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清宇，张小伟

（1.赤峰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2.赤峰市松山区第四中学，内蒙古 赤峰 024000）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特别重视家庭教育。《周易·家人》提出家道正的理念，认为“正家而天下定矣。”《礼记·礼运》归纳了家国伦理建设的纲领：“须修此十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礼记·大学》形成包括齐其家在内的“修齐治平”理论。儒家经典的这些观点，基本奠定古代家庭教育的框架。其他典籍的相关论述，也与之息息相通。正是在这一框架之下，清代乾隆年间，李绿园创作长篇小说《歧路灯》，为祖孙、父母、子女、兄弟、夫妻、妻妾等定位，即各自应该扮演的角色，揭示他们之间的人伦关系，反映儒家的家庭教育观。

一、为人祖上、父母者的标准

司马光《温公家范》卷二指出：“为人祖者，莫不思利后世。然果能利之者，鲜矣。”其中的原因在于：“不过广营生计以遗之”，“不知以义方训其子，以礼法齐其家”。同时推出圣贤作为样板：“遗子孙以德以礼、以廉以俭。”

《歧路灯》描写的核心家庭是谭家，塑造的谭家祖辈典型形象是谭孝移的高祖谭永言，他是奠定谭家根基的人物。作者均以追忆的笔墨，先后三次说明他生前是如何思利后世的。首先，开篇略述其籍贯、经历：祖籍江南丹徒，明朝宣德年间进士，出任河南灵宝县知县，卒于官署。详写死后家境的凄凉：无力归葬，赖幕友苏松亭凭其“薄薄的宦囊”，将谭家安置在河南开封府祥符县萧墙街，将其薄葬于西门外。从而说明：潭永言与广营生计之徒反其道而行之，思利后世，以廉以俭。其次，第56 回交代，程嵩淑等为谭孝移之子谭绍闻聘请灵宝籍的智周万为师，双方见面之后，程嵩淑谈及谭永言，引出智周万的话题。原来，他就居住在谭永言祠旁，高祖与谭公是进士同年，每年元旦，他必向谭公祠内敬献祭品、行跪拜礼。并说明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为甘棠远荫。”借用召公奭处理民间事务，舍于甘棠树下之典，歌颂当年谭公效法召公，体恤下情，广施德政，深得民心的事迹。这又说明谭永言“遗子孙以德以礼”。再次，第82 回叙述，重返谭家的管家王中畅谈谭永言的往事：灵宝爷 “把一县人待的辈辈念佛”；“是个清正仁慈官”；“累代俱是以孝传家”。这里无不透露：谭永言教导百姓辈辈向善，也自然“以义方训其子”；以孝传家，也等于“以礼法齐其家”。由此可见：谭永言完全符合司马光提出的“为人祖者”的标准，是后代子孙学习的楷模。同时告诉人们：家庭教育，要由祖辈率先开展。

颜之推《颜氏家训·教子》主张：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威严而有慈”，不可“无教而有爱”。《歧路灯》的为人父者谭孝移，是“威严而有慈”的正面形象。第1 回说，谭孝移从丹徒归来，打了贪玩的儿子谭绍闻一掌，点示回目“虑后裔一掌寓慈情”。说明这位父亲“威严而有慈”。当然，其方法略显失当。再如第12 回 “谭孝移病榻嘱儿”：“用心读书，亲近正人”。对照贾谊《治安策》之说：三代君主教育后代则“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可以说：谭孝移的八字遗嘱，与夏商周时期的教育传统一脉相承，是点亮在人生路口的一盏明灯，照耀着晚辈奔向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做正人的前程。谭孝移临终希望儿子奔向这一锦绣前程，果真如《战国策·赵策四》所说：“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他最后一次针对儿子开展家庭教育工作，自我塑造“威严而有慈”的父亲形象。

《歧路灯》的为人母者王氏，是“无教而有爱”的反面典型。司马光《温公家范》卷三指出：“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古人有言：慈母败子。爱而不教，使沦于不肖，陷于大恶，入于刑辟，归于乱亡。非他人败之也，母败之也。”第一步：母亲王氏使儿子谭绍闻沦于不肖。王氏为儿子绍闻聘请的教师侯冠玉，恶习难改，他一步步地将绍闻引向邪路。对此，王氏或推波助澜，或听之任之。王氏惯纵儿子绍闻胡作非为，绍闻才有恃无恐，加速沦于不肖。第二步，使儿子陷于大恶。谭绍闻招引戏班入驻宅后大园碧草轩，将戏箱衣筒、枪刀号头堆满整个书房，并为其随意挥霍提供物质条件，是他陷于大恶的开端。作为母亲，王氏非但没有理直气壮地驱逐之，还听凭儿子的任意摆布。第三步：使儿子入于刑辟。主要包括五次受到官司的牵连：茅拔茹戏箱衣筒假失盗案；赌徒竟以借款不还为由诉讼绍闻案；绍闻等赌出人命案；绍闻赢了盗贼赵天洪的赃物一对金镯被牵连而押入班房案；受到赌徒管九奸占爨妇，逼死其公爹案件的牵连，绍闻被捉拿归案。推究绍闻五次“入于刑辟”的原因，都与王氏“无教而有爱”的行径有关。第四步：使谭家几乎“归于乱亡”，让谭绍闻弄到倾家荡产的地步，都有王氏纵容绍闻的影子。作者处处提醒：天下所有为人母者，应该从王氏这位反面教员身上吸取教训，对待子女，不可“不教而有爱”，当他们犯有严重过失的时候，必须给予严肃的批评教育，让他们悔过自新。教育子女的工作，一刻也不能放松。

二、为人子孙者的标准

《孟子·离娄下》列举子女不顾父母之养，羞辱、危及父母的五种不孝情况：其一“惰其四支”；其二“博奕好饮酒”；其三“好货财，私妻子”；其四“纵耳目之欲”；其五“好勇斗很”。《歧路灯》的主人公谭绍闻的前半生，五种不孝齐备，是典型的不孝之子。全书描写绍闻在母亲的纵容下，违背父亲遗嘱，误入人生歧路的过程，告诫人们重视父子、母子人伦关系，“莫效此儿形状”。

绍闻“惰其四支”，不爱读书，游手好闲，始于十三至十六岁，遇到最坏的教师侯冠玉。十七岁的绍闻大搞四兄弟结拜活动，开始上演“博奕好饮酒”的闹剧。随着绍闻进入成人阶段，继续朝着不孝的方向发展。针对第三种不孝罪过，一方面，他不是“好货财”的吝啬鬼，而是挥霍财物的败家子，其不孝的性质更加恶劣。另一方面，绍闻的不孝甚于“私妻子”。如丝毫不需要他溺爱的前妻孔慧娘，是被他活活气死的。如是，岂止是不孝，简直是大逆不道。说到谭绍闻的第四种不孝罪状，前面提到他五次触犯刑律的事实，堪称其“纵耳目之欲”的铁证。绍闻虽未犯有第五种“好勇斗很”不孝之罪，可是，他多次负能使气，驱逐忠良王中，也大类于此。据此而论：绍闻这类不孝子弟，可谓五毒俱全，十恶不赦。作者以此暗示：教育好这类子弟，是家庭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尚书·商书·太甲》记载，伊尹告诫太甲:“辟不辟，忝厥祖。”即当国君不尽国君的责任，将使其祖汤王蒙羞。《诗经·大雅·文王》说:“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这是周公告诫成王的话：不能忘记尔祖周文王，要自修其美德。言行永远合于天命，则自身会求得多福。商周以来，统治阶级内部及时调整家庭关系，提出后代子孙的为人标准：不忘祖宗的功业，发扬光大其优良传统，立德修身，继往开来。秦汉以后，这便演变为所有子孙后代的为人标准。

《歧路灯》里的谭家孙辈人物，有谭篑初、谭用威等。以谭篑初为倒，他是如何按照古人对后代子孙的要求，走上振兴祖宗家业道路的？谭篑初，小名兴官，为谭绍闻之妾冰梅所生。与其父绍闻相反，他几乎未走人生弯路。从小在园丁蔡湘的辅导下，认字读书，学习功课。所作所为符合为人之孙的标准。十四岁正式登上谭家舞台。县里小考，他的成绩是第十一名。开归道观察使谭绍衣组织的观风考试，篑初获得奖赏。谭观察将《灵宝遗编》等书赠给篑初，寄托殷切希望。随后，绍闻考中秀才。接着，乡试名落孙山，这算是他人生遇到的一次小小波折。正如潭绍衣所言：“篑初之不中正是祖宗以来厚德所积，省了早发早萎这个优心。”即坏事也能变好事，有利于他在挫折之中鼓起前进的勇气。后来，秋闱乡试，篑初考中第四名《春秋》经魁。次年会试，考中第二十一名，殿试得成进士，钦点翰林，取得与六世祖灵宝公一样的骄人成绩。其中预示他将恢复祖业，完成家国赋予的光荣使命。借此表明，从篑初这一代开始，将重新端正谭家的伦理关系，落实儒家的家庭教育观。

三、兄弟、夫妻之间的人伦关系

兄弟之间，是人们最为重视的人伦关系。颜之推《颜氏家训·兄弟》指出：“兄弟相顾，当如形之与影，声之与响。”主张兄弟和睦，相亲相爱，如影随形，如响应声。《歧路灯》的谭绍衣与谭绍闻兄弟，达到儒家这一家庭教育观的要求。“龙欲升天须浮云，人之仕进待中人。”正是在谭绍衣的推荐与扶持下，谭绍闻成功地走上仕途，并实现振兴祖业的理想。仅以第103 回为例：谭绍衣被皇帝任命为浙江左布政使，便携河南副榜、国子监肄业的绍闻，前往渐江就职，为绍闻提供建功立业的机会，使之上报国恩，下振家声。同时，特聘卫先生在西书房为绍闻之子篑初上课，还出银一千五百两，为绍闻赎回碧草轩。绍闻也没有辜负兄长的关爱，普陀山一战，他密访通倭逆贼姓名，除掉内奸；又秘造火箭，克敌得胜。他面见嘉靖皇帝，被授予黄岩知县一职。

另一类型是惠观民、惠养民兄弟，二人在第40回同时出场。兄弟未分家之前，交出彩礼款四十两，娶滑氏为惠养民继室。惠观民夫妇含辛茹苦，还债二十两，还欠二十多两。谭家聘惠养民为师，共付聘金二十四两，滑氏一心留“后手”，不但拒绝兄嫂还债的多次请求，而且被弟弟滑玉轻易骗走二十两。滑玉赌得家破人亡，滑氏反过来纠缠惠养民，闹着与兄嫂分家，不幸被颜之推《颜氏家训·兄弟》言中：譬犹居室，“如雀鼠之不恤，风雨之不防，壁陷楹沦，无可救矣。仆妾之为雀鼠，妻子之为风雨，甚哉！”滑氏起到雀鼠、风雨般的作用，毁坏惠氏兄弟的“居室”，导致惠养民有悖伦理纲常，愧对兄嫂，得了羞疾，不敢见人。按照儒家的家庭教育观：兄弟之间必须排除一切干扰，风雨同舟，共渡难关。

司马迁《史记·外戚世家》指出：“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认为夫妻关系居于人伦之首，必须谨慎处理、对待。由此看来，从儒家的家庭教育观出发，建立和谐、正常的夫妻关系，是一项首要任务。

《歧路灯》全书出现十余对夫妻，而以描写绍闻与孔慧娘、巫翠姐、冰梅的夫、妻、妾关系为核心。例如，燕尔新婚的孔慧娘，很快得知绍闻与其妾冰梅有一子兴官，便视兴官如同己出。她以此为突破口，建立起和谐的夫妻、妻妾以及嫡母与庶子的关系。从而使读者感受到，《诗经·周南·桃夭》也是唱给慧娘的赞歌：“桃三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再如，由于绍闻一向“做事不遵正道”，又“上衙门打官司”，慧娘只怕“受了刑辱”，及见“回来那个样子”，因此，心中气恼，眩晕倒地。由此，夫妻关系出现危机。这是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代表正义一方的慧娘，对于代表邪恶一方的绍闻，无可奈何的必然结果。显然，夫妻之间，邪恶一方一旦猖獗，正义一方就会遭殃。从中说明：和谐的夫妻关系，是建立在伸张正义、抑制邪恶的基础上的。否则，夫妻关系必然出现危机。又如，慧娘极力劝谏绍闻招回王中。王中是谭家的屈原，一旦被招回，就是谭家正义力量的一次胜利。慧娘站在王中一边，就是站在了维护正义的立场上，这有利于扭转他们夫妻关系的危机。孔慧娘卧于病榻叮咛冰梅：照管婆母茶饭；劝勉绍闻从善；留心兴官读书；逊让绍闻继室。与其说在叮咛冰梅，无宁说也是在叮咛自己：一息尚存，就要善始善终，尽到自己的一份责任，包括照顾婆母、劝勉丈夫，教儿读书等。从而说明：平素，她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扎扎实实地做好每件事，从方方面面修补着家庭关系。从她身上，人们领悟到：建立良好的夫妻关系，要落实到行动上。还如，绍闻娶嗜赌的翠姐为妻不足一个月，谭家的赌博之风便蔓延开来。作者预示：有翠姐这样的妻子在身边，绍闻将遇到更大的灾难。果然，绍闻因赌博酿出人命，触犯刑律，几乎面临灭顶之灾。从中告诉人们：建立在不良嗜好基础上的夫妻关系，是不正常的，是违背儒家的家庭教育宗旨的，这样的夫妻关系迟早是需要调整的。绍闻与翠姐的不正常夫妻关系，还集中表现在翠姐与生前的慧娘的对立上，这种对立，又主要反映在她们对待王中的态度上。慧娘始终站在王中的立场上，站在正义的一边；翠姐总是与王中作对，站在以忠良为敌的立场上。例如，夏逢若又来勾引绍闻去赌博，王中痛骂夏逢若。翠姐竟然挑唆绍闻，绍闻再次怒逐王中。再如，时常自我反省的绍闻与母亲沟通，彼此基本同意招回王中。可是，翠姐从中作祟，此议作罢。然而，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绍闻不得不疏远翠姐，亲近冰梅。冰梅就势提出五项建议：请回王中；解雇早已离心离德的佣人；出租前院还债；育子读书；节衣缩食，渡过难关。这说明：几经人世波折，绍闻认清冰梅是继慧娘之后的知己，懂得真正的夫妻关系是以志同道合为基础的。不言而喻，绍闻积极采纳冰梅的建议，距离实现重整家业的目标，为期已经不远了。又如，翠姐揭短于绍闻：砍光祖坟的树木。绍闻大打出手，翠姐一怒躲回娘家，夫妻反目成仇。王氏去请翠姐回来，碰壁而返。绍闻父子县试，分获第一、十一名，谭家有了否极泰来的征兆。翠姐趁机置办贺礼，打着“道喜”旗号，回到谭家，一副市侩的嘴脸。作者凭此讽刺翠姐：只有脱胎换骨，才能建立正常的夫妻关系。

综上所述，《歧路灯》 全书贯穿着儒家的家道正、修十义、齐其家等家庭教育观念。具体要求是：祖辈是家庭的奠基人，是后代子孙效法的楷模；祖辈思利后世，必须“以德以礼，以廉以俭”。为父母者，应该“威严而有慈”，不可“无教而有爱”，否则，子女必定一步步地走上“沦于不肖、陷于大恶、入于刑辟、归于乱亡”的道路。为人子者，切忌五不孝。为人孙者，必须继承发扬祖辈的优良传统，最好做出前无古人的业绩。兄弟相顾，则如影随形，如响应声。兄弟关系，至为密切，患难与共，唇齿相依。夫妻和睦，需要抑恶扬善，站在正义的一边；需要双方严格要求自己，并付诸行动；需要彼此戒掉恶习、不良嗜好，成为真正志同道合的伙伴。重温《歧路灯》的这些儒家家庭教育观，吸收其合理部分，这对于我们深入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形成全新的人伦关系，都是十分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