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果

2022 年 10 月 27 日上午，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从北京前往陕西延安，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的峥嵘岁月，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的坚定信念。

一块红土地与一群有志青年

1939 年 6 月至 12 月，中共中央连续下发3个接收知识分子参军的重要文件。其中，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号召“放手吸收青年来延安学习”。除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以下简称“抗大”）等院校外，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陆续开办了14 所抗大分校、5 所陆军中学和1所附属中学。

当年，很多知识青年千里迢迢、不畏艰险地来到这里，试图寻找救国和人生理想。那个年代，许多年轻人从进步报纸《救亡日报》的中缝里看到了延安办的抗大和陕北公学等招生广告，就打听着如何去延安。有些南方年轻人听说：大西北的冬天，冰天雪地，连耳朵、鼻子都会被冻掉的！何况还吃小米，住窑洞！但这一切并没有让那些有着革命热情的年轻人打退堂鼓。

1937 年七七事变以后，一批又一批知识青年冲破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层层封锁，奔赴延安。这些青年，有的从敌占区、国统区经历千难万险而来，有的从东南亚国家及南美洲、北美洲而来。其中就有贺敬之、刘炽、于蓝、王昆、马可、李焕之、陈荒煤……

刚到延安的陈荒煤被安排在鲁迅艺术学院，他曾回忆：“我刚到鲁艺的第三天，正是旧历年的晚上，我第一次看见了红五角星的灯，光辉照耀着一群欢笑的脸……毛主席站起来，那样欢喜地亲切地向我们说‘同志们，今天我们很快乐’的时候，我止不住地流泪了。”

许多听过毛泽东讲课的抗大学员回忆说，听毛泽东讲课是一种精神享受，毛泽东神采飞扬，语言幽默，引人入胜，能把深奥的道理讲得浅显易懂。他还曾多次到陕北公学去演讲，讲统一战线，讲持久战、游击战，讲团结，讲批评与自我批评。

成千上万的青年来了，为了追求他们的理想，为了坚守他们的信念。没有住的地方，他们就自己动手挖窑洞，仅抗大一所学校半个月就挖好175孔窑洞，修筑一条3公里长的盘山“抗大公路”。每孔窑洞住七八个人，共睡一条土炕。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里写道：“有什么别的学校由于‘纸荒’而不得不把敌人的传单翻过来当作课堂笔记本使用……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

人多了，吃饭穿衣开始紧张，学员们就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没有粮食，他们就自己种，仅抗大第五期学员就开荒2 万亩，人均3 亩多。除了种地，他们还喂猪养鸡、纺纱织布、打草鞋、造粉笔……

一首诗与一种情怀

贺敬之16岁就来到革命圣地延安，17岁在延安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不久开始文学创作并取得显著成绩。关于自己在延安学习、生活的经历，贺敬之曾说：“从自然生命来讲，是延安的小米饭、鲁艺的小米饭养育了我，‘小米饭养活我长大’是我的真实写照；从政治生命来讲，我是在延安入的党，延安给了我政治生命。延安鲁艺决定了我的一生。”

1946 年，贺敬之因革命工作需要离开延安。1956 年，贺敬之从北京来延安参加西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回到阔别已久的“母亲”的怀抱，贺敬之心情异常激动，“这次重新去了枣园、杨家岭、王家坪，访问了久别的延安父老乡亲，他们都是那样深情地接待我，用延安的土特产招待我……和乡亲们讲起当年的往事，又看到延安今天的变化，我的心情实在难以平静下来……”《回延安》正是贺敬之对这种激动心情的真挚而生动的抒写。

那是1956 年3 月上旬的延安，延河流水清澈见底，到处洋溢着蓬勃的朝气，显示着春日的来临。这些现实情景强烈地冲激着贺敬之的心扉，驱使他写了《回延安》这首脍炙人口的诗歌。这是一首以陕北民歌“信天游”形式写成的新诗。贺敬之以饱满的激情，回忆延安的战斗生活，赞颂延安的巨变，展望延安的未来，表现了思念“母亲”延安的一片赤子之心，抒发心中对母亲延安的眷恋。

诗歌《回延安》在1956年7月的《延河》月刊上第一次和广大读者见面了。

贺敬之曾这样谈到过自己创作《回延安》的心得与感受：“我这首诗之所以引起读者共鸣并流传下来，只能说是由于写了我人生经历中对‘母亲’——延安、党、祖国的真情实感，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声音。”他还说：“比起当年鲁艺的师长们和老同学们以及从延安出去的广大干部，无论在文艺创作或其他工作上，自己的贡献都很少，每次回想起来总是深感愧疚。不过，当想到整个延安，想到这个名字标示的伟大历史内容和辉煌业绩，却不能不永远为之骄傲。”

一首红歌与一种精神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

80多年前，《延安颂》这一饱含革命深情的旋律深入人心，迅速“飞”遍抗日根据地，并远播大江南北。当年，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听着这首歌曲奔赴延安，一到延安再次听到《延安颂》更是热血沸腾。莫耶就是《延安颂》的词作者。

1937年10月，莫耶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次年春进入鲁艺首期戏剧系学习，夏天转入文学系。正是这年夏天的一个傍晚，莫耶和同学们一起来到了延安的一处高地，鸟瞰全城，一种前所未有的情绪被调动了起来。夕阳照耀宝塔，宝塔辉煌无比。更晚一些的时候，月亮升了起来，延河映照着天上的星星和窑洞里星星点点的灯光，伴随着欢声笑语流淌。两种景致叠加在一起，让莫耶透过月色仿佛看到了无数投身革命的青年，正昂首阔步地从延安奔向抗日的前方。

心潮澎湃的莫耶迅速创作了一首歌词《歌颂延安》，并交给在延安的青年作曲家郑律成谱曲。拿到歌词的郑律成一气呵成完成了歌曲《歌颂延安》的谱曲创作。于是，一首曲调气势恢宏、委婉流畅，抒情性和战斗性水乳交融的歌曲诞生了。

1939 年春天，延安大礼堂里举行晚会，座无虚席。《歌颂延安》作为第一个节目登场，赢得了观众们雷鸣般的掌声。随后，《歌颂延安》定名为《延安颂》。

郑律成曾这样回忆创作这首歌曲时的心境：“当时延安还很荒凉，山上光秃秃的，没有树，生活很艰苦。但是延安是革命圣地，是当时中国人民的灯塔和希望，人们怀着对革命的向往，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又从这里把革命的火种带到四面八方。延安充满了朝气，到处都洋溢着热情和明朗的歌声。我日夜琢磨着想写这样的歌，它应当是优美的、战斗的、希望的，以它来歌颂延安，革命的激情促使我拿起笔创作这首歌。”

《延安颂》的歌声响彻延安城，传遍各抗日根据地，甚至传到国统区和敌后以及海外华侨中。在美国纽约，爱国华侨每次为八路军举行募捐活动时，《延安颂》和《义勇军进行曲》是固定演奏曲目。而且在那样的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延安颂》在1940 年还被巧妙地更名为《古城颂》，刊登在了国统区出版刊物《新音乐》第二卷第三期上，足见这首歌曲的影响之大。

早年，很多青年志士正是唱着它奔向延安，投入抗战的革命洪流。今天，《延安颂》已经成为世代传唱的经典，成为革命圣地延安的音乐符号，它所描绘的“理想国”延安，更成为一个伟大时代的“代名词”、一段岁月与传奇的回声、一个情怀与精神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