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迪

（赤峰学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族和少数民族一起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在长期的历史交往中，各民族语言和汉语之间有着广泛而深入的接触，对各自语言的演变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多民族聚居的典型地区之一，是北方少数民族游牧文化与中原汉族农耕文化交流碰撞的前沿阵地。

一、蒙汉语言接触现象的研究背景

近年来，语言接触所引发的语言演变成为语言学界广泛关注的重要话题。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其本身不会接触，而是语言使用者之间的社会接触带来了语言接触。这些接触包括贸易、战争、屯垦、通婚、迁徙混居等方式，蒙汉两个民族历史上长期以来的交往交流交融，使得蒙汉两种语言产生了密切和深度的接触，其具体表现为：蒙古语受汉语影响；汉语受蒙语影响；蒙汉双语长期并存；部分蒙语使用者转用汉语等。本文从语言接触的角度出发，深入挖掘内蒙古历史上各民族尤其是蒙汉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分析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所起的作用，这对于新时期做好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更好地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都有重大意义。

二、蒙汉语言接触现象研究现状

关于“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的研究，最早始于19 世纪德国语言学家约翰·史密特所提出的“波浪理论”。他认为不同的语言变化就像波浪似地散播在一个言语地域，在地理位置上越相近的语言其相似点就越多。语言学家帕普拉（Poplack）将语言接触现象分为以下几种：语码转换、词汇借用、不完全的第二语言习得、语法融合、语体简化和语言死亡。其中，词汇借用和语码转换在蒙汉语言接触过程中是最为普遍的现象。蒙古国的语言学家吉·图穆尔策仁、尔·古尔巴扎尔等都曾从蒙古语中的汉语外来词入手，深入分析过蒙汉语言接触现象，从语言接触中词汇借用的角度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

语言接触问题近年来也成为我国语言学界研究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中央民族大学著名教授戴庆厦先生在《社会语言学概论》（2004）中提到，语言接触是指不同民族、不同社群由于社会生活中的相互接触而引起的语言接触关系，是语言融合的现象。目前我国对蒙汉语言接触的研究主要包括词汇借用、语码转换、语言选择、语言变异、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曹道巴特尔于2005年所写的博士论文《蒙汉历史接触与蒙古族语言文化变迁》，该文从蒙汉民族接触的历史事实出发，深入阐述了蒙语和汉语之间的相互渗透和影响。

此外，中央民族大学的宝玉柱教授还从地方志角度入手，以内蒙古喀喇沁地区为例，具体分析了该地区历史上的移民情况对民族构成和语言接触模式的重大影响；内蒙古民族大学的包晓华以通辽地区这一典型的蒙汉杂居地区为例，深入挖掘了蒙汉语言接触的社会动因及发展趋势；张瑾燕、王玉琢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为典型，探讨了中国历史上内蒙古各民族同胞守望相助和交往交流交融的关系及其内涵，从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揭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本质特征，在历史传承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格局和优良传统。曹祝兵提出语言接触现象有利于民族地区学生学习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并提出了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的策略，为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提供更大的保障。综上所述，语言融合是民族融合的历史缩影，语言接触是社会接触的重要体现，国内外目前的相关研究成果已经涵盖了蒙汉语言接触的诸多方面，但是蒙汉语言接触现象所折射出的社会动因、未来走向、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发挥的作用等还有待深入挖掘。

三、赤峰地区蒙汉语言接触状况调查

本研究以内蒙古赤峰地区为重点语言接触考察对象，因该地区地理位置独特，处于蒙古高原向辽河平原过渡的地带，是农牧交错的一个语言缩影。由于受到地理和历史因素的影响，赤峰地区的蒙古语土语分支也比较多，包括北部的巴林土语、南部的喀喇沁土语、东部的科尔沁土语和西部的察哈尔土语等，这些地区的蒙古语与汉语之间的接触特别频繁，导致了很多特色鲜明的语言接触现象。本研究选取了赤峰市喀喇沁旗蒙古族群众生活、工作、语言学习的情况作为切入点，分析该地区蒙汉语言接触现象的具体表现。

喀喇沁旗地处赤峰市南部，总人口约35.1 万，其中蒙古族人口15.1 万，占总人口的43%，蒙古族所占比例较多，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本次调查主要采用社会语言学的调查研究方法，普查和重点调查相结合，从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的蒙汉双语使用者中按年龄层分别随机抽取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初步了解其蒙汉语习得水平、语言态度、对蒙汉语言接触的认知程度等，再选取不同年龄段的研究对象进行深入访谈。

课题组采取纸质问卷、微信问卷星、网络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共回收问卷1003 份，其中有效问卷1000 份。调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对被调查者的基本背景情况进行了解；第二部分对被调查者在生活、工作、学习等各个方面的蒙汉双语使用情况进行了解。经统计，第一部分的调查结果表明，约70%的被调查者为中青年人群，50-70 岁之间的被调查者占比为24%，而70 岁以上的被调查者占比较少；在被调查者的职业方面，事业单位、公务员等占总数的19%，学生群体占20%，约40%的被调查者为农牧民，其余21%的被调查者是自由职业者或无业者。

问卷的第二部分是对被调查者蒙汉双语使用情况进行了解，例如：第一语言使用情况、蒙古语言文字使用情况、不同场合中的蒙汉语码转换、子女教育中的语言选择等。对第一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表明，有52%的蒙汉双语使用者第一语言选择了汉语，从而可以看出由于喀喇沁旗的民族分布具有大杂居、小聚居、分散杂居的特点，喀喇沁旗蒙古族经过融合后，在工作和生活中第一语言选择汉语的情况居多。在日常交际中，14%的人偶尔使用蒙古族语言文字，不常使用的占82%，而在当地机关办业务的时候使用汉语的比例高达93%，这表明蒙汉双语使用者可以在不同场合进行语码转换，根据交际对象选择语言交际策略。在对子女教育的语言选择问题调查中，有超过一半的人认为应该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来教育孩子，家庭语言教育与学校语言教育仍是当地的主要教育方式，但是学习动机、学习条件、语言环境等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和改善。

四、蒙汉语言接触现象的语言学表现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进行深入的社会语言学分析和语言学本体分析，对蒙汉语在民族交往历史上相互间的词汇借用、蒙汉语语音系统之间的影响、蒙汉语语法之间的相互影响等进行研究。其具体表现包括：

（一）词汇系统的表现

社会的发展变化首先从词汇中反映出来。社会的接触引发语言的接触，其中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借词。借词也叫外来词，是音和义都借自外族语或外方言的词。在蒙古族与汉族密切交往的历史过程中，我们所熟知的“胡同”“蘑菇”“站”等都是元代时汉语从蒙古语里借来的词。蒙古语中的农业词汇起源很早，早在13 世纪的《蒙古秘史》等文献中就记载了比较成熟的农业词汇。而蒙古语农业词汇大量产生的开端，大概是200 多年前的事情，从清中期开始漠南地区辽河流域、张家口察哈尔、土默川和河套地区蒙古人在迁居来的汉族农民影响下大举农耕，走向农牧结合。

随着时代的发展，内蒙古半农半牧区的蒙古人从汉语里吸收的词汇比例更大。内蒙古自治区尤其是蒙东地区，进入半农半牧社会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层面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我们可以从蒙古语中的汉语借词里窥见一斑。物质文化层面的借词诸如lɑ:ʤʊ:（辣椒）、ʧə:s（茄子）、gɔ:tʊ:（镐头），还有现代生活中的电视、电话、摩托车、手表、香皂、西服、车票、收据等；精神文化层面的借词如：学习、考试、教育、校长、研究生、批评、理论、政策、规划等等，不胜枚举。曹道巴特尔在2005年对13 个大类共1798 个常用词汇进行了统计，汉语借词在中国蒙古语中的占比达到了17%，而农区则高达35%。

（二）语音系统的表现

农区蒙古语地区是蒙汉语言接触的前沿阵地,所以赤峰地区的蒙古语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汉语的影响。随着农业化进程的加快，新引进的农业机械、农产品、生活用品等都是原来的牧业文化中所缺失的,因此农区蒙古人开始大量地借用汉语词汇,而随着词汇的引入和与汉族群众的口语交流,蒙古语的语音也随之产生了变化。

例如位于赤峰南部的喀喇沁——土默特土语词第二音节以下的短元音普遍弱化，在听感上给人一种发音不到位的感觉。蒙古语中的元音[ʊ]是汉语中所没有的，习惯于汉语发音的农区蒙古人采用的办法就是用汉语中的[ua]来代替[ʊ]，甚至弱化为[a]，这种把元音[ʊ]发成[ua]～[a]的现象是农区蒙古语受汉语影响的结果。我们可以从一些赤峰地区的蒙古语地名中得到印证，赤峰市宁城县有一个叫“八里罕”的地方，它的蒙古语名称是burqantu,喀喇沁人称之为barhan，出现了语音弱化现象，汉语音译为“八里罕”，从地名中我们可以看出蒙古语和汉语接触时出现的这种语音演变规律。

（三）语法层面上的表现

从语言的语法结构类型来看，蒙古语是典型的黏着语，其特点是词尾有丰富的黏附语素，构词法方面，是由词根加构词后缀组合而成，此外还有只表示语法关系的变形后缀。而汉语是典型的孤立语，其特点是缺乏词形变化，复合词多、派生词少。内蒙古牧区的蒙古语基本保持原有形态，而深受汉民族经济文化和制度文化影响的农业蒙古人，他们的语法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汉语式的复合词形式增加，构词后缀的减少等。那么农区蒙古语中如何表示那些蒙古语中原有的带有构词后缀的词汇呢？除了前文提到的采用大量的汉语借词之外，最重要的就是采用了汉语中的复合词构词法。例如：农区蒙古语不再用原有的名词后缀-tan/ten 表示“……的人”，而是用修饰语加上中心词“人”，形成了偏正关系的复合词。

此外，还有汉语中的一些结构，诸如“爱……的”（爱哭的）、“……的样子”（圆形的样子） 等替代了蒙古语中原有的形容词构词后缀，这些都是农区蒙古语在语法层面受汉语影响的具体表现。

五、蒙汉语言接触现象的动因

蒙汉语言接触现象产生的动因包括外部动因和内部动因两个方面。蒙汉语言接触的外部动因是社会因素，包括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正是因为社会接触引发了语言接触，蒙古族与汉族之间通过历史上的贸易、戍边屯垦、通婚、迁徙混居等方式，使蒙汉这两种语言产生了密切而深度的接触。无论是语言本体之间的接触，还是语码转换和语言选择等，都受到社会因素的直接影响。从蒙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蒙汉语言之间的社会接触和文化渗透是语言接触的重要原因之一。

蒙汉语言接触的内部动因是个人心理因素。其中语言选择的最主要个人动因是交际策略，人们在生活中喜欢根据交际对象和语境去选择不同的交际用语。例如在工作场所、娱乐场所、家庭、学校、医院、服务场所等不同的场合，蒙汉双语者可能会进行语码转换或进行不同的语言选择。这反映了人们在语言使用中的求异心理、追求时尚心理、蒙汉双语能力炫耀心理、求职求学考虑、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等。不同民族、不同人群的语言态度和语言选择是个人动因和社会动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语言选择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交际策略，人们会根据不同的交际对象和语境去选择不同的交际用语。

六、蒙汉语言接触研究的实际意义

首先，对蒙汉语言接触现象的探究有助于蒙汉语言接触语料库的完善。本研究从内蒙古赤峰地区语言接触现象的本体研究出发，很大程度上完善了蒙汉语言接触语料库，让语音、词汇、语法接触现象都有据可查，通过结合地方志、历史典籍、民间曲艺资料等，分析具体的蒙汉语言接触实例，纠正语言使用中的偏误。

其次，蒙汉语言接触使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条件不断优化。一方面，蒙汉语言接触使得民族地区的学生具备了更好的语言环境，这有利于减少中介语的负面影响，增加高质量的语言输入；另一方面，蒙汉语言接触增强了民族地区群众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使学习者在个人心理动因层面增强了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再次，蒙汉语言接触研究可以助力当前语言政策的实施。本研究关注民族地区语言接触现象在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中的作用，从语言和文化层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调研将语言接触的理论研究服务于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制定，推进民族地区的“精准推普”工作，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社会经济服务价值。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语言接触现象愈加频繁，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出于更好地和外界交流、教育、求职等目的，开始主动兼用或转用汉语，说好普通话、写好规范汉字成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

七、结语

此研究以蒙汉语言接触现象为出发点，充分发挥蒙东地区语言接触较为频繁的优势，在科学保护民族语言文字的基础上，未来可探寻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新路径。例如充分利用语言接触中的借用成分进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学；通过分析民族地区语言接触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实行语言规划、制定语言政策；发挥语言接触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作用，实现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协同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