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献忠 刘 佳

（中央团校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北京 100089；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191）

2022 年4月，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指出：“五四运动前后，一大批率先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有志青年在反复比较中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促进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第一次全面觉醒。”［1］五四运动孕育的五四精神一经形成就显示出强大的精神力量，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当中，融入中国青年的人格养成和组织化集体行动之中。一百多年过去了，新时代青年对五四精神的总体认知和评价如何？五四精神如何穿越时空的长廊同新时代青年碰撞、对话？如何发挥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优势，构建以青年为中心的五四精神传播体系？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 周年之际，深入研究上述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深入揭示新时代发扬五四精神的意义和要求”，“使之成为激励人民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2］重要指示精神的题中之意。

一、文献梳理与研究方法

五四精神是对五四青年所表现出的爱国主义、追求进步、民主科学精神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诠释，它是中国青年以集体行动方式创造出的时代精神和革命文化。五四精神的提炼与最终形成是一个比较漫长的历史过程，五四遗产的形成与五四精神的认同和传播也并非一路坦途。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用五四精神激发广大青年的革命斗志，使五四精神开始在进步青年群体中扎下根来，但社会各界对五四精神的理解和认识存在分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爱国主义旗帜强有力的感召下，广大青年进一步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改革开放的价值追求与五四精神多有吻合，广大青年在深度认同中自觉践行和弘扬五四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激发广大青年创新创造，在继承五四精神的基础上进一步延展、深化其思想内涵，彰显了五四精神的实践价值。

（一）文献综述

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五四精神研究呈现高度集中化的态势，五四论题分布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之中。学界关于五四精神的研究主要聚焦三大领域：一是揭示思想内核。中共中央党校许全兴教授根据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先进分子的言论和行动，探讨了五四精神的思想内核，认为广义的五四精神包括爱国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创造精神和奋斗精神。这五个精神是相互渗透的，其中最基本的是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3］。北京大学欧阳哲生教授指出，五四运动实际上主要由两大思潮催化而成，即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使得它发展并强化了两大观念——革命与民主，形成了与“五四”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大传统——激进主义的革命传统和自由主义的渐进传统［4］。二是阐释政治功能。金民卿、齐卫平等学者认为，五四精神是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资源，奠定了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治学传统和基本形态。三是反思当代境遇。倪邦文、黄志坚、陆士桢、李玉琦等学者围绕五四精神在当代中国的现实境遇及其弘扬路径进行了理论思考，认为五四精神在不同时空场景下呈现出的实践形态各不相同，所承载的时代意蕴和价值内涵也各有差异，这就需要拓展五四精神在当今时代的解释向度，如何将五四精神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衔接，如何同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和青年发展目标相贯通，是亟待回答的问题。

通过文献梳理可知，学界关于青年对五四精神的认同状况以及五四精神青年化传播机制建构等研究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一方面，关于当代中国青年对五四精神认同与传播的研究鲜有涉及，尽管偶有一些实证性成果，但大多停留在现象描述层面，并未触及青年对五四精神认同的内在机理、结构限制、制度建构等核心问题。另一方面，五四精神诞生于一百多年前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十字路口”。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五四精神如何再一次赢得青年、引领青年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二）研究方法

本文以“新时代青年对五四精神的认同及其现状”作为研究对象。“认同”是在承认基础上的信任、服从和发自内心的认可和赞成。认同可以在“主—客体”的二元分析框架中得到解释，强调客体对主体认知体系和价值系统的有机嵌入和融合，主体对客体的充分接纳和高度信任。但仅有“主—客体”二元分析框架还不足以对认同现象作出全面的说明，因为认同的水平和限度是由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社会开放性、民主化、信息化水平等因素都可能成为影响认同度的关键变量。具体而言，社会开放性主要表征社会思想文化观念从一元结构转变为多元样态，在开放环境下，个体价值选择和偏好更具灵活性和自由度，同时受到来自个体在社会共同体中的结构方位、利益诉求、机会成本等因素影响，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可能会加速或者阻滞青年认同的形成。因此本文在“主—客体”二元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引入“社会环境”这一变量，尝试在“环境—行动”的认知场域中描述和分析五四精神在新时代青年中的认同现状、青年评价和结构性矛盾等问题（见图1）。

图1 本文理论阐释框架

本文采用定量描述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课题组在东中西部各抽取2 个省份，每个省份选取高校、国企、民企、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各2 家，每家单位抽取15 人，各抽取样本900 份，有效回收问卷876 份，有效回收率为97.33%。问卷内容由历史认知、价值认同和媒介评价三个板块构成，每个板块分别对应分析框架中的主体维度、客体维度和社会环境维度。本文首先从三个方面对问卷结果进行描述性分析，客观呈现五四精神在青年中的认同结构、总体趋势和群体差异；其次，结合调研数据和经验实事，提取影响五四精神青年认同的关键因素，剖析关键因素背后的复杂机理和结构性矛盾；最后，从政党意识形态功能视角出发，初步提出构建以青年为中心的五四精神社会化传播体系的措施建议。

二、五四精神在新时代青年中的传播现状与认同特征

“认同”是指主体对客体在社会心理上的认可、承认、信赖和肯定，是内在于主体的一种持久而稳定的社会心态。认同必须建立在信息对称基础上，传播是实现认同的前提，“政治传播以政治发展为基础，以传播为着力点生成社会”［5］。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生态伴随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推进而发生深刻变化，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形态在市场体制下孕育生成。在价值观念多元化、思想表达个性化的开放环境中，青年对五四精神的认知特征和阐释方式呈现差异化特点，一方面是由于青年个体在职业分工、角色身份、社会阅历、政治素养等方面的差异性造成的，这进一步强化了青年对五四精神认同水平的非平面化特征。另一方面，互联网、新媒体深度融入中国青年的日常生活，极大改变了中国青年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和交往方式，扩展了五四精神等主流观念在青年中的传播力和覆盖面。构建组织化传播与网络化传播相结合、线上与线下双向联动的传播体系是强化五四精神青年认同的重要基础。

（一）正确的历史观是五四精神青年认同的基础和前提

历史观是世界观在历史领域的集中呈现，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形成什么样的历史观，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最大不同在于，“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6］。青年对五四精神的认同必须建立在对近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转型基础上加以认识，必须将五四运动还原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逻辑中予以把握，正如毛泽东所说：“五四运动准备了大革命，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是产生在‘五四’之后，五四运动又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7］。

当今，在价值观念多元化、传播主体多样化的社会背景下，社会主体对五四精神的理解、阐释和演绎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同时也将面对历史虚无主义等社会思潮对五四精神的“误读”和“曲解”。历史虚无主义借助互联网等媒介传播错误历史知识，致使青年对五四精神的理解和认知形成偏差。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开展四史教育，为青年正确理解和认知五四精神营造了良好政治环境和舆论生态。调研结果显示，有56.4%的受访青年了解1840 年以来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其中男性青年对中国近代历史的了解程度高出女性青年13.6 个百分点。历史认知是由个人兴趣、知识结构、职业分工、社会教化等多重因素共同决定的，其中受教育水平和知识结构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在校学生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知度普遍较高，有66.9%的在校学生对中国近代历史较为了解，其中博士研究生青年的历史认知度最高，专科及以下学历青年对中国近代历史认知度相对较低，仅有24.4%；此外，职业稳定性也是影响历史认知的关键变量，职业越稳定，对历史的了解和认知程度就越高，民营企业青年对历史的了解程度最低，仅有39.0%。

政治认同要以科学的正确的历史观为前提，没有正确的历史认知就不会形成正确的政治判断，五四运动的历史认知是青年认同五四精神的基础条件。由表1 可见，19-23 岁年龄段的青年对中国近代历史最为熟悉，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五四运动的认知度。调研显示，19-23 岁的青年对五四运动的了解程度最高（74.4%）。此外，有71.7%的机关事业单位青年以及66.6%的国有企业青年拥有关于五四运动的知识储备，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具有较高的认知度，这种政治价值倾向与他们所处的政治结构有直接关系，“他们脱胎于政治制度，成长于政治制度，服务于政治制度，他们与政治制度的距离最近，受政治制度的影响最深，是最支持政治制度的青年群体”［8］。

表1 新时代青年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知度

青年对五四运动的认知度与五四精神的认同度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有91.5%的受访青年认为五四精神在当代中国不会过时。然而，在高度认同的背后，还隐藏着青年对五四精神是否还具有时代价值的疑问，有22%的机关事业单位青年对五四精神的时代性、时效性存有质疑。可见加强对五四精神的传播普及仍然是基层共青团组织思想政治引领的重要任务。

（二）对五四精神内在要素的认知存在不平衡性

五四精神的青年认同应当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通过将五四运动还原到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场景和中国民主革命历史逻辑中，强化青年对五四运动历史必然性、道义正当性的理解和认同。二是深入到五四精神的内部结构中，把握五四精神的价值性要素及其排序形式。关于五四精神内在要素的构成，理论界对此有不同的认识，1919 年北京大学学生罗家伦在《“五四”运动精神》一文中将五四精神内在要素概括为牺牲精神、社会裁判精神和民族自决精神，李大钊将其提炼为“爱国”“直接行动”“人类自由”［9］，中国共产党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来概括五四精神。在第二个层面推进五四精神的青年认同，就是要使青年意识到五四精神是由多重价值要素共同构成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以系统性、整体性思维审视和理解五四精神。

五四精神在思想要素上呈现出结构化特征，这为青年对五四精神的价值排序提供了较大的自主空间，青年基于不同的知识结构、认知偏好和思想逻辑，会形成差异化的关于五四精神的阐释体系，对五四精神实质性内容的理解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在五四精神内核的判定上，有93.9%的青年认为爱国是五四精神的内核，分别有80.7%、76.7%、85.66%的青年认为五四精神的内核是进步、民主、科学。可见，“民主”在青年对五四精神的价值排序中处在最末位置，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五四运动在实践形态上表现为青年学生的集体抗争和激进行动，这种激进主义的政治路线在价值层面上以“非民主”的暴力方式展现出来，从而造成一种视觉与观念上的“错觉”，认为学生的抗争行动就是非民主的，这也是少数人主张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进行所谓“重新评价”的理由。因此五四精神传播最为关键的就是讲清楚五四青年的抗争行动与民主价值的内在联系。

尽管青年对五四精神内在要素的价值排序存在认识上的差异，但总体上认为五四精神仍然具有实践引领力和价值引导力，普遍将五四精神视为支撑和推动个体成长发展的精神资源，有66.9%的青年认为五四精神在支持个人成长方面具有积极影响，这在19-23 岁青年中占比最高（见表2、表3）。从职业分布看，有超过70%的在读大学生、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青年认为五四精神对个人成长有积极影响，就职于民营企业的受访青年持上述观点的为45.8%。

表2 不同学历青年对于五四精神时代价值的认知

表3 不同年龄青年对五四精神时代价值的认知

（三）五四精神的传播内容与供给质量存在不平衡性

当前，五四精神传播方式类型多样、品类繁多，极大满足了新时代青年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也面临供给规模与传播质量不平衡的现实问题。一是组织化传播与自发性传播不平衡。党团组织是开展五四精神传播活动的实施主体，79.7%的青年在五四青年节期间参加了所在单位党团组织举办的纪念活动，仅有38.2%的青年会自发组织五四纪念活动，8.5%的青年没有参与过任何单位和个人组织的五四纪念活动，青年个体主动传播五四精神的意愿和动机不强。二是传播效果与青年期待不平衡。有82.7%的学生对五四精神宣传教育活动持肯定性评价，有75.3%、73.2%的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单位的青年对五四精神宣传教育工作印象较好，44.1%的民营企业务工青年认为五四精神宣传教育工作较好；与此同时，青年对改进五四精神宣传教育方法、提升传播针对性和吸引力有着更高期待，认为应当坚持以青年为中心的传播理念（82.0%），综合运用互联网（79.2%）、新闻媒体（76.6%）、文艺作品（64.3%）、学校教育（65.5%）等多种传播媒介，构建多层级、互动式、全链条、青年化的五四精神传播网络和实施体系。三是主动介入与被动响应不平衡。青年既是五四精神的传播主体，也是接受对象。青年对五四精神传播活动的介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参与者的姿态积极融入，另一种是以被动响应者的身份消极对待。有75.4%的青年表示愿意主动自愿参加五四纪念活动，其中阅读书籍、参观展览、观看影视剧作品、阅读网文等是青年较为偏爱的参与方式；另有8.5%的民营企业青年和4.0%的在读大学生将参加五四相关活动作为一项硬性任务，尽管这部分青年所占比例不大，但需要引起党团组织的高度重视，避免“因小失大”。综上可见，互联网依然是五四精神青年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但互联网并不是万能的，要充分发挥共青团的组织优势和政治优势，打造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融合、虚拟与现实相联动的五四精神青年传播体系。

三、青年对五四精神认同差异化的原因分析

新时代青年对五四精神在认识层面上，既存在广泛的共性，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从共性特征上看，五四运动是当代中国青年集体记忆中的共同符号。从差异性特征看，新时代中国青年对五四精神内在的价值要素存在认知差异，不同职业/行业、不同年龄、不同学历/学段青年对五四精神的理解也存在认知差异。

（一）内因分析

造成当代青年对五四精神认同差异的复杂内因主要包括以下4 个方面：一是价值认同与身份焦虑。思想认同本质上就是价值认同，价值认同必须建立在“有用性”基础上。五四运动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作为一个世纪以前的精神符号和思想遗产，五四精神对新时代中国青年的现实性价值和实在性意义如何体现？一些青年认为五四运动是已经过去的历史，是教科书中的文学书写，当代青年已经不是一百多年前的青年，持有这种观点的青年看不到五四精神的现实性，无法理解五四精神的实在性。究其原因，这是“功利主义”“拜物主义”在作祟。二是认知客体的抽象性。五四运动是历史背景极为复杂、过程极为曲折、政治意义极为深远的历史事件，五四精神是对五四运动精神内核的抽象凝练和高度概括。五四运动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五四精神的抽象性，造成一些青年对于“什么是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存在认知盲区，有的把五四运动仅仅理解为5 月4 日当天的运动，有的将自由主义奉为五四运动的传统，借“自由主义论”贬损五四运动爱国进步的传统［10］，这些认知和理解都是不准确的。三是认知主体的层次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活动是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对事物本质与规律的理解和把握，认识的结果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主观反映。随着市场化、网络化、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演进，当代中国青年群体高度分层分化，他们会基于自身价值立场和利益偏好对五四精神予以“选择性”接受。四是认知机制的复杂性。人的认识过程是由主客体、环境、媒介等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系统活动。机制因素在人的认识活动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认知对象传递到认知主体的渠道和中介。当前，课程教学、文艺作品、群众宣传、网络新媒体等成为五四精神传播的主要媒介，这些媒介对五四精神的解读重点不同，解读方式存在差异，解读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参差不齐，这是造成新时代青年对五四精神认知存在差异性的重要因素。

（二）外因分析

五四精神传播与青年认同之间存在某种结构性限制，归根到底，这是社会转型发展的大逻辑与传播实践的技术理性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社会分层与利益分化影响认知取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以公有制为主体、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逐步形成，出现了许多新职业青年，“很多青年人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社区里，在网络空间、虚拟社会里，在农民工群体、个体工商户、网民、‘北漂’‘蚁族’里，尤其是那些自由职业者、网络意见领袖、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演员歌手、流浪艺人等种类繁多的新兴群体”［11］，这些新职业青年会依据自身职业类型和利益偏好对传统社会价值观念进行重新排序，五四精神在新职业青年群体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呈现式微态势。第二，信息化与新媒体技术造成传播内容良莠不齐。传播载体和媒介是价值观念培育和塑造的技术条件，随着现代社会日趋开放化、多元化，价值观念的塑造越来越离不开媒体技术的支持。然而，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和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信息化技术一方面极大改变了人们的传播体验，降低了传播成本，增进了传播的互动性和感染力，同时鱼龙混杂的网络自媒体大肆兜售不良信息，歪曲、娱乐、虚化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行为屡禁不止，增加了青年识别网络信息真实性的难度。第三，价值多元与文化思潮带来观念冲击。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认同何种思想观点，这都是认识主体通过反复比较、仔细斟酌、慎重选择的结果。当代中国文化形态和文化要素丰富多样，特别是伴随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持续拓展，外来思想文化纷至沓来，在内部文化多元发展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作用下，五四精神的传播及其社会化认同面临新的挑战。

四、新时代推进五四精神青年化传播的主要举措

任何一种思想文化传统的传播都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必须借助于一种强有力的外在性力量，激活文化传统的生命基因，赋予思想文化传统以新的时代意蕴。推进新时代五四精神青年化传播要发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技术优势，构建以青年为中心的五四精神传播体系和实施体系，增强五四精神传播的时代性、感染性和青年性。

第一，顶层设计是构建五四精神传播体系的关键。构建基于青年认同的五四精神传播体系是一项关联主体众多、传播网络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党要素在其中具有决定性意义。这是由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构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所决定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五四精神的传播不仅是一个青年工作问题，更是涉及党的意识形态安全的重大政治问题，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政党领导、政府推动、社会参与、群团落实有机结合起来，完善顶层设计方案，制定五四精神传播体系建设的施工图、任务书和时间表。一是把五四精神传播体系建设纳入党委意识形态建设工作议程，党委宣传部门亲自部署推动，研究制定五四精神传播体系建设的总体方案；二是明确五四精神传播体系建设的基本目标、主要任务、工作领域、责任单位、考核评价，形成党委领导、部门统筹、各方联动的工作格局；三是紧扣重大历史节点，把集中性、规模性传播与常态化、日常化宣教结合起来，增强五四精神传播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四是加强工作组织领导，发挥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优势，及时发现和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和实际困难。

第二，构建全过程、全要素的五四精神传播体系。现代传播体系的构建必须发挥媒介力量的技术优势，引入多种媒介技术手段，进行多角度、多层面宣传，向外界展现五四精神的多维面向和丰富内涵。党委宣传部门在五四精神传播体系构建中要扮演指挥者、协调者角色，把五四精神传播体系纳入党委宣传部工作清单，整合党委宣传系统技术资源和人才资源，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形成五四精神传播体系建构的强大合力。文化主管部门要加强政策引导，组织出版五四精神系列图书，组织编研五四运动历史剧目，创作一批反映五四时代中国青年精神风貌、思想动向、革命精神、爱国主义的音乐、舞蹈、绘画、影视剧等作品。各级学校特别是高校要把五四精神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内容，推进五四精神进课堂、进教材、进学生头脑，《思想道德修养与法治》课程要通过讲授五四精神向学生开展爱国主义和理想信念教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要向学生讲授近代中国社会的客观状况以及中国青年运动发生的历史必然性，《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要向学生系统阐述中国共产党的“五四观”、习近平总书记的“青年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向学生阐述资本主义的“两面性”以及中国青年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新闻出版机构要支持创作一批反映五四时代青年、组织、革命者、理论家的图书、画册，支持以五四精神研究为主题的学术出版。鼓励企业特别是互联网企业参与五四精神传播体系建设，根据青年文化消费心理和接受习惯，研发微视频、电子书、微动画、互动页等虚拟网络产品，建立五四文化网络展示馆。

第三，发挥共青团在五四精神传播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共青团要把弘扬和传播五四精神作为主责主业，加强顶层设计和组织领导，完善工作体系和制度机制，增强广大青少年群体对五四精神的认知和认同。一是要加大五四运动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力度，发动共青团工作力量，面向海内外开展五四运动资料搜集和整理工作，制定中国青年运动史料搜集和整理工作方案，推动青运史史料搜集整理制度化、常态化、规范化。二是加强五四运动历史和五四精神研究，团属科研机构要统筹研究资源和研究力量，设置专项课题开展理论研究，团中央年度课题指南应把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研究作为重要选题方向。三是全面推进五四精神进团课、团校、团组织生活会、主题团日，编写出版面向青少年群体的五四读物，少先队要向少先队员和少年儿童讲述五四青年的故事。四是团属媒体、期刊要将新时代中国青年践行五四精神的典型事例作为媒介传播的重要内容。

第四，准确把握五四精神内核，避免五四精神传播形式化。五四精神认同机制建构的尝试与努力，都是建立在对五四精神内核的准确把握之上的，要高度重视五四精神传播中形式化、庸俗化、门面化问题，防止五四精神宣传教育变形走样。其一，五四精神传播主体要原原本本学习中国共产党关于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等重要文献，尤其是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厘清五四精神传播中的主流与支流，构筑准确把握五四精神内核的思想共识。其二，五四精神是全民族的共有的精神财富，推进五四精神的社会化传播应当成为包括共青团组织在内的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多年来，一提起对五四运动的纪念，就会想到共青团组织在5 月4 日这天举办的一些纪念活动。很多地方的五四精神传播教育工作甚至局限于此，这显然是不足的。其三，五四精神的实质是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是丰富的，各相关方要不断创新、优化传播五四精神的路径与方法。与此同时，对五四精神其他构成要素也不能忽视，要充分利用学界最新研究成果，深入挖掘和阐释“民主”“科学”“进步”的新时代内涵。

综上所述，五四精神一经形成，就深深嵌入到中国青年运动的历史进程之中。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社会整体转型孕育了伟大的五四精神，一百多年后的当代中国再次呼唤五四精神。新时代中国青年对五四精神具有高度的认同感，同时也要看到五四精神在新时代青年中还存在一定的认同阻滞和结构限制，唯有构建以青年为中心的五四精神传播体系和工作机制，才能让五四精神跨越历史的长河，融入青年的精神世界，在新时代展现出更为持久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