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优华，黄部兵

（韩山师范学院 学报编辑部，广东 潮州 521041）

宋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文史学家对其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有着精到的认识，王国维言：“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1］陈寅恪说：“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2］邓广铭亦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3］，“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能及”［4］。诗歌发展到唐代已经达到了顶峰，而宋人作诗学唐变唐，独辟溪径，独具特色，创造了宋诗的辉煌。宋诗从诗人和作品的数量看，可谓盛况空前。仅清人厉鹗以个人力量所辑撰的《宋诗纪事》一百卷，就收录三千八百十二家，说明宋代诗人诗作之多。如缪钺先生《论宋诗》中所说，“唐人以种种因缘，既在诗坛上留空前之伟绩，宋人欲求树立，不得不自出机杼，变唐人之所已能，而发唐人之所未尽”［5］，宋人作诗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作家，情况也不尽相同，各有侧重，各有优劣，自成系统。

所以，近些年来，宋诗的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广大学者的关注，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众所周知，详细、完备、可靠的文献是做学问、做研究的基础和保障，因此，在这浮躁功利的社会，能够沉下心来，能坐得住“冷板凳”，积数年整理学术研究界所需要的重要文献，无疑是一件极为不易却功莫大焉之举。而宋诗相关的文献整理、增补和校注，一直都是学界关注和致力的方向。

宋人创作了大量“资谈笑，助谐谑”的“戏谑诗”，表现出追求诗歌新变的积极尝试，正如周裕锴先生所言：“宋诗学所讨论、所追求的‘趣’以幽默、机智、理性、巧慧为其特点，是宋人的尚理精神、自适心态和谐谑意识在诗歌中的结晶，并成为‘宋调’最突出的特征之一。”［6］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却一直处于薄弱环节。张福清从断代总集《全宋诗》［7］《全宋诗订补》［8］《全宋诗辑补》［9］中辑录了戏谑诗并对其进行了全面的文献梳理，《北宋戏谑诗校注》［10］《南宋戏谑诗校注》［11］两部校注付梓问世。细读这套书，可以看出张福清在校注工作方面颇下功力。该套书整理规范、严谨，文字增补有据，注解说明精审，弥补了戏谑诗文献整理之不足，为研究宋诗提供更为全面的参考。

一、“一网打尽”，全面收集、校注两宋戏谑诗

如果说“一网打尽”式的校勘是极为费力的工作，那么还要在海量的信息中收集并为每一位作者、每一首诗作笺注，则更为费力，因为它不但涉及多方面的知识，而且需要较为深厚的学术积累和较为明敏的学术识见。张福清按照时间顺序、根据人物的诗作进行收集校注，共辑录4270首戏谑诗。这些具有戏谑之风的诗歌，北宋有1660首6联4句，其中10首以上诗歌的有44位诗人。张福清一一列出，分别是王禹偁（20 首）、释智圆（15 首）、宋庠（10 首）、梅尧臣（40首）、文彦博（13 首）、欧阳修（30 首）、韩琦（13 首）、文同（17 首）、刘敞（42 首）、司马光（33 首）、王安石（27 首）、郑獬（10 首）、强至（22 首）、刘攽（14 首）、沈遘（10 首）、徐积（10 首）、程颢（12 首）、韦骧（12 首）、苏轼（110 首3 联1 句）、苏辙（42 首）、彭汝砺（15首）、孔平仲（43 首）、李之仪（11 首）、黄庭坚（187首1断句）、米芾（10首）、陈师道（13首）、晁补之（12 首）、张耒（28 首）、晁说之（35首）、邹浩（33 首）、毛滂（12 首）、洪朋（11首）、饶节（33 首）、谢逸（27 首）、赵鼎臣（30首）、唐庚（11 首）、释德洪（41 首）、葛胜仲（11 首）、李彭（56 首）、张扩（19 首）、程俱（66 首）、李光（38 首）、韩驹（25 首）、周紫芝（41首），其中大部分是当时著名诗人。戏谑诗数量排名前10 位的分别是黄庭坚、苏轼、程俱、李彭、孔平仲、苏辙、刘敞、释德洪、周紫芝、梅尧臣。南宋戏谑诗一共有2610 首39 联3 句，其中10 首以上诗歌的有56 位诗人：他们是李纲（70 首）、张纲（10 首）、张守（20 首）、吕本中（34 首）、曾几（20 首）、郭印（17 首）、王洋（43 首）、郑刚中（41 首）、李弥逊（21 首）、陈与义（12 首）、释慧空（12 首）、欧阳澈（22首）、朱松（20 首）、刘子翚（10 首）、陈棣（20首）、黄公度（14 首）、王十朋（67 首）、洪适（17 首）、周麟之（11 首）、韩元吉（27 首）、李流谦（17 首）、姜特立（16 首）、陆游（500 首）、范成大（94 首）、杨万里（99 首）、周必大（69首）、朱熹（58 首）、陈造（23 首）、虞俦（30首）、薛季宣（12 首）、周孚（11 首）、陈傅良（11 首）、杨冠卿（10 首）、张镃（24 首）、陈文蔚（16 首）、韩淲（19 首）、刘宰（12 首）、戴复古（15 首）、度正（10 首）、华岳（12 首）、郑清之（42 首）、岳珂（15 首）、王迈（13 首）、刘克庄（37 首）、张侃（15 首）、林希逸（21 首）、白玉蟾（14 首）、吴潜（29 首）、释绍嵩（27 首）、萧立之（10 首）、舒岳祥（22 首）、方回（46首）、牟巘（13 首）、徐瑞（11 首）、汪永昶（11首）、李擢（15 首）。张福清还作了详细的统计，根据每位诗人的创作情况进行排名，其中排名前10 位的是南宋著名诗人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周必大、李纲、王十朋、朱熹、方回、王洋、郑清之。这些两宋诗人之诗作，前贤已有校注或笺注整理成果的只有黄庭坚、苏轼、周紫芝、梅尧臣、陆游、杨万里、范成大、朱熹等少数大家、名家之作，其余基本无人笺释校注，而那些中小诗人乃至无名诗人的诗歌更是无人问津。对这么多的诗人的作品进行校对，张福清付出的辛勤汗水，可以想象得到。概而言之，两宋诗校注因其内容的丰富、广泛，收集全面，从而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这种“一网打尽”式的校注，厘清了每首诗的正误源流，订误释疑为研究者充分利用这一资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沾惠学林，功莫大焉。

二、考源察流，为“戏谑诗”命名提出了新论

“戏谑诗”已日益受到学者的关注，对于“戏谑诗”命名各有说法，研究成果也各有侧重，而张福清对“戏谑诗”命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诗评家由于受到“温柔敦厚”诗教的影响，对于“戏谑诗”的理解，“往往或失之偏狭，或失之肤浅，常常用‘戏谑滑稽’的断语一言以概之，诚然，儒家认为‘君子不威，则不重’（《论语·学而》），古人提倡恭谨稳重待人处世之道，但人类谐谑幽默的天性终难泯灭，加上戏字，表明其意”［12］，这被如萧衍《戏题刘孺手板》、陈叔宝《戏赠沈后》所遵循。这种文学中的游戏现象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需要把文学与生活联系起来分析。戏谑诗保留了生活的游戏与消遣，表现出生活的意趣。肖瑞峰、周斌《唐宋戏题诗论略》论述了戏题诗，认为戏题诗源于六朝，至唐宋得到丰富与发展，戏题诗之“戏”，其本旨除了戏谑嘲调或游戏为诗以外，还可以是一种“遁言”与“放言”相结合的表达策略。诗人们以“戏”来婉转其意，获得戏言免罪的表达效果；同时又可以放言其意，表达自己的奇思妙想乃至狂言妄论。在看似简单的戏谑嘲调中，包蕴着由戏谑、调笑、讽刺及自嘲所造成的不同内涵与功能。［12］崔铭《欧阳修与宋代戏谑诗风的兴起》［13］、李沛《从欧、梅戏题诗考察北宋时期对“戏”诗的认识 ——理解宋诗特殊题材与复杂情感的一种视角》［14］、郭慧丽与白云红《苏轼戏谑诗探析》［15］等作品也涉及到了“戏谑诗”的论述。清人编纂《全唐诗》时就将“谐谑诗”与“俳谐”作了严格的区分。今人李静对“俳谐词”和“戏作”词所作明确界定应该可以提供参考。［16］

朱光潜《诗论》认为：“诗人的本领就在能谐，能谐所以能在丑中见出美，在失意中见出安慰，在哀怨中见出欢欣，谐是人类拿来轻松紧张情境和解脱悲哀与困难的一种清泻剂”［17］。戏谑，几乎成了宋代文人的一种共同行为特征，翻检宋人笔记，友人、师生、同僚、亲人之间，时时有幽默乃至不失善意的玩笑。［18］张福清从五个方面对为何以“戏谑诗”来命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是从《诗经·卫风·淇奥》“善戏谑兮，不为虐兮”溯源，认为“戏谑”一词最早出现在《诗经》中，比出现在汉代典籍中的“俳谐”一词要早。第二是从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文体“谐隐”中寻找依据，认为“谐隐”的“谐”即诙谐、戏谑之意，与“戏谑”一词最为接近。第三是从唐代文献《白孔六帖》的目录分类中找到了“戏谑”等，且该类下又分“滑稽好戏、频伸谐戏、诏学士嘲之”等。第四是从宋代赵希弁撰《郡斋读书志附志》、宋徐度《却扫编》、宋曾慥《高齐漫录》、无名氏《滑稽小传》、宋陈日华《谈谐》，还有宋王钦若等撰《册府元龟》“总录部”分“诙谐、庾词”、《渊鉴类函》“人部五十八”分“嘲戏”等五部分、宋祝穆撰《古今事文类聚》别集“性行部”分滑稽（嘲谑同）等文献，均可看出宋人心目中是以“诙谐”“嘲戏”“戏谑”“滑稽”为同一体类。但“戏谑诗”的地位一直不高，正如戴复古《戏题诗稿》所云“时把文章供戏谑，不知此体误人多”［19］，往往被人认为非正体，正因为其为非正体，历来诗评家们很少把它纳入诗学研究的范畴来观照。第五是认为戏谑与俳谐不是同一个概念。张福清的以上五点认识，是比较符合宋代文学乃至整个古代文学的时代特征与历史氛围的。张福清在吸收最新笺释校注成果基础上，重新梳理宋代诗人的交游及生平事迹基础文献，让无人关注的问题得到关注，让模糊的问题变得更加清晰，为专业研究者提供了参考。

三、校勘细察，注释宏富，补充了已有笺释校注之不足

张福清的校注按照两宋时间顺序，根据人物的诗作进行收集校注，对诗所涉及人物的简介、诗题的阐释，难解字词的释义、古今地名的对照、典章制度的解读，诗歌本事的追问、典故出处的溯源等等，可谓探赜钩玄，不遗余力。众所周知，校注中的难点是有关人物、时间、地名、典故等的考订精详，张福清爬梳文献，旁征群书，补其脱漏，正其讹谬。整理规范、严谨，文字增补有据，注解说明精审。戴震曾指出，治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20］。相较而言，识断、精审尤难，没有严谨的治学精神，是难以做到这两点的。王力先生对它作出解释:“拿今天的话来说，淹博就是充分占有材料，识断就是具有正确的观点，精审就是掌握科学的方法。”［21］“这就是说，做学问，既要充分占有材料，又要有正确的理论方法。不充分占有材料，就无从了解所研究的事物的全面情况和内部联系，也就无从探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不掌握正确的理论方法，就可能在大量的材料中发现不了问题，或者迷失方向，做出错误结论。因此充分占有材料和掌握正确理论方法，可以说是作学问的两个翅膀，插上翅膀，就可以在他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内奋发高飞。”［22］张福清在淹博、识断、精审可谓做出了榜样。

先说注题记，补充已有笺释校注之不足，纠正已有校注笺注之误。如在欧阳修的30 余首戏谑诗中，有一首《戏石唐山隐者》，原本题注：“熙宁□年”，留下了一个空格。刘德清等《欧阳修集编年笺注》编年认为：“熙宁元年（1068）知青州时作。”丁功谊认为：“此诗作于熙宁五年（1072）初秋，时退居颍州。”王水照、崔铭著《欧阳修传》附录一“欧阳修生平创作年表”亦作“熙宁五年”诗人临终前的作品。诗歌编年上就出现了不同的年代，那么此诗到底作于何年，隐者为谁？张福清经文献梳理，认为石唐山隐者，即嵩山少室缑氏岭石唐山紫云洞道士许昌龄。治平四年（1067）秋，欧阳修知亳州时，结识了嵩山道士许昌龄，作有《赠隐者》诗。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二：“（欧）公集中载许道人、石唐山隐者，皆昌龄也。”“所谓《石唐山人》诗，乃公临终寄许之作也。”又如杨万里《戏作司花谣呈詹进卿大监郎中》，张福清根据于北山《杨万里年谱》，诗题中的“詹进卿”注云：“《宋史》《万姓统谱》《两浙名贤录》《宋史翼》《会稽续志》《绍兴府志》《浙江通志》均无传。《宋诗纪事》亦仅著里贯科名。事迹不详。按：《南宋馆阁续录》卷八：‘詹骙，字晋卿。会稽人。淳熙二年（1175）进士及第。治诗赋。（淳熙）九年（1182）六月除（著作郎）；十年（1183）四月为将作少监。’按，《宁国府志》（嘉庆十二年、民国石印本）卷二《职官表》：淳熙十三年曾知宁国府。亦无传。”薛瑞生《诚斋诗集笺证》：“詹进卿，詹骙，字晋卿，会稽人，一作遂安人。淳熙二年进士第一，官至中书舍人，龙图阁学士，知宁国府。有文声。宋人名字所用字常常同音混写，且诗中有句‘鳌头’，此卷后《送詹晋卿大监出宣城》诗中又有‘今代稽山贺子真’句，籍里、仕履完全相同，为詹骙无疑。”张福清通过梳理得知，詹骙，字晋卿，詹林宗子。杨万里将“晋”误写为“进”。其人历中书舍人，仕至龙图阁学士、知宁国府。

地名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每一个地名的形成都有历史背景或者传说，并且随时代的变迁不断演变。史料的记载，可留下许多信息。张福清善于搜寻史料，综合判定，让诗中地名理清。如刘辰翁《渔歌效陈自堂作》：“石头城落淮水，刘郎浦对伍洲。越沼吴湖安在，月明人唱湖州。”其中的刘郎浦和伍州，张福清校注：刘郎浦又名刘郎洑，“绣林十景”之一，位于湖北省石首市城北的长江北岸，是一个渡口，原名浦口。伍洲，即芦洲，在武昌西。昔伍子胥去楚出关，于江上求渡，渔父歌曰“灼灼兮已私，与子期兮芦之漪”，子胥既渡，解剑与之，辞不受，渔父遂覆舟而死，即其处。《水经注》：汉邾县故城，南对芦洲。苏轼曰：武昌县刘郎洑正与芦洲相对，伍子胥奔吴所从渡江也，亦曰伍洲。又如：俞德邻《戏简友人二首》其一中菟裘、周南的两个地名，张福清校：菟裘，地名，在今山东省泗水县。《左传·隐公十一年》：“羽父请杀桓公，以求大宰。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杜预注引服虔云：“菟裘，鲁邑也，营菟裘以作宫室，欲居之以终老也。”后因以称告老退隐的居处。周南，地名，指成周（今河南洛阳）以南。《韩非子·说林下》“周南之战，公孙喜死焉。”一说即洛阳，参阅《史记·太史公自序》裴骃集解引徐广注。《史记·太史公自序》：“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周南不得与从事。”后因以“周南”为滞留某地而毫无建树之典。唐杨炯《百泉县令李君神道碑》：“无阶封禅，空叹息于周南；绝望夏台，竟栖迟于汉北。”唐杜甫《晴》诗之二：“回首周南客，驱驰魏阙心。”这样的地名注释还有很多，可以看出张福清在这方面所下功力颇深。

校注古籍，注释的难点在注典故，在于既要了解古籍中典故其本事出处与含义，又要体察用典的特别用心。典故使用有显、晦之分，有时明引，有时暗用，有时略取语意，有时语意兼取，有时直用，有时化用，注释前须仔细分辨。［23］这就考验了一个校注者的综合素养，校注者得是诗的阐释者、解读者、研究者，对于作者的的人生经历、创作时候的背景、用词造句等需要全面的把握。张福清在对重点诗句作必要疏通的同时，于贯通全诗的意脉方面颇下功夫，深入考察，非常注重体察所用之典与诗人当前心境的对接，加以简评。如汪梦斗《高唐州戏作》：“错赋巫山十二峰，西南与北偶名同。便饶真是阳台路，行雨才收梦亦空。”其中“高唐州”“巫山”这两个典故诗家用的较多，张福清注解非常清楚。张福清注云“现为高唐县。位于山东省西部，聊城市东北部。春秋为齐国西境高唐邑、灵丘邑地。西汉置高唐县，属平原郡。以后时废时置。高唐：战国时楚国台观名。在云梦泽中。传说楚襄王游高唐，梦见巫山神女，幸之而去。战国楚宋玉《高唐赋》序：‘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巫山”，战国宋玉《高唐赋》序：“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旦朝视之，如言，故为之立庙，号曰朝云。后遂用为男女幽会的典实。十二峰：巫山十二峰的名字是：集仙、聚鹤、松峦、望霞、翠屏、飞凤、朝云、起云、净坛、上升、圣泉、登龙。在今三峡之地”。阐释晓畅明白，可读性强。

一些专有名词孤僻或者由于用典而不易理解，张福清通过爬梳，力求为相关研究者提供更好的理解，将原文专有名词及错讹之处加以补充、订正和考证。如周必大《小诗戏王驹甫请来早转约伯威德源德善彦和志伯西美粹夫及愚卿兄弟共不托一杯已有定例不设他味》，诗题自注：“己未九月二十八日。”即庆元五年（1198）。张福清认为诗题中人名无注，今可补注：“伯威：欧阳鈇，字伯威，号寓庵，庐陵县永和（今吉安县永和镇）人。其族与欧阳修同系，欧阳珣为其祖。欧阳鈇力承家学，博通古文，善属文，尤长于诗词。宋赵与虤《娱书堂诗话》卷下载：‘庐陵欧阳伯威鈇少与周益公同场屋，连战不利，遂笃意于诗。’周必大‘爱其文行，称之曰奇士’（杨万里《欧阳伯威脞辞集序》），拜右相后，几次邀他出仕，他谢曰：‘使我数口无饥，差可卒岁，奈何以虚名自烦苦乎？’遂以诗文自娱，以授徒为业，老于乡里。王庭珪、杨万里等对其诗极为推崇。胡铨曾对其所作《遇谗词》《蜂螯蜘蛛赋》赞不绝口，惜今已不传。”又如邓林《客孟氏塾戏降紫姑》“隔溪云薄雨飘萧，欲采荷花不见桥。钗卜无凭芳信杳，酸风空度凤台箫。”中紫姑和凤台两个专有名词，张福清校：紫姑，神话中厕神名，又称子姑、坑三姑。相传为人家妾，为大妇所嫉，每以秽事相役。正月十五日激愤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于厕间或猪栏边迎之。见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五、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一说，姓何名楣，字丽卿，为唐寿阳刺史李景之妾，为大妇曹氏所嫉，正月十五日夜，被杀于厕中，上帝怜悯，命为厕神。旧俗每于元宵在厕中祀之，并迎以扶乩。事见《显异录》以及苏轼《子姑神记》。李商隐《正月十五夜闻京有灯恨不得观》诗：“身闲不睹中兴盛，羞逐乡人赛紫姑。”凤台：古台名。汉刘向《列仙传·萧史》：“萧史者，秦穆公时人也。善吹箫，能致孔雀白鹤于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公为作凤台，夫妇止其上。”南朝宋鲍照《升天行》：“凤台无还驾，箫管有遗声。”唐黄滔《催妆》诗：“吹箫不是神仙曲，争引秦娥下凤台。”还有陈文蔚《读书傅氏揖桂林外一山恍如徐子融书阁所见书阁见山之阴揖桂见山之阳戏成一绝呈子融》：“自昔桂阳名此山，登楼恍若见林端。山中固有诛茅地，却许吾人背面看。”中的人名，张福清注：徐子融，即徐昭然，字子融，号潜斋，信州铅山人。家居授徒，好佛老之说，与陈文蔚友善，常提灯携剑夜访克斋。淳熙十五年（1188）三月，受学朱熹于铅山县境永平驿，成为朱熹门人。后随同往玉山，留止月余。同年七月闭馆散徒而同余大雅到五夫受学，次年在武夷精舍续学。朱熹称其“志气刚决，操守非他人所及，文章痛快直截，无支离缠绕之弊”。朱熹曾指出其认心为性近似佛氏的错处。朱熹以其老成有守，欲延之家塾，为诸子师范。绍熙五年（1194）十一月十五日，朱熹罢侍讲归，子融与陈文蔚、黄子功护送朱熹自上饶到分水岭，宿一宿。其于鹅湖寺旁结舍，聚徒讲学。与陈文蔚过从甚密，陈文蔚曾书其遗事，介绍从学朱熹的经过。朱熹作《答徐子融》书四通，与其有书信往来。再如周必大《十月十七日大椿堂小集胡从周季怀以予目疾皆许送白酒弥旬不至戏成长韵》诗题中的“胡从周季怀”，一般注者认为是同一人，季怀是胡从周字。张福清认为是两人。张福清根据周必大《奏事录》《归庐陵日记》文献推知，胡镐（生卒不详），字从周，号文冈，吉州（今水田乡孔家巷村）人。胡铨从弟。靖康元年（1126）乡试中举，十九年后，即绍兴十五年（1145）中进士，受朝奉郎。历任朝列大夫、湖南参议。皇上赐金鱼袋。《全宋文》卷四三三一胡铨《饶州进士胡镐母李氏墓志铭》题后注云：“按此胡镐非胡铨从弟胡镐。”《新宋学》之《论宋代吉州地域文化的发展》一文云：“四世胡仔、胡宗古、胡铨、胡镐、胡铸；五世胡昌龄（长彦）、胡箕（斗南）、胡籍（季文）、胡泳、胡澥、胡浃、胡洊、胡冲、湖涣（季享）、胡从周（季怀）。”四世的“胡镐”与五世的“胡从周”实为同一人，而该文误以为胡从周，字季怀。其实，季怀是胡维宁之字。这应该是从周必大诗题“胡从周季怀”致误。

中国古代常用“钩沉”一词指代辑佚工作，在古籍整理过程中，辑佚工作是不可或缺的。开展辑佚工作需要了解古书的存佚残缺，需要通过辨伪来考证辑录文献的真假是非，需要通过版本和校勘来审订所辑字句的异同多寡和是非得失。因此，辑佚工作需要有广博的古典文献的基础知识。张福清纠正以往笺释校注中的不少错误。如赵㠓《云叟道人自夫子林骤款段先我而归口占一诗戏之》：“道人乘款段，辄尔驰山川。翻然两角巾，似与风争颠。左手不停勒，右手复争鞭。乌裙拍马腋，欲拟鹤升天。释耕观者人，莫知所以然。定疑云路阔，坠落骑鹿僊。”标题中的“云叟道人”，据明清县志载，宋人，姓侍其，名瑀，号云叟，“住钓鱼台，隐居不仕，乡里推为经师”。在上元县祈泽寺中旧时有四块碑刻，刻有“云叟道人”的三首《招隐诗》。其中两首为七绝，一首为五绝。前两首是：“官南官北添身累，年去年来换鬓青。何日归来闲岁月，扫山庐墓过余龄。”“云窗云暗春灯小，松柳无风春悄悄。子规枝上叫梦回，清罄一声山月小。”后一首是：“美绿三千盏，娇红一万枝。家山归未得，更听鹧鸪词。”这三首《全宋诗》《全宋诗订补》《全宋诗辑补》均未收录，亦可补入。又如订正《全宋诗》小传及相关文献之误，如释净端（《全宋诗》第12 册），字表明，据《全宋诗辑补》应作“明表”。谢举廉，《全宋诗》小传云：“字民师，新淦（今江西新干）人。神宗元丰八年（1085）与从父懋、岐、世充同第进士，时称四谢。”据《诚斋集》卷一百二十一《议大夫谢公神道碑》载：谢民师“与其父懋、叔岐、弟世充同第进士，时称四谢。”《全宋诗》小传全部误为其叔父。另外，在戏谑诗文献梳理中还可补《全宋诗》小传之不足。曹辅、洪朋、赵鼎臣、张继先《全宋诗》小传均无生卒年。根据相关文献，可补“曹辅（1034-1092）”“洪朋（1072-1109）”“赵鼎臣（1071-1124）”“张继先（1092-1127），又字道正，号翛然子”。

张福清除了全面地收集、校对两宋戏谑诗，还对一些重要的诗人的诗歌进行深入研究，以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李逸安《欧阳修全集》、刘德清、顾宝林、欧阳明亮《欧阳修诗编年笺注》等版本，在现存的2800多首梅尧臣诗和800多首欧阳修诗中，张福清收集梅欧分别有40 首和30 首戏谑诗并深入分析，认为梅欧在唱和诗歌中长于娱乐和“诙嘲笑谑”，“如果说梅欧早期（至和二年前）戏谑诗还各显言情写物琐碎化、日常生活化的特点，尤其是欧阳修戏谑诗带有明显仿唐痕迹，名为戏，实则抒发心中之愤懑或自我宽慰之词，体现了诗人豁达的人生态度；那么，梅欧至和二年以后的戏谑诗就在炫学逞才的游戏唱和之中，尽情地展现各自的聪慧和机智，超越了凡俗的日常生活，具有浓郁的人文化气息”。梅欧戏谑呈现出与梅诗相应的唱和特点同时，也表现出一种不拘泥、不悲慨的态度、面对坎坷遭遇与苦难人生的豁达体悟，表述了一种生活的、诗意的情趣追求。［24］为我们深入研究戏谑诗提供了方法与范本。

总之，“两宋戏谑诗校注”的整理校注无疑具有重要的贡献和意义，有助于对宋诗的全面而深入的认识和把握，可通过戏谑诗重新审视宋代著名诗人乃至一般诗人或无名诗人的审美心理及精神面貌。当然，任何研究，新的材料观点总是会随着专家学者的发现和研究而不断涌现，而这也正是学术继续发展的动力所在。该书尽管也有很多不尽善之处，如收集的诗人还可以更全面，校勘注释辨析还可以做得更为深入，有个别注释稍显牵强等，然而瑕不掩瑜，同时期待学界同仁能够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