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军，薛 然

(安徽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解决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其中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尤为突出。而具有政策性、公平性的普惠保险在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政府将发展普惠保险作为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抓手。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信贷资金投入和保险保障力度。2022年1月6日，中国银保监会召开“推动保险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强调发展服务“三农”领域的普惠保险，加强小微企业和弱势群体金融服务，切实促进共同富裕。由此可见，深入探讨普惠保险减贫增收问题具有现实意义。现有研究表明，普惠保险通过风险保障作用，能够有效改善农业生产的要素投入，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提高农业生产率[1]，进而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实现共同富裕。所以，需重视普惠保险对农业技术进步，尤其是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本文着重研究以下问题：农业技术进步在普惠保险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过程中发挥什么作用？关键影响因素、有效推进机制是什么？

国内外关于普惠保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相对较少，现有研究主要分析普惠金融对减贫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一是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提高贫困人群收入、发挥经济增长对贫困人群的溢出效应[3-6]；二是普惠金融通过降低金融门槛、提高服务效率、缓解金融资源的非均衡效应等途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7-9]；三是普惠金融通过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10-12]]。普惠保险作为普惠金融的重要构成主体，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有学者认为普惠金融、普惠保险可以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13-14]；同时，普惠保险通过提高风险防范能力降低贫困脆弱性，提高农村家庭风险应对水平，实现农村反贫困长效机制建设[15-16]，保障了农村家庭收入，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虽然已有文献对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做了较多研究，但探究普惠保险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与作用的文献并不多，特别是从共同富裕视角对普惠保险与城乡收入差距联动关系进行探讨的就更少了。此外，关于普惠保险概念界定以及测度分析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对普惠保险与城乡收入差距动态演化机理的研究较少。基于此，本文通过建立包含普惠保险、农业技术进步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生产函数模型，从理论上分析普惠保险对农业技术进步、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并在理论推导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劳动经济数据库等宏观数据，从共同富裕视角对普惠保险和农业技术进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效果展开经验研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深入分析。

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1)从共同富裕视角探讨普惠保险对农业技术进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古典经济学理论及金融发展理论的延伸，打通了“普惠保险”“农业技术”及“城乡收入差距”3个分属于不同研究领域问题的研究通道，由此丰富了普惠保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2)在普惠保险及城乡收入差距测度的基础上，分析普惠保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制定针对弱势群体的普惠性实践，精准对接脆弱性人群的特惠性需求。(3)利用中国劳动经济数据库等宏观数据，通过熵权TOPSIS法构建普惠保险指数、混合回归与GMM广义矩估计法，实证考察普惠保险对农业技术和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普惠保险是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动力，农业技术进步是普惠保险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助推共同富裕的重要机制，普惠保险可以通过推动农业技术进步，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普惠保险通过风险保障作用，能够有效改善农业生产的要素投入，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提高农业生产率，进而助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助推共同富裕。

二、理论推导

为了探究普惠保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借鉴温涛等[17]的研究，假定全社会由农村部门和城市部门组成，尝试构建一个同时包括普惠保险、农业技术进步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模型，系统诠释与深入分析普惠保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制。

(一)普惠保险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实现农民增收

我国的金融结构有着明显的城乡二元特征，具体表现为：金融资源主要流向城镇地区，农村地区的金融供给明显不足且存在较为严重的金融排斥。因此，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就必须转变当前的城乡二元金融结构。普惠保险作为一种具有政策性、市场性、公平性和保障性的特殊机制，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常被用来分析各个领域的经济问题，也是学者们在研究金融(保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常用的函数。根据古典经济学理论，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受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的影响，在假定区域农业经济系统是封闭的情况下，构建关于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的农业产出生产函数：

Y=f(K,L,A)

(1)

式(1)中，Y代表农业总产出，K代表农业生产的资本投入，L代表农业生产的劳动投入，A代表农业生产技术水平。

普惠保险主要由农业保险和小额保险构成。农业生产具有脆弱性，而农业保险能够分散自然灾害带来的风险，迅速恢复受灾农户的生产，对于稳定农户收入具有重要作用。为分析普惠保险对农业技术进步和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本文参照温涛等[19]及崔兴华和林明裕[20]的研究，根据新增长理论，构建本文的农业产出关系的生产函数：

Y=A(IID,CN,t)f(K,L)

(2)

式(2)中，IID代表普惠保险的发展水平，是对普惠保险政策的测度，CN表示其他影响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因素。在普惠保险对农业总产出的影响中，普惠保险通过影响农业生产技术水平A(IID,CN,t)对农业总产出产生影响。普惠保险通过发挥风险保障作用，有助于促进农业先进技术的引入及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而农业技术进步对助力农民增收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重要作用[21]。

作为目前普惠保险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农业保险一直是保障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按照扩面增品提标的要求，完善农业保险政策”，农业保险保障水平是农业保险发展水平和政策效果的集中体现。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仍有较大的未保障部分，农村的保险可得性仍然较弱，所以普惠式农业保险应进一步扩面、增品、提标，继续提升深度和广度。同时，将普惠式农业保险与农业产业发展相融合，激发保障需求，提高普惠式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助力农业产业发展。

对普惠保险发展水平的衡量，已有研究作了一些共性的选择。参考王韧等[22]、徐婷婷等[23]的研究方法，结合普惠保险的特征，从规模水平、渗透水平和使用效率等3个维度来衡量普惠保险的发展水平。参考Chakravarty等[10]的做法，用规模维度衡量普惠保险的保费收入规模，与金融可得性的含义接近，可以反映普惠保险的市场性，规模越大说明普惠保险发展水平越高；用渗透维度衡量群众能够接触到普惠保险的程度，与普惠金融发展理念中的机会平等原则有关，可以反映普惠保险的公平性，保险深度和密度越高说明普惠保险发展水平越高；使用效率维度衡量农业保险的服务效率，与各参与方的成本收益情况有关，可以反映普惠保险的保障性，效率越高说明农险发展水平越好。因此，将普惠保险的发展水平IID表示为：

IID=h(I1,I2,I3)

(3)

其中，I1为普惠保险的规模水平，I2为普惠保险的渗透水平，I3为普惠保险的使用效率。参考Hulten等[24]的做法，将A(IID,CN,t)作为标准的希克斯中性效率函数，可用一个多元函数的组合形式来表示：

(4)

其中，Ai0为初始生产技术水平，ε为普惠保险的发展水平对生产技术水平的影响参数，λ为其它因素对生产技术水平的影响参数，i表示地区，t表示时间。

2022年银保监会工作会议指出，要合理增加融资供给，做好“十四五”规划重点领域和重大项目融资保障。根据已有研究，提高普惠保险向农业生产领域的渗透水平，能够发挥普惠保险的公平性，降低金融服务的门槛，缓解农村居民融资难的问题，给他们提供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有助于推动农业生产领域的技术进步，进而推动农业经济增长[25]。为了衡量普惠保险通过影响农业技术水平进而影响农业产出的作用，将式(3)代入式(2)可得:

(5)

(6)

其中，θ代表劳动力投入在每单位资本条件下的产出弹性。

(7)

从式(7)可知，购买普惠保险将极大改变农户的生产行为，影响农业生产领域的技术水平，进而促进农业经济增长。普惠保险服务能够支持弱势群体发展，其提供的风险保障功能与金融扶贫耦合，有利于解决农村多维贫困面临的问题，促进经济发展[10，27]。将式(7)两边同除以m，可得出人均农业产出方程，用yi表示人均农业产出：

(8)

在农业灾害日益频繁的背景下，农户担心农业灾害带来农业生产风险，约束了农户对农业生产投资的积极性，由此减缓了农业生产率的提升，而农业经济增长的核心在于农业生产率的提升。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农业技术进步会在现代产业部分和公共财政的共同“反哺”下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成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收动力。与此同时，随着我国普惠保险规模水平、渗透水平的扩大与使用效率的不断提高，其提供的风险保障水平和农户参与农业保险的积极性也在不断增强，普惠式农业保险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28]。从式(8)可以分析普惠保险通过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作用。

对式(8)求偏导可得：

(9)

结果表明，普惠保险发展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农业技术进步，进而实现农民增收。庞金波等[29]认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技术进步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能够为农业技术进步提供资金、配置资源，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实现农民增收。因此提出假设H1：

H1：普惠保险的风险保障作用能够改善农业生产的要素投入，正向影响了农业技术进步，实现农民增收，从而助推共同富裕。

其经济含义为，普惠保险通过风险保障作用，能够有效改善农业生产的要素投入，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提高农业生产率，进而助力农民增收。

(二)普惠保险促进农业技术进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在于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实现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基础上，假定城市部门的生产产出也满足规模报酬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30]，根据式(8)构建城镇居民人均农业产出：

(10)

(11)

2020年7月，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业科技服务现代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破解农村生产经营中的科技瓶颈，促进科技与乡村产业融合，有效助力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普惠保险的发展有效降低了保险服务门槛，使原有被排斥在保险服务外的群体也获得了所需的保险服务，为农业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和新农业技术的投入使用提供风险保障，进而促进农民增收。

对式(11)等号两边取对数，可得：

lngap=lnAc0+εclnIIDct+λclnCNct+lnKct-lnAi0-εilnIIDit-λilnCNit-lnKit

(12)

对式(12)求普惠保险发展水平IIDit的偏导，可得：

(13)

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随普惠保险的发展水平提高而递减，由此提出假设H2。

H2：普惠保险的发展水平提高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其经济含义为：普惠保险通过风险保障作用，能够改善农业生产要素投入，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提高农业生产率，进而助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三、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一)计量模型

为检验理论模型推导的研究假设，即普惠保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依据理论模型公式(11)设定了如下的多元回归模型予以实际分析:

lnGapit=α0+α1lnIIDit+αiZi+μit

(14)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普惠保险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所以，农业生产技术是普惠保险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变量。

tecit=δ0+δ1lnIIDit+δiZi+μit

(15)

lnGapit=β0+β1tecit+βiZi+μit

(16)

其中，被解释变量Gapit为城乡收入差距，IIDit代表普惠保险的发展水平，tecit代表农业技术进步，Zi代表控制变量；βi为关键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μit代表随机误差项。另外，i代表选取省份，t代表选取时间。

(二)变量选择

1.普惠保险发展水平

普惠保险发展水平(iid)，为本文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以综合指标衡量。在险种上，普惠保险包括农业保险和小额保险，但考虑到小额保险的相关数据难以获得，且小额保险所占农村地区保险保费比例不高，对普惠保险发展水平的影响不大，因此本文选取农业保险相关指标构造普惠保险发展水平的测算指数。借鉴孙蓉等[31]的研究，基于金融包容性指数的指标构造方法，从多个维度选取指标，构造我国普惠保险发展水平测算指数，并通过收集省级数据，测算各省普惠保险的发展水平。由于目前对于我国普惠保险发展水平的测度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参考王韧等[22]、徐婷婷等[23]的研究，采用熵权 TOPSIS法对普惠保险的发展水平进行测度。

表1 普惠保险发展水平评价指标

根据熵权 TOPSIS 法计算出的各指标权重如表2所示。从同一时间来看，普惠保险渗透水平比重最大，约41%；普惠保险的使用效率比重位列第二，约32%；普惠保险的可及性占比最低，仅27%。从时间序列来看，2011—2020年普惠保险的使用效率权重不断提升，从2011年的21%提升至2020年的38%，渗透水平权重自34%上升至40%；普惠保险的规模视水平权重呈降低趋势，自2011年的39%下降至2020年的18%。

表2 普惠保险发展水平各指标权重

根据上文普惠保险的发展水平测度公式及指标权重得到的具体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2011—2020年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普惠保险发展指数

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3.农业技术进步

农业技术进步(tec)，是本文研究的中介变量，主要指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对于农业技术进步的测度，目前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选择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农业技术进步，二是采用农业机械总动力来衡量农业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34]。由于农业机械总动力并没有考虑到各地区从事农业人口数量之间的差异[35]，因此本文采用农业机械总动力与乡村人口之比来衡量农业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

4.控制变量

为提高研究可靠性，本文选取了一系列变量用于控制普惠保险对农业技术水平及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1)金融发展水平(fid)。考虑到我国的金融系统是以银行业为主，大部分融资为间接融资，本文采用金融机构融机构贷款总额/GDP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36]。

(2)城镇化水平(urb)。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影响作用[37]，本文采用各省城镇人口/总人口来衡量。

(3)农民收入。随着农民收入增长来源逐渐走向多元化，农民转移性收入增长正成为农民增收的突出亮点[38]，本文采用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i)这一指标反映农民收入。

(三)内生性问题

考虑到普惠保险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从而引发内生性问题。即普惠保险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促进作用，同时在我国收入差距较大的地区，也需要中央政府进行适当的政策倾斜，以促进普惠保险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为进一步提高弱势群体的保障水平，《中国保险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发展普惠保险，开发各类保障适度、保费低廉的小额保险产品”。因此，在回归模型中引入工具变量，运用GMM进行实证估计，以克服弱工具变量的问题[39]。参考徐婷婷等[23]的研究，选取每百万人口保险机构数量和普惠保险指数的滞后一阶作为工具变量。保险机构数量是普惠保险的一项测量指标，其数量水平影响普惠保险的发展水平。

工具变量的选取主要基于以下考虑：第一，内生性。每百万人口保险机构数量不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产生直接的影响，同样，滞后一期的普惠保险指数对当期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也不会产生直接影响。第二，相关性。每百万人口保险机构数量和普惠保险指数的滞后一阶与当期普惠保险具有相关性。因此，所选取的变量基本满足工具变量的内生性和相关性条件。

研究组患儿咳嗽消失时间、呼吸困难消失时间、肺部哮鸣音消失时间以及住院时间均短于参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四)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取2011—2020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保险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EPS全球统计数据库等。各变量统计性描述如表4所示。

表4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四、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一)基准模型

1.基准模型回归分析

为探究普惠保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依据模型(14)展开研究，利用熵权TOPSIS法构建普惠保险指数，采用混合回归OLS与系统GMM法等实证研究，检验普惠保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体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从基准回归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普惠保险系数均为负数。从整体实证趋势来看，普惠保险对城乡收入差距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影响，表明普惠保险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即研究假设H2得到验证。普惠金融是一个均衡器，能够在不损害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平，对于促进信贷可得性、降低贫困发生率、改善城乡二元结构等具有积极作用[40]。普惠保险作为普惠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通过风险保障作用分散农业经营风险，同时风险发生后的经济补偿以及信贷保障可以降低贫困发生率，助力农业产业发展，改善城乡二元结构。在未加入控制变量时，混合回归处理下的普惠保险影响系数为-0.008，加入控制变量后，回归系数变为-0.003，这可能是模型中出现了内生性的问题。表5第(3)(4)列为加入工具变量的GMM检验，在控制普惠保险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可能的双向因果关系后，结果显示普惠保险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负相关，未加入控制变量与加入控制变量的系数分别为-0.180和-0.045，普惠保险的作用效果明显降低，表明在未加入工具变量的情况下容易高估普惠保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

表5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2.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回归结果，排除反向因果，本研究将普惠保险发展水平的滞后期作为工具变量引入计量模型，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工具变量法进行检验；同时将普惠保险发展水平的滞后一期纳入原模型中进行回归，进一步排除反向因果，表6第(1)(2)列为检验结果。

接下来，在模型中通过改变自变量来检验模型的回归结果。借鉴尹晔等[41]的做法，采用变异系数法重新构建普惠保险指数，并带入原模型中进行回归，表6第(3)列为检验结果。

考虑到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会影响回归结果的准确性，本研究将普惠保险发展水平的滞后期作为工具变量引入计量模型，以确认获得较为准确的回归结果，表6第(4)列为检验结果。

表6 稳健性回归结果

列(1)～(4)显示，普惠保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显著为负，结果较为稳定。综上，普惠保险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估计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和可信性，主要原因在于：普惠保险作为普惠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风险保障功能，对保障农业生产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都发挥着重要的促进和调节作用[42]。普惠保险服务可以通过支持弱势群体发展，发挥包容性金融作用，与金融扶贫耦合，有利于解决农村多维贫困的问题，促进经济发展。普惠保险还可以通过完善收入分配机制推动收入公平，影响城乡居民、东部与中西部农户的收入再分配，缓解收入不平衡，推动共同富裕成果全面共享。

(二)普惠保险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机制分析

1.普惠保险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

理论模型研究假设H1表示普惠保险有利于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因此基于模型(16)对普惠保险对农业技术进步的作用展开实证分析，分别通过混合OLS和GMM法引入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普惠保险对农业技术水平的回归结果

OLS的回归结果分别为0.156和0.177，GMM法回归结果分别为1.863和0.926，普惠保险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即研究假设H1得到验证。新经济增长理论提出技术内生性，认为生产效率水平的提高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43]。而普惠保险能够向技术创新体系提供信贷保障，促进农业技术进步，进而合理配置生产资源，提高生产效率，推动农业发展。由模型(1)的回归系数可知，加入控制变量后系数由0.156变为0.177，表明不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会低估普惠保险对农业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而在考虑了变量的内生性后引入工具变量的GMM回归方法下，显著程度降低，说明在不考虑普惠保险与农业技术进步之间双向因果关系时，容易高估普惠保险对农业技术进步的正向影响。但是从总体实证趋势来看，普惠保险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作用显著为正，即普惠保险水平提高有利于促进农业技术进步。

2.普惠保险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

为分析农业技术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进一步检验假设H2。采用混合回归OLS和GMM法检验农业技术进步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体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

表8 普惠保险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列(1)～(4)的结果显示，农业技术水平的系数为负值，分别为-0.003、-0.003、-0.001和-0.006。尽管检验中出现了不显著的状况，但从总体实证趋势来看，农业技术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即，农业技术进步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假设H2得到了充分验证。列(1)(2)回归结果显示，在加入控制变量的条件下，作用系数的绝对值有所增大，即在无控制变量的作用下，会对农业技术进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有所低估。从模型(3)和模型(4)包含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农业技术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负相关关系，且在未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会低估农业技术进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

为进一步验证中介效应的回归结果，在模型中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工具变量法和替换被解释变量检验模型的回归结果。考虑到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会导致影响回归结果的准确性，所以，在上述基准回归模型中引入工具变量，以进一步确认获得较为准确的回归结果，表9第(1)(2)及(4)(5)列为检验结果。利用变异系数法构建的普惠保险指数衡量普惠保险的发展水平，同时采用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衡量城乡收入差距，得到回归结果如表9第(3)(6)列所示。由回归结果可知，普惠保险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作用稳定，显著为正向作用，且农业技术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较为稳定，回归结果准确可信。

表9 普惠保险影响城乡收入差距中介效应的稳健性回归结果

第一，普惠保险和农业技术进步二者之间显著正相关，且都在5%的水平上显著，具有较好的稳健性和可信性，即推动普惠保险发展会显著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同时，农业经济增长的核心在于农业生产率提升，在农业气象灾害日益频繁的背景下，农户由于担心自然灾害带来的农业生产风险，约束了农户对农业生产投资的积极性，由此阻碍了农业生产率的提升[44]。随着我国普惠保险规模水平、渗透水平的扩大与使用效率的不断增强，其提供的风险保障水平和农户参与农业保险的积极性也在不断增强，普惠式农业保险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28]。普惠保险能够向技术创新体系提供信贷保障，促进农业技术进步，进而合理配置生产资源，提高生产效率，推动农业发展。

第二，农业技术进步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具有负相关效应，同样具有较好的稳健性和可信性，即农业技术进步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农业技术进步会在现代产业部分和公共财政的共同“反哺”下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成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收动力，进而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助推共同富裕[45]。

(三)普惠保险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地区异质性分析

由于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特征不同、城乡收入差距的现实情况不同，因此根据我国地域分布特征，按照地理位置对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地区划分，进一步通过分地区回归检验异质性。通过区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开展实证模型检验，分析实证结果。

从异质性检验回归结果来看，普惠保险通过扩大保障范围促进农业技术进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助推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基本得到了验证，且对东部与西部地区的影响作用更为明显。本文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较好，政策完善，更容易发挥普惠保险的作用。东部省份经济大多较为发达，金融环境和政策支持有利于促进农户加大农业科技投入，从而提升农业经营效率，增加农户收入，缩小城乡差距。二是普惠保险的服务对象以弱势、低收入群体为主。对较小生产规模的农村家庭而言，普惠保险可以通过风险保障作用分散农业经营风险，同时风险发生后的经济补偿以及信贷保障可以降低贫困发生率，助力农业产业发展，改善城乡二元结构，助推共同富裕。

从各回归结果来看，普惠保险通过扩大保障范围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推动农业产出水平提高，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基本得到了验证。普惠保险的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改善农业生产的要素投入，农户加大农业科技投入的意愿越强，分析其原因为普惠保险为农业生产提供保障，稳定了农户收入，使农户增加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投入，进而提高了农业技术水平，促进农业产出提高，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表10 异质性检验回归结果

五、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解决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其中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尤为突出。普惠保险以其政策性和公平性与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的利益密切相关，那么，普惠保险以及在其推动下提高的农业技术进步，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如何？关键影响因素、有效推进机制是什么？本文采用省级面板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了普惠保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和影响。

基于理论推导和实证检验，在控制了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变量后得到以下研究结论：普惠保险是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动力；普惠保险可以通过推动农业技术进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农业技术进步是普惠保险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机制；普惠保险通过风险保障作用，能够有效改善农业生产的要素投入，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提高农业生产率，进而助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助推共同富裕。上述实证结果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理论假设。进一步研究发现，普惠保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异质性，在东部和西部地区作用效果最优，在中部地区无法发挥作用。

本文从以下3个方面对推动普惠保险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提出建议：

第一，关注普惠保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普惠保险具备的风险保障功能和融资功能对农村弱势群体有着重要作用，因此政府需要积极鼓励农村保险机构改革创新，降低保险服务门槛，为农业科技的创新研发提供资金支持。

第二，构建农村普惠保险体系。优化补贴制度，减轻或取消贫困县区配套补贴比例，引导更多的机构到贫困地区开展业务，进一步提高普惠保险保障标准，扩大保障品种线，以期解决当前农业保险保障范围及深度严重供给不足的现实问题。

第三，重塑普惠保险的发展路径。在明确战略的基础上，围绕低收入、弱势群体，重塑发展路径。在不同区域实行差异化的普惠保险发展策略，加大保险资源向西部地区倾斜力度，有效协调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