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 茜

（甘肃农业大学财经学院 甘肃·兰州）

［提要］ 企业作为我国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中不可或缺的力量，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所产生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从企业精准扶贫行为驱动因素以及企业扶贫所产生的经济后果两个方面，对近年来该领域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给未来研究提供借鉴。

2013 年11 月，习近平在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2015 年1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要求有关部门组织民营企业开展“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2016 年9 月，证监会发布《中国证监会关于发挥资本市场作用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意见》，积极引导资本市场主体广泛参与贫困地区脱贫攻坚，鼓励上市公司积极履行扶贫社会责任。沪深交易所随后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扶贫工作信息披露的通知》和《关于做好上市公司扶贫工作信息披露的通知》，对上市公司扶贫相关社会责任工作做出信息披露要求。在政策引导下，企业通过产业发展扶贫、教育扶贫、就业扶贫、健康扶贫、生态保护扶贫、兜底保障等多种形式参与精准扶贫工作，为我国在2020 年度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企业作为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扶贫精准度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企业扶贫蓝皮书（2020）》显示，超过90%中国百强企业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并呈现以下特点：一是扶贫行动率高，97%的中国百强企业积极投身脱贫攻坚事业。二是扶贫投入水平高。61 家企业披露的2019 年度扶贫投入金额总计68.20 亿元，每家企业平均扶贫捐赠过亿元。三是扶贫管理水平低。仅有40%的百强企业成立扶贫组织，制定扶贫规划和管理制度，扶贫体制机制仍待完善。企业的本质是追求利益，而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是带有公益性的履行社会责任，需要投入一定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究竟是什么因素在驱动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参与扶贫活动又会对企业自身产生什么影响？随着越来越多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及扶贫成效日益显著，上市公司在扶贫相关社会责任方面的信息披露逐渐完善，已有学者开始研究企业精准扶贫行为。基于此，本文试图对企业参与精准的动因及经济后果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总结，为完善企业精准扶贫政策治理，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引导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借鉴。

一、企业精准扶贫行为的动因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因有多种观点，可以归纳为三类：实现社会效益的利他性动因、获取声誉和政治资源的战略性动因以及维护自身地位的管理层利己性动因。精准扶贫是中国特色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对于企业来说不仅是战略慈善的选择，也可能是实现经济利益的方式之一。由于不同企业所追求的战略目标并不相同，因此其参与精准扶贫的驱动因素也存在差异。目前，已有研究主要从政治动因、经济动因和道德动因三个方面阐述了企业精准扶贫行为的内在动因，从外部治理环境等方面分析了企业精准扶贫行为的外在动因。

（一）政治动因。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具有一定程度的“半强制”特征，是政府干预的一种途径。我国实现全面脱贫是一件时间紧、任务重、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的公共事业，需要在政策指导下动员社会各界参与，所以政府会动员具有一定政治关联的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已有研究表明，企业积极参加精准扶贫能够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和税收返还，并且通过参与精准扶贫，缺乏政治关联的企业能够与政府建立一定的政治关系，获得政府的信任和好感，从而获得稀缺的政治资源。部分学者以政府财政压力为切入点，考察了政治因素对企业精准扶贫行为的影响发现，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会促使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并且扶贫压力越大的地区，企业扶贫投入的金额越多。由于企业拥有实施精准扶贫所需要的物力、财力等资源，当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较大时，面对政府的需求以及企业需保持良好政企关系的需要，企业只能被动参与精准扶贫。也有学者从企业自身情况出发，基于不同产权性质对企业精准扶贫行为的政治驱动因素进行分析。施赟和舒伟认为，当非国有企业的高管具有政治关联时，其精准扶贫的参与意愿和扶贫投入力度更高。杨义东和程宏伟从政治资源角度研究企业精准扶贫动机，发现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产权性质会强化政治资源与企业精准扶贫意愿的正相关关系，表现为政治资源驱动下国有企业精准扶贫意愿更大。综上所述，保持良好的政企关系和获得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治资源是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主要政治驱动因素；其次，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政治关联，因此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意愿也不尽相同。

（二）经济动因。若企业出于利己性动因参与精准扶贫，那企业一定期望在精准扶贫中寻求发展机遇，获得经济利益。既有研究表明，企业参与扶贫项目扩大了市场和经营范围，并能获得政府各种优惠政策支持，有利于实现盈利目标。进一步的，参与精准扶贫有利于提升企业绩效。因此，经济动因可能是驱动企业响应精准扶贫政策的有力解释。精准扶贫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以赢得媒体和消费者的关注，获得广告效应和良好的社会声誉。企业良好的社会声誉能够帮助其获取供应商和客户的信任，不仅能够使扶贫企业获取更多商业信用，而且有助于企业从拥有较强社会责任感的投资者手中获取财务资源，提高融资便利性。张曾莲和董志愿认为，企业参与精准扶贫能够向外界传递良好企业形象，有助于扩大企业影响力和品牌知名度；并且能够向外释放出财务状况良好的重要信号，推动股价的提升。任长秋和王钊基于注意力视角分析了行业对企业精准扶贫的影响，发现处在高污染和高顾客敏感性的行业更倾向于精准扶贫，希望通过扶贫活动扭转其在公众心目中的负面形象以及赢得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

（三）道德动因。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道德驱动因素是回馈社会、不求回报的社会责任感。精准扶贫是我国的重要战略目标，是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路径，企业的道德使命可能会促使其积极承担精准扶贫社会责任。已有研究表明，高管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决策者，高管的个体特征，如性别、教育背景、社会经历及社会身份等特征会对企业精准扶贫行为产生影响。原东良和周建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高管团队的性别多样性和教育背景多样性能够促进上市公司积极参与精准扶贫。原因在于女性管理者会更多关注他人和弱势群体，表现出更明显的亲社会性；而拥有更高教育水平的管理者，更能够理解和关注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并将道德标准作为其考量因素之一。此外，由于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利他主义精神，因此具有党员身份的高管能够促使企业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且精准扶贫力度更大。还有学者研究发现，高管贫困经历也会对企业精准扶贫行为产生影响，高管早期贫困经历会促进企业开展精准扶贫，促进企业慈善文化的建立。

（四）外部治理环境。媒体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通过舆论监督和信息传递作用对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媒体关注会影响企业精准扶贫行为。黄珺等考察了媒体关注对企业精准扶贫行为得出结论，媒体关注度越高时，企业面临的舆论监督压力越大，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积极性越高。有学者基于企业互动视角研究了企业精准扶贫行为的影响因素发现，同群企业在精准扶贫方面的参与意愿及投资金额显著提高了目标企业的精准扶贫倾向。

二、企业精准扶贫行为的经济后果

已有文献从精准扶贫行为的被扶贫方和提供方两个角度研究了精准扶贫的经济后果。闫巍和成前通过微观调查发现，教育扶贫能够降低被扶贫地区的贫困发生率。尹志超等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表明，精准扶贫有助于提高贫困农户正规信贷的获得及规模。随着更多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以及信息披露逐渐完善，更多学者开始关注参与精准扶贫对企业自身产生的影响。相关研究表明，参与精准扶贫的企业能够与政府建立良好的政企关系，帮助其获得更有利的经营环境和更多的经济资源（信贷支持和政府补贴）。

精准扶贫能够为企业带来政治资源之外，对企业绩效的提升是否有促进作用？张曾莲和董志愿研究发现，参与精准扶贫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并且非国有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对企业绩效的正向溢出效应更显著；西部地区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对企业绩效的溢出效应最强。张玉明和邢超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加大产业精准扶贫投入能够提高财务绩效，并且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产业精准扶贫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果更好。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从企业价值、企业创新、融资约束等视角分析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经济后果。甄红线等研究发现，企业参与精准扶贫通过提高企业声誉和董事会勤勉性，进而提高企业价值。刘春等研究表明，企业精准扶贫行为显著提升其创新产出，但这种正向影响部分源于在审批端获得了更多便利，并且在创新结构不变的情形下企业创新质量显著下降。王善平和王娟萍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参与精准扶贫能缓解融资约束。

三、结论

本文从企业精准扶贫行为的动因及经济后果两个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了归纳和梳理。已有研究发现，企业精准扶贫行为主要基于政治动因、经济动因和道德动因，而外部驱动因素主要来源于媒体关注产生的舆论监督和信息传递作用。以扶贫者为研究对象，国内学者已经从企业绩效、企业价值、企业创新、企业风险、融资约束等方面关注企业精准扶贫行为产生的经济后果。大部分研究结论表明，参与精准扶贫能够对企业自身的经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但是，不同类型企业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以及利益关系复杂程度都有所不同。因此，不论是企业精准扶贫行为的驱动因素，还是以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对企业扶贫经济后果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拓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