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斯扬 潘超（通讯作者） 韩卓鹏

（1.辽宁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沈阳 110136；2.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488）

技术理性批判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议题，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等各种学派都对技术理性展开过攻势，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和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这一学派是由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成员构成，代表人物众多，著述丰富，不同于传统纯思辨批判的现代技术理性批判是其几代人的人本主义哲学立场。技术理性批判是指通过反思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和现代人在技术理性统治下的异化状态，分析其产生的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条件，进而探寻超越异化状态的变革性思想。法兰克福学派学者运用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通过揭示被技术理性所统治的西方社会和人类，产生了独具特色的技术理性批判思想。尽管法兰克福个别学者的分析重点有所不同，观点也存在差异，但他们的最终研究旨趣都指向了瓦解当代资本主义异化的总体秩序，重建理想的人类社会。

一、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思想的理论渊源

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思想是由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提出的，由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和列斐伏尔发展的，主张“现代科学技术并非价值中立的，它也并非必然为人类造福，相反，技术理性只是一种统治理性，技术制造的世界是一个异化的世界”［1］74。该思想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建立在对马克思、韦伯和齐美尔等人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尤其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路、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合理化的分析和齐美尔的文化危机理论之上。

（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为其社会批判理论定下现实性的基调，“强调其批判理论不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意义上的批判，而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批判”［2］，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关系，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3］38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二重性的有效武器。

马克思利用国民经济学的前提，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事实出发，通过分析科学技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揭示了科学技术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融入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基本矛盾。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高超之处在于展现了把握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整体思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并没有局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方面，而是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结构当中，运用社会基本矛盾、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等分析要素，找到了影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症结——基于科学技术进步而引起的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之间的矛盾。而对于彻底瓦解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主观条件，马克思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但在技术理性的统治下，具有革命的阶级意识一经产生，就会受到所处资本主义文化意识的侵扰、消解和同化。因而必须清除资本主义技术理性对文化的遮蔽。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理性批判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种继承。法兰克福学派正是沿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道路，揭露资本主义的现实社会状况来否定资本主义，最终形成了技术理性批判思想。

（二）韦伯对资本主义社会“合理化”的分析。马克斯·韦伯对资本主义“合理化”的分析是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思想产生的前提。“合理化”是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判断。韦伯认为“合理化”是一种以效率和计算来实现目标的理性思维方式，是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以往其他社会、西方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显著特征。古巴比伦的天文学缺少数学基础，印度的几何学、自然科学和化学欠缺理性证明、科学实验和生化学基础，中国的史学缺乏就事论事的思维方式，因此即便这些社会曾经产生过先进的技术，但是它们却没有随着历史的大潮进入现代社会。而“只有在西方，‘科学’才发展到一个我们今日视为‘普遍有效’的程度”［4］1，正是在“合理化”的作用下，西方社会才发展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入迅速变革的社会历史时期。

韦伯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合理化”的实质就是“袪魅”。所谓“祛魅”是指在普遍有效的科学理性面前，原本神秘而有魅力的东西都变得可被衡量和计算了，它们失去了以往的光辉。“祛魅”是资本主义的特性，“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5］29。“袪魅”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它进一步与科学技术相结合，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它在科学技术的运用过程中产生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矛盾，并且这种矛盾已经蔓延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当中。对此，韦伯指出，“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5］48

韦伯的上述分析，揭示了科学技术在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二重性，即进步性和破坏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肯定了这种思路，将其贯彻在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理性批判中。

（三）齐美尔对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观点。文化危机是齐美尔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理性问题在文化方面的病理性诊断，这种诊断给予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批判资本主义技术理性的独特视角。齐美尔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理性发展直接带来了无法克服的文化危机。一种和谐的社会形式本应以生命哲学作为基础，将保障个体的生命和保障个体生命的形式作为构成因素。但生命和形式落实到资本主义文化中，却呈现出一种悖论性结构，即保障个体生命的外在客观文化压抑并支配了以人类为中心的主观文化。在技术理性的膨胀下，以科学技术、法律、艺术为代表的客观文化按照其自身的逻辑和标准发展，超出了主观文化的吸纳能力。而主观文化在其面前，不仅丧失了自由、自主的能力，而且“个人的能力和思维在我们日趋繁荣的文化面前甘拜下风”［6］96。齐美尔将这种现象称为现代文化的悲剧理论。

齐美尔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客观文化支配主观文化的根源是资本主义货币经济。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受技术理性的主导。在资本主义技术理性的统治下，高度细致和专业的劳动分工造成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工具以及自己的劳动过程相分离，而劳动者最后获得的只有和他劳动相匹配的货币等价物，货币便成为主导生产和消费的根本动力。这种经济规律在文化层面的反映就是主体被基于工具理性的货币经济所支配，这种支配就意味着，现代人的生命意义在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统摄下发生了变化，“在内心中，货币从一种纯粹的手段和前提条件成长为最终的目的”［7］10，货币和金钱成为现代人的终极追求。在精于计算的理性主义人格加持下，这种以追求金钱的生命意义将现代人变得疲惫和麻木，对于货币主宰的现代社会无力也不能反抗。

齐美尔的上述理论作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技术理性批判的切入点，它使以技术理性为主导、金钱至上为目标的现代文化成了技术理性批判思想的目标。但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批判并没有完全停留在资本主义技术理性的文化表现领域，而是深入到资本主义技术理性产生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机理方面，展现了现代人无可选择、无处逃脱的生存困境。

二、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思想的批判向度

吸收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韦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化”分析和齐美尔关于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观点，法兰克福学派形成了独特的技术理性批判思想。该思想的主要内容是技术理性宰制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而身处其中的现代人失去了自我确定权，陷入生存困境，成为被技术理性所宰割的“沉默羔羊”。

（一）技术理性横行的根源是现代启蒙理性的结构失衡。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技术理性批判思想需要发掘和论证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理性异化的根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之根来自近代欧洲的启蒙运动，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理性异化来自现代启蒙理性的结构失衡。从内涵来看，现代欧洲启蒙运动中的启蒙理性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支撑，强调知识力量和理性至上，其目标是要实现人的自我确定权。面对这一内涵，霍克海默指出，启蒙理性的结构在发展之初处于平衡状态，即现代欧洲人在相信启蒙理性无限力量的同时，强调“包含内在局限的启蒙理性能够打破和否定自身从而回到自身的含义”［8］，即启蒙理性具有自反性，能够反思自身，剔除自身的负面影响。但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急速发展，启蒙理性的良性循环被破坏。启蒙理性不断自我膨胀，逐渐打破了启蒙理性既有的自我否定和反思规律，使其仅仅呈现为科学技术的理性狂妄。欧洲人在这种失衡的启蒙理性作用下，失去了对自己的内在限度和局限性进行否定和修正的能力，丧失了主体对于客体本应保持的敬畏，开始以人类中心主义来改变世界、主宰世界，甚至展现出了一种“征服整个现实、自然和社会的朝气勃勃的倾向”［9］93。

启蒙理性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为单向度的工具理性。它将有生命的个体看作普通的数字符号，将活生生的经验知识变成绝对性的量化公式，将现代社会变成只讲目的和效率的冰冷牢笼，“对于启蒙来说，任何不符合计算和功利规则的东西都是可疑的”［10］79。甚至在其主导下，技术理性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唯一规律。技术理性使现代人变成了只讲求目的而忘却价值的存在，使其“随着生产的发展与机器的普及，必将有一部分人沦为机器的附庸，而另一部分人则可以控制机器，乃至控制剩余的人”［11］。

（二）技术理性统治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异化。当技术理性不断发展为强有力的社会规则时，技术理性便成为新的统治形式，使得资本主义的各个领域都发生异化。

马尔库塞指出，技术理性“不是作为能与其社会和政治后果隔绝开来的纯粹仪器的总和，而是作为一个先验的决定着这些手段的生产及使用和发挥这些手段之作用的操作系统在运转”［12］6。这就是说，技术理性作为人类的造物，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成了资本统治个人和社会的新形式。技术理性统治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出巨大的物质财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要。但在创造出所谓富足而自由的现代生活的同时，也构建出了新的社会控制机制，即科学技术是万能的，不经过科技审阅的东西都是不值得信任的。这种机制在资本增值规律的作用下，成了控制、压抑人的“新工具”。它以社会控制的面貌出现，而“社会控制就是在它所产生的新的社会需要中得以稳定的”［12］9。技术理性的效率性和功利性原则让本应彰显人类价值的文化失去独立性，沦为服从于技术和资本的文化生产体系，“它们称自己为工业，而且它们的总经理所宣布的收入数字，就已经反映出它们的产品不再具有社会必要性了”［13］113。霍克海默指出，在量化原则的支配下，“文化工业只承认效益，它破坏了文化作品的反叛性”［13］117，文化作品按照特定的指令在生产流水线上被批量复制出来，成为没有个性和反叛的齐一化商品，服从于资本和技术的逻辑。

（三）技术理性统治下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的最终旨趣是揭示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与西方自由主义者强调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进步，实现了人类发展的观点相比，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认为“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寓于这样一个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即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14］165。技术理性统摄下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类的压抑更为猛烈，技术理性造成了现代人更为压抑的生存困境。

原因在于，现代人在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被归置于资本和技术的逻辑之下。在生产领域中，整个生产系统都是按照技术理性，如机器设备的指令进行作业，而劳动者只是生产系统的“螺丝钉”。技术理性的工具化倾向使机器不断得以精进，而“螺丝钉”却随时都有被先进机器所取代的风险。同时，机器原本是主体用来改造客体的工具，但在技术理性的统摄下却变成了取代主体的势力。马尔库塞指出，“技术进步就会超出必需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它曾作为统治和剥削的工具并因而限制了它的合理性。”［12］14技术理性的发展，使得劳动者不得不自觉服从和听命于机器的命令。在流通领域，社会化大分工的发展使现代人生活在充裕的商品世界中，人们对各种类型和各层次商品的选择越来越多。但由于受技术理性支配的资本在生产商品之前就已经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商品购买者作出了精确的计算和预判，因而看似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喜好来购买商品，实际上还是会自觉地遵循资本的预先计划去购买资本为自己量身打造的最合适的商品。可悲的是现代人并未察觉到自己已经被层次化的商品所控制，而是始终在追逐更高层次商品的资本圈套中挣扎。

此外，技术理性通过文化工业体系将现代人禁锢在虚假的幸福意识里，迫使他们认同和屈服于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文化产品按照工业化批量生产模式被制造出来，文化工业向大众灌输提前筛选和刻画好的文化产品来营造资本主义社会的“富足”和“自由”景象。现代人受其影响，被其误导，丧失了判断的能力。霍克海默指出，“文化工业的每一个运动，都不可避免地把人们再现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种样子。”［13］118更为糟糕的是，现代人无法逃避和反叛庞大的文化工业体系，他们只能接受而没有别的选择。在文化工业的笼罩下个人的独立思考和对现实的质疑意味着对现存秩序的不顺从，这会面临着被现存社会排挤和道德舆论唾弃的危险。在这样的虚假社会环境下，对危险的害怕与规避逐渐使现代人保持沉默，对现存问题反抗的无效性最终使现代人自愿成为被宰割的“羔羊”。正如霍克海默所说，“在虚假的社会，嘲笑幸福被看作一种病态，是完全没有意义的。”［13］132因此，现代人在这种境遇下只能放弃自我，与现存社会保持一致。现代人的生存悲哀就是蜷缩在虚假的“幸福乡”里不知也不愿知道真实的社会状况和真实的自我。

三、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思想所提出的理性重建

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技术理性异化并非只是单纯的思想批判，而是要通过批判最终落脚于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否定性”的思想重建。重建是通过不同的学者来完成，既有阿多诺打破传统形而上学思维的否定辩证法，又有哈贝马斯强调的交往理性和共识机制，还有列斐伏尔推崇的日常生活的总体性革命。

（一）建构否定的辩证法。面对技术理性统摄下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阿多诺指出，既然启蒙理性的结构失衡是技术理性控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因，那么从这种失衡的结构出发必然可以找到解决方法。阿多诺指出，导致启蒙理性结构失衡的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同一性思维。这一思维是以概念为基础建构起一个先验的知识体系，同时将事物的差异和个性进行单一化和概念化的处理。这就使主体和客体对立起来，使一方具有了控制另一方的绝对权力，从而打破了启蒙理性主客相互作用的平衡，使之转化为一种一方压制另一方的失衡性结构，导致了技术理性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单向度控制。

若想超越技术理性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宰，就必须坚决反对传统形而上学所追求的同一性思维。同一性阉割了启蒙理性中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生成了一种统治逻辑。事实上，主体和客体都具有否定维度，主体只有在不断反思和否定非主体（主体内化客体的结果）时才成为主体，客体只有在反思和否定主体建构的东西时才成为客体，因而主体和客体应该处于一种相互作用，并且彼此独立的状态。阿多诺指出，唯有运用否定的辩证法，才能超越技术理性的强制支配，重建主客平衡的启蒙世界。否定的辩证法是指主体在运用概念去把握客体时，客体并不能完全符合概念的规范。当“被概念把握的东西不能完全进入概念之中”［15］，概念不能同一化概念所指称的客体时，概念就陷入矛盾中，而矛盾就是否定。因此，真正的辩证法是否定的辩证法，它代表了“主体与客体的非同一，概念与对象的非同一”［16］。只有否定的辩证法才能瓦解技术理性的强制同一性逻辑，还原主客相互作用的平衡状态，解放被技术理性压抑的资本主义社会。在阿多诺的设想下，以否定辩证法为哲学基础重建起来的世界拥有“星丛”式的理想图景，任何事物都是独立自由的存在，不存在等级和压制，整个世界处于“非同一性”的和谐稳定状态。

（二）建立交往理性和共识机制。如果说阿多诺用否定的辩证法找到了重建技术理性世界的思想核心，那么哈贝马斯则用交往理性和共识机制，来超越技术理性主宰的全面异化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哈贝马斯指出，启蒙理性的失衡造成工具理性的单向度发展而遮蔽了价值理性，这种遮蔽体现在社会历史中就是劳动的“合理化”导致了交往行为的“不合理化”。所谓劳动的合理化是指，出于资本增值的需要，技术理性成为控制劳动的工具，劳动主体按照技术规则操纵客体、改变客体使劳动行为不断合乎资本的目的，成为“合理化”的工具行为。在技术理性的笼罩下，人们将目的和效益作为前提法则，崇拜技术和商品，沉醉于商品拜物教世界，将在劳动中的自己和他人也看成了物。哈贝马斯认为只有重拾劳动主体的尊严，用作为主体的人的交往取代作为客体的工具劳动，才能消除技术理性造成的危机。

哈贝马斯指出，若想修复单向度的技术理性世界必须重拾主体的自反性，使“主体—主体”结构取代“主体—客体”结构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核心，这就需要建立一个以交往理性为基础、以语言为媒介和以共识为目标的交往行为机制。在这种自由和谐的机制中，主体摆脱了工具理性的束缚，主体和主体可以在一个没有经济、技术理性因素干扰的理想的言语情境中用平等的话语论辩达成一致的共识理解。而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必将打破技术理性“站在另一个阶级一边，压制局部的解放需要，而且损害人类要求解放的利益本身”［17］111的现代理性悲剧。

（三）进行日常生活的总体性革命。列斐伏尔认为，超越技术理性统治的悲观基调最终要落实到日常生活的领域当中。因为，“日常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剩余物”［18］90，是用来填补各种高级活动后留下的技术真空的边际工具，代表一种重复单调的生活状态。但这种“单调”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中，日常生活与重复的生活和机器的运作联系，是技术理性控制个体生活的极端表现；另一方面，日常生活的单调性展示了技术理性对人的控制已经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必须改造日常生活才能超越技术理性，才能找到真实的、涅槃重生的鲜活自我。

因此，列斐伏尔强调要对日常生活进行总体性革命。这种总体性革命是指通过深入个体生活的各个微小的断面，将生活的细节与资本主义的整个制度联系在一起，进而通过消除异化，实现人性的复归。日常生活的总体性革命展现了超越技术理性对日常生活支配的道路。这种道路依靠发掘日常生活的矛盾和冲突，进而“把哲学运用到实践、人体、游戏、赌博和人类其他活动方面”［19］399来完成。这不仅呈现了日常生活中蕴含的生存真理，“从而改变陈旧过时的哲学研究方法”［19］399，而且将日常生活从技术理性控制个体的领域变成个体超越控制的战场，变成了唤醒人类主体意识的最直接的领域，变成了变革技术理性主宰最深刻的空间。

四、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思想之评析

综观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思想，可以发现，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思想以结构失衡的现代启蒙理性为出发点，通过批判技术理性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宰制，呈现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而变革以上状况，法兰克福学者寄望于否定辩证法、交往理性、共识机制，以及日常生活的总体性革命。

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思想的优长之处在于，它深入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基础层面，揭露了启蒙理性走向自身对立的反噬特性，批判了被这一精神主宰的技术理性社会，展现了人在自动化机器和文化工业体系等多重控制下的异化状态。其思想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补充和发展，这也是它能够在20世纪众多批判思潮中风光无限的重要原因。但是，它没有深入挖掘技术理性背后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没有像马克思那样进行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细致分析，因此始终没有找到矛盾产生的实质性原因，而只能算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批判。

尽管法兰克福学派几代人批判技术理性的最终旨趣都指向了重建理想社会，但他们并未找到真正能够消除技术理性异化的解放道路。比如，阿多诺的重建思想落脚于文化根基，试图用非同一性的否定的辩证法代替同一性的传统形而上学，但一味强调绝对否定反而陷入了僵化的形而上学，最终在造反运动中燃烧了自己也证实了否定辩证法并非光明之路。哈贝马斯则是借交往理性和共识机制来克服技术理性的影响，但理想的交往情景和普遍的共识是难以实现的，因而他的交往理性机制只能说是一种缺乏实质内容的理性构想。另外，列斐伏尔重建日常生活的努力离开了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也是一条充满浪漫气息的“乌托邦”之路。可以说，缺乏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是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思想的通病，也正是这点使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思想只能被视为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分析，而非本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