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琪琦 ， 钱千东 ， 古力给乃·艾尼瓦尔

（湖北大学，湖北 武汉 430062）

1 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认识社会发展的矛盾，以扶贫工作为根本，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全体人民共同步入小康社会为目标，促进乡村振兴。精准扶贫战略采取政府主导模式，即政府各级部门通过财政支持对贫困者进行直接扶贫，或者通过产业帮扶政策推动乡村的发展，使贫困者和贫困地区摆脱贫困。总的来说，这种模式是一种“输血式”扶贫，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动力。

截至2021年，我国如期消除绝对贫困，步入“后扶贫时代”。尽管在此阶段绝对贫困已经全部消除，但由于部分地区经济发展具有脆弱性，相对贫困问题依然存在。为防止返贫，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邱锋露等[1]通过考察福建省扶贫机制，认为后扶贫时代贫困群体认定困难、脱贫人口发展脆弱问题突出，其中发展的脆弱性在于不具备自主发展的造血功能与内生动力。程明等[2]从扶贫主体和扶贫对象的层面论述后扶贫时代的困境，认为后扶贫时代最重要的问题是政府长期直接为贫困者输入资源，导致其思想懈怠，积极性、主动性缺失，即内生动力不强。综合来看，后扶贫时代以相对贫困人口为主要对象，以消除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重要工作是提高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巩固脱贫成果，从而促进乡村振兴。因此，新发展时期的乡村振兴，不仅需要政府出资，更需要全社会出力；不仅要“输血式”扶贫，更应强调“造血式”扶贫，转变扶贫对象“等靠要”的落后思想[3]，激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员的内生动力，为乡村振兴提供新思路。

2 内生式发展理论：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

内生式发展理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由于一些国家的城乡发展出现较大差距，政府通过引入外来资本发展农村，最终使农村经济得到了发展，但生态却遭到破坏，文化也得不到传承。日本社会学家鹤见和子针对该现象提出了“内生式发展”的概念[4]。同年，瑞典财团在联合国总会中再次提出该概念，强调发展的内部动力、消除绝对贫困、生态优先等观点。

从内生式发展理论提出至今，国内外学者通过实践不断对其模式的内涵、特点进行界定和研究，肯定了内生式发展模式对提高乡村内生发展能力、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现实指导意义[5]。从内生式发展的内涵上看，鹤见和子认为内生式发展是人们以当地自然生态环境、文化为根本，合理利用外部资源，创造出适合当地发展的特殊路径。张环宙等[6]认为内生式发展的内涵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绿色发展和文化传承的基础上发掘地区的内生能力；二是发挥当地居民的主体性作用；三是成立一个能够为当地民众做有效的决策的基层组织。

从内生式发展模式的特点上看，日本学者宫本宪一指出内生式发展尤其注重对环境的保护，强调居民在乡村内生式发展中的引导作用。王志刚等[7]将外生式与内生式进行对比，认为内生式发展更注重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的保护，以追求当地产业、环境、文化等要素的协同统一与可持续发展。朱娅等[8]认为内生式发展注重利用乡村自身资源，以乡村内部资源和优势调整技术、市场、产业结构，实现乡村发展的差异性和可持续性。

从其实践上看，国内外多个地区采取该模式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张行发等[9]以贵州省Y县为例，通过剖析Y县乡村振兴实现的过程，肯定了内生式发展对激发地方内生动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意义。胡霞等[10]通过对日本岛根县邑南町进行实地研究，了解到地方居民主导的内生式发展是邑南町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原因，为中国乡村振兴提供现实借鉴。

综上所述，我国乡村内生式发展应以当地居民为中心，以党建引领，统筹推进乡村基层组织建设，建立健全科学决策机制，利用内部资源，促进产业振兴，同时解决乡村“空心化”、环境污染等问题，实现乡村振兴。

3 内生式发展模式下黄冈市乡村振兴的实践

3.1 乡村振兴内生模式概述

脱贫攻坚完成以来，中央人民政府、湖北省人民政府不断出台各种政策，为黄冈市乡村振兴内生式发展提供现实指导。2019年5月，湖北省委、省政府印发《湖北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农村主体性作用发挥不够，群众“等靠要”问题突出，亟需提升农村、农业、农民的内生动力。2021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指出要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坚持扶志扶智相结合，巩固脱贫成果，实现乡村振兴。2022年2月，中央再次对乡村振兴工作作出安排，提出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利用乡村内部资源推动乡村振兴。

综合看来，激发乡村内生动力已经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内生式发展模式为我国乡村振兴提供了一条可行之路。

3.2 内生式发展模式下罗田县乡村振兴的主要举措

1）立足特色优势，推动产业内生发展。罗田县作为鄂东农业县，在衔接乡村振兴工作的过程中，坚持产业优先，稳固和发展传统产业，实现传统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不断增长，形成地区内部自给自足。区域内个别乡村还利用乡村内部资源，发展传统产业。如錾字石村，利用百年柿树群落，结合互联网电商，实现“柿”产业创收稳步增长，推动乡村传统产业内生动力不断提升。在传统产业不断发展的同时，当地民众结合地区地理优势，推动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如九资河镇村民充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创新茯苓栽培技术，保护生态环境，使当地中药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促进产业振兴。

2）引导民众参与，推动人才内生发展。一方面，罗田县不同地区基层组织通过引导当地村民学习农业知识，提升劳动技能，不断发挥村民的价值，激发当地民众的内生动力，推动人才振兴。另一方面，随着县域内产业经济不断发展，其美好的发展前景吸引着大批新乡贤回乡，促进乡村人才内部循环。河铺镇村民肖红跃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肖红跃在人生的重要岔路口选择回到家乡创业，带动村民脱贫致富，让家乡走向振兴。相关部门也同步实施“能人回乡”工程，激发大批新乡贤的爱乡情怀，推动乡村人才振兴。

3）遵循文化传统，推动文化内生发展。罗田县坚持文化铸魂，保持乡村文化自信，通过传承文化传统、习俗，打造各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如燕窝湾村，在脱贫攻坚战打响之后，村民们拾起当地文化，在村内开办起工匠学校，向年轻一辈传承正在逐渐消失的编篾、制陶等技艺。除此之外，罗田县还着力打造河铺镇孝德文化、胜利镇红色文化，使当地民众成为文化传承的主体，他们不仅是受益者，更是参与者，不断提升乡村文化内生发展动力，推动文化振兴。

4）还原生态体系，推动生态内生发展。罗田县深刻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建设绿色、宜居的生态镇、生态村。周家沟村近年来不断改善乡村生态环境，保护古树资源，同时发展油茶生态产业，提高乡村生态的内生发展动力。不仅如此，罗田县近年来坚定走绿色之路，发展诸如平坦原抽水蓄能电站、“风光储”一体化、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产业，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同时利用绿色生态，助推乡村生态振兴。

5）规范乡村治理，推动组织内生发展。要提升乡村组织的内生动力，应该以当地居民为赋权群体和受益对象，建立一个有效的基层决策组织，实现农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与自我服务[11]。罗田县坚持党建引领，以民主的方式建立决策有效的基层组织，这些基层组织以各地民众为服务对象，为当地民众所监督，实现大小事有人帮，难急事有人管，推动乡村治理逐步走向规范，建立更加充满活力的乡村治理新机制，不断向“基层组织，群众参与”的多元共治转变，推动乡村组织振兴。

4 结论与思考：内生式发展理念的优势与价值

在内生式发展理念下，乡村本身转变为发展主体，有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与发展，彰显其顺应时代的优势与价值。

1）紧贴生态友善，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在现阶段社会矛盾的压力下，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下，生态友善成为乡村振兴发展的一大主流方向。而内生式发展正响应了生态友善的发展趋势，其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大前提下，尽力做到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不断推进当地生态文化产业发展。同时，不断加强乡村自然生态的保护与修复能力[12]，是真正可以实现既护绿水青山又得金山银山、实现生态与经济双赢局面的优良路径。

2）推动村民回流，增强村民内生动力。村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吸引村民回乡建设的可行之处源于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农民工进城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但农民工在城市往往收入低、风险高，难以长期立足；另一方面，村民是过去乡村生态环境破坏的第一利益受损者，该主体对乡村振兴保护生态有自发的热情[13]。由此，当实施以人为中心的内生式发展道路积极建设乡村，以乡村特色发展乡村，从乡村文化建设和乡村产业建设出发时，必然会提升村民的认同感和个人意义感，激发村民的参与欲望、奋斗精神，吸引大量的村民回乡返乡，投身家乡建设之中。

3）促进政策结合，提升发展实际效率。从扶贫角度来看，这种内生式发展模式进一步激发了村民的内生动力，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输血式”扶贫中村民“等靠要”“不想干空吃饷”的错误思想，有利于推动“输血式”扶贫逐步转向“造血式”扶贫，增强乡村自身活力、发展潜力。同时也夯实了当地村民自身基础，减少“因懒返贫”“小富即安”的现象，提升村民风险抵抗力，总体上降低返贫的可能性，助力脱贫可持续发展[14]。从乡村振兴角度看，内生式发展理念增强了村民凝聚力和多方主体的共同体意识，为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且内生式发展理念充分发挥了行动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打破了常规科层制的重重弊端，焕发乡村振兴新活力，激发地方创造力。

4）激发政府活力，保存乡村本土特色。内生式发展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因了解地区情况而拥有巨大的规划优势，可以激发地方政府的内生动力，使其在乡村振兴中积极参与。地方政府也可以结合当地具体情况，选择最贴合实际的发展道路，选择合适的产业[15]，避免因方向错误而导致资源浪费，也避免因过度开发导致乡村本土特色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