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蓓蓓

（山东建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1）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越来越大，但我们的发展优势和综合实力还未能有效转化为话语优势，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许多学科领域仍处于失语或无语的状态，这就需要我们积极主动地去构建话语体系，下大力气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并且，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每一个历史转折时期，人们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回到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去寻找理论创新的思想资源。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追问原初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状况，对中国故事展开叙事性认知与知识化探索，寻根溯源、感悟初心，方能站在历史的深厚基础上更加坚定地面向未来。

《反对党八股》是研究毛泽东话语体系建构过程中的重要史料，不仅是证明毛泽东思想科学性与真理性的典范，而且对新时代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增强国际话语权的竞争优势都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一、毛泽东话语体系建构的文本基础

“话语”（discourse），简言之，即人们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语言，是任何话语体系建构的主体元素，与语言、对话、交流、文本等表达同质。《反对党八股》是毛泽东于1942年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针对党内存在的各种不正之风的讲演，它本身即以话语作为分析的对象，是研究毛泽东话语体系建构的一个重要文本基础。

将话语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必然离不开法国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他认为，话语是指与社会权力关系相互缠绕的具体言说方式，不是单一的句子、命题、言语、文本这样相对独立而自治的意义单位，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即“话语实践”，它是一切知识的基础。英国学者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同样认为，话语可以表述为“一组陈述，这组陈述为谈论或表征有关某一历史时刻的特有话题提供一种语言或方法”［1］44。“话语是传播给舆论场并影响甚或控制其受众思想理念的行为过程”［2］，即话语是人们在交流、对话实践中表达的内容与表现的形式，也便是叙事学之“事”所表征的对象。甚至，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Bakhtin Michael）将话语或对话提升到了生存意义层面，他认为，生命主体离不开他者的建构，“存在就意味着进行对话的交往。对话结束之时，也是一切终结之日。因此，实际上对话不可能、也不应该结束。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释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3］340—341。所以话语、语言、对话、交流等是社会问题，又是人类生存问题。

《反对党八股》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的产物，其中毛泽东条分缕析了党八股的坏处，即党八股的“八大罪状”。但话语具有超出它所指对象之外的更多意义，不再只是语言学层面上的一个单一概念，它与历史、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相关，是社会宏大背景和实践活动最为突出的展示。《反对党八股》语言活泼生动、文风灵活多变、内容鞭辟入里，表明了毛泽东话语或对话的必要性与必然性、可能性与可行性，蕴含着任何话语建构需具备的基本要素——话语的内容、话语的对象、话语的表达方式、话语的科学性、话语的逻辑性，等等，是研究毛泽东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窗口。同时，《反对党八股》本身就是一篇反对“党八股”、用“大白话讲大道理”的典范之作，蕴含丰富、特征鲜明、意义深远。在此，通过对《反对党八股》话语文本的语言学分析，以期揭示毛泽东话语体系建构的叙事特征及其对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启示。

二、毛泽东话语体系建构的叙事特征

话语、语言、对话、交流、文本等这些同质性的词语，有一个最通俗的表达，即“说”。所以，“为什么说”“谁在说”“说给谁”“说什么”“怎么说”，即话语的目的、话语的主体、话语的客体、话语的内容、话语的表达方式，构成话语最基本的要素。在此，以五个基本要素为架构，搭建起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所传达的内容架构，并以此管窥其整个话语体系建构的叙事特征。

（一）为什么说——话语的目的

1942年，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三种风气还未能从全党范围内得到彻底清除。这种实际的现实状况和清醒的问题意识使毛泽东不得不“说”，“对话”显示出了越来越紧迫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党八股”是指革命队伍中的某些人在写文章、发表演说或做其他宣传工作时，对事物不加分析，只是搬用一些有关革命的名词和术语，言之无物、空话连篇，空有外在形式而缺乏实质内容，贻害无穷。

那这个“旧瓶子”无论如何都不能容纳科学、活泼、发展、有生命力的“新酒”。正如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指出的，党八股是有坏处的，它会使革命精神窒息。如果不破除党八股、不把这个“旧瓶子”打碎，那革命精神的“新酒”就永远不能获得启发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面对形式与内容的不符问题，对形式进行纠正、甚至摒弃，就成为当时紧迫的任务。所以，为了革命发展的需要，“我”要说，而且还要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方式去说。

（二）谁在说——话语的主体

在以《反对党八股》为代表的毛泽东的著作中，话语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人及知识分子引领的广大人民群众。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初时刻，中国共产党人及一些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成为介绍、学习、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话语主体。那话语的主体通过何种有效的方式实现对话语客体的影响呢？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式成为共产党人的必备武器，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加强自身的修养、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成为他们的必修课。

另外，人民群众也是话语的主体。并且，人民群众最适合、最应该成为话语的主体。只有人民群众成为话语的主体，只有人人都有麦克风，才能更加掌握主动权，抓好自己的权利、讲好自己的故事。

（三）说给谁听——话语的客体

话语的客体是一个有效对话展开的关键对象，是信息的接收者。如果没有实际客体的存在，那这场“对话”就不能称之为“对话”，那完全是自言自语、自说自话。毛泽东的话语对象，甚至整个中国话语体系中的客体都是人民群众，这是中国最深厚的底气。

在《反对党八股》中，毛泽东批评了那种不想让老百姓明白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认为他们是有意不想让群众听懂，只管自己说得痛快，根本不考虑听的对象，就像射箭不看靶子、弹琴不看听众。既然是说给人民群众听的，就要让人民群众听到耳朵里、记到心中、化到行上，让人民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的话语才是最有效、最“好听”的话语。

（四）说的是什么——话语的内容

话语是一种表达方式，但不只是简单的文字表达或工具与符号系统，其中传达的信息，即话语的内容才是对话最本质的主体部分。

话语的内容是话语主体的价值、地位和权益等生存和发展条件的意义表达系统。巴赫金曾指出：“我们所清楚的话语的所有特点——就是它的纯符号性、意识形态的普遍适应性、生活交际的参与性、成为内部话语的功能性，以及最终作为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行为的伴随现象的必然现存性——所有这一切使得话语成为意识形态科学的基本研究客体。”［4］357所以，在内在本质上，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中国道路、发展模式、政治原则、制度规范、价值取向的总体反映和实践运动，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渗透性。

在《反对党八股》中，负责传达思想倾向、意识形态、伦理价值的话语内容便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必须抓住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这一武器，坚持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并且，这一马克思主义必须是穿上中国服装的马克思主义，是能够指导中国具体国情和具体实际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书本上的万古不变的僵死教条，不是不顾时空变化被到处套用的万能公式。只有依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树立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主义的文风，才能继续向前推进党的革命事业。这“说”的是当时中国的具体问题、最切实的问题，但从长远看，“说”的是党的建设问题、是国家独立问题、是民族复兴问题。

（五）怎么说——话语的形式

与话语的内容相比，话语的形式是外在的、现象的，但并不代表它是其次的。相反，话语的形式更是毛泽东改造文风运动中的重点，也成为毛泽东话语体系建构中极具叙事特征的重要元素。

在对话的语言形式上，首先，要通俗易懂、喜闻乐见、不拽腔调、朴实简单。这种话语在《反对党八股》乃至毛泽东的所有论述中都显而易见。写文章或说话的目的就是为了沟通交流，为了让对方能够获取来自话语主体的信息。所以，话语的形式要随接收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就像俗话所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在中国革命时期，话语的对象有受过教育的干部，但更多的是普通工人、普通农民。由于社会条件、知识水平等各方面的限制，他们更易于接受“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5］842-843，而不是书本上高深艰涩、难懂其意的公式。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中，老百姓能够找到实实在在的存在感。

其次，话语的形式要讲求逻辑性。逻辑性是在把握事物本质规律的基础上，将其按照一定的顺序组合起来。这种组合绝不是只关注事物的外部标志和表面特征，绝不是概念的堆砌与现象的罗列。相反，事物与事物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经过观察、实验、抽象、分析等各种方法得出的，是顺理成章的、是合乎自然的。追求思想内在的逻辑性，暗含着一个最简单、最易于理解，也最合适的话语载体——故事。

故事，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普遍的表达及交流方式，即使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在以故事的方式交流、沟通乃至生存。故事是最能表达思想、信念、价值与世界观的形式，比概念、范畴、陈述、命题能传递更多的信息，并有独特的时空背景、适用体系、适应人群等。一个字的意思取决于这个字所在的句子，而一个句子的意思又要根据比这个句子涉及面更广的段落或整个事件来决定，一连串事件就会构成一个更基本的故事，而这个故事的存在价值和最终意思则要根据其所在的世界观来判断。

在此，我们可以通过世界观要回答的四个问题来生成中国故事：第一，我们是谁？我们是中国人。第二，我们在哪里？我们生活在还没有取得独立的中国大地上。第三，哪里出现了问题？共产党内部出现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不正之风，影响着党内外人民。第四，什么才是解决办法？必须改造我们的学习，牢牢坚守共产主义信念，树立马克思主义文风。

每个故事都有其开始、高潮和结局。很显然，《反对党八股》中提到的问题在现在看来，已得到解决，故事已到达暂时性的终局。之所以说是暂时性的，原因在于每个故事与其自身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但在更广阔的意义上，他们都是某一个大故事的内部情节，是大故事里的小故事，即这是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故事中的微小故事。

三、毛泽东话语体系建构的叙事特征对新时代的启示

话语体系建设、话语权的竞争问题一直是党所面临的紧迫问题，关系到中国在何种程度上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交融发展、处理未来世界多重历史关系。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想解决中国的话语权问题，就必须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独具特色的中国大地上，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在世界传播中国故事、让世界听见中国声音。同时，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党史学习教育的时代背景下，我们通过分析《反对党八股》一文，追问原初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状况，对中国故事展开叙事性认知与知识化探索，开启研究范式创新的理论尝试，以期进一步拓宽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思路，从而推动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

（一）扎根中国大地，坚守中国特色

毛泽东1938年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进行了深刻论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是世界性的理论，它在继承和改造各国优秀文化中产生，因而它的科学性与普遍适用性使之能够在其他国家落地生根。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传播、得到认可，除了它的科学性与适用性以外，更重要的是它能够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际相结合，从而精准解决中国具体问题。没有与中国实际环境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只是书本上的抽象的马克思主义，是得不到实践证明的马克思主义，从而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到毛泽东，哪一篇文章、哪一个新话语的诞生，不是在深厚的实践中产生，不是在深厚的现实问题中产生？相反，那种以本本为主义的话语，永远实现不了理论话语的创新、永远解决不了现实的具体问题。从伽达默尔（Gadamer）的诠释学观点来看，理解者与他要理解的对象都有各自的“视阈”，即无论认识什么对象，人都是从自己所在的历史出发去理解同样处于自己历史处境中的对象。所以，没有什么理论是静止不动的、麻木不仁的，它具有对价值、观念、社会实践和情境脉络的依赖性。中国的地方性、本土性与特殊性，必然会生成具有实质意义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话语。中国的话语体系，以中国为中心，证明着“中国的事情中国人自己解决，中国的故事中国人自己叙说”；它既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

实际上，教条主义者、本本主义者，他们比谁都更忠诚于信服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却真正使马克思主义进入了死胡同。只有语句的坚持并不代表有话语权，科学真理的落地生根、活学活用才是底气，中国共产党最有理由自信。

（二）创新话语形式，丰富话语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想解决目前中国挨骂的问题，就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运用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具有中国特色的故事，在国际上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创新话语形式、丰富话语内容，大体存在三个途径：一是外来语汇，关键是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这是最基本的原则问题。二是中国传统文化，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毛泽东善于从古代历史、文学中吸收大量的成语、典故、熟语和格言警句，并加以提炼改造，赋予其新的内涵，进行概念再解释，实现传统话语的现代转换，如“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等。三是人民群众的日常语言，身处几千年中华文明氤氲中的中国人民在语言方面拥有绝对的自信，我们的词汇是丰富的、是生动活泼的、是表现实际生活的，这是中国问题、中国话语、中国实践的最深沉源泉。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一套人民群众、特别是下层民众能够接受、喜闻乐见的新形式，生成最具解释力的中国概念和中国命题。

这个创新和丰富的过程在伽达默尔看来，也是一个对话的过程，而对话就是视阈的融合过程。不管是微观层面的话语，还是宏观层面的世界文化，都不是抽象的、超历史、超视阈的存在，而是具体的、随历史发展不断变化的、随视阈融合不断创新的。它们无法割断它由之而来的传统视阈，也无法脱离当下的社会现实，同时又从传统视阈与当下现实中吸取新的经验与新的理解。所以，创新、发展、前进就是在这一次次的视阈融合中实现的。“新”不只是未来的希望，更蕴含着每一个“过去”和“当下”。

（三）聚焦人民群众，凝聚自信底气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在党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难以置信的奇迹。如此“真正的英雄”值得为他们说话、向他们说话、替他们说话。所以，党和政府的话语表达应当充分考虑基层群众的思维习惯和语言习惯，熟悉老百姓的心理认知和审美品位，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群众听得懂的道理，用群众接受的形式创作群众喜欢的作品。将一些难以理解的政策通过通俗上口的语言表达出来，使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也能对国家政策方针产生共鸣，在其中对应自己真实的问题与需求，并找到解决的方式，从而既能够普及马克思主义话语，使其真正“化”到人民群众中，又能够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推动人民参与国家事务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至此，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理论形态变化的背后，始终不变的是“为了人民”的政治信念。每一个历史时期、每一个发展阶段，我们党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作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同时，在中国话语的实践中，人民群众既是客体，也是主体；既是听者，也是说者；既是接收者，又是创建者；既是问题的提出者，又是问题的解决者；不是纯粹客体的被动发声，而是鲜活主体的能动讲述。党的方针政策是国家层面的上层建筑，也是老百姓自己想做的事儿，是人民群众的意志体现。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确立的基本标志。

在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是继承者、示范者、开拓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使用“鞋子论”“钉子论”“补钙论”“总开关”“打老虎”“拍苍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撸起袖子加油干”等脍炙人口的话语，这已经成为中国老百姓甚至是全世界人民耳熟能详的“流行语”“时髦语”“高频词”。这些来自普通老百姓非常熟悉的日常话语、传统话语、网络话语的“大白话”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道出了群众心声、说出了问题所在、发出了时代强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准表达，给中国人民打了一针安心、温暖、有底气的强心剂，使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更自信地奋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