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 泓 李海波

风药，就是能够祛除风邪或者是具有风之特性的一大类药物。风药首次出现在唐代《外台秘要》中，书中描述“冷加热药，风加风药”[1]，阅其上下文推敲其文中之意应是治“风”之药。其实在《神农本草经》中就已载入89味能“主”“治”“除”“逐”风邪或风病的药物，可见当时医者已经能够应用风药治疗疾病。《伤寒杂病论》中邪中六经的理法方药不少兼有祛风之义，其中大部分被后世推崇甚至沿用至今。由此可见驱风药的源流最晚能追溯于汉代。

金元时期，张元素悉尊《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素问·至真要大论》诸篇之旨，采撷运气学说之长，在《医学启源》下卷用药备旨中将药物分为六大门即法象五类和法象余类。在他的药性理论之下风生升一门皆是味薄之属，“味之薄者……味薄则通，酸苦咸平是也”。这一类药物与自然界中的风同气相求，生升发散，具备风之特性。在张元素之后，李东垣将这一列药物共20味划为风药，同时指出：“……诸风药是也，此助春夏之升浮者也”[2]。不仅如此，李氏还在其理论体系下阐述性质功用，并广泛应用于内伤疾病的治疗中，自此风药理论正式确立。这就是所谓狭义的风药。

近现代风药的范围趋于广义化，基于学者共识风药包括解表药、祛风湿药、平肝熄风药及其他兼有治风作用的药物[3]。正所谓“药之质轻而气盛者, 皆属风药”[4]。风药具有恢复气机正常运转的功能。

1 风药的作用

1.1 驱除外邪风药能够驱散在表之邪气。辛温解表药和辛凉解表药，味辛开泄，驱邪气于腠理之间。如古方之麻桂之属，桑菊饮、银翘散也属其列，均可使气机向外透达。

风药能够驱散巅顶之邪。“升者,充塞头顶,则九窍利也”[2]，升腾宣透，驱邪于上。 川芎茶调饮就是其中代表，能引气机向最上浮越。风药能够驱散经络之邪。风邪常常引其他邪气共犯人体。风寒、风湿、风寒湿、风热、风痰滞留经络，客于脏腑、清窍即可引起一系列顽疾如痹证、头痛、眩晕、耳鼻眼疾病。藤本类药材和虫类药，依据中医“取类比象”理论，就善驱经络及脏腑深藏之邪。“藤蔓之属，皆可通经入络，此物善治风疾”，“每取虫蚁……血无凝滞，气可宣通”。循经驱邪搜风剔络，使风无觅处。

1.2 升举清阳升举清阳是风药轻清升浮之性的直观体现。大法云：“下者举之”[5]，风药能升能浮，能引元气之升。利用“生长之气”引元气上升，助水谷精微输布。滋补剂中酌加风药，就是为了防止本已虚弱呆滞的气机被愈补愈滞，愈补阴火愈旺。

1.3 散熄阴火阴火非位之气[6]，气不行本职，溜于他处或郁于一处，遂“积阳为火”，只需疏利气机，或佐以引导，宣郁火，就可以釜底抽薪敛辑阴火，诸气各履其职，则何火之有。就如李东垣所言：“泻阴火以诸风药…… 而令走九窍也”[2]。

1.4 平熄内风“郁者……当升者不得升，当降者不得降……均谓之风”。可见平熄内风，根本还是要调节气机，复其升降，如此则内风从何来。

风药还可以引经报使，药物不能自运，自是由气运转，气之行处即时药之到处，这正是引经药多是气盛之风药的原因。比如“治血以防风为上使”。风药还可以开通玄府，其“透、散、窜”的特性能“醒”玄府之“昧”，畅玄府枢机。

无论是升举清阳、散熄阴火、开通玄府、引经报使，无外乎都是利用风药能够恢复气机正常状态运行的属性，最宏观的体现就是升降有序。《黄帝内经》曾言：“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5]。李东垣秉承这一理论，认为气的升降出入是道法自然的基本形式，“运化万物,其实一气也”[2]，只要大到脏腑经络小到玄府气机运行正常，当升则升，当降则降，人体就达到了“阴平阳秘”的“和”之态。从理论上讲，一切内伤疾病只要使气机恢复到正常状态，就把握住了治愈疾病的钥匙。正所谓“死生之机，升降而已”。

2 风药的临床应用

风药的上述作用又能衍生出更多疗效，比如升清阳配合疏肝气使风药能够健脾，舒畅气机的特性使风药成为消痰化湿的良药，驱邪又擅入高巅空窍，使得风药能够给邪以出路，效用倍增。风药广泛运用于疾病治疗中，往往扮演多重角色。

2.1 风药治疗痞满 胃痛 泄泻等脾胃病病因无外乎虚实两端，实是肝气乘脾或寒邪袭络；虚则是“脾胃虚弱，转运不及”。肝气横逆引发多种脾胃病“忧郁气结于中脘，腹中微痛，心下痞满”。外感于寒也是重要诱因。脾气不足是虚证的发病根源，如巢元方所言:“脾气不足，则四肢不用，后泄，食不化呕逆，腹胀肠鸣”[7]，泄泻的病因还要在以上基础上加风邪，比如《黄帝内经》就曾提到“风泄”。治法上，对于胃痛，林佩琴在《类证治裁》提出温散行气，辛通和营的治法，与叶天士“凝痰聚瘀”论断切合。对于痞满林氏又指出“辛甘为散”与张景岳提出的“虚痞温补实痞消散”的治法略同。风药能针对病因疏散气机，畅行犯脾之肝气，通其不通而止痛，散其所结而消痞，且能透散风寒而止寒痛，兼以升阳而止泄，配合益气补中之品健理脾胃。一如痛泻药方之防风，“辛能散肝，香能舒脾，风能胜湿”。胃痛、痞满、飧泄相当于西医慢性胃炎、慢性萎缩性胃炎、溃疡性结肠炎、肠易激综合征等，这些疾病都有用升阳益胃汤治疗且疗效颇佳的报道。方中羌活、防风、柴胡向上升清，独活向下降浊阴同时利湿，以恢复中焦升降枢纽之职；柴胡又能升少阳胆气以疏肝木使脾土得舒，共奏舒肝和胃之功。

2.2 风药治疗咳嗽 喘证 哮证等咳嗽的病因“总其纲领，不过内伤外感而已”。外感多因于风邪兼寒热燥等“风舍于肺，其人则咳”[5]。内伤实证多归因于气郁痰阻“气滞之家, 胸膈胀满, 痰嗽喘逆[8]。而喘证和哮证可以是由外邪触发，但其内因不可忽视，“……肺脏雍塞……气阻喉闭，不得透泄，于是雍闷喘急……次齁喘之由来”(《四圣心源》)[8]，而壅蓄于肺中的不是气就是痰，痰又是气病的病理产物可见肺病实证更多是“气病”。虚证则是肺脾气虚，土不生金造成的，《脾胃论》云：“肺金受邪，由脾胃虚弱不能生肺[4]。对于虚证风药助于培补中焦元气，母壮子不弱。对于实证，风药轻扬上达驱邪又宣达肺气条畅气机，“气顺则痰不留”恢复肺的清虚之体，使其宣发肃降功能有权则咳、喘、哮俱止。譬如麻黄汤既能治外感咳嗽又能平喘，这跟其主药麻黄关系密切。“麻黄乃肺经专药，故治肺病多用之”，因为它既能向上开宣肺气又能向下通调水道，肺气的升降尽在其调理之中，又能开通玄府。咳嗽、喘证、哮证相当于西医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等。

2.3 风药治疗消渴消渴临床上常大致分为2个证型，气阴两虚和阴虚火旺。古代及近代医家将其发病根源定位在脾。林佩琴和张璐都曾言及“脾气下脱”近代医家张锡纯言病机：“元气不升, 大气下陷, 脾不散津”[9]，可以说是对李东垣学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随着病程渐近或素体阴虚阳盛病情演变为阴火鸱张，正如李东垣所言：“脾胃气虚,不能升浮……阴火炽盛,是血中浮火日渐煎熬”[2]。消渴的治法可以用补其中升其阳来概括，寒凉派刘元素也认为温补为益，“今消渴者, 脾胃极虚, 益宜温补”。这可理解为慎用苦寒直折，升阳以降火才是切合病机的正确治法，如李东垣辛甘升阳，甘寒降火的治法。风药如玉液汤方中之葛根，可以升清阳升中焦元气，提下陷之精微，可以助脾转输津液，助胃行津液，助肺敷布津液，“气回则津液升, 津液升则渴自止也”。

2.4 风药治疗痹证“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5]。气血为邪气所闭不能通行导致疼痛、肿胀、麻木、灼热到后期拘挛变形等一系列症状，同时伴随有腠理空虚气血渐亏，这相当于现代医学风湿、类风湿疾病。治法是驱外邪，行气血，实腠理，补正虚。桂芍知母汤是治疗类风湿的良方，临床上广泛应用。张仲景用桂枝、柴胡、防风分别入太阳、少阳、阳明以驱各经风寒湿邪，恢复表、半表半里、里之气机运转，气血流通悉症渐轻同时加芍药养血敛阴柔肝荣筋以和营卫。但是该方对于久病患者可能力量稍显薄弱，笔者细究其原因可能是该方搜经剔络方面稍逊一筹。要知道病程越长，邪气就越深入，循经入络甚至渗入孔隙，窜入微小门户。不仅仅是“热气怫郁”，风寒湿同样可以使玄府开阖失司，此时就需要能够灵动讯捷无微不入之品入络攻逐走窜搜剔邪气，虫类药是最好的选择，麻黄其实也能当此任，因为它“能透出皮肤毛孔之外,又能深入积痰凝血之中”[4]。麻黄汤是能治“身疼腰痛，骨节疼痛”的。桂枝汤在《伤寒杂病论》原文中只有治身痛之说没有解骨疼痛之说。桂枝毕竟是解肌发汗的其开玄府之郁的功效还是稍逊于麻黄。

2.5 风药治疗虚劳虚劳, 是以脏腑功能衰退、气血阴阳亏损、日久不复为主要病机, 以五脏虚证为主要临床表现的多种慢性虚弱证候的总称。现代医学认识下包括癌因性疲乏、疲劳综合征、神经系统退行性病变包括阿尔茨海默病等都属于虚劳范畴，用薯蓣丸治疗效果很好。《伤寒杂病论》立方薯蓣丸治疗“虚劳诸不足，风气百疾”[5]。方中培补气血阴阳自然不必赘述，防风、柴胡、桔梗等风药的应用还是值得临床借鉴的，配伍它们的原因可以从三方面理解。①前文已经多次提到风药是能够补脾胃的，脾胃于其他脏腑又十分重要，“胃气壮,五脏六腑皆壮也”。 李东垣认为补胃必以防风引经。②如柯韵伯所言：“益气之剂，赖清气之品而气益倍”。早在《黄帝内经》就有“气虚宜掣引之”[5]之论。③虚劳人腠理自然不密，易感外邪且虚急容易生内风，防风通治内外风。

2.6 风药治疗疫病吴又可指出：“杂气怫郁三焦, 表里阻隔, 阴阳不通, 气机不得升降, 于是怪证百出”，这就是疫病的基本病机。传染病、急性传染病、病毒性疾病甚至是癌症等都可以套用吴又可“戾气”理论立方治方。升降散为杨栗山所创，经加减配伍化裁出温病十五方，被赵绍琴、薛伯寿等大师应用于白血病、病毒性脑炎、甲流、艾滋病等领域且疗效惊人。方中的僵蚕、蝉蜕被杨氏列为“散剂”，葛根、白芷、薄荷、荆芥也在此列，这些药物与李东垣所归纳的风药具有共同属性，都是“透、散、升”之品。僵蚕、蝉蜕轻飘浮越，既能引邪出上窍透邪外出，发挥引经驱邪之用，“引清气上朝于口”[10]，又有升扬之性升清阳向上，“升阳中之清阳”[10]，从而配合姜黄、大黄向下“降阴中之浊阴”[10]。

3 结论

风药不仅有疏散之性，也有收涩之用，还有固摄之功。疏风就是收涩，升清就是固摄。诚如麻黄汤之止咳，痛泻要方之止泻，玉液汤之敛脾经止尿糖等等，并且可以将其运用到更多的“脱证”之中。比如蛋白尿、血尿就可以看作是一种“脱证”，即肾气下脱，开阖失司，封藏失固，固摄失权导致的精微下泄。李东垣认为风药是“入肝肾下焦之药也”。风药升脾气，其实同时也在升肾气，“脾升则肾肝亦升……中气者，和济水火之机……”[9](《四圣心源》)。《黄帝内经》云：“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5]。升腾水液，鼓舞气化，应当是风药治疗下焦疾病之关键因素。现代临床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比如著名中医肾病专家邹燕勤教授治疗肾病就十分注意维护肾气，加强肾的气化功能[11]。

风药既能升散又能收涩固摄，其应用范围需要更多拓展，这对于风药理论和临床应用都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