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中的“自我”形象建构与审美情感表达

2023-01-03王丹丹

文学教育 2022年12期

王丹丹

内容摘要：被称之为“个人的发现”的五四文学催生了“表现自我”的文艺风潮。作家主体意识的高扬使作家毫无保留的在创作中尽情地挥洒自己的情感、塑造出一个个独具自我个性的形象。纵观五四文学中的“自我形象”塑造，其表现类型当属以郭沫若的《女神》为代表的吹奏出“五四”最为高昂积极，最为雄健豪放的个性解放及叛逆、反抗的旋律的自我扩张的自我崇拜和以郁达夫的嗟叹感伤、软弱无助、自贱自戕的“零余者”为代表的“卑己自牧”的自我否弃。从而亦形成粗暴狂放的激情的张力结构及抑郁的感伤情调，悲剧氛围两种形态的审美情感。

关键词：五四文学五四运动 “自我”形象审美情感

“五四运动，在文学上促生的新意义，是自我的发见。”[1]因而五四新文学又被称之为“个人的发现”。它所带来的是作家主体意识的高扬。具体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则是作家对自我个性的大胆张扬，对自我情感的尽情宣泄。其毫无隐晦的自我书写，一个个独具自我色彩的形象塑造使之五四文学的“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2]

五四作家对自我主体意识的看重和推崇，让他们不约而同地将自我的表现作为创作原则，从而引发了一股席卷五四文坛的文艺风潮。郭沫若宣称：“文艺是出于自我的表现”，“文艺的本质是主观的，表现的，而不是没我的，模仿的。”[3]周作人在《文艺上的宽容》一文中正式提出：“文艺以自我表现为主体，以感染他人为作用。”即使是偏向写实创作倾向的《小说月报》，也毫无掩饰的直白：“表现自我——表现神秘的、文学家自身时常不明白的实体和那纯一的个性——这就是艺术上唯一的、真实的任务，也就是创作的一切秘密。”[4]为了尽情地宣泄自我的情愫，表达自我的内心要求，“五四”作家们由衷地喜爱书信体和日记体这种便于直抒胸臆、自我解剖，能够进行深入心理刻画的表现形式。郁达夫把日记体文学看作是作家心灵“极真率的记录”，作家“全人格的表现”，“以作者的血肉精灵来写的作品。”[5]淦女士亦将书信体作品视为“较其他体裁的作品更多含点作者个性的色彩”。[6]正是由于书信体、日记体所特有的这种便于抒发作家情感的体裁特性，所以，这种文学创作形式载体为五四知识分子所推崇。纵观五四文坛，几乎所有的作家都采用过这种文体。如庐隐用书信体来展现内心的苦闷和憧憬。王以仁的中篇小说《孤雁》是由六封书信连缀而成，道尽人生的辗转飘零和苦闷忧伤的心绪。郭沫若的《喀尔美萝姑娘》是用书简形式组成的抒情小说，以第一人称“我”诉说着心中对爱情的期待与痛苦，憧憬与失望。同样，郭沫若的另一部抒情小说《落叶》，也是由女主人公的标注日期的四十一封信组成。信中倾诉了女主人公在爱情体验中的矛盾纠葛的丰富微妙的心理。

此外，还有鲁迅、郁达夫、冰心、许地山、陈翔鹤、倪贻德等作家也都采用过这类书信体或日记体的文本。借助于书信体亦或是日记体，作家们可以尽情地发挥自己的主观情绪，可以窥探到人物隐蔽复杂的内心世界，可以充分地表达对社会人生的思考。这种对自我生命情感意绪的恣意宣泄又被郁达夫发展为“自叙传”，并理直气壮地宣称：“这一种自叙传的色彩是什么呢，就是文学里所最宝贵的个性的表现。”[7]并把“一切文学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作为自己的创作观念。于是，郁达夫笔下的主人公无论是“质夫”、“文朴”，还是“我”或是“他”，都闪现着郁达夫的身影。“自叙传”由郁达夫开之风气，感染了同时代的许多作家。郭沫若在早期的小說创作，将自己的人生经历投射在主人公爱牟的身上。王以仁更是公开承认受郁达夫的影响很深：“你说我的小说很受达夫的影响；这不但你是这般说，我的一切朋友都这般说，就是我自己也觉得带有郁达夫的色彩的。”[8]虽然“自叙传”有虚构，有艺术创造，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作家自己一切的真实。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自我表现”不仅是一种创作手法，也是处理艺术与现实关系的原则，更是一种人生态度。纵观五四文学的“自我形象”塑造，其表现类型不外乎两种模式。

一是自我扩张的自我崇拜。自我的张扬、主观的崇奉是郭沫若诗集《女神》最强烈最完美的体现。它将自我的主体精神，个性力量、价值地位提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女神》中的一些诗篇着力地塑造了一个傲然挺立、睥睨一切的“自我”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强烈地表现了“我”的愤怒，“我”的呐喊：“我”是横空出世，吞吐八荒的“天狗”；“我”是大胆反叛封建传统的“匪徒”；“我”是诅咒茫茫宇宙而决心自焚的“凤凰”；“我”是如火山爆发般反抗黑暗暴政而投水自尽的“屈子”……“我”是一个“具有彻底破坏和大胆创造精神的新人”，一个“开辟洪荒的大我”，“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所以“我”是力的象征：“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9]“我”是宇宙的中心：“我”不再是日月、星球笼罩下的顺民，“我”要吞掉日月、星球，去主宰全宇宙的光亮，“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创造日月星辰”，去占有“一切的一”和“一的一切”。这个借助“泛神论”所打造的气概寰宇的自我，在坚韧顽强、敢于反抗、充满高度英雄主义的激情中试图以自己强有力的个性去影响世界、改造世界甚至创造世界。在激情洋溢的诗歌当中不仅感受到诗人慷慨激昂的主观意志情绪，而且被他那种“我即神”、“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恢宏气势所震撼。郭沫若的这种带有自我扩张性质的个性意识正是把个体看作是目的、是中心，是个人主义思想观点的集中表现，是这一种精神的形象象征。从而使郭沫若的个性意识中不仅有着要求精神独立、人格自律、人的主权和自决权这些自我肯定、自我确立的一般性内容，更带有自我赞美、自我崇拜的性质。诚如他在《梅花树下的赞歌》所高歌的“我赞美我自己，我赞美这自我表现的全宇宙的本体！”因此，郭沫若的《女神》吹奏出“五四”最为高亢乐观，最为雄健豪放的个性解放及叛逆、反抗的旋律。

二是“卑己自牧”的自我否弃。与郭沫若所创造的富有生气活力，奋发向上的自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郁达夫笔下嗟叹感伤、软弱无助、自贱自戕的“自我”形象。卢梭在《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一书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倘若我在自己周围认出了什么，那只有令人苦恼和痛心的一些事。当我把目光投向我接触到的身边之物时，总会发现某个东西令我义愤、轻蔑，使我悲哀、愁苦。”[10]卢梭对外部世界的低沉消极的感受，在郁达夫身上得到了明显的印现。因此李初梨说：“达夫是模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11]不无一定的道理。郁达夫在“世纪末的思想中”发现了“自我”，但这个“自我”是悲观的自我。尤其当这个“自我”与环境相对抗时，其结果不是自我的超越、自我的实现，而是罪感意识对灵魂的痛苦咬啮。黑暗越浓烈、压迫越沉重，痛苦的灵魂愈显示出病态的畸形。这是具有强烈个性意识而又多愁善感的郁达夫在卑污的人生、虚伪的现实面前，深知自己个人愿望、理想、抱负无法实现，又无力抗拒，无法回避的必然结果。因此，郁达夫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些“卑己自牧”[12]的软弱者。空有愿望却止于行动。只能自怨自艾甚至自暴自弃。《沉论》中的主人公渴望爱情，但当面对心仪的日本女生时，在弱国子民的自卑感的重压下，只能默默隐忍住自己的爱慕之情。一方面是可望而不可求的爱情，另一方面又因为世事的艰难而产生生活的幻灭，特别是在归国以后，饱尝了失业、颠沛流离的苦难，这种“生的苦闷”尤为强烈。《茑萝行》和《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的“我”都在为生计而愁苦。郁达夫道出了一个个觉醒了的自我在社会压迫、经济压迫下所遭受的重重苦难及软弱无力。在对自我的审视和批判中，郁达夫把他的主人公一个个推向了绝路和死路，表达了这种人的相对无能状态甚至可以说不配在世上活着的一种不忍但又无奈的决断。诚如郭沫若对他所评价的那样：“往往过分自贱自卑”，[13]“自谦的心理发展到自我作贱的地步”。[14]

与“自我表现”形象类型相适应的是五四文学中所体现出来的粗暴狂放的激情的张力结构及抑郁的感伤情调，悲剧氛围两种形态的审美情感。

粗暴狂放的激情的张力结构集中表现在郭沫若的《女神》以其自由粗犷的形式容纳的狂放暴烈的诗情中。郭沫若起步文坛，便表现出一种昂首天外、狂放不羁的气魄。他大声表白那些文坛上的豪放之客：“我唤起周代的雅伯，我唤起楚国的骚豪……作《神曲》的但丁呦！……作《浮士德》悲剧的歌德哟！你们知道创造者的孤高，你们知道创造者的苦恼，你们知道创造者的狂欢，你们知道创造者的光耀……人文史中除却了你们的光明，有甚么的价值存在？”[15]热情豪迈的狂放情绪使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形式自由多元且富于变化。他不拘泥于某一种固定的诗歌形式，而是放任感情的自由驰骋，“情绪的自然消涨”，[16]哪管它是悲是喜，是苦是甜，是感激是反叛。如天马行空、一无傍依、无所羁绊，自然地形成诗的韵律，真正做到了“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17]法国哲学家狄德罗曾说：“力、丰盈、我无以名之的粗糙、紊乱、崇高、激动，正是天才在艺术里的特征……”[18]《女神》所抒之情是汪洋恣肆奔放豪迈的，语调是大气磅礴粗犷雄厚的。加之诗中所表现出的“我”的无限扩张，从而使《女神》在美学上表现出一种“张力的结构”。犹如黄钟大吕，郭沫若以他雄壮的旋律，男性激越的音调为“五四”“自我表现”恢注入了阳刚之气，雄浑之美。

较之郭沫若式的狂放不羁，抑郁的感伤情调，悲剧氛围则是五四文学更为常态的审美情感表现形式。失恋的痛苦，寻路不得的苦闷，淌血的呻吟，撕心裂肺的惨叫……悲剧性笼罩着这个时代的觉醒者，也主宰着这个时代的文学。这股忧郁的情调的代表者，当属郁达夫。作为弱小国家的子民，郁达夫说：“眼看到的故国的陆沉，身受的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19]这种感伤情感基调深深印染在他的创作中。如同他所钟爱描写的“对于社会人世是完全没有用的”“零余者”以及他所认同的“殉情主义的作品，总带有沉郁的悲哀，咏叹的声调，旧事的留恋，与宿命的嗟怨。尤其是国破家亡，陷于绝境的时候，这一种倾向的作品，产生得最多。”[20]

无论是狂热如郭沫若，还是沉郁如郁达夫，五四文学中的主人公，都不是“完全”的“自由”的人。而是被传统所桎梏，被理性所冲击，被群体所重压。由此带来的则是与他们的现代追求、情感诉求相互博弈的艰辛斗争。故而，杨义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曾这样评价，“发端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中国现代小说，比以往历代小说更为饱含时代忧郁”。五四作家的情感是冲动的、充满激情的。有着对自我、对时代特有的敏锐。抱持着对理想的渴望、对美好的追求、对未来的想象的五四作家一旦遭遇压力与困境时，他们又深切地咀嚼着难以承受的挫折感、挫败感。悲哀而泣，幽怨而诉，宣泄人间的愁苦和生活的坎坷不幸。即使在基调昂扬乐观的《女神》中也不乏面对现实的灵魂的颤栗。《上海印象》、《西湖纪游》等无疑是低徊悱恻的诗篇。五四文学中的悲剧意识与自我意识紧紧相随，对自我认识愈深刻，获得的悲剧意识也就愈强烈。个人与社会、感情与理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纠缠，使五四作家品尝到人生百味。他们的情感状态时而热情如火、激昂奔放，时而悲观抑郁、迷惘自怜。更多的则是诸多不同乃至相悖的情感体验的交织混合。而五四这种特有的审美情感正是那个时代特征的独有印迹。

参考文献

[1]郁达夫：《五四文化运动之历史意义》，《郁达夫文集》第6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頁

[2]黑格尔：《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46页

[3]郭沫若：《文艺的本质》《郭沫若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5页

[4]周作人：《什么是作文学家必须的条件》《小说月报》第12卷第4号

[5]郁达夫：《读〈兰生弟的日记〉》《现代评论》第4卷第90期

[6]冯沅君：《淘沙》《晨报副刊》1924年7月29日

[7]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16页

[8]王以仁：《我的供状——致不识面的友人的一封信》1926年2月10日，《文学周报》第212期收入《孤雁》作为“代序”

[9]郭沫若：《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女神》，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56页

[10][法]卢梭. 《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张驰译[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

[11]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中写道：“记得是李初梨说过这样的话：达夫是模拟的颊唐派，本质的清教徒。”原载自1946年9月《人物杂志》第3期，转引自《众说郁达夫》，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