独立的一面抹杀，在不自觉中成为数字劳工与资本的供血者，淹没在明星微博转发一百多万的数字与营销号千篇一律的控评里，个体自主性的丧失使其异化为极端消费主义中的一环。

四、青年网络“圈层化”的引导策略

“青年网络‘圈层化’”本是一个中性概念，但由于前期发展的无序混乱，许多学者多基于消极的价值前提进行研究。近些年来对青年网络“圈层化”的评价愈加理性客观，其中以“饭圈”最为典型。以往谈及“饭圈”，狂热、无脑是典型标签，而2020 年武汉市新冠疫情爆发阶段，“饭圈”青年高效组织物资援助获央视点赞，“饭圈”青年的形象愈加正面。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中，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建设网络良好生态，发挥网络引导舆论、反映民意的作用”［11］。可见，如何引导网络圈层中的青年合理运用自身组织化力量，成为网络社会治理的有益一环，是当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疏通信息传输渠道，引导青年打破信息壁垒

思想政治教育在文化环境建设中具有鲜明的调节功能，不仅要做主流文化的“扩音器”，还需做亚文化的“引流渠”，引导青年自觉认知、辨证选择与积极改造各自的圈层文化。“所谓的圈层，不应成为阻碍青年成长发展的‘密闭墙’，而应该是青年可以自由进出，并以此向外延伸拓展的‘旋转门’”［12］。因此面对信息壁垒风险，社会需进一步引导圈内青年形成积极开放的心态，主流媒体也应采取一定的激励策略，引导圈内青年了解其他圈层的文化，通过加强圈层间的互动来开阔视野。如在进行雷神山、火神山医院建设直播时，主流媒体积极引导“二次元”青年、“饭圈”青年等通过观看直播等方式监督整体建设进度，充分尊重其基于自身圈层文化所构建出的新说法，使其在“监工”过程中深刻体会中国速度。官方媒体尝试激发“官方发布与明星联动的新型主流思想传播方式形成的引导力”［13］，将圈层小众文化与大众主流文化相结合，激发青年网络圈层正能量。积极整合各类教育资源，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主流媒体要把握圈层中青年的情感需求，进行引导，统合发挥线上新媒体平台内容优势、网络社交平台沟通优势和主流社会媒体的强发声、广覆盖优势，各类平台的优势互补，形成包围圈层的优质信息大环境，为圈层青年提供各类信息资源，使其能方便快捷有效地获取圈层外部信息，从“信息茧房”中破茧成蝶，打破信息壁垒，实现真正的“破壁出圈”。

（二）坚持沟通教育原则，注重引导青年价值取向

在进行说服教育时，思想政治教育强调方式方法需兼备立场性与艺术性。对于圈内文化，教育者应保持热情拥抱、审慎批判、辩证看待的态度。对圈内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规范，教育者需进行适当引导，将其与现实社会的规则制度相衔接，并充分激发网络圈层可能具有的自我监督机制；同时，加强对圈内青年的道德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青年群体正确对待异见、理性看待圈层摩擦、自觉遵守道德规范，实现网络圈层行为合法、合理、合情。具体来看，一方面，教育者应主动与圈内青年进行互动，在共同交流问题、共同建设圈层文化的过程中进行教育，从青年最为关切的圈层热点问题出发，如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上探讨“从粉丝倒奶打投事件看‘饭圈’文化的法律边界”等问题，主动回应青年诉求，建立健全互动机制；另一方面，教育者还需注意揭露错误歪曲价值观的巧妙性与艺术性，避免用生搬硬套的死方法招致圈内青年的冷漠甚至反感，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实现对道德价值认知风险的有效化解。例如，可以从青年网络圈层中的论题出发，“顺着对方的错误思维路线做劝导性的推衍、扩展、引伸、放大，直到引出一个荒谬的结论，证明对方的观点是错误的，从而达到说服的目的”［14］，立场坚定、逻辑通畅、态度诚恳，在归谬正误的过程中引导青年自明。

（三）尊重青年主体地位，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

思想政治教育始终坚持教育对象的主体地位，重视接受教育对象所具有的为我性，“这种为我性表现为以我的需要为接受的出发点，以我的选择为关键，以我的实现为目标”［15］。在面对网络圈层中的青年群体时，教育者更需以尊重为前提，遵循平等原则与民主原则，以谦虚的姿态了解、学习青年所属网络圈层的相关文化与表达方式。在此过程中，教育者需要完成由受而授的转化，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塑造个人魅力，与圈内青年建立圈层内部的强联系。不仅如此，教育者还可以通过主动培养“圈内领袖”的方式，培养一批兼具政治理论素养与圈层话语权威的青年，在朋辈教育与“意见领袖”的双重作用下壮大主流声音、实现共同成长。教育者在时刻注意判断与把握青年思想状况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选择教育内容与教育方式，提升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对网络圈层内部青年的实效性。

此外，媒体平台可通过信息推送等方式引导圈层青年学习，在关键时间节点进行议程设置，将圈层文化与教育内容相结合，用独特的圈层语言进行针对性宣传教育，在潜移默化中传播正能量。例如在哔哩哔哩视频网站中，新华网等官方主流媒体联合站内知名UP 主（视频上传者）进行内容创作，包含时事热点、党史国史等丰富内容的原创视频获得许多圈层青年的积极反馈。对于网络圈层中裹挟的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等负面内容，主流媒体也应旗帜鲜明地进行批判，透过其极具迷惑性的内容与华丽的语言包装，揭露其实质与欺骗性，及时解决青年因此产生的思想困惑，提升圈内青年的批判力与思考力。

（四）打造青年交流平台，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

采取有效措施，形成全社会共同促进网络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处于数字媒介时代的圈层更多时候处于流动状态，网络圈层群体认同与个体自身行动逻辑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张力。因此，网络社区平台与治理主体需要营造良好的交流氛围，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全方位覆盖。青年网络圈层所在平台应着重提升网络圈层青年交流环境的包容性，促进多种圈层文化的融合，在符合育人格局构建的基础上，保证交流平台的打造和后续发展适应网络圈层青年的客观要求，缓解文化产品与圈层青年诉求间的供需矛盾。作为治理主体，政府还应加强对网络平台的规治，通过出台法律法规、指导制定社区准则等多种形式划定红线，在正负能量信息同时涌入交流平台时，通过不断完善多样化反馈机制，帮助教育者与教育对象间进行有效互动，进而实现各个网络圈层达到独立而不孤立、联系而不分散的状态，营造出兼容并蓄的良好网络生态环境。同时，加强线上线下活动联动，鼓励青年自觉限定“在圈”时间，积极拥抱现实社会，体会多元共生的文化环境与交往形式，避免脱离现实的风险再次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