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玲 邓雨葭

（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福州 350002）

1927 年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的召开，开始了农村根据地建立的新时期。1929 年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进入闽西，把井冈山武装斗争的火种播种到了福建。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辖有宁化、清流、归化（现称明溪）等县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1933 年、1934年东方军两次入闽作战，今三明市域全部被纳入中央苏区范围。作为战略要地的三明，是革命根据地的“东方门户”、中央苏区“扩红补给”的重要供给地之一，在五次反“围剿”中发挥过巨大作用。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三明各区县普遍建立了少共①县委，先后在团福建省委、团江西省委、团闽赣省委的指导下开展青年工作，组织领导青年协助苏维埃政府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动员苏区青年投身革命斗争。三明地区共青团宣传动员工作灵活多样、成效显著，是中央苏区共青团宣传动员工作的缩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以三明地区共青团为考察对象，可为中央苏区共青团宣传动员工作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中央苏区时期三明地区共青团的机构设置与宣传工作的目标任务

共青团机构的设置是中央苏区时期团组织开展宣传动员工作的重要组织保障。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在国民党政府围追堵截的艰难环境下，中国革命从城市转入农村。这一时期，党的主要任务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围绕党的中心任务，1928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五大通过了《教育宣传工作决议案》，明确了宣传动员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必须有最大限度的努力实施广大的工农群众的政治宣传与教育……将我们的纲领与青年工农群众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动员群众为此种要求纲领而奋斗”［1］，积极配合党中央开展宣传动员工作。

1929年，红军进入闽西后在清流、归化、宁化、建宁、泰宁、将乐、泉上、澎湃、沙县、永安等县先后建立了县级革命政权，上述县均属于今三明市所辖范围。为加强对苏区工作的领导，1931年初，中共苏区中央局和少共苏区中央局先后成立，指导各区县建立少共县委。自1931年7月起，清流、归化、宁化先后成立少共县委，隶属共青团福建省委；翌年2 月增设少共宁化中心县委，下辖清流、归化、泉上、澎湃四县少共组织。1932年11月，建宁和泰宁增设少共县委，隶属共青团江西省委；两个月后，在建宁成立少共中心县委，辖建宁、泰宁两县少共组织。1933年5月共青团闽赣省委成立，与共青团福建省委平级；而建宁、宁化少共中心县委分别于1933年5月、1934年5月划归共青团闽赣省委领导，至1934年根据地失守后停止活动。

上述共青团机构设置可分为四级团组织，上至少共苏区中央局、共青团省委，下至少共中心县委、少共县委，得益于这一团机构设置，三明地区共青团工作的领导力大大加强、执行力更加高效。中央苏区时期，各县少共组织结合团的宣传动员工作要求和三明地区的实际情况，协助党和苏维埃政府开展了以团结教育群众为中心，以壮大革命力量、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为目标，以宣传革命形势及党的政策，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开展土地革命、支援前线为主要任务的宣传动员工作。

二、中央苏区时期三明地区共青团宣传动员工作的基本方法

1931年红军攻克建宁，取得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以建宁为中心，建立苏维埃政权，并陆续分兵作战，扩大革命根据地。面对当时扩大红军、补给前线和巩固扩大苏区的迫切需要，三明地区共青团运用多种宣传载体，一方面开展文化教育活动，树立先进典型、发挥榜样作用，迅速提高青年的文化水平和革命觉悟，调动他们参与革命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关心青年需求，做好优待红军工作，赢得他们的支持，消除青年的参军顾虑。中央苏区时期三明地区共青团多管齐下的宣传动员工作，有效地推动了三明地区革命事业的发展。

（一）运用多种载体开展对青年的宣传动员工作

三明地区共青团根据当时普遍存在的青年政治和文化水平低下的状况，采取了文艺活动、标语口号、集会、报刊等宣传方式，动员青年保卫和扩大革命根据地。

1.报刊宣传

出版发行报刊宣传革命思想、培养青年的政治意识。面对严峻的斗争形势，1928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五大作出了“中央机关报必须冲破一切困难继续出版”［2］的指示。三明地区共青团一方面积极发行少共苏区中央局、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以及中共中央儿童局出版的机关报刊，如《青年实话》《少年先锋》《时刻准备着》，还发行《列宁青年》《福建青年》等地方省委出版的报刊，面向青年宣传、介绍红军战斗故事，讨论青年关心的政策、时局等问题，向青年宣传革命思想；面向儿童则通过更为活泼生动、富有趣味性的语言，宣扬各地优秀少先队员和儿童团员的英勇事迹，对少年儿童进行革命教育。另一方面，在建宁等地出版发行《红色闽赣》《红色射手》等报刊，主要刊载闽赣苏区的革命势态、查田运动情况，以及扩大红军、节省开支、支援前线等方面的报道。

三明地区共青团发行的这些报刊，在体现阶级性和革命性的同时，又兼顾青年人的特点，具有深刻的教育、启发和引导意义，深受苏区青年的欢迎。三明地区共青团配合党和苏维埃政府，对这些红色刊物进行宣传并组织青年阅读学习，如泰宁地区共青团就协助党组织创办了夜校读报小组。通过报刊的出版、发行和宣传，三明地区共青团有效地向青年传播了党的先进思想、理论、政策，将苏区青年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使报刊宣传也成为三明地区共青团鼓舞青年群众斗志、为革命积蓄力量的有力手段。

2.标语口号宣传

三明地区共青团围绕党的工作重心，将反军阀、反“围剿”与青年群体迫切需求相联系，使用简短有力、富有感染力的标语口号，营造宣传氛围，引导广大青年工人、贫农坚定救国救民的立场，树立革命必胜的信念，充满斗志地跟随党和红军夺取革命胜利。

在这一时期，三明地区共青团坚定勇敢地站在青年面前，领导青年喊出各式铿锵有力的口号，所到之处都刷写了内涵丰富、语言生动的标语，包括“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保护建宁苏区”等拥护苏区政府、反抗国民党反动武装的口号，以及“要春耕，便要打退敌人”“争回苏维埃给予青年的利益”等符合青年群体迫切需求的口号，支持并配合了党的宣传动员工作。

标语口号密集分布，不仅街角墙头随处可见，就连村里的树上、甚至群众的水缸上也留存了一些红色标语。如永安市小陶镇小陶村留存了许多像“拥护中国共产青年团！拥护共产国际！执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等铿锵有力的标语。

三明地区的标语数量繁多、形式多样，其中大致可分为定义类、列举类、动员类、对抗类、漫画类。如定义类有“红军是工农的武装！”“苏维埃是人民的政府”等；列举类有《共产党十大纲领》等；动员类有“工农群众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劳苦群众起来抗租抗税！”等；对抗类有“打倒卖国的国民党！”“消灭大刀会”等；漫画类有《国民党的卖国罪状》等。这些标语语言朴实、简洁有力、朗朗上口，漫画生动有趣，革命性强，深深地影响了三明苏区的青年。

3.集会宣传

通过召开集会，营造革命氛围、调动青年的积极性。中央苏区时期各省共青团（少共）组织特别重视利用集会，主动向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有效调动了青年群众革命的积极性与参与度。1930年《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的工作方针中就明确指出，对于全团同志都要到群众中做宣传动员，不仅要由优秀团员讲演，而且要尽量鼓励当地群众积极参与演说，这样开集会才更有效果，集会办得越大，讲演越精彩，群众的政治水平就越高，反之则会令群众生厌。在中央苏区时期，共青团福建省委发布过多个纪念活动的通告，如纪念“李列”、纪念“九一八”、纪念“四·九”扩大赤色工会运动的工作等。三明各地少共县委也根据上级精神，结合纪念节日开展群众性集会活动。比如宁化苏区共青团在各区乡组织晚会，发动广大群众热烈欢送与慰劳红军，并鼓乐喧天地高呼动员性的口号。这些群众集会吸引了青年的广泛参与，极大地提高了宣传的效果。

在中央苏区时期，三明地区共青团还广泛开展体育运动和军事操练、比赛。《青年实话》在1933 年4 月9 日就发出过“组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赤色体育会”［3］的倡议。当时三明苏区各县都建有体育场，在三明苏区共青团的帮助下，很多学校和俱乐部都组建了体育运动队，并开展各类运动会。1933 年5 月，宁化举行声势浩大的“五一”全县模范少先队总检阅仪式。1933 年11 月7 日，少先队闽赣省总队部在建宁县南门操场举行了盛大的建黎泰三县少先队体育运动会。清流苏区共青团还配合红军部队，组织儿童团进行军事操练、比赛，为优胜者颁发“儿童军事操练奖旗”。三明地区共青团通过组织青年开展赤色体育运动以及声势浩大的检阅、军事比赛等武装示威活动，有效凝聚了青年，提高了他们的身体素质；通过宣传表彰其中的先进典型，激发了青年的竞争激情，进一步提高了青年积极参加红军的积极性。

4.文艺宣传

借助文艺作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动员青年群众。针对青年人活跃好动、容易对新鲜事物产生兴趣的特点，三明地区共青团协助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宣传队，组建了俱乐部、剧团、娱乐社等文艺组织，将当地民谣与党和红军的政策、与时局形势相结合，与革命精神相融合，改编、演绎、传唱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各种文艺作品，开展了独具时代和地域特色、生动活泼的红色歌谣传唱、话剧演出等文艺活动，以达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动员青年群众的目的。据记载，三明地区当时流行的文艺节目有京戏《打渔杀家》《苏三起解》，歌剧《送郎当红军》，活报剧《活捉蒋介石》《打日寇》等，流行歌曲有《暴动歌》《当兵就要当红军》《送郎当红军》《少年先锋队歌》《共产儿童团歌》《慰劳红军》《红军打沙县》《提早春耕》等。宁化少共县委在宁化城关俱乐部，组织团员青年开展演话剧、唱红歌等多种文艺活动，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这些文艺剧目和歌曲价值导向明确，阶级立场鲜明，唤起了青年参加革命的热情、鼓舞了他们的革命斗志，充实了他们的精神文化世界，是一种很有效的宣传动员形式。

（二）积极开展文化教育活动

三明地区地处相对偏僻闭塞的山区，经济水平低下，人民受教育水平极度落后、思想封建，限制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各项工作的开展。为了尽快地破除各种封建迷信的思想，提高苏区青年的知识文化水平，共青团通过帮助党和苏维埃政府建立列宁小学、识字班等，促进了苏区教育事业的发展。《红色中华》上刊载了少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凯丰的文章，强调共青团必须帮助教育部去发展列宁小学，开展识字扫盲运动。1933年8月30日，少共中央局与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召开联席会议，并发布《关于目前教育工作的任务与团对教育部工作的协助的决议》，指出“对于教育部的协助运动必须是全团的事情……团应当成为一切俱乐部、列宁室、识字班的协助者”，并发出了“不让一个团员是文盲，也没有一个少先队员是文盲，每个团员负责消灭一个文盲”的号召［4］。

三明地区共青团一方面对儿童开展学校教育，积极落实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少共苏区中央局的部署，帮助域内各级苏维埃政府兴办列宁小学，对苏区儿童实行义务教育。三明地区共青团在列宁小学设有团支部、少先队部、儿童部，帮助学校组织学生开展社会活动，如组织宣传队，帮助红军送信，参加站岗放哨、慰劳红军等活动。少共宁化县委还发动团员从自身做起，帮助弟弟、妹妹到学校读书，向思想上想不通的家长做宣传解释工作。对暂时无法成立学校的地方，共青团员还通过举办读书班等方式帮助儿童识字读书。

团组织还面向社会开展扫盲运动、破除封建迷信。在发展学校教育的同时，三明地区共青团还帮助各级苏维埃政府推行社会教育，广泛开展扫盲识字运动。建宁苏区开展“群众性互教自学”，采用团中央《青年课本》等教材，推行社会教育。宁化县组建了俱乐部、午读班、夜读班、妇女下午班、识字组，还制作识字牌，开展送字上门等多种形式的识字运动。宁化共青团则组织团员开展唱歌、读报、讲演、文艺等多种文化活动和识字教育，教唱革命歌曲，宣传时局政策、讲授革命理论。三明地区共青团还设立了青妇部，在青年中广泛宣传倡导男女平等、婚嫁自由等科学进步的新观念，贯彻苏区《婚姻条例》，带领青年妇女开展争取解放的斗争，把妇女从饱受旧礼教束缚和压迫的苦难境况中解救出来。在进步女团员的带领下，三明地区的青年妇女烧掉裹脚布，破除缠足陋习，积极加入革命的队伍。面对偏僻山区固有的“妇女犁田会遭雷公打”的封建迷信说法，共青团号召女团员带头下田劳动，还成立生产教育委员会，发动团员示范犁田，宣传妇女在生产战线上的风采，破除迷信，解除了封建社会对青年女性劳动力的束缚，为妇女争取政治和经济地位。

（三）组织青年参加革命活动

三明地区共青团组织青年积极参加土地革命运动。土地革命前，三明地区农村地主阶级占有绝大部分的土地，广大农民穷困潦倒，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后，面对根据地青年群体亟待解决的各种现实问题，三明地区共青团领导少先队、儿童团，积极宣传党的土地政策，发动广大青年参与到土地革命运动中，一方面团结广大青年在农村开展没收土豪财产、破仓分谷、筹款筹粮等工作；另一方面组织青年帮助苏维埃政府分发粮食和衣物，焚烧田契，开展土地分配运动，协助苏维埃政府解决广大贫困农民的土地问题。泰宁县少共组织共组建了7个连的模范少先队，参与打土豪、筹款等工作，创下赫赫战绩。例如，击溃泰宁县最大的地主武装三靖团，并打土豪几十户、筹集款项数百元大洋。

三明地区共青团领导少先队、儿童团，团结各区县的工会、农会等群众团体，带领青年参加争取青年权利的革命活动。他们强有力地组织青年工人开展反对压迫、争取权益的斗争。如1934年泰宁少共县委组织城区青年徒工开展了“年关斗争”并取得胜利，在庆祝斗争胜利大会上，全体青年徒工一致报名加入了少共组织［5］。

三明地区共青团还领导少先队和儿童团开展经济动员工作，并由团员带头节约伙食、募集资金，动员广大青年节省粮食，筹措粮食、经费补给前线，为红军提供了粮源和财源支持。在经济节省运动中，建黎泰模范少先师主动提出不要本息退还公债的主张，并节约伙食，以充实军费。宁化县少共组织积极响应捐献“少共国际号”飞机的号召，共募捐大洋3610元。宁化县儿童团员也把平时买糖果的每一文钱积蓄下来，先后开展募捐购买“红色儿童号”飞机活动以及募捐“闽赣平射炮”的活动，带头响应党团组织的号召。

（四）开展拥军优属工作

随着革命战争不断向前发展，大批苏区青年参加了红军，面对前线冲锋和后方保障的双重需要，做好拥护、慰劳红军以及优待红军家属工作显得更为重要，成为苏维埃政府一项重点工作内容。

拥护红军、慰劳红军是保证前方士兵安心杀敌的重要工作。为了使红军战士安心在前线英勇杀敌、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也为了吸引更多青年参加红军、进一步壮大革命力量，三明地区共青团积极慰劳红军。《红色中华》这样记载：将乐在慰劳红军方面“非常热烈”，“能自动捐钱买六个猪子……自动挑了二十多担小菜来慰劳红军，在半小时以内集中了群众三百余在路上欢迎红军”［6］。宁化淮土、禾口等区将各种慰劳品“鼓乐喧天的高呼鼓动性的口号送到宁化县来”［7］，还募捐了钱款慰劳新战士。在三明地区共青团的领导下，三明地区的儿童团也经常组织开展慰劳红军的工作，泰宁县儿童团开展了给红军送饭送水的活动，还组织了慰问队，前往红军医院给伤病员唱歌听。

优待红军家属的工作也为前线战士提供了坚强后盾。少共中央局发出“共产青年团礼拜六”的倡议，每逢星期六或节假日，许多团员、青年都会主动上门，帮助红军家属耕田、做家务，有效化解了红军战士的后顾之忧。宁化县禾口、石壁等区乡能达到每家“十个工以上”［8］。据《红色中华》记载，建宁安仁乡有红军因担心家人“开小差”回家，三明地区共青团积极开展归队运动，发动青年去“开小差”的同志家里做思想工作，解决其家庭困难，“使他看到优待红军的家属条例切实执行”［9］，积极鼓动其回归部队。

此外，三明地区共青团带领团员积极响应中央苏区提出的“多种一颗菜，多打一升豆、一斗粮，支援红军，使红军吃饱饭，打胜仗”的号召，组织青少年加紧粮食的生产和收种，保障红军及红军家属的温饱问题。

三、三明地区共青团宣传动员工作的经验

中央苏区时期，三明地区共青团的宣传动员工作卓有成效。其团组织架构四级层次的严谨、职能的明晰、政治定位的明确，为宣传动员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其动员目标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关注青年话题与实际利益，找准了教育这个宣传动员的关键抓手；其宣传动员方式灵活多样、不留空白、适应苏区青年，大大提高了动员的实效，使党在苏区的扩大红军、推动经济发展、开展文化教育等工作得以快速推进。据不完全统计，中央苏区时期三明有3.9万人参加红军，1.1万人参加长征，其中多数是青年，而随红军主力部队到达陕北的只有76人。仅宁化县就筹粮950多万斤、钱款近54万元、2万多人次的担架队和运输队支援前线，被誉为“中央苏区乌克兰”。这一时期，三明地区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赢得了“红旗不倒”的赞誉，应该说共青团的宣传动员功不可没。三明地区共青团这些宝贵经验，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全面地理解那一段历史，更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真正内涵。

（一）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宣传动员工作

中央苏区时期，三明地区共青团在宣传党的政策和革命形势、动员群众参加红军、扩大生产、支援前线等方面行之有效的宣传动员工作，其做法在整个苏区都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究其经验主要是因为明确了作为党的助手的政治定位。从团的组织建构，到宣传动员工作的部署，都是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进行。

其一，围绕党发展和壮大革命武装的需要，开展扩大红军的宣传动员工作。1933年，在党中央“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团中央建立“少共国际师”的号召及闽赣省组建红七军团的指示下，三明地区共青团协助地方苏维埃政府积极开展“扩红突击运动”。采用了动员青年群众自愿报名加入红军以及动员地方武装、团支部集体加入红军两种方式进行扩大红军的宣传和动员工作，并取得显著成效。至1934年夏，建宁苏区共青团在“扩红突击运动”中总共动员了1000余团员和青年群众加入“少共国际师”，建宁县的杨林、双溪、上龚家、安寅等10个乡成为了创建“少共国际师”的模范乡。宁化县淮阳、禾口两区被授予“我们的模范区”金字光荣匾，宁化苏区共青团组织的工作成效被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称赞：“在群众中起了很大领导作用”［10］，并被作为模范典型推广，上杭的才溪等地还派了100多名代表专程前往宁化学习扩大红军的经验。

其二，围绕党巩固苏维埃政权、保障红军供给、打破经济封锁的需要，开展生产动员工作。中央苏区时期，三明地区各县90%的经济来源于农业生产，为发展苏区经济，三明地区共青团协助地方苏维埃政府开展生产动员。三明地区共青团组织耕田队，开展技术互学，并发动青年妇女参加生产。1934年6月，中央发出《为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各级党部及苏维埃的信》，三明地区共青团立即开展动员，宁化县共青团还组织了儿童山歌队，宣传借谷运动，调动大家“收谷集粮”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宁化、归化、泉上、澎湃、建宁、泰宁六县就完成了中央分配给闽赣省的总任务量。宁化县在1934年中央秋收“借谷60万担”动员中，筹集10万多担粮食支援红军，为前线提供强大物力支援。

其三，围绕党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需要，开展宣传动员工作。三明地区共青团协助地方苏维埃政府兴办列宁小学和扫盲识字班，动员儿童、青年、妇女学文化，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仅宁化一地就办了200多所列宁小学。宁化淮阳区淮阳乡的第一所列宁小学办得尤其出色，学校除了安排课程学习之外，还在团支部的帮助下组织学生结合俱乐部活动开展讨论、演讲、读报等活动，组织学生每周帮助红军家属，被《红色中华》冠以“模范学校”称谓，上杭的才溪、洪田等地还派代表前来参观学习。

中央苏区时期，三明地区共青团坚持以中央苏区党的中心任务为宣传动员工作的总纲，围绕巩固苏维埃政权、壮大革命队伍、发展苏区经济、保障红军供给等深入开展工作，做到“党有号召，团有行动”。

（二）团组织架构严谨、宣传动员方式灵活

组建架构完整、层级合理的共青团组织，是有序落实宣传动员工作目标任务的机构保障。三明地区共青团创造性地设置了网络化组织体系，纵向上，形成了由“少共苏区中央局—共青团省委—少共县委—区/乡团支部”组成的“三角形”组织框架，实现了团的最高指令由上至下逐级传达到基层组织，上下任务统一、目标明确；横向上，各级团委均设有宣传部门，区/乡团支部中也有宣传干事，保证了团的组织领导力和顶层设计的执行力，促进各项任务高效、顺利地完成。网格化结构保证了三明地区共青团各级组织活跃在广大苏区青年群体中开展宣传动员工作，大大增加了团在青年中的覆盖面。

在宣传动员工作中，针对性与灵活性兼具的工作方式是关键。针对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针对三明地区青年的活跃开放、思想观念不固化，但文化水平低、穷困潦倒等特点，制定相应的宣传动员策略，如在青年红军中，用树立先进典型的方法，发挥榜样示范的力量；对于青年工农，则密切关注他们的实际利益；尤其在面对文化水平不高的青年及儿童时，则以各种通俗有趣、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宣传动员工作。二是针对时局变化确定不同的宣传内容。如围绕土地革命、反围剿、扩容红军队伍、保证苏区生产建设等主题，广泛运用标语口号、革命歌曲、各类集会、报刊故事等方式宣传动员。方式的灵活性完全适应于对象和内容的针对性，提高了宣传动员工作在时间、空间、覆盖对象上的广度和深度，有效地激发了青年的革命热情。

（三）在宣传动员中注重提高青年的思想觉悟

三明地区共青团在开展宣传动员中，注重青年革命思想的形成规律，不仅关照青年切身生活需要，还通过开展识字活动、政策教育、革命理想教育，逐步提高青年的文化水平和阶级觉悟，激发青年革命的内生动力，坚定青年革命意志。

扫盲教育为宣传动员工作奠定了文化基础。三明地区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前，学校中基本只有富家子弟的身影，贫苦青年根本上不起学。据县志记载，泰宁县广大农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没有文化的睁眼瞎”［11］，归化县的文盲占总人口的90%以上，三明地区其余各县的情况大致相同。三明地区共青团协助苏维埃政府的扫盲运动中，归化县扫盲率达到80%以上［12］，大大提高了青年的文化水平，为青年阅读红色报刊、理解革命道理、提高政治认识奠定了重要基础。

为了拥有土地、为了有饭吃有衣穿，青年站到了革命的一边，这是朴素的生存需求驱动，但是，面对残酷的斗争环境，红军队伍中年龄较小的“红小鬼”难免出现“开小差”现象。三明地区共青团宣传动员成功的经验在于，把政治教育融入到对整个青年的文化教育中，让广大青年明白为什么要捍卫苏维埃政权、为什么参加革命、为什么加入红军，只有推翻了旧制度，才能从根本上翻身做主人。苏区青年能前赴后继投身革命，充分体现了三明地区共青团宣传动员的成效。

（四）在宣传动员中关注青年的现实需要

高度重视青年的现实需要是共青团宣传动员工作的一条很重要的经验。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3］，宣传动员工作也应当着眼于满足青年的现实需要、解决青年的实际问题。三明地区共青团始终以党的宗旨为宗旨，坚持把青年利益放在心上，赢得了广大青年的支持，成功动员青年听党话、跟党走，参加革命。

首先，三明地区共青团紧紧抓住青年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长期以来，在三明农村，地主阶级占有绝大部分土地，广大贫苦农民日复一日辛苦劳作，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宁化三件宝，地瓜当饭饱，蓑衣当被盖，火笼当棉袄”等民谣，就是当时三明地区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土地是青年农民生活的命脉，三明地区共青团深入青年，积极宣传党的土地政策，带领他们打土豪、分田地。祖祖辈辈受尽压迫和剥削的广大青年农民真正得到了实惠，成为耕者有其田的农民，他们真切体会到党、团、红军、苏维埃政府才能真正代表贫苦大众的利益，跟党走、闹革命是他们不二的选择。比如建宁县半源乡解决了土地问题之后，支前运动得以广泛发动起来，“土地税、收买粮食、推销经济建设公债等任务全部完成”［14］；宁化禾口区开展查田运动后，“十天内扩大红军三百二十余名”［15］；泰宁县的农民在遭受了刚分到的土地“被地主豪绅倒算回去”［16］的伤害之后，就更加深刻认识到自己的命运和革命事业是牢牢联系在一起的，“首先就表现在群众积极起来配合与帮助消灭刀团匪的斗争”［17］。

其次，三明地区共青团彻底改变了青年的社会地位，从根本上解放了青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妇女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流传在建黎泰一带的《妇女解放歌》就生动描述了当时妇女的苦难情况：“清早起来做到日落西，累死累活有谁知？”红军在三明建立革命根据地后，共青团积极宣传男女平等思想，带领青年妇女广泛开展废止童养媳和蓄奴养婢、禁缠足、剪发髻、争取婚姻自主的斗争，彻底改变了她们被压迫、被买卖、被奴役的命运，保障了青年妇女的人身权利。三明地区的青年还在政治上获得了参与权，三明地区共青团积极促成青年参加苏维埃选举、鼓励他们在苏区政府工作。

最后，用制度政策消解青年参加革命的后顾之忧。三明地区的青年大多是家中的壮劳力，面对共青团“扩红”的形势，他们最担忧的是家人的生活以及红军撤离后家人会遭到报复。三明地区共青团成功动员的经验是，大力宣传、积极落实党和苏维埃政府《关于优待红军家属的决定》《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红军抚恤条例》等政策，扎实开展为红军家属耕田工作。制度的制定和落实，让青年解除了担忧，青年看到“有人优待他的家属，又有人欢迎和欢送他，还有很多群众慰劳他”，自然更积极地响应三明地区共青团扩大红军的动员，“异常自觉自动报名当红军”［18］。同时，保障生产、支援红军工作的有效推进，也为前线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中央苏区时期，共青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积极开展宣传动员，团结青年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苏维埃政权、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应该说，这一时期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创建发展过程中是个重要阶段。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一百周年之际，系统梳理三明地区共青团在中央苏区时期开展宣传动员工作的历史，深入分析其在整个中央苏区时期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总结其在助推中国革命事业发展中的成功经验，不仅有助于总结深化共青团百年历史经验，而且对新时代继续发挥共青团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