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荆 菊 邓迎春 崔丽芳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 广东·广州）

［提要］随着“十三五”规划的圆满收官，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取得较好成绩，但是还存在内部发展不均衡、金融融合发展程度不高等问题，研究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的深度融合对促进大湾区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本文从金融一体化、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和大湾区金融融合发展等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以期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金融融合、促进港澳和内地更密切的金融合作提供参考。

2017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研究和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粤港澳独特的优势，提升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2019年，中央颁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将粤港澳大湾区初步建设成为世界一流湾区。根据广东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末全省金融业产值达9，906.99亿元，生产总值为110，760.94亿元，金融业占地区总产值比重约为8.94%。可见，虽然金融业产值提升较快，但是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没有对等增加，湾区内部发展不平衡，经济一体化程度还有待提升。本文主要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湾区经济发展以及金融融合等相关方面研究进行梳理，以期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金融融合深入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一、关于金融一体化的研究

关于金融一体化含义，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课题组（2007）认为，从静态方面看，区域内金融机构的业务相互交叉，金融业务活动联系密不可分的一种状态；从动态层面看，金融一体化是区域内金融业务逐渐融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动态过程。金融一体化是逐渐从区域金融结算、汇兑业务合作等初级阶段逐步发展到区域间借贷资本自由流动、金融市场逐渐融合的高级阶段，最后到区域内使用统一的货币，各国完全牺牲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1999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克鲁格曼在蒙代尔-佛莱明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实证分析，提出了“不相容的三位一体”，也称克鲁格曼三角。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资本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不可能同时实现。这一理论成立需要具备两个重要的条件：第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独立性；第二，本国必须具备发达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假若本国没有发达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本国企业就无法有效地对冲汇率风险，那么国际资本流动对本国货币需求、货币供应、资产价格必将造成巨大冲击，从而极大削弱宏观政策效果。因而，要发挥区域经济制度优势，资本自由流动和固定汇率制度是不能共存的。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同一市场，就需要有为的政府；实现湾区内的统一市场、要素自由流动，则需要处理好湾区内三种货币的关系，以及协调内地、香港、澳门三地以及湾区内各城市之间政策的一致性。

国外的文献主要从实证方面研究金融一体化、经济发展增速、金融良性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David Dickinson（2010）认为金融一体化能更好地促进金融发展，从而推动经济快速发展，达到金融一体化的最终目标。为了衡量金融一体化程度，国外学者Lemmen、Eijffinger（1993）运用各种平价条件对经济协作与发展组织（OECD）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利率平价并不成立。Feldstein&Horioka（1980）运用储蓄-投资相关性检验衡量资本的流动性来检测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

国内很多学者对区域金融一体化也进行了研究。孙丽霞、梁燕君（2011）认为，区域金融一体化是金融发展水平不同，组织形式不同的经济区域内金融活动高度联系，密不可分的一种状态。德旭、董捷（2015）对珠三角、长三角区域金融一体化进行分析并总结成功经验，再针对京津冀金融一体化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对比分析，提出必须积极推进京津冀金融一体化。张婷婷（2017）借鉴Feldstein、Horioka的储蓄-投资相关性检验，来研究京津冀地区的金融一体化程度，以信贷市场一体化来间接反映金融一体化，得出京津冀三地金融资本分布不均衡的结论。

二、关于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全球三大湾区都是以“金融+”的形式极大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美国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和日本的东京湾区均已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产业互补、错位发展的多样化、综合性、产业链齐全的城市群体系，湾区经济对所在国家产生重要影响。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和东京湾区分别以“金融+科技”“金融+服务”“金融+产业”为特色，同时配合“科技驱动、一体化物流支持和现代旅游业+”，金融的发展是湾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近年来，很多学者对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鲁志国等（2015）运用四维评价体系，从地理、经济、产业、科技、人力资源等方面对粤港澳湾区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三大湾区进行比较分析，得出我国的粤港澳大湾区在综合竞争力上，与世界其他三大湾区存在较大差距，我们还需要继续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伍凤兰、陶一桃（2015）在“三力模型”框架下，根据粤港澳经济发展历史与现状进行分析，推演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机制，同时引进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以及东京湾区的成功经验基础上提出适合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郭文伟、王文启（2018）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的金融集聚与科技创新力数据，得出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和行业异质性。彭芳梅（2019）采集了港澳大湾区的11个城市2015～2016年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并通过TOPSIS测算了湾区金融发展水平，再用万有引力模型测量大湾区城市间金融联系程度，最后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分析了大湾区金融空间发展和联系，以及如何影响大湾区经济建设。

廖明中（2020）围绕物资、人员、资金、信息等四种流动形式，比较分析了纽约、旧金山、东京、粤港澳等世界四大湾区的要素资源流动现状和特征；指出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以来，人员、资金、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日趋频繁，这种流动把全世界连接为统一的大市场，每个国家或地区在全球大市场中发挥比较优势，从而实现资源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最优配置。在“流的空间”发展阶段，出现越来越多的新型空间形式——巨型区域或全球城市区域，纽约、旧金山、东京和粤港澳等世界湾区正是这样的新型空间。四大湾区的资源要素流动也各具特色，其中纽约湾区以金融湾区著称，旧金山湾区是全球知名的科技湾区，是苹果、谷歌、脸书、英特尔等全球高科技巨头和大批科技创业公司的栖息地；东京湾区是全球一流的产业湾区，是丰田汽车、本田汽车、软银集团等一批制造业隐形冠军企业的聚集地，粤港澳大湾区是快速成长中的综合湾区，集全球贸易中心、全球航运中心和全球金融中心于一体，拥有全球最繁忙的空港和海港，也是亚太地区新兴的科技创新中心。要素资源流动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安排，政府和政策在要素资源流动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所以，完善的制度安排在集聚全球高端资源要素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关于粤港澳大湾区金融融合发展的研究

（一）金融融合制度研究。丁安华（2019）提出要从顶层设计角度推动规则对接和联通，大湾区内三地金融监管机构加强合作，综合运用认可、认证、等同、代办、介绍业务五种处理方式，推动湾区内规则的对接和联通。王刚（2019）提出了注重组织引领和统筹设计的思想，政府部门应该加大对大湾区金融组织的引领，以“人民银行的结构框架”为基础组建项目发展领导小组，并在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和参与城市的支持下建立工作专项小组，推动该地区金融合作。

（二）金融机构协同发展研究。巴曙松（2019）建议港澳的保险公司与在粤保险公司协同合作，在境内提供优质、多元化的港资保险产品。这种协同发展的模式将有助于提高境内保险业竞争，借助境外保险业的优势带动境内保险业的发展。王力（2019）提出发挥香港金融机构跨境业务优势服务大湾区协同发展，加快建设广州航运交易结算中心，引导港资银行发挥其零售业务优势，为内地居民的财富管理提供更多元的选择，尤其是通过代理销售“北上基金”积极开拓大湾区市场。支持符合条件的港澳资银行、保险机构在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设立经营机构。谢浴华、于慧、林成棋（2020）提出商业银行作为金融助力大湾区建设的主力军，应积极研究和探索金融创新的“点、线、面”，把握好大湾区跨境金融创新的发展机遇。文中分析大湾区金融融合创新和发展的突破点，就是促进和实现金融市场之间金融要素的跨境自由流动和金融服务的跨境便利化。

（三）加强信用合作方面的研究。郭如、唐明琴（2018）提出成立粤港澳大湾区信用联盟、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商业征信系统、培育粤港澳大湾区信用服务市场、完善信用监管制度，共同建立信用奖惩联动机制、合力加强“信用粤港澳”品牌宣传，共同弘扬诚信文化、因地制宜，整体推进粤港澳信用合作。李思敏等（2014）提出培育和发现市场信用需求，以需求扩张增强征信合作的内生动力、深化信用信息共享，加快征信合作平台等基础设施的构建，建立区域信用奖惩联动机制和框架，开展征信合作试点，为全面推进征信合作积累经验。

（四）粤港澳大湾区金融融合程度测量方法研究。周天芸、刘家霁（2013）选取粤港澳6个月的金融票据利率、汇率、价格指数，采用利率平价法、购买力平价法检验粤港澳三地的金融融合程度，测度粤港澳区域金融一体化程度，检验粤港澳金融市场的融合速度。黄桂良（2010）以人均贷款余额为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以广东21个市以及香港、澳门为研究对象，分析粤港澳区域金融差异的变动趋势。

通过对目前国内外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国内外研究者都认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合作，促进湾区经济建设对于形成开放型金融经济新体制、形成中国国际新优势、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与提升我国经济实力有着重要作用。但是，目前我国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与世界三大湾区相比较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因此更应该加强对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建设的研究，特别是作为“经济运行的血液”金融行业的融合，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并有针对性地进行解决，维持粤港澳地区更加平稳高速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更好地发展提供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