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茂林 周海涵 刘欢

延河发源于陕西靖边县东南部白于山区，自西北向东南，绕过崇山峻岭，流向延安，穿城而过进入宝塔区，河面渐宽。

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延河两岸散落着多所学校，当地百姓称它们为“窑洞大学”，除了为人所熟知的抗日军政大学，还有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等30多所院校。

那一时期，年轻人从四面八方涌向延安，从延安各学校走出去的年轻人，又奔向各方。

“校舍完全不怕轰炸”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长征结束。当时红军的兵力锐减，干部人数也锐减，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

1936 年 5 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要“办一所红军大学来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一个月后，随军长征的干部团组建恢复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 年1 月19 日，抗日红军大学恢复办学，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抗大每天都要接收几十名甚至上百名新学员。据统计，这所著名的军事院校，走出了7 位元帅、8名大将、26名上将。1955年军队授衔时，“抗大人”占88%。

“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只有这么一家。”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如此描述这所“窑洞大学”。

应“需”而生

1938 年，大批文化名人、青年奔赴延安，在河南做地下工作的徐亮就是其中一员，她和约500 名青年从河南出发，走了近3 个月才到达延安。

“印象最深的就是过太行山和汾河，风大、水凉。一路上不走县城、不走大路，都是走小路、山路，还有蹚河。”后来长期从事妇女工作的徐亮回忆道。

四面八方汇聚来的知识青年，给革命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已有的学校已不能满足需要，急需新办一批学校。

1937 年 7 月，陕北公学在延安率先筹办。陕北公学成立后，教员短缺。广东江门五邑大学退休教师李林英的父亲李凡夫，是最早前往延安的那批知识分子，成了陕北公学的教员。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留学日本的李凡夫毅然回国。3 年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敌后从事文艺工作。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经鲁迅介绍，31 岁的李凡夫被派往延安。

这是一次秘密的行动。李凡夫后来给女儿李林英说，当时有特务跟踪他们，紧追不放，他和同伴绕了很久，才摆脱跟踪，到达西安。在那里，贺龙派了马队来接他们。“由于延安急缺知识分子，所以中央对他们很重视。”李林英说。

口头述职完成后，李兴军的神情又紧张了起来，手不自觉地攥紧了一些，对在上一届已参加了两次述职的“老”代表来说，他知道下一个环节就是选民提问和评议。“乡镇卫生院长期以来积累下来的效率不高、活力不足、医疗服务质量不高的状况还没得到根本改变，现在解决得怎么样了？”选民代表、寺头村村民张玉庆开门见山地问道。“我镇是山区乡镇，条件落后，近几年院里年轻专业人才招不来、留不住，你是否向上级部门反映过？”选民代表、医院职工冯永红接着提问……李兴军代表脸红冒汗，一边听，一边用笔快速地记录问题，向选民一一作出答复。“现场回答选民的提问，压力很大，也感受到了人大代表为选民代言、为选民办事的责任。”李兴军感慨道。

之后，何其芳、冼星海、周立波、茅盾也来到延安。随着来延安的青年不断增加，更多的学校应“需”而生。

“教以致用”

李凡夫曾向李林英讲述过延安的办学生活，一切实事求是，强调“教以致用，学以致用”。

翻开各校校史，不难发现它们的共同特点：革命政治教育必不可少，为了自力更生，学员们大搞生产运动，他们的生活被要求军事化、战斗化，每天很早起床，接受军训，早饭后开始一天紧张的学习生活，晚上七八个人睡一个大通铺。

在延安逐渐稳定下来的中国共产党，有了余力来探索政权建设，这为学员提供了实践的机会。

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学员们经常到基层宣传动员。曾经的中国女子大学学员王腾波回忆，有一天，她们5 个人去延长县城郊的一个村子宣传政策。刚到村口，老乡们就立马钻进窑洞关紧大门。她们去叫门，老乡还放狗咬人。没办法，她们只能放开嗓子唱起陕北小调，一首接着一首，终于，一位大娘从窑洞里走出来，慢慢地，人越来越多，她们这才有机会宣传政策。

“正规化”与“实际需求”之争

对延安办学事业来说，1941年是个特殊的年份。

大刀阔斧地搞专业教育，备受关注，却也招来批评，批评者认为学校应该按照社会实际需要来办学。

当时延安的几所学校，形成了一股“大洋古”风，似乎越演大戏、洋戏、古戏，就越高级。

纪录片《大鲁艺》记录了一件往事，1942 年 1 月，鲁艺音乐系在延安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学院派风格的“大音乐会”，名家汇聚。这场被誉为“延安史上空前的演出”结束后，有人问当地老百姓“好不好”，老百姓说“好”。“怎么好？”有人答：“这个女的唱得跟猫叫一样，男的跟毛驴叫唤一样。”

鲁艺的教师和学员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时任民众剧团团长柯仲平直接批评鲁艺：“你们搞的是什么提高？那是‘关门提高’。”文艺界之外，自然科学界也有类似争议。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高等院校的这种所谓的“正规化”受到了严厉批评，认为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整风运动开始后，整风成为学校的中心工作，多位办学一线的领导进行了自我检讨，越来越多的教师学员走出学校，下农村，进工厂，到军营。

在延安史学者朱鸿召看来，文艺座谈会及接下来的整风，将本来游离在革命队伍边缘的这些人编织到革命队伍这个组织里，从而提高了革命队伍的绝对执行力。

合并、转移

由于延安人口急剧膨胀，到1938 年下半年，“吃饭”就成了问题。边区经济困难，来延安青年人数骤减，前线又需要干部，1939年，中共中央开始有计划地组织延安的学校向外分流发展。

当时，毛泽东为学生送行时说：“你们去东北的任务是争取青年，办大学。”还特别叮嘱校领导：“军队要建设一个团或一个师比较容易，要建设一个大学从领导班子到队伍很不容易。在行军过程中，各地可能找你们要干部。不能把班子人员轻易搞散，要千方百计把学校班子搞好。”

离开延安的教育队伍，有的在东北办起了教育，有的留在了华北。后来的许多高校都和这几支队伍有着直接的历史渊源，如中国农业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东北师范大学、西北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