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圣 昊

(华中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和谐丝庄》又译《丝之谜》，是旅英马来西亚华裔作家欧大旭的代表作，曾获2005年惠特布莱德最佳新人小说奖，并获2005年布克奖提名。小说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时代背景，分别从儿子宝玉、妻子雪儿和好友皮特的视角讲述了马来华人林强尼发家致富的故事。《和谐丝庄》不仅讲述了人物的流散经历，也呈现了人物杂糅性身份的建构过程。霍米·巴巴指出，杂糅性指的“既不是这一个……，也不是那一个……，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东西”[1]。在他看来，杂糅性将异质性的文化进行混杂和协商，消除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杂糅性身份解构了单一的与本质主义的文化身份，通过多元文化的混杂与融合体现了文化身份的异质性和多样性。在《和谐丝庄》中，移居海外的群体受到本国和他国文化的双重影响，呈现出杂糅性身份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杂糅性身份书写在小说中具有明显的空间维度。因此，根据加布列尔·佐伦的空间叙事学理论，将小说中的空间分为地志、时空体和文本3个层次，以分析空间对人物杂糅性身份书写的重要作用。

一、地志空间：杂糅性身份的表征

佐伦的空间叙事学指出，地志空间是文本的所有要素组成的地图，“这一地图是基于一系列的对立关系……，比如内与外、远与近、中心和边缘以及城市和乡村等”[2]。由此可见，佐伦空间叙事学的地志空间强调对立关系。《和谐丝庄》中相互对立的地志空间体现出东西方文化的杂糅，这是小说人物杂糅性身份的表征。

首先，小说中“远”与“近”的对立地志空间体现出人物的杂糅性身份。《和谐丝庄》所描写的人物大多是流散海外的移民，对他们而言，“远”指的是母国，“近”则指居住国，“远”和“近”的对比反映了移民的流散经历和多元文化身份，也是对人物杂糅性身份的隐喻。如主人公林强尼的岳父宋狄克祖上居住在中国，林强尼的父亲从中国移民到马来亚并在当地定居，宋狄克在马来亚出生并长大，之后赴美留学，接受西式教育，毕业后在新加坡从事金融工作。很明显，宋狄克属于流散海外的华人，由于跨文化的经历，因此其思想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同时，虽然中国对宋狄克而言是“远”的空间，但中国文化铭刻在他的心中，使他的观念里保留着华人的文化传统。所以，不难理解他在回到马来亚后，“家里悬挂着许多唐诗卷轴”[3]47，“脱下西方服饰，换上了他父亲曾经穿过的传统华人服装”[3]48。“近”(海外)和“远”(中国)的文化共同对宋狄克的思想观念产生作用，使他同时接受中西文化的双重影响，从而体现出杂糅性的身份特点。

其次，小说中“内”与“外”的对立地志空间也能体现人物的杂糅性身份。“内”指的是马来亚乡村地区“有几所英国人开办的学校”[3]9，英国殖民者创办的学校是其意识形态运作的空间，也是殖民者权力的表征。在学校读书的学生受到殖民者意识形态的影响，思想上接受西方文化的洗礼，体现出杂糅性身份的特点，他们“全部用英语说话”，“也读狄更斯的书”[3]9-10。“外”在小说中指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马来亚。当地学生出身于“马来亚的统治阶级”，抑或是华人大富豪的儿子[3]9。马来亚人或者华人的身份使他们自然会受母国文化的影响，也就无法摆脱被殖民者的身份，更无法真正融入到殖民者的群体中，因为殖民者“对殖民地主体的改革只是为了更好地统治他们”[4]。“内”与“外”的对比体现出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对学生的影响，而两者的共同作用隐喻学生对多元文化的混杂和协商，体现了他们的杂糅性身份。

总之，小说所构建的地志空间是人物形象的隐喻。在《和谐丝庄》中，欧大旭通过环境描写构造出对立的地志空间，塑造了具有杂糅性身份的人物形象。

二、时空体空间：杂糅性身份的书写

时空体空间是佐伦空间叙事学的第二个空间层次，是“叙事作品中的运动和行为”所组成的空间[2]。佐伦进一步根据时空体空间的结构将其分为共时关系和历时关系[2]。共时关系指的是在某一叙述点上静止的客体和运动的客体所构成的空间关系，而历时关系指的是在某一叙事文本空间中客体的运动所构成的空间关系[2]。《和谐丝庄》叙述了人物确立杂糅性身份认同的不同方式，而共时关系和历时关系为人物杂糅性身份认同的书写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共时时空体：陈虎和林强尼的身份认同书写

共时关系强调静与动之间的对比关系。从共时关系分析小说中的两个人物——陈虎和林强尼，可以发现他们在同一叙述点上处于静与动的关系，两者的对比体现出个人确立身份认同的不同方式。

陈虎确立身份认同的过程呈现出静止的状态。他由于年事已高，“现在越来越多地沉浸在舒适的家庭生活里面”[3]26。此外，出于对世界局势的担忧，他“把自己关在家里守着他的书、他的家具和他的果树”[3]35。虽然他很少出门，但他通过中西合璧的生活方式体现出其杂糅性身份，即便晚餐也是由冷面和法国白兰地混搭组成。此外，他将自己的住宅打造成多元文化空间。“房子里摆满了异国家具：马六甲来的葡萄牙椅子、上了蜡能抵抗湿气的英国松木桌子、北欧来的油漆柜子。他还有丰富的藏书，大多是汉译本马克思主义著作，也有许多英语书籍。”[3]26小说对人物住宅的装饰、布置或摆设进行书写可以表征人物独特的性格特征[5]。陈虎住宅的陈设集合了各国元素，这种空间布置的背后体现了陈虎作为海外华人的杂糅性身份。当然，他也通过图书室的书籍接受西方新思想的洗礼，如马克思主义。列斐伏尔的空间批评理论认为，“空间实践是指在特定社会的空间中实践活动发生的方式。空间的实践就是人类对空间的感知”[6]。虽然陈虎处于静止的状态，但他在住宅中进行空间实践，即通过感知具有杂糅性的物理空间确认自我的身份定位，从而体现出杂糅性的身份。

相比之下，林强尼确立身份认同的过程明显处于运动的状态。他四处流浪，寻找能够安身的地方。他在商店里和外国顾客打交道，运用各种营销手段将廉价的布匹卖给混血白衣女郎；在闲暇时间到陈虎的图书馆学习西方文化，囫囵吞枣但如饥似渴地阅读英文书籍，特别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在骑着自行车前往周边各个村庄销售丝绸的同时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新加坡的咖啡馆认识英国友人皮特，并且通过皮特了解西方文化。他通过阅读外国书籍与结交外国友人了解西方文化，“使他感觉自己更加重要、更加成熟”[3]33，他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实践中，参加马来亚共产党的秘密抗日活动，号召村民反对日本的侵略，“这无疑是他想重构自我身份，同时想消解与西方文化的对立，达到与西方交流对话的显示”[7]。林强尼接触到各色各样的人，并受到各种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通过文化的混杂和协商呈现出杂糅性的身份特点。

(二)历时时空体：哈尼和皮特的身份认同书写

历时关系由一系列的轴组成，这些轴朝着特定的方向发展[2]。《和谐丝庄》叙述了哈尼和皮特身份建构的不同结果。哈尼和皮特都远离自己熟悉的自然环境和文化氛围，从英国前往殖民地马来亚，他们一个是为了就任英国矿业的总头目，而另一个是为了“找到我的天堂，我的热带世外桃源”[3]174。他们从居住在英国的英国人变成了居住在殖民地的英国人，原有的身份认同难以维持。如果说哈尼和皮特在英国是通过认同母国文化确立个人的身份，那他们在马来亚则需要通过对他者(被殖民者)的识别进行全新的身份认同。哈尼和皮特有相似的境遇，但两人确立身份认同的过程却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哈尼固守本质主义的身份观，即“文化身份具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属性”[8]。他坚持自己殖民者的身份，始终以西方人高高在上的姿态俯视着被殖民者。一方面，他通过贬低他者塑造文明的自我形象。他对着皮特抱怨马来亚的被殖民者：“到处藏匿着坑蒙拐骗与叫人无法相信的土人，每个英国人和每个文明人睡觉时床上都得放把手枪。”[3]119由此可见，他对生活在马来亚的当地人抱有鄙视的态度，并和他们划清界限。另一方面，他通过坚守自身的英国性保持自己英国人的身份。他无法脱离自己对母国的眷恋，本来不喜欢苏格兰威士忌的他“距离家乡数千英里之遥，他才换了口味”，还认为威士忌“比这里肮脏的水好喝多了”[3]200。苏格兰威士忌俨然成为了英国文化的表征，对威士忌的喜爱也体现出哈尼对所谓英国性的固守。最后，沉醉在本质主义身份中的哈尼讽刺试图融入到当地社会的皮特，被皮特在一怒之下扼杀。

皮特选择的道路和哈尼完全相反，他在马来(西)亚①通过寻找认同感确立杂糅性身份。他厌倦了英国人的冷漠，由衷地赞美马来(西)亚具有活力的风景和淳朴热情的民风，认为马来(西)亚的土地充满魅力，并且深情地赞誉：“这样的生活多么美妙啊。”[3]181在流散海外期间，皮特接受了被殖民者的价值观念，认为自己不是典型的英国人，他反对哈尼的种族歧视，并严肃地告诉他欺压矿工的英国锡矿主被中国苦力杀死是“罪有应得”[3]215。他也能够入乡随俗，以平常心对待英国和马来(西)亚之间的文化差异。例如，在雪儿家举办的宴会上，英国宾客兴致勃勃地跳舞，而华人宾客一言不发，皮特意识到“跳舞不太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他把西方人跳舞的行为称为“骚动”，对华人宾客的反应表示理解和尊重[3]201。因此，在以哈尼为代表的殖民者眼中，皮特不伦不类，“肯定是神经病”[3]101。但是，皮特的思想中仍存在着对殖民地和被殖民者的偏见②，并且在被殖民者的眼中他仍是殖民者。这导致皮特无法完全融入当地社会，在购物区“像往常一样忍受着讨厌无趣的辱骂”[3]203。可以讲，皮特处于英国文化和马来(西)亚文化的居间空间。按照霍米·巴巴对第三空间的定义，文化之间的居间空间否定了中心文化和边缘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任何文化都可以在这个居间空间中进行对话和协商。从这个角度来看，皮特所处的居间空间既不属于英国文化，也不属于马来(西)亚文化。因此，皮特无法和其中任何一种文化保持身份认同。虽然这无异于自我放逐，但他仍能够坦然接受流散的命运。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言，“我只是追逐着我的宿命”[3]211。小说的结尾，皮特在对美好时光的追忆中孤独而平静地等待死神的降临。

历时关系中的运动是“诸多权力的运作结果，比如作者意愿、阻碍、理想、人物的目的”[2]。如果从人物的目的看，哈尼和皮特身份确认的不同目的体现出截然相反的两种身份观：哈尼体现出本质主义的身份观，他试图建构英国性身份的神话，为了保持身份的稳定性拒绝和自己眼中的他者来往；皮特大胆质疑本质主义的身份观，他身体力行地认同当地文化，重新自我定位，将自己在马来(西)亚的家打造成自己梦想中的花园。这体现出身份认同因涉及多种因素而具有复杂性，同时也反映出本质主义的身份观已经不适用于流散海外的移民，只有建构杂糅性的身份才能在陌生的环境中生存。

总之，作者在小说中通过阐释共时和历时两种关系建构了时空体空间，呈现出人物确立身份认同的不同途径和结果。从这一角度讲，时空体空间凸显出人物身份建构的复杂性。

三、文本空间：杂糅性身份的观照

佐伦空间叙事学中的文本空间指的是符号文本的空间结构，是为了再现空间而采用的文本组织结构。它由语言的选择、文本的线性时序以及视角结构3个要素构成[2]。《和谐丝庄》从这3方面体现出小说人物身份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同时呈现出作者对整个移民群体杂糅性身份的观照。

首先，是语言的选择。“语言无法表达空间的所有方面，所以语言会有一定的选择尺度。”[2]由于语言无法传递出所有的信息，因此其所建构的文本空间也可能会出现含混与模糊。《和谐丝庄》分别从3个不同的人物视角出发讲述林强尼的故事，但整本小说无法呈现其清晰的人物形象。儿子宝玉认为林强尼“臭名昭著”[3]5，称他是“卖国贼”[3]79，林强尼在他的眼中是邪恶的化身；妻子雪儿则认为林强尼“崇拜我，迷恋我”[3]96，但“他不知道我在想什么”[3]98，林强尼在她看来温柔而又疏远；好友皮特认为林强尼充满“未受人世破坏的纯真”[3]194，是一个单纯善良的人。3个叙述者所使用的不同语言呈现出林强尼的3种形象，使读者无法从单个叙述者的描述中获得关于林强尼身份的完整信息，这为解读林强尼的身份提供了多重可能性。语言的选择体现了人物身份的不确定性，使人物的身份始终处于被语言阐释的状态。作者对林强尼人物身份的模糊处理说明他的身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的建构中。

其次，是文本的非线性时序。信息传递的顺序可以影响文本空间的建构[2]。小说使用倒叙与插叙等叙事技巧解构了故事的线性时序，以陌生化的形式加大了对人物形象的解读难度。在小说的第一部分开篇，叙述者宝玉先介绍和谐丝庄当下的总体情况，然后介绍丝庄开办人林强尼的生平。即便是在讲述林强尼经历的过程中，宝玉也时不时地会讲述当下所发生的事情，如在叙述林强尼和宋雪儿的婚事时，宝玉回忆自己探访宋家老宅的经历。在小说的第二部分中，宋雪儿提到母亲对自己婚事的嘲讽，她回忆起自己和林强尼从相识到结婚的过程，其中就穿插了林强尼经商的经历。同样，在小说的第三部分，叙述者皮特先介绍自己晚年的情况，然后回忆自己的流散经历，其中穿插着对好友林强尼的回忆。就整个叙事而言，非线性时序割裂了小说各个情节之间的联系，使叙事结构处于松散的状态，呈现碎片化的特点，而关于林强尼生平事迹的讲述散布在整个文本之中，从表面上看无法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一直隐藏在背景里，像一个永远的谜”[3]，使他的身份更加难以定义。

最后，是文本的叙事视角。语言的空间视角基于“此在和彼在的二元对立关系”[2]，并且将这组关系分成两类。其一，是“叙述行为的空间和整个世界之间的关系”[2]。《和谐丝庄》背后存在着更大的社会历史背景。如小说讲到林强尼和皮特流浪的经历，实际上涉及大量移民流散海外的事实。正如欧大旭所言：“这些小玩意儿③一旦离开了原本的地方，就会变得引人注目，人们对它们也不再那么熟视无睹了。这也是我创作《丝之谜》的原因。”[3]261他一方面出于对流散移民的观照而创作小说，另一方面则希望通过塑造具有杂糅性身份的人物来“看看这种小小的冲突会产生什么结果”[3]261，或者是探索异质性文化元素杂糅的结果。其二，是“某一叙述点中视为前景的事物和视为背景的事物之间的关系”[2]。《和谐丝庄》的主线是林强尼的人生历程，前景是人物的流散经历和身份建构的过程，而背景是3个不同的叙述者对林强尼故事的讲述，小说中前景与背景的相互作用使得人物身份更加扑朔迷离和耐人寻味。

总之，作者在《和谐丝庄》中通过语言的选择、非线性时序的采用和叙事视角的运用建构出一个独特的文本空间，体现了对人物杂糅性身份与现实中流散群体身份问题的关注，提高了“小说”主题的广度和深度。

在《和谐丝庄》中，空间维度的建构对杂糅性身份的书写具有重要意义。作者通过地志空间塑造了具有杂糅性身份的人物形象；通过时空体空间展现出人物建构身份的过程；通过文本空间凸显了身份问题的复杂性。整部小说体现出欧大旭对移民群体身份的关注和思考，提升了作品的思想性。

注 释：

① 马来亚的全称是英属马来亚，指的是18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中期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马来西亚半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马来亚先后改组成马来亚联邦和马来亚联合邦。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马来西亚是1963年马来亚联合邦和新加坡、砂拉越与沙巴合并组成的国家。因为皮特生活的时代跨越英属马来亚和马来西亚两个时期，所以文章采用“马来(西)亚”的形式予以指明。

② 小说中的某些细节可以证明这一点。其中有一处是皮特对汉语的贬低性评价，他坦率地表明自己“一直都憎恶这种语言，觉得它太尖刻”。

③ “小玩意儿”指的是“与周围环境不合的东西”，此处可以理解为流散海外的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