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微信公众号“大湾区评论”

经济生活的恢复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开放新冠管控的新举措想要达到更好的效果，必须有各级政府、各地方和各领域的协调—没有这种协调，正常的经济生活依然会很困难。这种协调就需要我们不再把新冠防控作为考核地方官员的指标，需要地方官员不再轻易地因为新冠防控方面的原因被免职。

如果说要恢复正常经济活动，地方政府和企业需要针对的是新冠问题；但如果要实现企业的再出发，让经济恢复往日的活力，那么就更需要照顾到宏观层面的问题，因为这些年里企业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就民营企业来说，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深度关联：第一，和政府深度关联，即民营企业的发展甚至生存取决于政府所提供的宏观环境；第二，和国企的深度关联，即民营企业所能拥有的发展空间取决于国企涉猎的边界；第三，和国际经济深度关联，即民营企业的发展取决于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首先是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G20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达成了很多共识，无论对中美两国关系来说还是整个国际政治来说都是积极的，很多人预见到美国对中国的地缘政治之争至少会得到一些缓和。不过，对企业来说，美国和中国的地缘政治之争得到缓和并不意味着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会回归到往日对中国民营企业比较友好的氛围。恰恰相反，中国的民营企业即将面临更为复杂的国际竞争环境。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三该”，即该合作的地方就合作、该竞争的地方就竞争、该冲突的地方就冲突。经济领域便是该竞争的领域之一。

第二，周边经济体竞争力的提升也对中国民营企业产生了巨大的压力。竞争力主要来自东南亚国家和印度。印尼、马来西亚和越南的竞争力正在迅速提高。这些经济体竞争力的提升对中国经济构成多个方面的压力：一是在中国的西方制造业向这些经济体转移，例如苹果公司；二是这些经济体成为中国的替代市场，吸引着新的西方资本；三是这些经济体也吸引着不少中国本土的资本。

尤其是越南，越南在过去数十年里的目标是赶超广东，但现在不是了，越南的目标是成为下一个日本。越南的雄心有两个因素。一是来自其内部发展的动力。越南是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成员国之一，这些年根据CPTPP的要求，越南的国企改革、规则和标准与世界接轨（劳工、环保、透明度等）、营商环境等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这为越南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今天越南的发展类似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的情形。二是来自外部因素，主要是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对越南的战略性和政策性支持。美国宣称已经放弃改变中国的任何企图，而转向“塑造”中国的周边环境。美国和日本等国塑造越南对中国的经济竞争力的努力是显然的。尽管这并不意味着越南会轻易跟随美国，但越南对中国民营企业构成的竞争力是真实的。

何海清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博士研究生 张广利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

本文节选自《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12期

在对考编青年的时间体验做出考量时有清晰可见的两种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内部时间，指个体从现在开始想象并与过去和未来发生联系的方式。对考编青年而言未来的前景越来越不确定和短促。第二个维度是组织社会整体日常生活的外部时间，指生活的每个阶段或一个人每天或每周所进行的活动的时间。一般而言，年轻人在生命时间与社会活跃时间交叠的阶段中，倾向于制订灵活的短期计划，其目的并非是控制和规划未来，而是抓住时间或者利用年輕的机会，但考编青年群体却倾向于制订职业生涯的长线计划。从他们的职业想象和规划角度来看，体制内的时间自由内涵主要体现在劳动时间与休息时间的稳定比例上。在访谈中，考编青年的个体时间体验更关注探索日常生活如何受到家庭时间、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的组织和约束。绝大多数青年对体制内工作的基本认同是在“996”、无薪加班、私人时间公用的市场就业对比之下，体制内是不加班且闲的。在工作时间与休闲时间的划分中，劳动时间的减少意味着自由时间的增加，体制中的固定工作日与每日工作时间，为其提供了超越劳动赚钱的“谋生性”这一目的，而转变为去思考兴趣爱好、参与社交、投身家庭等更为自主的、创造性的活动，完成更多的亲社会行为。

在社会上升空间窄化、市场就业环境恶化、个体风险感知强化的时代背景下，青年并期待通过重构日常空间、重拾文化空间来对原本消极的生活观进行积极建构。因此，在考编的过程中，青年虽然有因奋斗叙事失效而产生的失能感和避险心态，但却并不能仅仅概括为是因丧失意志和斗志而做出的逃避决策的躺平心态，他们对个体的身份想象、职业判断、生活重构与生命意义赋值折射了当代青年保守主义面向中的自我探索与自我治理。但当“体制内”就业成为青年普遍认同的“以退为进”的人生决策时，由普遍退出搭建出的另一条内卷赛道就已经出现，退出成为与普遍内卷相平行的普遍退出之后，争取退出的名额是极度卷化。“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场景继高考与考研后再一次出现在青年的考编之路上，青年无疑陷入一场以退出竞争为前提的再竞争之中。

严鹏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

本文节选自《文化纵横》2022年10月刊

最近，世界主要大国频频提及“未来十年”这一关键概念，变局之下，那种承平日久的状态与心态，可能不得不进行某种调整，本文重溯一战前的历史，分析了一个颇具现实性的问题：19世纪后期，德国通过快速工业化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强国，但由于资源匮乏、人均购买力低，其经济（特别是对食品和原料等初级产品的需求）很大程度上依赖国际贸易。这一经济体系上的脆弱性可想而知。然而，出于对敌我实力以及战争可能持续时间的错误估计，德国未能进行充分的经济准备。战争发生后，英国利用海权优势对德国展开经济封锁，直接导致德国初级产品供应困难。而德国虽在战初就改造其经济体制，试图凭借工业创新能力应对初级产品供应困境，但未能真正形成适应战时需求的大规模生产能力。最终，长期封锁不仅削弱了前线的物资供应，也瓦解了后方的士气，大众对物资短缺怨恨的矛头从英国封锁逐渐转向德国政府，成为其战败求和的重要推力。

对当时的中等规模的强国来说，工业化意味着农业的萎缩，这实际上排除了此类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留在核心圈层的可能性。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均能坚持到胜利，是因为它可以调动全球资源，弥补其本土规模狭小而资源有限的不足。德国在“一战”中则恰为反例。而德国在“一战”中的困境，又表明了，有效的封锁手段不一定要针对军事装备或先进技术，相反，与自然资源紧密联系的初级产品，同样可能成为导致工业强国溃败的蚁穴。“足食”的重要性，仍未改变。

这一历史表明：（1）构成现代大国战争物质基础的并非只有工业，食物与原料等初级产品的有效供应，同样举足轻重。（2）导致初级产品供应困境的原因，除了自身初级产品生产能力薄弱外，也与敌国利用海权采取封锁政策紧密相关。（3）物质准备必然以心理准备为前提，外在的结构性因素或许难以控制，但风险意识和危机意识总归是一种可控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