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亮华 杨 杰

（1 江西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共青城 332020；2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商学院，桂林 541004）

1 问题提出

创业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风险性和挑战性，因而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难免会遭遇各种挫折和困难（王学军， 王春国， 2020）。面对这些挫折和困难，不同创业者的情绪表现和行为反应存在巨大差异。 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在创业低谷时也曾崩溃，但仍然坚决而富有激情， 坚持创业才有了如今的商业帝国。而我国80 后创业者茅侃侃在历经三次创业失败后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创业生涯和年轻的生命。研究表明，通常那些能够克服逆境或失败、 坚持不懈追寻创业目标的企业家更有可能达到他们追求的成就或成功 （谢雅萍等， 2016； 张秀娥， 2018），因此，逆境后的创业坚持现象值得被高度关注。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创业坚持决策和行为进行了初步探索， 发现宏观环境层面如宏观经济危机 （Davidsson ＆ Gordon， 2015）、组织层面如企业经营领域的变化 （Chen et al.，2018）、 个人层面如创业者的乐观主义特质（Adomako et al.， 2016）、期望（吕斐斐 等， 2017）和心理所有权（Zhu et al.，2018）等因素均会影响创业坚持。然而，这些研究更侧重于探索某个特定因素与创业坚持之间的关系， 将这些因素整合起来探索创业坚持影响机制的研究相对不足，有待进一步加强。

情绪是有机体内部心理的重要方面， 对个体的创业意向、 创业决策乃至整个创业过程均会产生重要 影 响 （Brundin ＆ Gustafsson， 2013； Delgado Garcia et al.， 2015； Hayton ＆ Cholakova， 2012；Hayton ＆ Cholakova， 2012）。 遭遇特定的逆境事件后， 创业者的情感或情绪等深层心理因素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Morris et al.，2012），并影响他们后续的创业决策和行为倾向。正因如此，压力情境下的情绪状态及水平对创业决策和行为的影响机制也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有学者提出，创业压力会通过激情、抑郁等情绪影响创业退出意愿（王学军，王春国， 2020； Pollack et al.， 2012）。 甚至，创业失败会诱发较高水平的羞愧进而降低创业者的再创业意向（张雅薇， 2017）。 这些研究均聚焦于压力事件后某种特定的积极情绪或消极情绪对创业行为意向的影响， 对于压力或逆境事件后创业者整体积极情绪或消极情绪水平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相对稀缺。实际上，创业者承受了一定的压力后会同时体验各种各样、 程度不一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 （李宁等， 2017），那么，面对不同水平的创业逆境，创业者的情绪水平如何、 这些情绪又会如何影响其创业坚持倾向等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另外，纵观国内外大量成功创业案例，本文认为创业韧性可能是创业逆境影响创业坚持的重要边界条件。创业韧性是创业者个体所拥有的、在面对创业逆境或干扰时能否有效应对和积极调适的能力 （龚亮华 等， 2019）。 高创业韧性能够促进以情绪为中心的应对， 对逆境或失败后的情绪恢复具有关键作用（宋国学， 2018），因而能够帮助创业者快速有效地从逆境或失败的创业经历中恢复。 高创业韧性还能促进创业者自我效能感和认知能力等的提升 （宋国学， 2019），对其创业决策和创业绩效也具有积极意义。因而本文推测，创业韧性对维持逆境事件后的积极情绪、 降低消极情绪水平并促进创业坚持具有重要作用。

鉴于此，本研究将基于认知评价理论，从情绪视角探索创业逆境对创业坚持的作用机制及边界条件，主要解决以下三个核心问题：（1）探讨创业逆境对创业坚持的影响；（2）检验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在创业逆境和创业坚持之间的中介作用；（3）探索创业韧性的调节效应。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2.1 创业逆境与创业坚持

创业逆境是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所遭受程度不一或连续的挫折，从而使其风险企业的产品销量、客户数量、与供应商的关系等陷入困难的一种境况（龚亮华， 杨杰， 2021），这种境况可能来源于企业内外经营环境中实际存在的不利条件 （Zahra et al.，1998）。 在不同的创业阶段，创业逆境也可表现为创建受阻、运营障碍、经营亏损和破产关闭。 创业坚持是创业者无视不利条件、逆境或其他诱人的选择，以创业成功为目标导向， 积极持续追寻创业机会的决策或行为倾向（Seo et al.， 2004； Holland ＆ Shepherd， 2013）。 在概念内涵上，逆境是创业坚持的前提条件之一， 因而不同水平的创业逆境会影响创业者的坚持行为。 这是因为，一方面，当逆境水平较低时，创业者可能认为，以其自身的能力、知识和努力来建立和经营一家业绩良好的企业是可行的。而且，较低的逆境水平也可能使创业者更加期望在未来会出现自己追求的结果（如持续且高于预期的绩效、企业目标的实现等）。 因此，由低逆境所感知到的高可行性与合意性能够激励创业者继续当前行为（Gatewood et al.， 2002），从而增强创业坚持倾向。 另一方面，低逆境水平还易让创业者产生满足感，在这种情况下，很少有人会重新评估当前创业机会或过程，也不会投入太多精力来关注或认真考虑其他机会。因此，即使替代机会可能比当前的企业更有前景，创业者也很有可能在低逆境的情况下坚持当前的企业。 相反，在面对高逆境时，创业者则易产生不满足感（Locke， 1997）。这种不满足感会促使其认真思考替代方案的可能性和可取性， 从而提高其调整策略或改变行为的概率， 坚持当前机会或行为的倾向则会降低。

已有研究探索并支持了创业逆境与创业坚持的反向关系。 Davidsson 和 Gordon（2015）曾提出，宏观经济危机的爆发， 使新生创业者很可能选择脱离（disengagement）来应对危机。如果危机很严重，使创始人对当前机会的信心低于某个临界阈值， 脱离反应更可能出现。 与此相对应，Bradley 等人（2011）也发现，在应对金融危机时，老牌独立企业的退出倾向增加了62%。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创业逆境对创业坚持具有负向预测作用。

2.2 积极情绪的中介作用

认知评价理论（cognitive appraisal theory）是认知心理学领域的关于情绪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 该理论提出， 每一种情绪都源于人和环境之间关系的不同“情节”或“故事”，情绪的产生实际上是环境或资源约束与个人的目标层次和信念相互作用的结果（Lazarus， 1991， 1993）。 这意味着，环境“压力源”只是情绪产生的条件之一， 动机和目标也是情绪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即情绪的效价取决于个体对其遭遇是否有利于目标实现的评价， 如果这种评价是积极的，则会产生积极情绪；反之，则会带来消极情绪。 个体对环境刺激的认知评价包括初评价和再评价。 初评价主要是个体对其与环境之间的利害关系进行短期评价，评价结果的性质决定了其情绪属性。也就是说，当刺激被评价为具有保护意义时，则表征为愉悦、舒畅、安宁等积极情绪；当刺激被评价为一种威胁或挑战时，则表征为焦虑、惊吓、恐惧等消极情绪。再评价主要涉及个体能否控制刺激事件，以及对刺激事件控制的程度， 这个评价结果也会影响个体情绪的发展变化。

企业家在遭遇逆境事件后也会对输入的环境信息进行评价。当面对的逆境水平越低时，企业家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难度不大的挑战或机遇， 从而激发其实现创业目标的雄心与抱负， 对企业未来前景也会更加乐观地期待， 因而表现出相对较高水平的积极情绪。即使面对暂时的业绩不佳，只要他们认为自己有信心、有能力去克服，也会体验到较高的积极情绪。 对此，有学者提出，创业者在面对不确定性的创业环境时，会产生警觉、挑战、希望和自信等积极情 绪 （Brundin ＆ Gustafsson， 2013； Gaglio ＆Katz， 2001）。挑战性的工作环境（低逆境）会让高成就需要者（如创业者）变得更兴奋，从而在达到目标后获得极大的满足感（Mcclelland，1961）。相反，有的创业者在经历高水平逆境如创业失败后， 会表现出较低的积极情绪（如轻松、感激、自豪等）（Byrne ＆Shepherd， 2015）。

不同水平的创业逆境通过诱发创业者高低不一的积极情绪进而影响其创业坚持倾向。 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情绪的性质不同，个体的行为倾向也有所差异。个体在积极情绪状态下更倾向于趋近，在消极情绪状态下更倾向于回避（Krause， 2004）。所以，在逆境水平较低的情况下， 创业者的高积极情绪会促使其继续坚持；反之，由高逆境诱发的低积极情绪会削弱创业者的坚持倾向。另一方面，在逆境水平越低时，创业者的积极情绪水平越高，越容易提取与该情感状态效价一致的“美好”知觉与记忆，从而对当前机会（企业）的创业环境和成功前景做出乐观积极的评价（Baron ＆ Tang， 2011），进而越可能坚持下去。作为一种强烈的正向情绪，高积极情绪能够为创业者对特定人、 事、 物的反应和推理提供积极信号（Baron， 2006）， 从而造成过度自信和认知偏差，降低其风险感知，进而使其更愿意积极投入创业，长期坚持。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创业逆境通过负向影响创业者的积极情绪水平进而影响其创业坚持倾向。

2.3 消极情绪的中介作用

当逆境水平越高，尤其是遭遇重大逆境事件时，如果创业者认为它将严重威胁创业目标的实现或导致创业失败，进而使他们随时面临身份、地位、财富及家人幸福的重大损失， 则越可能体验到较高水平的消极情绪。在再评价中，如果他们还认为自己缺乏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去应付或重新开始， 那么较高的消极情绪会一直持续。有研究提出，自我雇佣的个体在面对业务急剧放缓、声誉威胁、背叛和不合理的顾客等压力事件时，由于其收入或工作、地位及社会关系受到威胁而导致忧虑／焦虑、沮丧、愤怒和悲伤／抑郁等情绪（Schonfeld ＆ Mazzola， 2015）。 基于对环境威胁性和应对逆境及其相关压力所需资源的考虑，企业家经营环境中的高逆境（例如，自然灾害、暴力、歧视、基础设施缺陷或内部冲突）也会导致其产生无力感、恐惧感和无助感（Renko et al.， 2016）。创业失败还会使创业者产生较高水平的悲伤、噩梦、痛苦、挣扎等消极情绪（Shepherd， 2003； Singh et al.， 2013）。反之，当逆境水平越低时，创业者体验的消极情绪水平会越低。

创业逆境还会通过诱发创业者的消极情绪进而影响其创业坚持倾向。 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高水平的逆境不利于创业目标的实现， 因而高逆境对创业者而言更多的是一种阻碍性压力， 这种压力更容易诱发高消极情绪， 进而带来离职和回避行为（Cavanaugh et al.， 2000； Krause， 2004）。 对 此 ，Shepherd 和 Haynie（2011）提供了支持。 他们认为创业者在遭遇高创业逆境如创业失败后会体验较高的消极情绪，从而负面影响其失败后的反思和学习，并降低他们的再创业意向。另一方面，消极情绪水平越高时，由于深受消极情绪的困扰，创业者对自身能够解决当前问题的信心越不足， 因而对当前机会的前景和再创业的成功预期会越悲观， 其坚持创业的倾向会越低。 反之，低逆境情况下，创业者的消极情绪水平越低，其离开或放弃的倾向则越低。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创业逆境通过正向影响创业者的消极情绪水平进而影响其创业坚持倾向。

2.4 创业韧性的调节作用

创业韧性是一种在遭遇逆境和未预期到的结果时， 克服巨大的创业挑战并得到恢复或反弹的能力（Awotoye ＆ Singh， 2017）。 这种能力包含顽强、睿智、乐观等内涵特质（Ayala ＆ Manzano， 2014），因此在任何情境下， 韧性对于追求创业成功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在具有压力性的情境下。

一方面，遭遇高水平的创业逆境后，创业者的积极情绪水平虽然较低， 但高创业韧性者由于具备顽强的毅力和乐观的精神，因而不会轻言放弃。 对此，有学者提出，有韧性的创业者面对挫折甚至失败时，仍能保持乐观向上的态度 （Baron ＆ Markman，2000； Markman et al.， 2005）， 从而采取积极行动来解决问题。 而那些缺乏韧性的人在遭遇高水平的创业逆境后， 可能由于对自我和创业成功的消极评价和预期而陷入低积极情绪状态中， 并最终选择中途退出。因此，本研究认为，在高逆境条件下，高创业韧性会缓释积极情绪对创业坚持的正向作用。 不仅如此， 高创业韧性还能激发逆境条件下的积极情绪反应， 进而弱化积极情绪在创业逆境和创业坚持之间的中介作用。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a： 创业韧性调节积极情绪与创业坚持之间的正向关系；

H4b： 创业韧性通过调节积极情绪对创业坚持的正向关系， 进而影响积极情绪在创业逆境和创业坚持间的中介效应。

另一方面， 尽管高逆境或失败诱发了较高水平的消极情绪， 高心理韧性会促使创业者采取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方式， 从而更好地调整并控制情绪（Santos et al.， 2014； Duchek， 2018）。 因此，高韧性的创业者能更好地应对周围的风险情境， 从而在逆境中继续行动，而不是在恐惧（消极情绪）后退缩（Folkman ＆ Moskowits， 2000）。 乐观积极的态度还能使高韧性的创业者更容易感知到高逆境可能存在的积极面， 从而使其在高水平的消极情绪状态下仍然坚持创业。对此，有学者通过对创业失败者的访谈研究发现，高创业韧性有利于改变创业者的心态，使其在创业失败后也能够抵御消极情绪的负面影响，重整资源东山再起（Corner et al.， 2017）。 反之，低韧性的创业者由于深陷高逆境或创业失败所带来的消极情绪困扰，无法得到恢复而选择放弃。 由此，本研究认为， 高创业韧性不仅会缓释消极情绪与创业坚持的负向关系， 而且会调节消极情绪在创业逆境和创业坚持之间的中介效应。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a： 创业韧性调节消极情绪与创业坚持之间的负向关系；

H5b： 创业韧性通过调节消极情绪对创业坚持的负向关系， 进而影响消极情绪在创业逆境和创业坚持间的中介效应。

图1 概念模型图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结合便利抽样法和滚雪球抽样法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创业者被试，问卷收发通过问卷星平台进行。由于本文关注逆境后创业者的情绪状态及其行为效应，因此借鉴占小军（2015）的方法，数据收集分两次进行，先后测量创业逆境及创业者随后的情绪状态、创业坚持倾向及创业韧性。 经匹配和剔除无效问卷后最终获得270 名创业者的有效数据。其中，男性创业者210 人，女性创业者60 人；多数创业者年龄在20 到39 岁之间，且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有过工作经历（详见表1）。

表1 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表（N＝270）

3.2 研究工具

3.2.1 创业坚持量表

采用Sabiu 等人（2017）使用的创业坚持量表来测量创业者遭遇困难、挫折或失败后的行为倾向，共4 个题项。 代表性题项包括“我获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不轻易放弃”“当做事遇到困难时， 没找到解决办法我就决不罢休”等。量表采用李克特7 点计分法，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示创业者的坚持倾向越强。

3.2.2 创业逆境量表

采用 Roberts 和 Grover（2012）提出的经济逆境量表来测量创业者在过去6 个月所经历的一些情况， 共5 个题项。 代表性题项包括在过去的6 个月“我们看到销量大量下滑”“与供应商的合同取消”等。量表采用李克特5 点计分法，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得分越高表示创业者遭遇的逆境水平越高。

3.2.3 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量表

主要借鉴 Watson 等人（1988）开发的 PANAS 量表来测量创业者在遭遇困难、 挫折或失败后的情绪体验，共20 个题项。 其中，积极情绪包括“兴奋的”“活跃的”等，消极情绪包括“心烦的”“苦恼的”等。量表采用李克特5 点计分法，从“没有”到“非常强”。得分越高表示创业者事后体验到的情绪水平越高。

3.2.4 创业韧性量表

采用 Sinclair 和 Wallston（2004）开发的简易韧性应对量表来测量创业者的心理韧性， 共有4 个题项，具体包括“我寻求创造性的方法来改变困境”“不管发生什么，我相信我能控制自己的反应”等。 量表采用李克特5 点计分法，从“完全不正确”到“完全正确”。 得分越高表示创业者的韧性能力越强。

3.2.5 控制变量

本研究选取创业者的性别（男性＝0，女性＝1）、年龄、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1，高中或中专＝2，大专或高职＝3，本科＝4，研究生及以上＝5）、创业次数和上年度销售额为控制变量。

3.3 统计分析方法

本研究利用 SPSS22.0 和 Amos23.0 对各量表进行信效度检验；利用SPSS 统计软件中的Process3.4宏程序来考察理论模型的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和调节效应。 在 Process3.4 中选择模型 4 检验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采用Bootstrap 法来检验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中介效应（Preacher et al.， 2007）；选择模型14 检验创业韧性的调节效应。

4 研究结果

4.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尽管本研究通过两个不同的时间点来收集数据，但所有变量均由创业者个人自评，数据结果可能存在同源方法偏差。 因此，本研究采用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进行检验， 通过对所有变量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有5 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累积总解释方差为75.10%，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方差变异为28.53%，说明本研究的同源方法偏差问题不严重。

4.2 信效度检验

由表2 可知，各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在0.8之上，表明所有测量工具具有良好的信度。所有题项的因素负荷量均大于 0.5，小于 0.95，且均在 p＜0.01的显著性水平上。 各变量的CR 值均大于0.8，满足组合信度不低于0.8 的标准。 除积极情绪外，各变量的AVE 值均在0.5 以上，说明各变量均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 另外，所有变量的AVE 值平方根均大于其所有相关系数， 说明本研究所有变量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2 变量的信效度检验结果

为检验所涉变量的外部结构效度， 在检验研究假设之前， 本研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 在分析之前，遵循 Little 等人（2013）的建议， 对题项较多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量表进行随机打包，由原来的10 条目分别打包成5 条目，随后与其它变量一起分析。 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显示，五因子模型拟合最好， χ2/df=2.538，CFI＝0.923，TLI＝0.913，RMSEA＝0.076，SRMR＝0.089（见表 3）。与五因子模型相比，其它模型的卡方变化均显著，说明本研究所有测量量表均具有良好的外部结构效度。

表3 模型的主要拟合指标对比（N＝270）

4.3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研究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与相关系数表显示：创业逆境与积极情绪显著负相关， 与消极情绪显著正相关； 积极情绪、 创业韧性与创业坚持显著正相关（见表4）。 这些结果均符合基本预期，初步支持了研究假设。

表4 描述性统计分析与相关系数（N＝270）

4.4 假设检验

由表5 可知， 在控制了有关人口统计学变量的条件下， 创业逆境对创业坚持的直接效应不显著（β＝－0.004，p＞0.05），总效应也不显著（β＝－0.12，p＞0.05），说明创业逆境对创业坚持的负向预测作用不显著，因而H1 未得到样本数据的支持。

尽管创业逆境对创业坚持的负向作用不显著，但是创业逆境对积极情绪（β＝－0.18，p＜0.001）的负向作用显著，积极情绪（β＝0.60，p＜0.001）对创业坚持的正向作用显著， 且创业逆境通过积极情绪影响创业坚持的间接效应为－0.11，95%的置信区间为［－0.1902，－0.0333］（详见表 5），不包含 0，表明积极情绪的中介效应显著， 因而H2 得到了样本数据的支持。 虽然创业逆境对消极情绪（β＝0.14，p＜0.01）的正向作用显著，但消极情绪对创业坚持（β＝－0.07，p＞0.05）的负向作用却不显著，且创业逆境通过消极情绪影响创业坚持的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为［－0.0438，0.0171］，包含 0，表明消极情绪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因而H3 未得到支持。

表5 路径系数表

另外，Process3.4 宏程序模型 14 的运行结果如表6 所示，在中介模型中加入调节变量创业韧性后，积极情绪（β＝0.69，p＞0.05）与创业坚持的正向作用不再显著，消极情绪（β＝－1.63，p＜0.01）对创业坚持的负向作用却是显著的。 积极情绪与创业韧性的交互项（β＝－0.07，p＞0.05）对创业坚持的影响不显著，因而判断H4a 未获得支持。 对于创业韧性对积极情绪中介作用的调节效应，数据结果显示，有调节的中介指数 95%的置信区间为［－0.0293，0.0544］，包含0，表明创业韧性通过调节积极情绪对创业坚持的正向关系进而影响积极情绪中介效应的假设不成立，即H4b 未获得支持。

表6 创业韧性的调节效应

然而，消极情绪与创业韧性的交互项（β＝0.41，p＜0.01）对创业坚持的影响是显著的，说明创业韧性显著调节消极情绪与创业坚持之间的负向关系，因而H5a 获得样本数据的支持。 为直观地了解创业韧性的调节效应，本研究参照Aiken 等人（1991）的做法， 分别以低于和高于创业韧性平均值的1 个标准差绘制调节效应图。从图2 可以看到，对于高韧性的创业者来说，尽管体验了较高的消极情绪，他们却倾向于选择继续坚持； 而低韧性的创业者在消极情绪较高的情况下，其坚持创业的倾向性很低。这也表明了创业韧性能够调节消极情绪和创业坚持之间的关系，进一步验证了H5a。

图2 创业韧性的调节效应图

创业韧性调节消极情绪中介作用的结果如表7所示，在韧性水平较低（均值减去一个标准差）或较高（均值加上一个标准差）时，创业逆境通过消极情绪影响创业坚持的间接效应分别为－0.04 和0.03，95%的置 信 区 间 CI 上 下 限 分 别 为 ［－0.1008， －0.0046］、［0.0008，0.0860］，表明条件间接效应显著。创业韧性高低两个水平下的间接效应差值为0.07，95%的置信区间为［0.0152，0.1629］，不包含 0，表明间接效应差异显著，这意味着，创业韧性通过显著调节消极情绪和创业坚持之间的负向关系， 进而调节消极情绪在创业逆境和创业坚持之间的中介效应， 因而H5b得到样本数据的支持。 另外， 有调节的中介指数（Index） 为 0.06，95% 的 置 信 区 间 CI 上 下 限 为［0.0113，0.1213］，不包含 0，进一步验证了 H5b。

表7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5 结论与启示

5.1 结论与讨论

第一， 创业逆境并不必然削弱创业坚持倾向或引发退出。 此结论与前人学者 （Zhu et al.， 2018；Holland ＆ Shepherd， 2013） 利用实验研究所得到的逆境和创业坚持决策的关系结果有所不同。 可能的原因是，在这些研究中，逆境水平取决于创业者对企业绩效反馈和相关参考值之间的认知比较， 被试主要依赖自己的主观感知来制定坚持决策， 因而两者间的差异越大（逆境感知越高），其选择坚持创业的可能性越低。而在实际的逆境情境中，创业者的坚持行为倾向可能受到其他复杂或情境因素的影响。

第二， 积极情绪在创业逆境与创业坚持间的中介作用是显著的，而消极情绪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当面临的逆境水平或逆境感知不高时，更多创业者将其视为一种挑战或机遇， 因而产生更高的积极情绪，进而增强其创业坚持倾向。当逆境水平较低时，创业者也会体验到较低水平的消极情绪，这些消极情绪会让创业者更为关注所面临的挫折或困难，更加系统、全面地思考当前的创业机会和决策（Schwarz et al.， 1991）， 因而对坚持倾向的影响并不明显。即使遭遇严重的创业逆境，创业者体验到的高水平消极情绪也可以激励其走向积极的改变（Wong， 2011）， 所以创业坚持倾向未必会显著下降。

第三， 创业韧性对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两条作用路径的调节效应具有差异性。通过研究得出，创业韧性对积极情绪和创业坚持之间的调节效应以及对积极情绪中介机制的调节效应均不显著， 主要因为创业韧性是创业者在消极状态下的一种心理复原能力。在本文中多数创业者面临的逆境水平（或逆境感知）不高，其体验到的积极情绪水平较高，因而创业韧性的调节作用不明显。然而，当创业者体验到了消极情绪， 创业韧性能帮助创业者在低消极情绪状态下迅速调整。 即使遭遇高水平逆境后体验了较高的消极情绪， 高韧性创业者也能积极进行认知重构或改变动机（宋国学， 2018），以减轻甚至抵消高消极情绪带来的负面影响， 从而在情绪和心理恢复后选择继续坚持创业。因此，创业韧性在消极情绪和创业坚持之间的调节效应显著进而对消极情绪中介效应的调节效应也显著。

5.2 理论贡献

第一，丰富了创业坚持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国内对创业坚持的研究刚刚起步， 立足于中国创业者实际的实证研究相对稀缺 （李焕荣 等， 2021）。 因此， 本文结合环境因素、 个体心理因素及个体特征（创业韧性） 探索各影响因素与创业坚持的关系，不仅在理论上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创业坚持前因变量的现有研究，而且积极回应了Zhu 等人（2018） 提出的利用调查设计、整合多种因素开展研究的呼吁。

第二， 从情绪视角厘清创业逆境影响创业坚持的中介机制。目前，多数学者更为关注创业者特质情绪所带来的创业决策和行为效应 （Adomako et al.，2016； 黎常 等， 2018）， 忽略了状态情绪在创业者决策和行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本文关注了创业者的总体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水平在创业逆境和创业坚持之间的中介效应， 不仅有助于揭开从创业逆境到创业坚持的“黑箱”，还有利于丰富国内外特定情境下创业者状态情绪的行为后效研究。

第三， 进一步挖掘出创业逆境作用于创业坚持的个体特征边界。 个体层面的因素会影响各前因变量与创业坚持之间的关系 （李焕荣 等， 2021），因此，本文检验了创业韧性的调节作用，进一步探索逆境条件下创业坚持行为作用机制个人层面的情境因素。

5.3 管理启示

根据研究结论， 创业者遭遇逆境后的积极情绪水平及其自身的韧性能力对促进创业坚持倾向并实现创业成功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要促进创业坚持行为并提高创业成功率，一方面，创业者要及时克服逆境事件所带来的消极情绪效应， 尽可能展示积极情绪。为此，创业者可以自觉学习积极心理学的有关知识，阅读、观看创业榜样的有关事迹或视频，及时加强自我激励和情绪的自我疏导， 有效克服消极情绪困扰， 从而采取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方式积极应对逆境。在面对逆境时，创业者可以主动调节对逆境事件的评价以带来更多的积极情绪， 进而激发利于创业目标实现的行为决策。另一方面，不断提升自己的韧性能力。 为此，创业者在面对创业逆境时：首先要端正态度，积极主动想办法解决问题，通过问题的解决增强继续创业的信心， 帮助自己从逆境中得到恢复；其次，事后创业者要及时总结、积累解决问题的经验， 提升自己的创业能力， 即便再次遭遇创业挫折，也有信心克服逆境，继续坚持；最后，在创业过程中， 创业者可以通过创业协会或地方政府搭建的交流平台加强与其他创业者的交流， 不仅可以得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建议， 还能够搭建创业网络获得继续创业所需要的各种资源， 不断提升自己应对挫折的能力。

5.4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尚存在些许不足。第一，在逆境或失败后的不同阶段， 创业者的情绪反应及其后续的决策和行为也会存在差异。未来研究宜考虑时间维度，对逆境创业者进行追踪， 进一步探索逆境后的不同阶段创业者情绪状态和水平及其对创业坚持的影响。 第二，未来可以扩大样本容量，使用更为先进的设备，更大范围、 更为精准地测量挫折或失败事件给创业者带来的情绪及效应， 或结合其他研究方法进一步厘清创业逆境会带来哪几种更为主导和普遍的积极情绪或消极情绪及其影响， 从而深化情绪状态对逆境条件下创业坚持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第三，除情绪状态外， 逆境条件下的创业坚持决策和行为还可能受到创业者的期望和认知等其他内部因素的影响。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这些因素在创业逆境和创业坚持之间的中介作用及其边界条件， 从而丰富人们对创业坚持行为影响因素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