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喜环

（河北经贸大学 金融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61）

202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面临许多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共同富裕并非刚刚提出的新话题，已经谈论了千百年，但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仍然属于“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值得研究，“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共同富裕这个老话题上存在许许多多这样那样的偏颇认识，成为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和实践中的现实思想障碍，需要澄清。党关于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这既是决策部门和实际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也是理论工作者的重要职责。

一、共同富裕的理论演进

今天共同富裕理论成为一大热点，但共同富裕思想已经延绵千年，从纯粹的美妙想象到空想的理论体系，再到科学理论以至中国的系统化实践，不断发展升华。

中华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共同富裕的思想元素。早在上古文明时期中国就有天道均平、人道法天的共同富裕思想萌芽；先秦时期就产生了损益之道、抑强扶弱的共同富裕思想；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就有等贵贱、均贫富的共同富裕诉求［1］。传统典籍《礼》中更是对“大同社会”做了比较详细和更为具体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2］582大同社会，天下为公，政通人和，有家庭美德，有社会公德，有社会保障，风清气正，生活无忧。古人虽没有科学认识共同富裕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生产力条件，也没有对具体分配方式和分配过程的说明，但它神奇地刻画的共同富裕生活的方方面面显然是某种分配的结果状态，想象极为丰富，对今天的共同富裕建设也有启发。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共同富裕构想，不管是乌托邦，还是太阳城，同样未能建立在对私有制社会基本矛盾和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基础之上，他们只是依靠强烈的正义感和道德的力量，凭借对辛勤劳动创造财富却遭到资本家残酷剥削和压榨的劳动者的同情，对不公平、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制度的不满和痛恨，通过对劳动人民所向往的美好生活的想象来对私有制社会进行无情批判。空想社会主义理论虽然没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但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建立提供了借鉴，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来源之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唯物史观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的共同富裕理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必然从私有制走向公有制的客观趋势。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规律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3］708。可见，资本主义生产可以生产出比它之前人类所有时代生产的财富都要多得多的物质财富，可以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富裕，但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只能是日益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而不可能是共同富裕。公有制是最终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的所有制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因为唯有消除了产生两极分化的私有制根源，共同富裕才可能实现。在公有制下“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4］222，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5］411。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才是科学的共同富裕理论，它不仅阐明了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也指出了它所以存在的生产力条件，以及从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的可行途径。

中国共产党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的精髓，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不断摸索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和方式。毛泽东最早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但由于当时落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只做过初步论述。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对共同富裕作了系统论述［6］18-19，他把共同富裕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373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共同富裕的物质条件，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是共同富裕的生产关系基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标。邓小平的“部分先富”“先富带后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思想也是独具特色的。江泽民、胡锦涛的党代会报告也都对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有相关论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高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实现了共同富裕从远大理想到战略实施的重要转变。习近平总书记把新时代定义为“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8］。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发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讲话，会议贯彻习近平讲话精神对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和方向任务进行了新阐释和新部署，内容富有新意而符合中国国情，蕴含着共同富裕理论的一系列重大创新，开拓了中国特色共同富裕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现在，中国特色共同富裕不仅是一种理论，更是扎实的行动。共同富裕建设已经列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已经发布，浙江省在各地市不同领域推出了一系列共同富裕建设的典型案例和先进经验供各地学习借鉴。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战略行动正在全国展开。

二、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

关于共同富裕理论的认识也需要遵循现实，解放思想。中国特色共同富裕理论以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为指导，以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为基础，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为依据，以世界经济政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考量，具有国情特点、时代特征，是“全民共富”“全域共富”。

共同富裕四个字包括两层含义：共同和富裕。共同富裕是“共同”和“富裕”的有机整体，不可分割。讲共同富裕不能只谈“共同”，或者只谈“富裕”，否则就是对共同富裕的曲解和肢解；也不是对“共同”和“富裕”进行“拼盘”，把二者孤立起来，似乎它们互不相干。共同富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其中的“共同”是生产关系，反映人们之间相互的利益关系，体现富裕的性质；其中的“富裕”则是生产力，是经济发展高度的具体表现。没有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共同”不是共同富裕，而只能是共同贫穷；没有全体人民平等共享的“富裕”不是共同富裕，而只能是两极分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就是要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方面的有机统一。

那么，共同富裕是与谁共同、共同什么？

共同富裕是“全民共富”。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同富裕理论中也是全民富裕，但那是在全社会统一的公有制基础上的全民共同富裕。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特定阶段和具体世情，决定了我们的共同富裕不可能是仅仅在公有制范围内的共同富裕，而必须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的共同富裕，即不同经济成分中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同富裕理论强调公有制是共同富裕的所有制基础，今天我国公有制仍然是共同富裕最主要的经济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把非公有经济人士排除在共同富裕的范围之外，更不能像有人主张的那样似乎搞共同富裕就是要马上消灭私有制、“剥夺剥夺者”。曾有专家在省民营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座谈会上对提促进共同富裕心存疑虑，担心提共同富裕会把民营企业家吓跑了。这是一种影响很大的流行观点的反映，这种观点把共同富裕看作是“均贫富”“吃大户”，是“杀富济贫”，是对所有制进行“第二次改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不能不搞。但我们讲的共同富裕是“不搞平均主义，不搞杀富济贫、杀富致贫，避免掉入福利主义陷阱，通过14亿多人共同努力，一起迈入现代化”［9］。“济贫不杀富”，是个全民概念，没有阶级属性、阶层界限，是包括公有和私有、内资和外资、所有者和劳动者在内的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发展型而不是单纯分配型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全域共富”。不能把对共同富裕的理解局限于经济生活范围，中央讲的共同富裕不仅仅指物质领域和精神领域富裕，还包括生态领域的富有。“GDP崇拜”片面追求经济的高增长和人民名义平均收入的虚高，割裂经济与社会、经济与生态发展的内在联系，殊不知虚高的GDP和低质量的国民收入对人民生活只能是一种伤害，比如GDP的结构即它的物质构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民需要的满足程度，由适合人民需要的高质量产品和服务构成的GDP，与由假冒伪劣产品和服务构成的GDP，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方面作用大相径庭。可见，在物质经济领域的共同富裕也大有讲究。在精神领域的共同富裕方面，中央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10］如果没有精神富裕，物质富裕也就失去意义。要培养社会良风、家国情怀和爱国情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增加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生态环境在共同富裕中有着重要地位，因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11］。生态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2］。清洁水源、清新空气、健康食品是我国共同富裕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央强调，“共同富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普遍达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13］

中国特色共同富裕具有鲜明特色和时代特征，概括地说表现在四个方面，即中国特色共同富裕是发展型共同富裕、多成分共同富裕、市场式共同富裕和分阶段共同富裕［14］。所谓发展型共同富裕是指，中国特色共同富裕是“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而不是过分注重再分配手段、通过“剥夺剥夺者”来平分财富，共同富裕靠的是共同奋斗，是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所谓多成分共同富裕是指，中国特色共同富裕并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单一社会公有制基础上的共同富裕，而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世情相适应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共同富裕，以公有经济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国有和集体、公有和民营不同经济成分“众人拾柴火焰高”，都是共同富裕的建设者和共享者。所谓市场式共同富裕是指，中国特色共同富裕不同于传统理解中的没有市场机制起作用的纯“产品经济”或者计划经济中的共同富裕，而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共同富裕，其推进过程还要借助而非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全国统一大市场并参与国际市场，利用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所谓分阶段共同富裕是指，正确认识和把握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现途径，既要明确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大目标，又不能脱离国情、急于求成，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根据全国城乡、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的发展情况，通过高质量发展和合理的分配，分地区、分阶段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三、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共同富裕是个长远的整体的战略，要有具体的切实可行的路径来一步步实现，战略目标和实现路径二者不能混淆。全民共富、全域共富需要通过全民奋斗不懈努力，以人民为中心高质量发展，初次、再次和三次分配以及就业优先、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来逐步实现。

共同富裕靠共同奋斗。习近平在研究共同富裕的中央财经委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避免‘内卷’‘躺平’。”［15］共同富裕共同奋斗，人人参与，不养懒汉，不搞“福利陷阱”，避免“内卷”内耗进行无效无谓竞争，高、中、低收入者都要焕发精神，集聚正能量，奋发向上，在创造财富中实现自我价值、增加收入提高富裕水平，而不能任性“躺平”放弃努力，顺其自然、顺水漂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靠勤劳智慧”“勤劳创新致富”，为“勤劳”和“奋斗”注入了时代新意，即不再是那种出大力、流大汗式的纯粹体力上不怕苦、不怕累式的勤勉，而是要更多依靠智力智慧和科技创新，这对劳动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共同富裕先要富裕。生产力条件始终是制约共同富裕实现程度的物质基础，唯有经济发展了才谈得上在高水平基础上的“共同”。“富裕”是生产力问题，“共同”是生产关系问题，不富裕的低水平“共同”只能是共同贫穷，不“共同”的私有性质的富裕肯定是两极分化。我们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先把“蛋糕”做大做好，为共同富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这就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贯彻新发展理念，把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落到实处，推动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要落实到具体的GDP上，既要重视GDP的总量，努力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更要注重GDP的结构和物质构成。同量的GDP总量，不同的实体构成，会对人民生活质量产生巨大影响。那些绿色、科学、健康、向上、支撑国家综合实力的GDP物质构成是高质量的，有利于国家综合国力提高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相反，那些非科学、迷信性、纯娱乐、有毒有害有损健康、消解国力的产品和服务是低质甚至负值的GDP。高质量发展应该明确把握住GDP发展的这个方向。

共同富裕贵在共同。高质量发展是个综合概念，有人把高质量仅仅理解为生产力发展的高质量，只从经济和物质方面看问题，是对中央高质量发展方针的误解。高质量发展包括生产关系和社会各方面发展的高质量，它是个内容丰富的整体，其核心要义是发展要以人民为中心，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满足。社会、文化、政治、生态等领域的高质量发展体现为社会公平正义和道德风尚的优化，人民主人翁地位的落实，人民对社会治理的共同参与，以及优美的环境、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等人民各方面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生态各方面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分配的功能和作用，实现生产关系发展的高质量。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相互配合、彼此协调的科学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完善按生产要素分配政策，允许劳动、资本、土地、管理、技术、信息、数据等所有传统的和新的各种生产要素公平参与收入的分配，取得合法利益。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通过“提低、扩中、调高、取非”，促进收入分配领域的公平，逐步缩小城乡、区域、行业和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步消除贫富悬殊。“提低”即提高低收入者收入，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实践证明，在贫富差距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同样一笔收入对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所发挥的效用是非常不同的：低收入者恩格尔系数高于高收入者，即其收入中用于食品等基本消费的占比较大，消费倾向高而储蓄倾向低，更多用于当期消费，为他们增加一定的收入即可有效刺激消费支出、扩大国内市场，对于搞活经济作用明显；相反，高收入者恩格尔系数低而储蓄率高，所增加的收入不是即期用于消费扩大国内市场容量而是更多用于储蓄，收入增加而难以形成相应的消费支出，对于刺激经济发展作用有限。“扩中”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收入分配中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对共同富裕意义重大。因为中等收入群体介于高低收入者之间，可以避免高收入群体储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导致收入增加对经济增长贡献有限的问题，又能免除低收入有碍于推进共同富裕的影响。“调高”即合理调节高收入者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就要从政策、法规、舆论等多方面努力防止个人收入的过于悬殊，在再分配环节进一步进行调节。“取非”即中央强调的取缔非法收入，打击扰乱经济秩序和各种违法犯罪行为，鼓励通过努力劳动致富。同时，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和社会群体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在第三次分配中对分配的结果进行再校正，向着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

推进共同富裕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要坚持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同时兼顾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不能“吊胃口”、许空愿，把共同富裕引到“高福利陷阱”中去。要通过实实在在的共同奋斗、高质量发展，在不断夯实经济物质基础的长期的过程中，逐步完善公共服务政策制度体系，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领域精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尽力做到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真正达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为大同”的共同富裕状态。

四、结语

总之，共同富裕思想延绵千年，从中华传统文化中丰富的美妙想象到空想社会主义，都有共同富裕的美好构想。马克思主义在唯物史观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的共同富裕理论，中国共产党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的精髓，以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为指导，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不断摸索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和方式。尤其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高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实现了共同富裕从远大理想到战略实施的重要转变，走出了中国特色的发展型、多成分、市场化、分阶段的共同富裕道路。共同富裕是个长远的整体的战略，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通过全民奋斗、不懈努力，一定能达到全民共富、全域共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