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 玮，李梦薇

(青岛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推动城乡融合，扎实推动乡村“五大振兴”，补齐共同富裕“短板”。共同富裕目标的提出，丰富了乡村振兴内涵，提供了新发展方向，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学术界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实施、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展开了丰富的研究。

2022年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指出：到2025年，农业基础更加稳固，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到2035年，乡村全面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立足新发展阶段，农村现实状况和治理环境的变迁对新阶段乡村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际经验与国情适配性和借鉴性研究、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战略研究、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衔接机制研究、理论指导实践的有效性研究、乡村振兴参与主体互动研究等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也是未来乡村治理需要突破的难点。随着绝对贫困的消除和后扶贫时代的到来，乡村振兴研究进一步扩展了视角和方法，涉及农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采取个案研究与理论建构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的研究方法，产出了众多对实践具有指导价值的研究成果。因此，梳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振兴的研究进程与发展兼具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当前乡村振兴综述研究主要包括会议和高层论坛总结，以及针对乡村振兴某一研究视角的总结归纳，但是对乡村振兴战略整体性研究还有待深入。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和CiteSpace知识图谱软件分析我国乡村振兴研究的发展进程与特点，旨在丰富乡村振兴大样本、全方位的客观性研究，为相关理论、政策和应用研究提供参考，展示总结国内乡村振兴战略研究的整体格局和脉络，对理解和把握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关系，加强相关理论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实践意义。

一、研究工具和数据来源

(一)研究工具

基于JAVA研发的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Space是目前最流行的知识图谱绘制工具。科学知识图谱是以知识域(knowledge domain)为对象，展示知识单元或知识群之间内在结构、联系等诸多隐含的复杂关系[1]。本文通过CiteSpace软件对我国乡村振兴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可视化分析，力求直观展示该领域研究主题及研究热点演进变化，为研究者确定研究方向和深入研究提供理论参考和切入点。

(二)数据来源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以来，我国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部署实施工作，乡村振兴领域研究成果呈爆发式增长。基于此，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为检索源，在高级检索模式下，以“乡村振兴”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将采集样本文献的时间设定为2018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检索得到3 795篇文献。为提高文献的精确性和权威性，手工剔除会议、主持人语、期刊目录等非学术研究性文章，共得到 3 472篇有效文献作为研究样本。

二、计量结果与知识图谱分析

(一)发文量分析

研究领域内论文发表数量的变化可以反映出该领域研究的热度变化情况，本文基于样本文献的数据，统计绘制2018—2021年我国乡村振兴研究文献的数量分布图(见图1)，可以探析该领域的年度研究热度和发展态势。通过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检索发现，2018年是乡村振兴领域研究发展的分界点，2018年之前文献数量极少，学术界对乡村振兴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对乡村振兴的表述也是多样化的。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学术界的研究奠定了“风向标”。2018年后文献数量大幅提升，后期呈现波动上升趋势。随着农村地区脱贫攻坚工作的后续进行和乡村治理的转型，未来研究成果预测会突破新高。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脱贫攻坚为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和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当下中国正处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的历史交汇期和政策叠加期[2]，基于我国扶贫新阶段的新任务，脱贫攻坚逐步向乡村振兴过渡，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当下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图1 2018—2021年乡村振兴研究样本文献的年度分布情况

通过分析CNKI收录期刊，对目前乡村振兴战略研究进行简单梳理。从乡村振兴的内涵来看，乡村振兴是我国为解决“三农”问题而提出的国家发展战略。有研究者认为农村人口流失产生的空心化、老龄化问题导致的乡村衰落是乡村振兴提出的现实背景[3]，在城市优先发展战略和市场调节机制的双重作用下，城市掠夺了大量资源，压缩了农村的发展空间。与城市相比，农村产业发展滞后，社会和环境治理难度大，乡村文化衰落，教育问题突出[4]，因此乡村振兴战略是针对乡村衰落问题应运而生的。也有研究者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是城乡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所以要在国家发展的宏观背景下用联系的眼光看待我国农村发展战略的历史演变，并在此基础上理解乡村振兴战略[5]。乡村振兴要突破字面含义完成内涵的深化，就必须认识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是历史发展演进和国家治理的必然选择，保护乡村地区的稳定和活力是未来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政策取向和长期任务。

从乡村振兴的困境来看，乡村振兴是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和政治性的国家项目，其不足之处需要地方性实践孕育的知识以及其所驱使的民间性行动进行调试[6]。我国地域辽阔，乡村地理条件和资源禀赋的差异导致不同区域之间农村发展的经验很难被模仿和复制，乡村振兴战略的价值定位和目标群体容易出现偏差。有研究者提出，应将工作重点放在改善一般农业型农村留守农民的生活条件上[7]，避免陷入无视乡村现实环境和条件，将乡村建设看作业绩竞赛，违背乡村振兴的价值理念以及牺牲环境谋求发展等政策误区[8]。可见，明确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背景和差异化施策是实践工作中需突破的重难点。在文化方面，乡村文化面临着同质化困境和振兴主体缺位等问题，公共文化空间狭窄、文化设施不健全、文化生活空心化等现象正严重阻碍着农村内生动力的培育。在要素流动方面，与城市相比，农村金融机制不完善，资源分配不平衡，导致无法充分发挥农村金融在农村经济中应有的作用；城市和农村资源流动的不对称性，使乡村的人才、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供给严重不足，城乡分割、土地分治、人地分离更是中国城乡当前面临的尖锐矛盾[9]。加之农村基层治理问题突出，基层治理结构的不合理也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从乡村振兴的路径来看，一是以乡村为主体谋求发展，包括激发乡村产业活力，创新乡村文化，重构乡村空间和基层治理结构，完善乡村社会保障机制等；二是增强城乡互动，包括促进城乡产业融合、改善城乡关系、完善城乡一体化格局构建等。以治理主体为切入点，多为建构主体参与行为框架研究，多元化治理主体叠加能够有效提升治理的科学化和现代化。近年来基层党组织地位得到强化，社会组织等新主体被引入治理框架，连同企业和农民等主体协同推进乡村建设发展[10-11]。在丰富和挖掘治理参与主体层面，有研究者指出新乡贤和外源式新型农民在新时代农村建设中的领导作用[12-13]。以农业变革为切入点，有研究者将农村土地保护、农业技术发展和土地产权变革模式的进一步更新作为振兴乡村的关键举措[14]。也有研究者提出以农产品的多样性和差异化生产来提高农业附加值，提升创收[15]。瞄准农村特色化产业融合，促进乡村产业的转型是我国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点[16]。这类研究强调打破产业振兴壁垒，创新土地产权变革模式，基于农业的多功能性推进产业融合实践，培育因地制宜的农村新业态。大力发展乡村教育，减少城乡教育差距，提高教育在缓解相对贫困和促进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17]。中国乡村的特色文化是培育乡村凝聚力的重要资源，乡村文化的创新发展应从整体性视角出发，将文化振兴作为基础，与其他多重目标耦合，以多元合力助推乡村文化振兴。除此之外，研究者们还结合乡村的地理环境条件，探索创新乡村旅游模式，结合人才政策进行乡村人才引进、培育的相关研究，支撑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逐步推进，乡村振兴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二者的衔接逻辑、路径、政策建议等方面。二者的价值目标和实践路径有其内在的联系，脱贫攻坚为乡村振兴提供了物质保障和基础公用服务设施，乡村振兴为脱贫攻坚提供新的政策保障、价值导向和发展目标。针对目前还存在的贫困户返贫风险、相对贫困识别标准不一、贫困评价指标模糊不清等问题，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牢牢把握“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脱贫攻坚的实践经验，为过渡时期的治理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二)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

关键词是研究主题和内容的高度概括凝练，反映了文章的主题思想，关键词共词频率和研究热度呈正相关关系。通过对乡村振兴领域关键词的共现分析和中心性的计算，可以将核心关键词之间的联系可视化，直观地反映乡村振兴领域的研究主题。

将样本文献导入CiteSpace软件，选择节点类型为“Keyword”,阈值不变，选择“最小树”裁剪方法，对样本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见图2)。得到节点数为107，连线数为109，网络密度为0.019 2的样本文献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图2 乡村振兴研究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表1 乡村振兴研究领域的高频关键词

通过共现图谱可以发现，该领域的研究主题集中在“乡村振兴”“乡村治理” “脱贫攻坚”“精准扶贫”“城乡融合”等方面，并根据这些主题向外扩展研究脉络，呈现层次细化、内容深化的趋势。关键词共现图谱及其分析数据表明，近几年有关乡村振兴研究的关注焦点相对比较集中，一是以阶段性政策为导向，解读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内涵，围绕推进国家农业农村现代化、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继续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衔接脱贫攻坚实现平稳过渡，构建预防返贫机制。二是以农村经济发展为导向，继续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扶持策略，进一步推进城乡金融资源配置和产业融合，鼓励人才返乡创业。在农村资源开发方面，对有地理和文化资源的乡村开展特色化旅游模式，因地制宜地设计差异化振兴方案。三是以农村土地整治为导向，根据区域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情况，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并合理利用，完善三权分置的配套措施。审慎推进农村土地征收、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现土地整治与农业多功能属性的相互耦合。四是以农村内生动力的培育为导向，搭建新乡贤治理平台，以价值观念更新、宣传主体扩展、治理方式转型为路径重塑乡村文化，依托乡风文明宣传、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等方式，提升农村凝聚力，发扬乡村独特的风土人情；乡村职教的发展、农村教育变革、推进乡村人才振兴工作等都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三)关键词聚类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乡村振兴相关研究热点的知识结构，探寻关键词的组合分类，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得到乡村振兴研究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见图3)。聚类网络中的Q值(聚类模块值)和S值(聚类平均轮廓值)表征聚类效果，一般认为S>0.5聚类就是合理的，Q>0.7聚类是令人信服的。本研究的聚类视图S值=0.600 2>0.5，Q值=0.789>0.7，说明聚类效果合理且显著。

图3 乡村振兴研究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

根据王丽巍等对关键词聚类的分类方式[18]，将10个聚类划分为3种类型：乡村振兴的主体、乡村振兴的方式、阶段性政策偏向研究。首先，乡村振兴主体研究包括聚类4农村。农村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场域，是农民和农业的载体，其治理效果的好坏与国家治理成败息息相关。乡村的全方位立体发展是确立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价值标准，是布局乡村振兴战略实践的基本方针，是评估乡村振兴战略效果的重要标准。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要厘清乡村变革的意义和实践逻辑，着力推进乡村全面、可持续和多样化、特色化振兴，要始终立足于解决乡村实际问题、提升城乡均等化水平，满足农民的切实需要。

乡村振兴方式研究包括聚类1乡村治理、2返乡创业、5文化振兴、6有效治理、7乡村旅游，可再细分为乡村治理和有效治理的治理体系建构研究，以及包括返乡创业、文化振兴、乡村旅游的振兴具体方式研究两类。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概念的衍生，韩俊将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轨迹概括为在现代治理理念和乡村优秀文化传统结合的背景下，治理主体完成了从党委政府主导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转型，并最终实现新农村建设和农民全面发展[19]。可以说，乡村治理实践与城市治理逻辑有相似之处，其成效决定着中国乡村发展的格局和未来走向。在治理主体及治理方式上，众多学者关注两大“三治合一”体系建构，一是政府治理、社会参与和群众自治的合作共治格局建构，重点关注新乡贤和乡村基层党组织在治理中发挥的作用，重构基层政府和乡村治理主体的身份认同和权力系统。二是自治、德治和法治的联合治理模式，还有学者加入“智治”和“政治”，创新性地提出了“五智融合”[20]。治理方式上重点突出信息化赋能，提出了“数字乡村”理念。在保护乡土性的基础上，依托快速发展的现代信息技术，拓展数字技术在乡村的应用场景，在农业生产、农产品电商销售、农村金融、生活习惯和传统文化革新等方面发挥作用，实现乡村治理的科学性和高效率。在文化振兴方面，明确城乡文化的差异性，实现二者精神层面的互动，树立农民的文化自觉和自信。吸引新乡贤、农村社会组织和公益组织等多元治理主体参与文化建设，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人力和资金的投入转化率，完善乡村文化空间和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农民乡村文化产品供需等是乡村振兴议题下文化振兴的发展指向[21-22]。在乡村旅游发展方面，学者们利用乡村地域系统的生态和文化功能，探索乡村旅游引导乡村经济发展、促进乡村生态宜居、重构乡村治理体系的典型发展模式。发展乡村旅游能够不断将自然资源增值并转换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资本，带动乡村产业振兴，提升村民的生活水平[23]，不同区域乡村旅游开发的机制分析、实践经验等丰富了乡村振兴特色化、动态性和区域性研究。

表2 2018—2021年我国扶贫领域关键词聚类

表3 样本文献聚类关键词信息

阶段性政策偏向研究包括聚类0乡村振兴、聚类3新型城镇化、聚类8脱贫攻坚、聚类9可持续发展。乡村是我国现代化发展中相对滞后的部分，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是基于我国目前的国情做出的判断，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长久以来，乡村的发展定位是在自然环境支撑范围内，为乡村居民提供生计资本与生存空间，在乡村生态保护前提下，向城市输送农产品及其他乡土特色服务[24-25]，扮演着为城市服务的角色。国家经济持续向好推动了发展空间结构性变革，城乡均衡发展是新时期突破结构制约的必然选择。随着新农村建设向乡村振兴过渡，城乡一体化建设从城乡统筹走向城乡融合，农村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改变了片面、短视的将农村当作城市附属品的认知，赋予了农村和城市平等的地位，极大缓解了城乡的不平等状况[26]，是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必然趋势。乡村发展首先要解决贫困问题，2015年脱贫攻坚战加快推进，2020年现行标准下贫困户全部脱贫，脱贫工作取得全面胜利。随着后扶贫时代的到来，区域性减贫要与乡村振兴的日常实践工作结合起来，乡村振兴可以借鉴脱贫攻坚的经验，脱贫攻坚可以在乡村振兴的基础上向纵深发展。厘清二者在时间、内容上的衔接逻辑，对明确乡村下一步发展导向具有重要意义[27]。同时，还要重视返贫预警机制的建立和农村相对贫困的识别和治理问题，以宏观层面的扶贫政策为导向，将完善体制机制、发展特色产业、多元主体扶持、培育内生动力作为工作重点，持续推进我国的扶贫工作。在完善产权制度、约束机制和市场激励机制的基础上[28]，通过稳定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健全农村生态保护体系，不断增强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改善农村居民生活环境和持续增收的目标。

(四)时区图分析

时区图分析能够直观地展示一段时间内任意研究领域研究主题热度的情况。从图4可以看出，自乡村振兴战略正式提出以来，该研究领域“百花齐放”。从时区图谱看，关键词词义由宏观到微观。随着政策的优化升级，“人—地—财”协调发展的逻辑框架愈加完善，这与乡村现实状况的转变息息相关。2018年作为乡村振兴的开山之年，研究大都侧重于乡村振兴政策和理论的解读，借鉴国外理论和经验，与我国乡村的现实情况结合，对其适配性和差异性进行了阐述。基于新时代发展背景和脱贫攻坚战的实践推进，从宏观层面构筑乡村振兴的实施框架。城乡融合、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新型城镇化、乡村治理等关键词是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乡村振兴理论建构初步完成。基于主体视角拓展出现的乡村文化和旅游，在内生动力培育和特色产业发展层面初步展现了其研究价值。2019年的主要关键词包括农村金融、农民、乡村建设、城乡融合发展、传统村落、农村、乡村地域系统等，研究发展态势从理论建构、政策解读、现状分析等层面扩展到实践问题，乡村振兴的研究情景下沉。这一时期我国的乡村振兴研究在牢牢把握农业、农村、农民3个主体的基础上，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为目标，瞄准探索建立农村金融扶农机构，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升级，深化农村土地改革和产权改革，重构乡村地域系统，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等方向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表明这一阶段乡村振兴研究发生了转变。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在理论阐释和现状剖析的基础上提出指导性的实践路径，中国特色乡村振兴之路初见雏形。2020年后，研究进一步细化，随着后扶贫时代的到来和绝对贫困的消除，学者们根据乡村现实状况开始建构具有前瞻性的振兴策略，包括信息科技助推数字乡村建设和农村电商发展、教育缓解贫困机制探索、产业扶贫模式效果研究等，相对贫困识别和治理以及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衔接机制的建立显得尤为重要。相对贫困治理问题的解决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只有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预防返贫，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才能为实现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基础。研究主题范围趋小是乡村高质量发展趋势的缩影，展望我国新时代乡村振兴研究的热点变迁脉络，研究主题更加精确，视角更具有针对性，呈现出从整体推进到重点突破的趋势。

图4 乡村振兴热点分布时区

(五)研究前沿分析

突变词反映了关键词词频贡献度的变化情况，能够展示某一学科前沿和主题的发展趋势[29]。将节点设置为“关键词”，Minimum duration设置为1年，得到如图5所示的乡村振兴研究突变词检测图谱。其中Year代表该词在检索中的首现时间，Strength表示突变的强度，Begin和End代表该词突现开始和结束的年份。近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文件，有力地保障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扎实推进。突变词充分展现了未来我国乡村振兴研究的前沿热点。

图5 2018—2021年我国乡村振兴研究突变词检测图谱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带动了2018—2019年突变词的集中爆发，乡村建设、乡村生活、乡村共同体、精准脱贫等方面的学术研究丰富了乡村振兴领域的研究视角和研究主体。但是，这些关键词的突变度不稳定，研究热度较短，说明该时期学者们处于乡村振兴研究的试水期，研究体系尚不完善。随着2020年绝对贫困的消除和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等文件的出台，2020年后的高强度突变关键词数量逐渐增多，其中脱贫攻坚的突变强度最高(7.76)，与其相关的相对贫困、贫困治理、后脱贫时代的研究关注度也逐渐增加。由于贫困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会保持研究热度，预测与贫困治理有关的关键词还会保持稳定的突变性。此外，数字乡村(3.15)和职业教育(3.01)也具有较高的突变强度，且突变没有消失，这是因为创新农业经济发展模式一直都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随着现代信息网络和大数据的发展，通过数字经济和农业经济发展的融合，可以实现资源要素和信息的高效流动，激发农村金融活力[30]。以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主体、产业、公共服务的发展，将不断促进我国“三农”事业的升级。从提升农村地区人口素质和内生动力来看，与高等教育相比，职业教育更契合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对农村建设有更为直接的作用，便于人才培养主动适应区域产业结构，利用半工半读、工学交替等教学形式，将农民工纳入受教育群体，扩大乡村职业教育的受众面[31]，能够有效与乡村产业实现精准对接，所以在农村地区积极开展职业教育宣传、建设职业教育院校有其科学性和合理性。从突变词的突变强度可见，乡村振兴研究将持续探索农村经济发展的多元模式和内生动力增长机制。

三、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对CNKI数据库2018—2021年3 472篇关键词为“乡村振兴”的CSSCI论文进行可视化分析发现，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研究热度持续升高，形成了众多高质量研究成果，发文量持续上升，已具中国特色乡村振兴框架雏形，为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乡村发展的新模式。预计未来发文量还会进一步攀升。本文基于研究热点的演进和时区图谱分析，概括总结出乡村振兴的研究脉络。在乡村衰落和城乡发展失衡的背景下，学者们通过总结国外经验和我国国情，突破单纯发展经济的局限思维，以“五个振兴”为次级脉络生成了众多学术增长点。用联系的眼光将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系统衔接起来，集中关注乡村振兴宏观政策要求和具体的可行性举措，前者包括乡村振兴的功能定位和原则化问题、采取的策略、可能存在的“矛盾”或“陷阱”，后者包括建立现代化农业和乡村治理体系、重构乡村地域空间、建构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优化农村人口结构和能力、探索乡村文化传承和发展创新的价值取向和实践路径等。从研究前沿来看，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我国的绝对贫困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未来相对贫困治理将针对特定地区和特殊人群的多维贫困问题，注重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关政策的有效衔接，构建乡村新发展格局，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断发掘乡村在国内大循环中隐藏的增量空间。以科技赋能乡村治理和建设工作，并吸引多元主体参与，不断创新农村发展模式。目前的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一是政策解读过多，原创性理论匮乏，理论研究对实践的解释力不足。政策解读具有实践指导价值，但基层工作的推进需要理论支持和行为框架的建构，研究不能局限于宏观层面的高屋建瓴，更要在路径和技术层面实现基层治理工作的突破。二是研究方法过于单一，多以定性分析为主，针对某一地区的实际案例进行分析，忽视了乡村发展地域性差异大、研究成果难以推广等问题。三是研究选题缺乏典型性和可推广性。我国乡村面积辽阔，类型众多，以华西村的发展为例可以发现，单一乡村的治理经验难以形成可推广的模式。乡村振兴研究在知识块区域划分上和典型案例选取上需要注重提升研究结论的普适性，高度凝练概括其价值导向和行为逻辑，提升研究结论的实用价值。

(二)研究展望

总体来说，未来乡村振兴战略规划要在脱贫攻坚的基础上进行升级，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推进乡村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针对治理对象的广泛性和治理绩效的普惠性，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在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建立治理长效机制，对理论体系建构、研究内容和视角、研究方法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理论建构方面，加强对政策目标的具体回应，引入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探索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构建中国特色乡村振兴理论体系和运行机理中的指导性作用，拓展该领域的原创性理论研究，进一步丰富研究内容和视角，使其更具系统性、关联性、前瞻性。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发展势必要拓深乡村振兴目标要素之间、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之间、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衔接联动机制，乡村振兴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尽管阶段性政策推进能够盘活乡村的人力、土地、社会资本等生产要素资源，但是价值理念、社会文化、思维方式、治理结构的完善才是促使乡村变革的决定性因素。同时，要弥补科技创新技术层面驱动乡村振兴研究的不足，形成系统化的理论框架和政策建议。在研究方法上，重视定量方法的运用。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以乡村振兴五大目标内容为轴，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各地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和问题，力求真实客观地评价战略实施的实际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