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必应，聂 飞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阳 550025 )

作为理学家，朱熹既对当世佛道盛行以至“老佛之宫遍满天下，大郡至逾千计，小郡亦或不下数十，而公私增益，其势未已。至于学校，则一郡一县仅一置焉，而附郭之县或不复有”[1]531的局面深感忧虑，又不满于科名爵禄之风气：“科举累人不浅，人多为此所夺。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资于此，故不可不免尔。其实甚夺人志。”[2]414“士人先要分别科举与读书两件，孰轻孰重。若读书上有七分，可居上有三分，犹自可；若科举七分，读书三分，将来必被它胜却。”[2]411-414所以不畏士大夫之讥笑，致力于修葺书院以拯革学风世风，遂成为我国古代教育、考试、书院事业之典型。据陈荣捷《朱熹》之统计：“朱子本人除白鹿洞与岳麓外，与许多书院有关。至少在六所书院讲学，为三书院作记，为一书院作诗并序，为九所书院题额，又在某一书院停留一段长期时间。不及重复，最少与二十四书院有关。”[3]而方彦寿《朱熹书院与门人考》则认为朱熹一生有关之书院：“创建的4所，修复的3所，读书讲学的47所，题诗题词的13所。”[4]序言又据陈国代等著《大教育家朱熹》统计：“与朱熹有关联的书院共有68所”[5]21。虽然诸家统计书院之数目多有出入，但可以肯定的是“朱熹与南宋各地书院具有广泛的联系，就这层面而言，两宋时期其他教育家无一能比”[5]21。

作为古代传统教育机构，藏书、供祭、讲学是书院的三大基本功能，而书院藏书与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寺院藏书并为古代藏书事业四大支柱，在文献传承与文化传绪中居功殊伟。欧阳玄《贞文书院记》记载：“唐宋之世，或因朝廷赐名士之书，或以故家积书之多，学者就其书之所在而读之，因号为书院。”[6]“书院所以教者，而书籍为教士之具，使有书院而无书，则士欲读不能，是书院徒有其名，已失教士之实。故凡教士之所，皆广搜典籍之必要，以供学者之博览，不独书院而已也”[7]。藏书是书院自诞生初便具有的本用，因此不当只关注书院的讲学教育功能，对于藏书之功亦当重视。李国均在《中国书院史》中认为：“书院教育是指以私人创建或主持为主，收藏一定数量图书，聚徒讲学和研讨，高于一般蒙学的特殊教育组织形式。其中：广收图书、聚徒讲学为书院教育的本质特征。”[8]作为宋代书院教育大家，书院图书馆建设亦是朱熹一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关注朱熹书院图书馆之建设与实践，亦能对其学术思想之研究有所增益。

1 朱熹的书院图书馆建设实践

藏书为书院之一重要功能，故古代书院或独置藏书楼阁、或身兼藏书之所，这种由书院置办或本身与书院寓为一体的藏书场所，是为本文所谓之书院图书馆。郝永先生《宋明理学大家的书院记述通论》云：“在宋明理学大家的论述中，办书院的动机不是培养科举功利之徒，教学的内容不是研究辞章之学，而是培养德才兼备的经世致用之才，并和出世的道、佛争夺意识形态阵地的儒学。”[9]为了弘扬“有实行而无空言之弊，有实学而无不可用之材”[1]3634、“以格物致知为先”[1]3636的实学以“大正其本而尽革其末流之弊”[1]3634，朱熹在书院修葺管理中极其重视图书馆的建设，对书院图书馆之兴创维护、书籍之置办选择、官私各方之协调统筹无不亲力亲为，在其人生历程中留下了丰富的书院图书馆建设实践经验。

1.1 院馆一体，尤重图籍

朱熹的图书馆建设是寓于书院建设之中的，早在朱熹任职同安期间，这种院馆一体，尤重图籍的书院图书馆建设实践便已经开展起来。同安地理优越，又有如苏颂等先贤，本为安居乐业之地，然而在朱熹上任之时的同安却是另一番风貌：“从屈辱的‘绍兴和议’以来南宋朝廷苟安了十余年，在秦桧敲骨吸髓的剥削下，朱熹面对的是一个赃吏恣奸、富豪横行、百姓贫困、民生凋敝的同安。”[10]121除了忙碌于一系列民生政事外，更令朱熹感到忧心的是同安的教育现状所反映出的问题：“朱熹刚到同安时，县学在秦桧严禁程学下久已敝坏凋零，学舍破败，寥寥几卷藏书也蠹蚀烂脱，莘莘学子无经可读，每天早上入学，不到中午便散学，终日懒散，沾染秽行。”[10]129对此，朱熹除了“颁布谕学者、谕诸生、谕诸职事”[11]179、“定策试之法，发布补试榜谕、策试榜谕”[11]181外，还修葺县学、广置图书。《朱熹年谱长编》载：“(绍兴二十五年)奉檄至福州帅府，见安抚使方滋，为县学模得官书九百八十五卷。又料理县学故匮藏书得二百二十七卷。建经史阁藏之。”[11]186朱熹《泉州同安县学官书后记》云：“公幸哀其愚，不以为不可，即日减省少府用度金钱，属工官模以予县，凡九百八十五卷。”[1]4013“县学原有日新、汇征二斋，朱熹认为‘汇征’之名有以利禄诱人之意，便重建四斋更名为志道、据德、依仁、游艺。挑选本位学生充当斋长、斋谕。又在明伦堂左建教思堂，在大成殿后建经史阁。同安县学的官书南渡以来已散落殆尽，朱熹从破箱败箧中整理出六种一百九十一卷，以后又募民间所藏书得二种三十六卷，绍兴二十五年春，他又致书泉州守方滋请到九百八十五卷，一起藏于经史阁中。一个僻县败落的县学才略具了规模。”[10]130

对于图书、典籍的重视是朱熹一生书院教育中极其重视的一项基础性活动，在朱熹修葺白鹿洞书院的实践中这种主张体现尤为突出。白鹿洞书院几经兴废，朱熹《白鹿洞成告先圣文》云：“盖唐李渤之隐居，江南李氏因以为国学。及我太宗皇帝，又尝赐之书史，以幸教其学者。而沦坏日久，莽为丘墟。”[1]4427在修葺整顿书院的同时，对于图书馆的建设亦是同步进行的，朱熹《延和奏劄七》：“臣昨任南康军日，尝具状乞赐白鹿洞书院敕额，及乞以太上皇帝御书石经并版本九经注疏给赐本洞，今亦未蒙施行，而朝野喧传，相与讥笑，以为怪事。”[1]530“今乃废而不举，使其有屋庐而无敕额，有生徒而无赐书，流俗所轻，废坏无日，此臣所以大懼而不能安也。”[1]531又《黄商伯》书云：“白鹿洞成，未有藏书。欲干两漕，求江西诸郡文字，已有劄子恳之，及前此亦尝求之陆仓矣。度诸公必见许，然见已有数册，恐致重复。……书办，乞以公牒发来，当与收附，或刻之金石，以示久远，计二公必乐为之也。旦夕遣人至金陵，亦当徧干本路诸使者也。”[1]5488可见在图书图书馆的建设上，朱熹除了向朝廷乞赐书外，还广求途径、博置图籍，正如束景南先生《朱子大传》所云：“在书院建成以后他又办了两件大事一是仿效太宗时江州守周述奏请以国子监九经赐白鹿洞书院，在淳熙八年春向朝廷奏请赐白鹿洞书院洞额、高宗赵构手书石经和印板本《九经疏》《论语》《孟子》等书使白鹿洞书院的兴建得到了当今皇上的‘钦定’。二是为书院向各路广求藏书，除了投札‘篇求江西诸郡文字藏之’(《年谱)，还派人专往金陵向江东帅陈俊卿求书。”[10]411

1.2 多方背景，理学形态

郝永先生《宋明理学大家的书院记述通论》认为朱熹在重建白鹿洞书院的过程中，是从“争夺意识形态阵地”所出发的：“他重建白鹿洞书院的根本动机，也是要发扬光大儒家思想，培养经世济民人才，只不过他的理论视角在于和被视为异端邪说的道教、佛教争夺阵地上。因为道教、佛教教人出世，其培养‘人才’的目的不在于经世济民，故而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长治久安。这是朱熹向上申请重修白鹿洞书院的文书阐明的。”[9]这种观点是极具见地的，朱熹所争夺的“意识形态阵地”自然是针对佛、道而言的“儒学”，然而从其理学家的身份特征来看，在其书院教育及书院图书馆的建设中，其“儒学”的真正表现形态是“理学”。也就是说在朱熹的有关教育活动中，无论书院及书院图书馆的建设借助了哪些力量、具有哪些官私背景，其学术思想始终是定位于理学的。

所谓多方背景，即指朱熹书院图书馆建设实践中对于各方力量的争取与融汇，集多方之力以兴教育人，在这些力量中，既有官方正面扶持，也有民间力量参与；所谓理学形态，是指其书院教育及图书馆建设中理学居于主体地位，并以之与佛老争夺意识形态阵地。如在白鹿洞书院的修葺重建及图书的置办过程中，朱熹既求助于朝廷，如《延和奏劄七》中云：“然窃意有司所以不能无疑于臣之请，固未必皆如讥笑者之言，殆必以为州县已有学校，不必更为烦费耳。如其所然，则臣请有以质之。夫先王礼义之官与异端鬼教之居，孰正孰邪？三纲五常之教与无君无父之说，孰利孰害？”[1]531又通过向江西诸郡及同僚、好友等途径遍求江西诸郡文字藏之，此为社会及民间力量，更“在他去任离开南康后，他还给下任知军钱闻诗三十万钱，为白鹿洞书院修建了一座礼圣殿”[10]414，此又为个人的尽心参与，所以无论官方、民间、社会，只要能兴教育人，皆融汇各方力量于其间。但在学术的意识形态上朱熹则始终坚持理学形态的主体地位，朱熹《申修白鹿洞书院状》云：“其后既有军学，而洞之书院遂废，累年于今，基地埋没。近因搜访，乃复得之。窃惟庐山山水之胜甲于东南，老佛之居以百十数。中间虽有废坏，今日鲜不修葺。独此一洞，乃前贤旧隐儒家精舍，又蒙圣朝恩锡褒显，所以惠养一方之士，德意甚厚。顾乃废坏不修，至于如此，长民之吏，不得不任其责。”[1]811又《白鹿洞牒》云：“因复慨念庐山一带，老佛之居以百十计，其废坏无不兴葺。至于儒者旧馆，只此一处。既是前朝名贤古迹，又蒙太宗皇帝给赐经书，所以教养一方之士德意甚美。而一废累年，不复振起，吾道之衰，既可悼惧，而太宗皇帝敦化育才之意，亦不著于此邦，以传于后世，尤长民之吏所不得任其责者。”[1]5057在白鹿洞书院的重建中，无论是其感于佛老之盛而慨于吾道之衰的出发动机，还是向朝廷求赐的高宗赵构手书石经和印板本《九经疏》《论语》《孟子》等典籍，甚至是亲自出任洞主讲学，都具有理学的意识形态色彩。

在书院图书馆的实践中进行理学的宣扬，对于图书典籍则选择能适用于理学化阐释的儒家经典，这是贯穿于朱熹一生书院图书馆实践活动的原则。束景南先生认为：“(理学)从人类文化史的长河上鸟瞰却是中国传统文化展现自身千年不败的历史活力的一代景观，作为一种不可阻遏的儒家文化新潮，它踏着充满障碍的荆棘之路登了东方文化历史舞台，显示它的过于乐观的道德主义，我道一体的哲学追求，执着仁爱的人文精神沉静达观的理性思辨和进取济世的人生态度，给整个民族心理的深层结构、思维方式直到古老的东方文化精神与文化性格以新的巨大冲击。”[10]526朱熹之所以在书院的建设中关注图书馆这一设施的建设，又在书院图书馆的建设中尤重理学类图书的采集，其实都是针对佛老之盛与“吾道之衰”而自觉进行的儒学复兴活动，故而其书院及书院图书馆的建设力量或可具有各方面的背景，而内在的学术思想及教育方向则必须保持理学的形态。

1.3 注重整体，强调持续

在朱熹一生中，与之有关联的书院达几十所，这些书院或是朱熹创建、或为其重建、或为之扩建修葺，讲学阶段与讲学时间长短亦多不一致，“讲学时间长的书院，当属寒泉精舍、武夷精舍、竹林精舍、白鹿洞书院，次长为云谷晦庵草堂、岳麓书院，其他的当属短期，有的则属数目或短暂的讲座性质”[5]23。但是正如《南宋文人与党争》所云：“作为北宋文人的延续，南宋文人也是以参政主体为主要角色的，多数还具有了参政主体、文学主体、学术主体三而合一的复合型主体特征。”[12]引论朱熹虽然具有教育家的身份，然而作为书院及书院图书馆这一建设实践活动的参与者，在这些活动中朱熹往往兼具教育家、学术家、政治家等多重身份，这种多而合一的复合型主体特征，是探求朱熹书院图书馆建设实践活动的身份前提。作为参政主体，官员的身份给予了朱熹修建书院及购置图书的权利与方便，如主政同安时对同安县学的整顿、在南康军时对于白鹿洞书院的重建，无论是书院及藏书场所的修建，还是图书的购置和选择，作为官员的身份使得这些耗时耗费的工程有了相当程度上的保障。作为学术家(理学家)，朱熹在书院教育方针的整顿与确立、书院图书的选择与学术思想的定位上有着明确的方向。但是作为官员有着任期的局限，作为学术家有着维护学说的需求，所以在无法一直把握一个书院每一步的发展但又需要以书院来争夺意识形态阵地时，朱熹往往在书院及书院图书馆建设中注重整体并强调持续，以起到长期的功效，保障了书院及图书馆建设的持续稳定发展。

钱穆先生《朱子新学案》云：“朱子自筮仕以至属纩，五十年间，历事四朝，然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仅四十日。”[13]19又云：“然朱子于政事治道之学，可谓于理学界中最特出。试观其壬午、庚子、戊申诸封事，议论光明正大，指陈确切着实，体用兼备，理事互尽，厝诸北宋诸儒乃及古今名贤大奏议中，断当在第一流之列。……以朱子之学养，果获大用，则汉唐名相政绩，宜非难致。”[13]19-20虽然朱熹极少长时间主政于一地，然以其非凡之学养与参政能力，往往于任职间取得不俗之政绩，而书院教育之建设无疑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如在任职漳州期间，面对教化未明、风俗恶薄、人怀私意不能自克的局面，朱熹“从习俗、吏治、学校三方面来整顿风教”[10]807，“州学与县学成了他承流宣化的最好去处。他不厌其烦地具体指导着大小学的教育，每一旬中逢二日下州学，逢六日下县学，巡回督察训诱诸生，亲自讲授小学。他的《小学》与《四书集注》成了州县学最好的讲义，另还印刻‘四经’、‘四子’发给诸生。创立受成斋，教养武生员，修建新射圃，经常督射”[10]811。虽然对于朱熹在漳州书院教育中所采用之“四经”“四子”的内容多有异议，然而朱熹在漳州刻印这些典籍的目的是明确的，即确定教学的教材，以确保州学县学的持续性。而朱熹在漳州的全部改革“正经界，蠲横赋，敦风俗，播儒教”[10]792，虽然这些改革往往以失败告终，但这些所有的努力至少反映出朱熹政教并重的思想，体现出其书院教育中注重整体、强调持续的特点。

朱熹不是一个脱离实际、高谈阔论的空想家，而是一个立足现实、勇于实践的实干家。从同安到漳州，从各州学县学到书院精舍，朱熹能结合该地实际情况，针对本地现实问题，从经济、政治、教育、风俗上进行全面系统的整顿，而在各项改革因各方势力阻拦而无法进行下去后，便把改革的重心和希望寄寓于教育、学校之上。这些改革或有所成效或归于失败，最终的效果是泽被久远还是旧态复归，这不是作为短暂参与者的朱熹所能决定的。然而至少在书院图书馆的建设实践中，这种注重整体、强调持续的思路是具有科学性与可实现性的，其一生所修建的民间背景的各类精舍、书院，则以其延续至今的勃勃生机彰显出了非凡的生命力。

2 朱熹的书院图书馆建设思想

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认为：“(南宋)当时，由于时过境迁，北宋以来政府对道学的打击政策虽已逐渐取消，但是由于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既得利益集团对道学限制之处仍然所在多有。这样，为了传播自己的思想，他们只能利用私立书院。因而，较之道学前辈，这些理学家更加重视教育，普遍藉书院讲学。”[14]朱熹重视书院建设之目的一方面自然是希望通过复兴儒学以对抗佛老泛滥，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宣扬理学、扩大学说影响的考量。因此在书院教育中，尤其是书院内图书馆的建设上，无论是对于馆舍的修建命名、对学规学风的倡导制定、对讲学内容的明确与图书典籍的择取，都具有其独特的思想贯穿其间。总的来说，朱熹对于书院图书馆的建设，是希望达到以书治教、以教治学、以学治人的最终目的，体现出其对于书院教育的现实关切、功用导向与终极关怀。

2.1 以书治教的现实关切

朱熹之所以重视书院所具有的“图书馆”这一功能，重视各书院藏书场所的修建管理与图书典籍的置办，并不是希望书院成为“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15]这样的专门藏书场所，而是希望以置办书籍来振兴一地教育，起到以治书达治教的作用。朱熹《静江府学记》：“古者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国，大小有序，使其民无不入乎其中而受学焉。”[1]4076又《学校贡举私议》云：“古者学校选举之法，始于乡党而达于国都，教之以德行而兴其贤者能者。盖其所以居之者无异处，所以官之者无异术，所以取之者无异路，是以士有定志而无外慕，蚤夜孜孜，唯懼德业之不修，而不忧爵禄之未至。”[1]3632-3633朱熹认为学校的设置是为了“教其民”“教之以德行”，而围绕着学校的所有作为和活动，皆是为“教”而进行的，书院图书馆的建设同样如此。朱熹之“教”的内容是“为己”之学，而不是热衷于做场屋举子、醉心科名爵禄的功利之学，如从其从政同安之时对县学的整顿便可得见：

他从主学事之日起，一连发布了《谕学者》、《谕诸生》、《谕诸事》等文告，确立县学的宗旨和大纲，统一学官和学者的思想，强调学在于“为己”，而不在于科举；在于入“圣贤之域”，而不在于做场屋“举子”；在于“语圣贤之余旨，究学问之本原”，而不在于干禄蹈利。要求诸生好悦“理义”，以“理义”养心，超脱于科举之业，而立学道为己之志；超脱于章句之学，而入正心诚意之路。从这种理学教育的宗旨出发，他又制定学校法制，增修讲问之法，绍兴二十四年五月他在学中新设讲座，以便亲自对诸生进行讲授和督察，还特地作了一篇《讲座铭》立在堂坛之上。发布《策试榜谕》，重定策试答问之法，要诸生“湛思正论于答问之际”，“非徒相与以为谀”。[10]129

出于“圣贤之域”“理义”这样的“教”之目的，朱熹书院图书馆的建设上也无不体现这样的教育理念，其在整顿同安县学时，县学原有日新、汇征二斋，“朱熹认为‘汇征’之名有以利禄诱人之意，便重建四斋更名为志道、据德、依仁、游艺。挑选本位学生充当斋长、斋谕。又在明伦堂左建教思堂，在大成殿后建经史阁”[10]130，朱熹《更同安县学四斋名》云：“盖如‘汇征’之名，乃学优而仕之事，非学者所宜先也。揭而名之，是以利禄诱人，岂效学者之意哉？”[1]3868在书籍的选择上，面对好场屋之文而喜词章之盛的同安学子，朱熹认为“学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1]1755，致力于扭转浓厚功利气息的学风，而修建经史阁以及整理旧藏六种191卷、募民间藏书二种36卷、致书泉州守请得985卷的努力，则是希望通过对于图书典籍的置办与选择来潜移默化影响同安之教育，以期起到以治书达治教的现实关切。

2.2 以教治学的功用导向

整顿同安县学期间，朱熹在《答林峦》中云：“然尝闻之，学之道非汲汲乎辞也，必其心有以自得之，则其见乎辞者非得已也。是以古之立言者其辞粹然，不期以异于世俗，而后之读之者知其卓然非世俗之士也。”[1]1754又《答戴迈》云：“夫学期以自得之而已，人知之不知之，无所与于我也。今足下自谓其已自得之耶，则宜无汲汲于此，而熹之言亦何为足下重？”[1]1754在确定“教”的方向后，朱熹认为还要以教治学，即在以书治教后，要使学子明白“学之道非汲汲乎辞也”“夫学期以自得之而已”。在重建白鹿洞书院期间，面对“此山老佛之祠盖以百数，兵乱之余，次第兴葺，鲜不复其旧者，独此儒馆莽为荆棘”[1]646、“境内观寺钟鼓相闻，殄弃彝伦，谈空说幻，未有厌其多者，而先王礼义之宫，所以化民成俗之本者，乃反寂寥希阔，合军与县仅有三所而已”[1]646这样佛老盛而儒教衰的局面，朱熹通过以教治学对学风大加整顿。

“朱熹建书院的目的自不是真要与鹿豕共游，物我两忘，而是在振厉士风下以儒学反对佛学，以程学反对王学”[10]410。其在《缴纳南康任满合奏禀事件状》中又希望借助朝廷颁布经典以增加书院的官方背景：“仍旧以白鹿洞书院为额，仍诏国子监仰摹光尧寿圣宪天体道性仁诚德经武维文太上皇帝御书石经，及印版本九经疏、论语孟子等书。”[1]647朱熹希望重建白鹿洞书院来抵制佛老之风，因而无论是在对书院图书的置办上，还是日常讲学之间，都屡屡以儒家经解、理学大义来批判别学异说，正体现出其以“教”促“学”的现实功用导向，而书院图书馆的建设在这期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又如在同样佛老泛滥的漳州，朱熹刻印“四书”“四子”以为教材，创立受成斋，树正人端士为诸生表率，同样是为了扭转一地风气回归儒圣正途。而在崇安五夫里创办家塾，编著《训蒙绝句》《论语训蒙口义》等小学教材，则是从更小阶段入手端正学风学气之举。

《礼记·学记》云：“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16]实际上朱熹通过对书院中图书馆这一功能的重视，不仅为书院教育方向的确定提供了材料支撑，而且对于一地学风之转变有着潜移默化而深远绵长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书院图书馆的建设促使“教”与“学”统一于相同的教学目标和教育理念，这不仅仅是朱熹每政过一地乃过化一邦的原因，也是在朱熹过化一地后，理学或说朱学乃日益炽盛的持续性保障，正如《大教育家朱熹》所说：“对两宋三百二十年的教育史而言，朱熹讲学活动就占了近六分之一的时间，可谓不短。就学术思想方面而言，产生于北宋而成于南宋的理学就是以朱熹为核心人物，其长期的讲学活动，使理学成为举世瞩目的思想体系。”[5]268

2.3 以学治人的终极关怀

赵峰在《朱熹的终极关怀》中指出：“就朱熹而言，终极关怀不仅仅是一个不需要做特别事情的纯粹的精神境界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必须有特别行动的道德生命内在的源源不绝不可遏止的终极力量源泉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普泛的一般的道德力量的终极源头的问题，更是一个具有明确价值指向的儒家式担当天下的生命行动的终极力量源头的问题。”[17]束景南先生《朱子大传》认为：“道学家都是殉‘道’的。道，使他们毕生奋斗追求的至极的精神境界……对道的崇高追求，升华为一种悲剧性的伦理道学人格。这种特殊的道学人格，张载下了定义，那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0]1038-1039对于伴随一生的教育事业，朱熹认为“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做人而已”[2]412，无论是学术上的辟佛排老还是政治上的党争仕隐，朱熹一生的事业其实是在于达成人性与人心的自我救赎，而教育中的一切活动最终也是为了达到以学治人的终极关怀。

通过书院图书馆的建设实践，从以书治教、以教治学，最后达到以学治人的终极关怀，这是朱熹一生书院图书馆建设实践中始终不变的思想脉络。早在同安任上，朱熹在《谕诸职事》中就提出学校要足理义之学、入于圣贤之域而不当囿于做场屋举子：“学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义之不足以悦其心。”[1]3871“无牵于章句，无滞于旧闻，要使之知所以正心诚意于饮食起居之间，而由之以入于圣贤之域，不但为举子而已。”[1]3871朱熹认为场屋之文“夺人之志”，科名爵禄大长功利之风，学校之责当在于授之以实学、明之以理义，进而达到个人修养的提高与人性的至善，既不可误入佛老歧途、又不能醉心举业名禄。究其原因，固然有功利之心过重会浮躁人心而不能专注于学的考量，但从另一个方面来思考，朱熹亦是希望诸生能专心理义之学而兴一地之教，复兴儒教风貌。

朱熹一生的学术成就自不必多言，一生的乖蹇仕途亦使之多有感慨，而唯学校、书院之教育伴其一生，未有断歇，其弟子黄幹云：“讲论经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辨，则脱然沉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1]5814朱熹自己也尝言：“吾侪讲学，正欲上不得罪于圣贤，中不误于一己，下不为来者之害，如此而已，外此非所敢与。”[2]3502从初仕同安到老病归休，朱熹每及一地，必兴一地之化，振一隅儒教之风，虽规模有大小之区，而泽被一带无亲疏之别。在各地县学、州学、府学乃至书院、精舍、草堂的创办教学过程中，对于书院藏书场所的修建、图书典籍的置办、教学各方面内容的确立，使得这些书院的藏书、治学、育人功能得到最大的发掘，因此，朱熹一生的书院教育历程，实际上亦是一生书院图书馆建设实践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