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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背景下中文学科建设的四个向度

2023-01-05任雪山

合肥学院学报(综合版) 2022年1期
关键词:文科学科融合

任雪山

(合肥学院 文传学院,合肥 230601)

自2018年中共中央提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建设“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的战略以来,2019年教育部、科技部等多部门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全力助推新时代高等教育内涵式跨越发展。至此,“新文科”建设正式拉开帷幕,并引起全国中文学科、思想文化界和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

中文学科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基础学科,通常包括文艺学、语言学、文字学、中国文学、古典文献学、比较文学等各个专业方向,后又生发出新闻学、艺术学等专业方向。新时期以来,面对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浪潮,对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中文学科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如何建设好新中文学科,是时代赋予的使命与责任,社会各界见仁见智,本文从以下四方面提出新时期新文科建设的思路。

1 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密切融合

中文学科,原本与人的思想、道德、情感以及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密切相连,具有思想教育的功能,但与专业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方式方法上,又有所不同,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专业特点,因此必然具有专业教育与思想道德教育的双重任务与使命。中文学科的课程设置,应该结合自身课程的性质和特点,挖掘和运用学科“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1],“科学合理拓展专业课程的广度、深度和温度”[2],“完善课程体系,解决好各类课程和思政课相互配合的问题”[3],增加课程的知识性、思想性和人文性,开发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结合的典范课程,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耳濡目染影响学生的情感及价值观念,“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这才是完整的教育。

就文学专业而言,结合作品的主题思想与思政,是最基本和最常规的理路。首先在人才培养目标上,把文学作品主题,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以铸魂育人为中心,引导广大学生了解世情与国情,增强思想观念认同和情感价值认同,坚定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其次,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把家国情怀与个人价值融为一体,提高个人综合文化素养,将小我自觉融入大我,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自己的价值理念,并指导日常实际行动。再次,在文化实践与交流中,传承中华民族文脉,自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正能量,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

就语言课程而言,与文学课程思政有所不同。但不管是汉字历史的讲解、语言的使用还是语法规则,其背后都渗透着价值观念、民族历史、思想道德和家国情怀,因此融合思政教育也是理所当然。比如“国”字,既有从古至今国家观念的演变,也有国家、民族、家庭、城市等相互关系的思考,还有爱国主义、群体观念与个体责任义务的探讨。就文献专业而言,文献虽然是无声的过去,但文献的选择、解读和使用,无不蕴含着价值观念的碰撞,传播正确的思想与价值观,以审美熏陶人感化人,把德育、智育和美育融合,是中文学科义不容辞的责任。

2 中文学科与相关学科交叉融合

随着现代社会的高度发展,对复合型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也对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提出新的要求,不能再局限于原来的专业和学科,而要有更多的跨学科、跨专业人才。新的变化对原有的学科体系是巨大的冲击,也是学科发展转型的巨大机遇,抓住了即获得发展,失去了或被淘汰。新文科建设要“深化专业改革,结合社会发展新需求、学科交叉融合新趋势、科学研究新成果,加强传统文科专业的内涵建设,建设新兴的文科专业”[4]。

学科交叉和科际整合是新文科建设的重要手段,[5]具体到中文学科而言,就是语言、文学、文献三个基本方向相互融合,打破专业壁垒,优化专业配置,培育出新型交叉专业,实现专业共享;其次,在文学、语言、文献各个专业方向内部,各个小的专业彼此融合,取长补短,比如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等与文艺学相结合,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相结合,基础写作、文秘写作、应用写作与新媒体写作相结合,语音学、语法学、词典学、语义学与语言调查相结合,目录学、版本学、训诂学、音韵学、校勘学、考据学与文献整理相结合。再次,把中文学科与哲学学科、史学学科相结合,把中文学科内部文学专业与新闻专业、艺术专业等相结合,同时与旅游会展、教育学、经济管理、财务会计等相关专业相结合。最后,把中文学科与农学、工学、医学、经济学等学科紧密融合。在各种专业交叉融合的基础上,必然产生新的专业甚至新的学科,这既体现了新文科的学科特征[6],也是新文科建设的基本内涵[7]。这种新的学科,对于原来的学科而言,实际是一种“超学科”,超学科不是对原有基础学科的抛弃或否定,而是更高层次的“跨学科”,“是不同学科之间、学科与非学科之间的交叉、跨越和融合”[8]。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要防止把专业交叉融合流于形式。新中文学科的定位,“不是组织形式的变化,而是教育内容的变革,旨在培养超越现有专业局限与学科局限,专业素养高、学术能力精、综合实力强、有创造视野的新人才”[9]。

学科交叉融合,既是为了培养出符合社会需要的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实现从传统专业培养模式向现代通专结合的新型培养模式转化,形成文史哲协调发展,新文科、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等交叉融合发展的新格局。与此同时,通过专业及学科的交叉融合,帮助学生开拓学科思维,拓展学科视野,最终实现知识创新、学术创新。当然,专业间的交叉融合,都是以某一个专业为基础,没有一个扎实的基础专业,融合只会变成四不像的大杂烩。

对于交叉融合产生的新学科,可以留在原有的系部,通过跨学科、跨专业选课实现,也可以设立独立的学院。目前国内不少中文系部,选择建立书院或研究院的方式,比如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整合全校优质教育资源,设立跨学科专业,目前的跨学科专业有“古生物学”“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整合科学”和“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等,为学生的自由发展提供更多可能。苏州大学创设的“唐文治书院”,从历史学、汉语言文学、哲学等相关专业选拔优秀生源,重新编班,致力于“打通文史哲,培养卓越人文学者”。而山东大学的“尼山学堂”,又称“山东大学古典学术人才培养实验班”,在以经史子集等原典研读基础上,兼修西方哲学和西学史等课程,力争实现“本硕打通、中西打通、古今打通”。这样有益的探索还不少,期待未来有更多的成果。

3 人文性与数字化深层融合

国际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等新技术革命,改变了原有的产业形态、产业结构和产业内容,加速了社会的智能化和数字化,同时催生了新兴产业。面对日新月异的新技术与新产业,高等教育也相应发生急剧变化,尤其是传统中文学科与大数据的结合,成为不可逆转的新趋势,而新文科的建设就是“实现哲学社会科学与科技革命交叉融合在高等教育的实践”[10]。

众所周知,人文性是传统中文学科的基本属性,其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涉及到社会和人生的各个层面,“是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是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11],是人类社会长期形成的精神财富与文化滋养。但是长期的学术分科体系,破坏了人文性的完整,制约了中文学科更好的发展。面对数字网络科技的冲击,人文学科应该不断反思自身,转变对数字网络等技术的旁观态度,而新兴数字人文专业的出现,正是传统中文学科的自我变革。

数字与人文的结合,是典型的学科交叉融合,给电子计算机技术带来了人文性,给人文学科带来了数字性,是传统中文学科发展的一次历史挑战,“基于编程、大数据采集和处理等技术的社会科学学科,运用机器学习或知识图谱等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的社会问题研究,都将成为新文科研究的重点”[6]。中文学科建设将迎来重大机遇,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过程、研究结果以及传播形态、存储方式、交流方式、评价机制等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中文学科的研究来看,建立大数据是发展的长久之计和必备之需。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可以利用自身的特长与基础,联合相关专业人才与机构,共同建立自己的中文数据库,比如《中国基本古籍库》《古籍馆数据库》《鼎秀古籍数据库》《经典古籍库》《中国方志库》《中国历史人物传记资源库》《中国家谱族谱数据库》《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民国图书数字化资源库》等,都是很好的成果。而利用数据库进行学术研究,更是当代学术研究的鲜明特色。当代的学术研究,卡片式资料整理已经过时,查阅图书报刊也不能满足,使用大型数据库检索文献,不管是从文献数量与查阅速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便利和快捷,对高校教师和学生的知识结构与能力培养也都带来了革新。

从中文学科的传播方式来看,过去主要是书刊、报纸等平面媒体,当代却以互联网新媒体为主要载体,特别是移动智能手机的普及,让网上阅读成为阅读的新常态。在新媒体和大数据融合下,原来的和新出的人文社会科学成果,都可以在数字媒体平台上传播、共享,其速度、便捷度和覆盖面都是传统的平面传播不可同日而语。伴随着便捷的网络新媒体传播而来的,是跨越空间的及时互动和交流,也是前所未遇。学术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发挥更大的价值,这也催生出社会对中文学科人才培养的新要求。

当然,在强调人文与数字等技术结合的同时,也要警惕科技带来的负面影响,苹果公司总裁库克曾说:“我不担心人工智能让计算机像人类一样思考问题,但我更担心人类像计算机那样思考问题——摒弃同情心和价值观,并且不计后果”[12]。因此,数字科技与人文结合,要以不破坏人文性为前提,反对失去人文性约束的极端科学主义和以科学主义之名而带来的盲目的功利主义。

4 理论性与应用性高度融合

长期以来,中文学科给人的印象,总是书本上的“写写划划”,而缺少实用价值,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中文学科作为基础学科,其理论性与实践性兼备。即便在今天,中文学科的边缘化抑或“无用之用”的说法广泛流行,而另一方面,读者正通过移动互联网终端每天接收大量的网络信息,其中多为中文学科的作品与成果。只不过,这些信息成果与传统中文学科呈现出来的有所不同,而是藏在新媒体中的中文,仿佛是另外的一个产品,与书本上和校园里的中文不太一样。如果认真审视,可以发现,它们不仅是中文,而是更具活力的中文,体现文科“作为重要的社会创新生产力要素和‘有用’文化资本的功用”[13]。试看那些活跃在新媒体中的“段子手”,无不是靠中文生活;那些流行音乐的背后,多少歌词创作打动人心;还有大量的影视以及短视频作品,无法离开中文的滋养。他们所带来的艺术价值和社会影响,才是真正的中文学科应用。

中文学科目前最需要的是,克服传统文科程式化、散漫化的弊病,开创人文社会科学与社会实践以及新的科技变革深入结合的新风,强化实践导向[14],“最大限度地促成理论知识与实习实践的互融,即建立与理论课程、实习实践密切衔接的实训环节”[15]。而联系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是能力,如果没有扎实的中文能力,又何谈应用。当代中文的边缘化,最大障碍在于,中文学科能力训练的减少,能力退化,只能勉强完成“八股式”的文章,基本功却稀松平常,被市场边缘化是早晚的事。为了挽救中文学科,重新焕发中文的生机,当务之急在于强化能力训练。首先是在课堂内,大量安排基本的听、说、读、写、译等中文基本功训练,不只是停留在原有的教科书上,而是能够适应当今社会需要的能力训练。其次,要走出校园,参加大量的中文学科社会实践,真正在实践中去锻炼自己。再次,要关注一些国计民生的大事,比如互联网背景下新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探讨,对新产业形态和新经济模式背后人民精神生活的关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所引发的科技伦理的终极思考,以及全球化背景下新的国家间关系的建议……对于这些事关人类未来和国计民生重大命题,中文学科不能漠视,而应该及时追踪并研究引领,以更为敏锐的智慧担当起新时代赋予新文科的使命。

当然,在教学方式上,也要突破原有的课堂模式,实现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密切融合,“推出一批线下、线上、线上线下融合、虚拟仿真、社会实践类‘金课’”[4]。当然新手段的使用,不宜一刀切,要立足现实,以切实提高教学质量为中心,关键在于“因课而异,通过运用必要的新手段让学生的思维更活跃,理解更深刻,学习更有效,更具启迪创造性”[16]。在教师队伍的构成上,也要探索专业教师与行业专家密切融合,最大程度的引入社会资源,发挥行业专家的实践优势,充实高校中文教师队伍,满足不断发展的人才需求。此外,在学习欧美经验的同时,要突出中国实际、中国特色,为中国社会的发展繁荣服务,改变过去对西方学科体现的依赖。因此新文科和旧文科的一个显著差异就是,“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和西方化学科体系之间的差异”,新文科就应该“反映、呈现和包含中国经验、中国材料中国数据的文科”[17],亦即“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8]。

新文科建设已经成为当前学科内涵式发展和国家人才培养的新趋势,它给传统中文学科带来了一场革命,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立足中国现实、面向飞速发展的科技、建设好中文学科,是这一代中文人的共同使命与责任。传统中文学科,不应在飞速发展的时代被边缘化,而应紧跟时代步伐,深挖中文学科的内涵,发挥其文化资本和精神生产要素功能,彰显中文学科智慧,与新时代新技术相结合,推进中文学科教学科研,开创中文学科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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