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豪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 071002)

配享之典，国家所以报功而劝忠也[1]。明嘉靖九年(1530)，姚广孝被移出太庙从祀之列。次年，刘基进入太庙配享之列。这是嘉靖朝政治史和礼制史上的重要事件，可惜未见有文章对此事进行专门研究，仅有部分研究著作对此问题有所涉及。赵克生依据《明世宗实录》的记载认为，姚广孝被除祀于太庙是因为他的佛教徒身份，僧人配享太庙本就不符合儒教礼仪，嘉靖帝便以此事为切入点趁机铲除前朝武宗以来与政治集团勾结的佛教势力[2]；郑永华认为，明中期以后，由于刘基地位不断被抬高及姚广孝地位不断被贬低，刘基才因此有机会取代姚广孝配享太庙[3]。此二说都有一定的合理性。笔者认为除了上述两说以外，建文朝史的历史书写与姚广孝形象的逐渐“污名化”也是导致其被移出太庙陪祀之列的重要原因。而“大礼议”事件后，地位稳固的嘉靖帝通过“进刘基除姚广孝”一事不仅表明其崇道排佛的立场，更彰显了他对礼制至高无上的解释权。

一、“僧人说”“崇道说”与“海内公论”

既有史料和研究成果关于姚广孝被除祀于太庙的解释大致可分为3种，即“僧人说”“崇道说”和“海内公论说”。其中，《明世宗实录》提出的“僧人说”影响力最大。

嘉靖九年(1530)八月，朱厚熜谕辅臣曰：“廖道南尝言姚广孝弗宜配享太庙。夫广孝在我皇祖时建功立事，配享已久，或不当遽更，但广孝系释氏之徒，使同诸功臣并食于德祖、太祖之侧恐犹未安，礼官虽日遵畏成典，实非敬崇。祖宗之道，卿等其加思之。”[4]2759《明世宗实录》对此事的解释难以令人信服，朱厚熜先以廖道南之言为引，再因姚广孝佛教徒的身份发难。“僧人说”的矛盾点在于姚广孝从祀太庙之初就已是佛教徒，何至等到嘉靖九年再因其佛徒身份将之移出太庙？

明史馆臣似也认为“僧人说”不符实际情况，《明史》对此事的记载与实录出入较大，仅载“嘉靖九年以廖道南言，罢姚广孝”[5]1340。但《明史》此处出现了另一个错误，即实际上请求罢免姚广孝配享的人并非廖道南。在嘉靖帝提出此议之后，“礼部尚书李时同大学士张璁、桂萼等议以广孝事：‘太宗虽有帷幄之谋，厥后加以厚秩赐以显爵，亦足偿其劳矣。若削发披缁沾荣俎豆，则非所宜信，有如皇上所谕者。臣等议当撤去，即移祀于大隆兴寺内，每岁春秋遣太常寺致祭庶。宗庙血食之礼秩然有严，而朝廷报功之意兼尽无疑矣。上仍之，仍命告于皇祖以行’”[4]2759-2760。李时、张璁和桂萼等朝臣对嘉靖帝的提议进行讨论后，遂提出将姚广孝“移祀大隆兴寺”。因此，不应是“以廖道南言”罢姚广孝，而是嘉靖帝提出想法，朝臣附议，遂罢姚广孝，廖道南并没有参与实际的决策流程。与明史馆臣相比，何乔远显然更清楚嘉靖帝的真实意图，“姚广孝佐命嗣兴，劳烈具有。顾桑门上首，班诸功臣，并食德太二祖侧，恐不足尊祖敬宗，非朕灵承宗庙，意卿等加思之”[6]。何氏所记沿袭了“僧人说”，但有选择地放弃了《明太祖实录》记载中出现的“廖道南”，可见何氏也认为廖道南实与此事无关。

为明晰《明世宗实录》所记朱厚熜引廖道南语之意，就必须对廖道南进行考察。廖道南嘉靖八年(1529)身份为“右春坊右中允”[4]2470，万历《大明会典》记左右春坊“专典东宫上奏，请下，启笺讲读之事”[7]。通过《明世宗实录》中与廖道南相关的记载可知，廖氏一生主要任职于翰林院，其作品有《殿阁词林记》和《楚纪》等。嘉靖六年(1527)正月，他也参与编修朱厚熜为“大礼议”事件盖棺定论的《明伦大典》。太庙配享是儒家礼教重点关注的问题，身负学识又任职于翰林院的廖道南自然为朱厚熜对国家礼制进行干涉提供了大量“理论依据”。结合《明世宗实录》的说法可知，朱厚熜就是以廖道南论为借口，并以礼制为依据认定姚广孝以僧人身份陪祀于太庙不合规制。

此说法在逻辑上成立，似乎可以视为将姚广孝移出太庙从祀之列的原因，但实际上并不能解释为何在嘉靖九年才罢姚广孝。姚广孝配享太庙之初即是僧人，可除了嘉靖帝外，其余明帝似乎对僧人配享太庙一事都不在意。嘉靖九年，朱厚熜提出应移“姚广孝出太庙”必然另有深层次原因。由于支持《明世宗实录》“僧人说”的史料较多，于此列举些许：

太庙之配享者曾去姚广孝矣，以其尝从胡教也[8]。

礼部尚书李时会萼、璁议广孝在太庙虽有帷幄之谋，而崇秩爵已赏其劳。今以削发批缁之徒配享太庙实所弗安，乞移祀于大兴隆寺。从之[9]。

广孝旧配享庙庑，嘉靖九年阁臣李时以髠徒不便在庙，乃将其主送大兴隆寺[10]。

嘉靖九年，中允廖道南言：“姚广孝髠徒，不宜入庙。”遂移祀大兴隆寺[11]。

除《明世宗实录》中直接点明的“僧人说”外，也有部分史料提出了“崇道说”。谷应泰在其撰写的《明史纪事本末》中记载此事，先有“秋七月，罢姚广孝配享太庙，移祀于大兴隆寺，从礼部尚书李时之请也”[12]767，此部分见于《更定祀典》章节。后又有“十四年夏四月，大兴隆寺灾，御史诸演请‘顺天心，绝异端’。勅礼部尚书夏言覆奏，改僧录司于大隆善寺，僧徒还俗者听，并移姚广孝神位。广孝神位，帝更定祀典，撤太庙配享，移入大兴隆寺”[12]785，此部分却见于《世宗崇道教》章节。可见，谷氏认为朱厚熜移姚广孝出太庙是因其自身对道教的尊崇。从某种程度上讲，“崇道说”和“僧人说”是一体两面，赵克生对此已有详述，不再赘述。

除了以上两种说法外，沈德符还提出“海内公论”说，《万历野获编》载：

古来帝王皆有功臣侑食。本朝惟中山王徐达以下十二人配享太祖。至洪熙元年，又加清河王张玉、东平王朱能、宁国公王真、荣国公姚广孝陪祀太宗。此后列圣祔庙，俱无臣子侑食于旁。此圣朝祀典第一缺事，而建白无及之者。惟夏文愍为礼卿时，曾建论谓二祖所配皆武臣未确，请如宋世易以文臣。而世宗不从，然亦未暇以列帝左右为请也。世宗订定祀典，进刘基于太祖之侧，而斥姚广孝，不得侍太宗。此不特圣主独见，亦海内公论[13]。

沈德符所言“海内公论”的应当就是移“姚广孝出太庙”一事。“海内公论”预示着除嘉靖帝个人“崇道排佛”的喜好外，世人对姚广孝的评价在嘉靖初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以至姚广孝不当陪祀于太庙一事已成定论。这样的局面显然不是朱厚熜一己之力造成的。姚广孝个人形象的污名化，即“靖难之役”历史评价的改写是“姚广孝出太庙”的背景原因。作为靖难首功者的姚广孝，他生前或死后的成败荣辱与“靖难之役”是难以分开的。要取得沈德符所言“海内公论”的效果，“靖难史事”在民间的大范围传播及明廷对“靖难之役”态度的转变是必备的前提。

二、光辉不再的靖难功臣

姚广孝辅佐朱棣起兵“靖难”，在世之时已位极人臣。《明史·姚广孝传》载：“成祖即帝位，授道衍僧录司左善世。帝在藩邸，所接皆武人，独道衍定策起兵。及帝转战山东、河北，在军三年，或旋或否，战守机事皆决于道衍。道衍未尝临战阵，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永乐二年四月拜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复其姓，赐名广孝，赠祖父如其官。帝与语，呼少师而不名。命蓄发，不肯。赐第及两宫人，皆不受。常居僧寺，冠带而朝，退仍缁衣。”[5]1340

鉴于姚广孝对朱棣“靖难”所起的重大作用，朱棣即位后姚广孝官拜资善大夫和太子少师，他死后又被追赠为上柱国，尽享殊荣。《万历野获编》载：“又太子少师姚广孝，以靖难功殁于永乐年。得赠：推忠报国协谋宣力文臣、荣禄大夫、上柱国、少师、荣国公。其生前以未开五等，且无子不袭，盖得上柱国于身后者共三人，一文一武一僧。其后人俱泯泯亦异矣。”[13]831-832在明代武臣林立的太庙陪祀群体中，以文臣身份入列也可见姚广孝之特殊。

明初，姚广孝的地位得以保持得益于永乐朝对建文帝时期历史的遮掩。朱棣在革除建文帝纪年的同时严禁史臣记建文帝时期史事，又敕令重修《明太祖实录》，对明初史事尤其是建文帝时期史事进行大量删改，“靖难”相关史实已难以辨明。最早对靖难之役及建文帝时期历史进行书写的作品是《奉天靖难记》，该书虽托名为史学著作，但更接近文学小说体例，对朱棣过度美化，对朱允炆过度贬低，与史实相去甚远。《明太宗实录》又大量借鉴和参考《奉天靖难记》，进一步塑造了朱允炆的“昏君”形象，用以为朱棣夺取帝位提供逻辑合法性。在这样的文化氛围和环境下，姚广孝的地位相当稳固。而到明末，姚广孝地位已远不如前。清人龚炜在其《巢林笔谈》中记一事：“明末隆武时，建方正学庙，缚跪姚广孝像，亦快!”[14]从永乐朝位极人臣“陪祀于太庙”到明末被塑“跪像”，可见姚广孝的形象在明代经历了巨大的转变。姚广孝被士人所鄙的原因有很多，除辅佐朱棣“靖难”外，他对程朱理学的鄙弃也是原因之一。《明太宗实录》称，“广孝尝著《道余录》，抵讪先儒，为君子所鄙”[15]。正如宦官常常充当皇帝“荒淫殆政”的替罪羊一样，因无法指摘朱棣的暴行，文人士大夫攻击的矛头自然转向了与他们思想不合，但又因靖难之役而身居高位的姚广孝。姚广孝污名化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要对姚广孝污名化之路进行剖析，就不得不涉及“靖难之役”历史评价的一步步转变。靖难之役历史评价的改写经历了一个从下到上、从民间到中央的过程。系统论述建文朝史事的作品直到弘治和正德朝才出现，宋端仪《革除录》、张芹《备遗录》和何孟春《备遗实录》等作品的出现体现了弘治和正德时期明朝廷对“建文”话题管控的放松[16]。实录也可佐证这一点，《明孝宗实录》弘治十二年(1499)四月乙巳条载：“致仕礼部主事杨循吉奏：‘臣昔忝礼官，窃谓朝廷之上正名为先，礼文不备，非所以示远也。臣闻洪武后有建文君，乃太祖高皇帝嫡孙，躬受神器称帝建号者。三年其后天命归于太宗文皇帝，遂与征讨之师入正大统，削建文位号，今百余年未蒙显复。夫建文虽以一时左右非人，得罪社稷，而实则万民之主也。若宪宗纯皇帝，帝景皇而不以入庙，可以为法伏望。皇上裁以大谊，仍复建文君尊号如景皇帝故事，庶几裨益。’”[17]可见，弘治时期已有臣子上书请复建文帝尊号。除了官方的实录外，众多史料笔记也载一事：“弘治中，台人缪恭学古行高，晚年走京师，上六事。其一‘纪绝属’，请封建庶人后为王，奉祀懿文太子。通政司官见恭奏大骇，骂恭：‘蛮子，何为自速死！’系恭兵马司狱，劾上待命，赖敬皇明圣，诏勿罪，放恭还乡。”[18]

百姓请求册封建文帝后人并祭祀懿文太子都未遭惩罚，可见此时民间对“靖难之役”的评价与永乐年间相比已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与此对应的是姚广孝历史地位的快速下降。曾牵涉“弘治十二年科场案”的都穆在其所作的《都公谈纂》中记录一事：“予识姚广孝义孙廷用，好着故衣。一日，以里役见太守杨贡，跪而绯袍，见诘之。答曰：‘先祖遗衣。’问何官，曰：‘少师姚广孝。’贡大怒，丑诋之。”[19]都穆记录的这件事大抵发生在弘治至正德年间，此时距嘉靖九年(1530)姚广孝被正式移出太庙尚有一段时间，但太守杨贡的态度足以表明弘治和正德时期民间对姚广孝评价之低。

随着朝廷对“建文史事”禁令的松动和“靖难”相关事迹的广泛传播，姚广孝形象在民间被极大地丑化。正因如此，活跃于万历时期的史家沈德符才有姚广孝不当祀于太庙已属“海内公论”的感叹。

三、嘉靖帝的独见

王世贞将姚广孝、元世祖和杨雄一并讨论，感慨“孔庙之黜杨雄也，帝王庙之黜元世祖也，太庙之黜姚广孝也，凛乎！有春秋笔焉”[20]。孔子作《春秋》，将个人好恶加之于文字中，蕴褒贬之意，此即为“春秋笔法”。王世贞似指嘉靖帝将个人好恶上升到国家礼制层面，最终将姚广孝、元世祖和杨雄排除在国家祭祀体系之外。赵克生则对嘉靖时期祭礼变革史进行了一番“礼义层面”的探讨和审视，把祭礼改制的礼学意义和当时社会政治的变动联系起来，从社会层面揭示嘉靖祭礼改制的原因和影响[21]。笔者将“姚广孝出太庙”一事置入嘉靖帝个人权势的上升道路中进行考量，认为“姚广孝出太庙”事件很大程度上是朱厚熜的“一己之意”。通过太庙配享变动一事，朱厚熜不仅树立了自己对国家礼制问题至高无上的解释权，更反映出他此时已将国家政治权力牢牢把控在手中。

以刘基代替姚广孝从祀太庙并非嘉靖帝的突发奇想。嘉靖八年(1529)十月，巡抚四川右佥都御史唐凤仪向嘉靖帝敬献至县所产瑞麦，一茎五穗。《明世宗实录》详载了嘉靖帝的说法：“今日之瑞，非朕所召，是皆因主之所致焉。刘基作颂以称，圣祖而恐犹未尽，今卿所谓者恐过焉。闻祥瑞多而怠心生，灾异频而忧勤至，此虽不可不慎，但其要则在人君之一心焉……朕好言祥瑞则谓卿为謟也，吁刘基之作颂也，其时皆基之辈。”[4]2532-2533陈学霖认为，刘基奇能异行传说的来源是《诚意伯刘公行状》，而明中叶以后，各种野史杂著在此基础上进行演绎和夸张，刘基被塑造成熟知天文术数和阴阳占卜的道教高人形象[22]。嘉靖八年(1529)，朱厚熜两次提及刘基作颂“歌颂祥瑞”一事，可见崇道的嘉靖帝对这位道教高人的喜爱，帝王的偏爱为刘基将来进入太庙陪祀之列奠定了基础。该文所探讨的“姚广孝出太庙”一事发生在嘉靖九年(1530)八月，而在太庙陪祀中增“诚意伯刘基”[4]2972发生在嘉靖十年(1531)三月。嘉靖十一年(1532年)六月，朱厚熜又诏“封诚意伯刘基九世孙瑜为诚意伯，予诰券世袭。岁给禄米七百石，本色三百石，折色四百石”[4]3254，刘基的地位在嘉靖朝得到了极大提升。

前文已经提及嘉靖九年(1530)朱厚熜曾以廖道南的名义提出僧人陪祀于太庙不符礼教规制，故提议将姚广孝移出太庙从祀之列。然而在嘉靖十一年(1532)，朱厚熜将人物形象已逐渐“神化”的刘基移入太庙符合礼教制度吗？姚广孝被移出太庙陪祀后发生的一件事生动展现了嘉靖帝对此事的真实看法。嘉靖九年(1530)九月，兵科给事中高金上书:“陛下龙御之初，凡法祖、法师、国王、佛子有害正道者尽从屏斥，近又谕礼官革姚广孝之配享，以其为释氏之徒不可并诸功臣也。臣每心悦叹服，以为大圣人之崇正黜邪有如此者。岂意有所谓真人邵元节者，误蒙殊恩，以为圣治累耶？夫官禄者，劝贤之资，爵赏者，砺世之具。元节一道家流耳，因真人李得晟之请而波及之。纵使二人有恪修宗典、阴翊皇度之功，偿以金帛足矣，岂可既显其师而赐之赠祭，复荣其身，而使之衣紫腰玉乎？广孝既不可配享于太庙，则二人亦不可爵禄于圣朝，伏望削去真人之号，禠其紫玉之贵，夺其亲师赠祭之典，庶乎异端辟而正道崇也。”[4]2765-2766高金见姚广孝被移出太庙，便顺势请求剥夺朱厚熜宠臣真人邵元节的爵禄，嘉靖帝曰：“金所言虽若纳忠正君，而实则不然，真人之封赠赐祭已久，何至今日乃言此？必有使之者，其令锦衣卫逮问。且因姚广孝配享之事，谓朕不自克治之意，礼部再议以闻。”[4]2766-2767因事波及邵元节，嘉靖帝当即将高金下锦衣卫狱，并直指其幕后有推手。幸得礼部尚书李时等救之，曰：“陛下撤广孝之配位者，正祀典也。容元节等之供事者，存祈禳也。祀典当正，故虽以功臣之重去之。而不疑祈禳可存，故虽以道流之征用之而不避。高金因广孝之事遂论及元节，固因事献忠之心，而未知其事之不同也，予夺之宜惟上裁之。”[4]2766-2767随后，群臣得旨“广孝配享当如前议改”[4]2767。最终，“正会真人邵元节亦疏辞恩命，上不允，令其安心供修本教，勿以人言介意”[4]2767。嘉靖九年(1530)九月发生的这件事体现了朱厚熜对道教真人邵元节的宠爱。由于嘉靖帝以礼教之名将姚广孝除祀于太庙，便误以为嘉靖帝有意“排斥佛道”而鲁莽建言“革邵元节爵禄”的兵科给事中高金险遭不测，礼教在嘉靖帝手中是何种用途已一目了然。仅凭个人的“崇道排佛”立场就轻松实现了在太庙配享中“进刘基退姚广孝”，这与继位之初掀起满朝风雨的“大礼议”之争相比，显然此时的嘉靖帝已彻底实现驭权于柄。

姚广孝被移出太庙从祀之列显然不是单一的历史事件。《明世宗实录》记载的“僧人说”仅提供了一种解释，而谷应泰的“崇道说”和沈德符的“海内公论”为解读该事件提供了更多的角度。从社会的角度来看，随着朝廷对“建文史事”把控的松动，“靖难”史事得以更为广泛传播。随之而来的便是对靖难之役历史评价的改写和姚广孝形象的污名化，将姚广孝移出太庙从祀之列俨然已成为“海内公论”。而从嘉靖帝个人角度出发，将姚广孝移出太庙从祀或许仅是他检验自身权力的一种方式，又或者是他彰显自己“崇道排佛”倾向的一种途径。礼教对嘉靖帝而言仅是行事的借口和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