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王军，张 擎，刘 丽

(1.西安体育学院 运动训练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8；2.山西财经大学 体育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3.宿州学院 体育学院，安徽 宿州 234000)

2021年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十四五” 体育发展规划》指出：“竞技体育体制机制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运动项目发展不均衡、核心竞争力不强等问题依然存在。”[1]我国竞技体育在区域分布上存在较大差异，主要表现在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发展水平不均衡。这种不均衡是由区域资源禀赋、地理环境制约、经济发展水平、竞技体育投入因素造成的，政策上与1995年《奥运争光计划》对重点项目资源的配置倾斜有关，在当前“体育强国”战略背景下，竞技体育不仅要求数量多，更要求质量强，其中对竞技体育区域均衡发展有着时代的要求。在2020年9月22日召开的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十四五’时期，要科学研判体育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化改革创新，不断开创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2]“十四五”时期，明确竞技体育不均衡现象与产生原因，从学术上探讨其均衡发展路径，就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目前相关研究文献侧重于竞技体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而对于竞技体育区域发展水平的实证评价研究较少。因此，借鉴SPLISS模型构建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空间统计分析法分析2014-2018年我国31省区市竞技体育发展相关数据，实证评价竞技体育区域发展水平的差异，动态分析我国31个省区市竞技体育区域发展水平的总体变化趋势以及时空演化特征，探索竞技体育协调发展的提升策略，为竞技体育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促进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战略实现作出应有的贡献。

1 国际竞技体育政策比较模型(SPLISS)概述

De Bosscher等人分析了影响国际体育成功的有关政策因素的概念框架模型，该模型包含九个重要的政策决定因素支柱[3]。2010年，De Bosscher和她的团队主持的国际竞技体育政策比较模型(Sport Policy Factors Leading to International Sporting Success，SPLISS)，即SPLISS理论模型，将这些影响因素汇集成一个有机整体，研究体育政策如何影响竞技体育发展。在SPLISS最新研究中涵盖15个国家、58名研究者和33名决策者，通过团队协作进行竞技体育政策比较，成为系统研究国际竞技体育政策的重要分析工具。De Bosscher等人指出SPLISS模型的因素可以分为三个级别：宏观，中观和微观。宏观因素影响着人们所生活的(动态)社会和文化环境，包括经济、人口、地理、气候、城市化、政治和民族文化；中观层面的因素影响国家政策环境(例如，有关教练发展的政策，有关人才识别和选拔的政策)；在微观层面上，影响个体运动员成功的因素，从遗传基因的影响到父母、朋友和教练的社会影响[4]。SPLISS框架的目的是对精英体育政策与国际成功之间的关系进行建模，因此研究重点是中观水平的因素。研究得出受政策影响的最关键的成功因素可以归纳为9个关键领域或“支柱”，包括投入(支柱1)和生产能力(支柱2-9)。其中，投入(支柱1)，作为对体育和竞技体育的财政支持。在竞技运动上进行更多投资的国家可以为运动员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生产能力是操作和过程的政策措施(“投资什么”和“如何使用”的过程)，能够在国际体育比赛中取得更大的成功，指的是体育政策的效率，支柱2-9即管理输入以产生所需输出的最佳方式[5]。SPLISS模型提出受政策影响的成功要素归纳为九大支柱，分别为财政支持(支柱1)、竞技体育政府机构(支柱2)、体育运动参与(支柱3)、人才识别和发展体系(支柱4)、运动员及退役保障(支柱5)、训练设施(支柱6)、教练员保障与发展(支柱7)、国际国内比赛(支柱8)、体育科研(支柱9)，见图1。

图1 SPLISS模型：影响竞技体育成功的9个支柱

2 研究方法

2.1 德尔菲法

运用德尔菲法，邀请15位权威专家填写《基于SPLISS模型的竞技体育评级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调查问卷，通过三轮调查问卷的方式向各位专家听取有关指标选取的意见并给指标排序赋值，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利用SPSS软件用于描述信度系数(克伦巴赫系数)，系数为0.8，表明此问卷具有较强的信度。

2.2 层次分析法

根据组成指标的层次结构以及专家对指标体系指标间两两相对重要性的判断，将回收的数据录入yaahp，得到评价体系中各级指标的权重，其中一级指标CR=0.007 1<0.10，其一致性符合要求，说明一级指标的权重合理。

2.3 空间统计分析法

运用空间统计方法，分析竞技体育区域发展水平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有助于进一步研究竞技体育区域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使用的基本理论方法主要包括空间权重矩阵，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方法。

3 我国竞技体育区域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3.1 竞技体育评价指标体系的确定

竞技体育发展评价指标的构建基于SPLISS模型的框架结构，SPLISS模型中的九个支柱全面涵盖了影响竞技体育发展的要素，根据我国竞技体育发展实践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将九个支柱作为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的选取将模型与中国现实相结合，基于现有指标体系文献研究与《中国体育事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选取具有代表性、可操作性的指标，直观系统地呈现竞技体育政策的现状并致力于解决当前竞技体育的矛盾与问题[6]。

初步确定竞技体育评级指标体系后，选择专家发放《基于SPLISS模型的竞技体育评级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调查问卷，通过三轮调查问卷的方式向各位专家听取有关指标选取的意见并给指标排序赋值。经过第一轮的专家咨询之后，结合专家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对竞技体育评价指标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进行第二轮专家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一级指标基本满足通过率，专家意见主要集中于内容表述上，建议在指标内涵范围内修改，考虑到数据的实际操作性将一级指标“人才识别和发展体系”与“运动员及退役保障”合并为“运动员发展”，“教练员保障与发展”改为“教练员发展”；二级指标基本通过专家意见，其中专家指出二级指标“竞技体育政府机构”较为宽泛，应明确数据的具体来源，提出“体育运动参与”主要对象为青少年参与者，“体育系统从业人员”属于体育组织结构，进而删除现有二级指标，改为“青少年体育参与保障条件”和“青少年体育训练的参与情况”，将“竞技体育政府机构”的二级指标改为“体育系统机构数”和“体育系统从业人员数”。合并一级指标“人才识别和发展体系”与“运动员及退役保障”后，二级指标修改为“不同等级运动员”和“运动员职业发展支持情况”；二级指标“体育训练设施”修改为“训练场地从业人员数”和“训练场地拥有情况”；修改“教练员的供给”为“不同等级教练员”。三级指标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调整，使得指标体系更有层次，剔除“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数量”和“本年新增体育场地数”，将原有三级指标进行完善。

经过两轮专家访谈调查，应用于本研究的竞技体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最终确立。根据专家对指标体系指标间两两相对重要性的判断，将回收的数据录入yaahp，得到竞技体育发展评价体系中各级指标的权重分析结果。分析结果得出一级指标CR=0.007 1<0.10，其一致性符合要求。说明成对比较矩阵M的一致性程度符合标准，一级指标的权重合理。在八个一级指标中，不同指标对总目标的影响程度不同，权重分布由强到弱的排序为：A1>A2>A4>A6>A5>A8>A7>A3，财政资金在整体分布中占据首位，其次相对重要的是体育系统组织结构，其次，运动员发展、教练员发展和体育场地设施重要性仅次于前者；最后，体育竞赛、体育科研保障在权重分布中占据第6、7位；体育参与的重要性排名最后，权重是0.073 6。同样通过yaahp软件得出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的权重，各判断矩阵均通过一致性检验，权重分布如表1所示。

表1 我国竞技体育区域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总权重系数

续表1

3.2 数据获取与无量纲化处理

3.2.1 数据来源

原始数据主要从国家体育总局、国家统计局官网获取，选取2014-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体育事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31个省(市)的地方统计年鉴筛选数据。

3.2.2 评价指标的无量纲化处理

确定了我国竞技体育区域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还需要计算每个指标相对于总目标层的重要性，所以要对这些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7]。在指标体系中，由于表现形式、单位、数量的不同，如果直接将各个指标相加就会使最终的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不符，影响评价效果。所以为了客观科学地评价我国竞技体育区域发展水平，就要采用无量纲化的处理方法，通过比重法对这些指标进行处理[8]。比重法是将指标实际值转化为它在指标总和中所占的比重，易于理解，计算简便，其原理如下：

(3.1)

在本研究中所采用的比重法将不同的指标转化为无量纲化数值，计算公式如下：

(3.2)

i表示参加评价的省区市的序号，i取值1，2，3……31；j表示参加评价的指标的序号，j取值1，2，3……45；Xij表示第i个省区市的第j个评价指标的实际数据；Xj表示第j个指标实际数据中的地方小计值(第j个指标实际数据的总合)。

4 我国31个省区市竞技体育区域发展水平评价实证

4.1 全国层面的竞技体育区域发展水平分析：基于总评分与一级指标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权重分布，通过数据我国竞技体育区域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全国层面的竞技体育区域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以及八个一级指标的得分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全国层面的竞技体育区域发展水平评价的综合得分及一级指标得分

由表可知，在综合得分中，从2014-2018年我国的竞技体育区域发展水平取得了一定的提升，综合得分从2014年的1.012增加至2018年的1.139，其中2017年的增幅最为显著，得分增长了0.09。从表中的八个一级指标来看，总体呈上升趋势，个别有所下降，但变化幅度较小。首先，从A1财政资金来看，2014-2018年，其水平较其他一级指标提升速度较快。其中2015年我国竞技体育区域发展水平相较于2014年提升速度较快，2018年较2017年提升速度加快；从A2体育系统组织结构来看，2014-2018年，其发展水平没有很大的变化；从A3体育参与来看，从2014-2018年，其发展水平略有下降；从A4运动员发展来看，呈逐渐上升的趋势，但与财政资金增长趋势相比，增长趋势较为缓慢；从A5体育场地设施来看，其发展水平有所下降；从A6教练员发展来看，亦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增长趋势较为缓慢；A7科研保障与创新水平，在2016年提升速度较快；A8体育竞赛，2014年到2018年间不断提升，但其总得分水平也连续五年相对最低。

4.2 全国层面的竞技体育区域发展水平分析：基于二级指标

对全国层面的竞技体育评价指标体系中的二级指标的评价得分分别进行了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我国的B1体育事业资金支持、B2竞技体育资金支持、B8运动员职业发展支持情况的水平呈逐渐增长的趋势，其中体育事业资金支持和竞技体育资金支持的增长最为显著，体育事业资金支持的得分从2014年的0.216增长至2015年的0.275，到2018年又提升至0.346；竞技体育资金支持的得分从2014年的0.176连续四年提升至2018年的0.270；2014-2018年，运动员职业发展水平的得分也得以大幅度提升，从2014年的0.306提升至2016年的0.399，到2018年又提升至0.501。其次，得分提升较为显著的有B7不同等级运动员和B12教练员职业发展支持情况，其中不同等级运动员的得分呈波动上升的趋势，从2014年的0.405下降至2016年的0.391，后又大幅提升至2018年的0.417；教练员职业发展支持得分水平逐年提高，从2014年的0.272增长至2018年的0.428。其三，我国的B5青少年体育参与保障、B9训练场地从业人员数和B14竞技体育科研创新的得分呈波动下降的趋势，主要源于近几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青少年体育参与保障的得分从2014年的0.397下降为2015年的0.378，最后2018年得分0.365；训练场地从业人员数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由2014年的0.288下降至2015年的0.158，在2016年有所提升至0.193，最后得分稳定于0.181。其四，B3体育系统机构数、B4体育系统从业人员数、B6青少年体育训练的参与情况、B10训练场地拥有情况等，得分水平较为稳定，变化幅度相对较小。综上所述，我国竞技体育区域发展水平的提升主要得益于体育事业的资金支持、竞技体育资金支持和运动员职业发展，其次教练员职业发展、等级运动员发展水平的提升也对竞技体育整体发展贡献较大。

表3 全国层面的竞技体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二级指标得分

4.3 31个省区市区域层面的竞技体育区域发展水平分析

表4显示我国31个省区市的竞技体育区域发展水平在五年内总体排名没有很大的变化，排名前三位是广东、江苏、山东，其综合得分均已超过1，相比其他地区得分优势较大，西藏、宁夏、海南和青海发展水平排名最后，得分较综合平均得分差距大，说明竞技体育确实是当前发展的短板。从数据的纵向比较来看，我国竞技体育区域差距较大，尤其是东部如广东、江苏、山东等地遥遥领先中西部地区。从增长速度来看，中部地区如湖北、西部地区如四川等竞技体育的增长速度较快。西部地区普遍增速平缓，这与西部地区经济水平较低，对竞技体育的支持力度不强有很大的关系。

结果显示，31个省区市竞技体育水平在五年内没有大范围的变化，各省竞技体育事业在现有水平的基础范围内向前发展，但是，图中明显体现出31个省区市竞技体育发展水平的差异，发展水平差值较大为0.8，有待进一步研究地区差异化发展问题。东部排名第一、中部第二、西部第三。其中，东部地区较中部和西部地区发展水平差距明显，中部和西部地区差异不突出，二者有重叠的层次。东中西部竞技体育事业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较大(见表5)。具体来看，2018年东部地区竞技体育发展水平的均值为0.670，中部地区为0.462，西部地区为0.292。可以看出东中西地区的绝对差异较大，东部地区发展水平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这也表明了在缩小竞技体育事业发展差异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表4 2014-2018年各省综合评价结果

表5 我国东、中、西部竞技体育区域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4.4 我国竞技体育区域发展水平的地区分布

表6给出2014-2018年我国竞技体育及各支柱发展水平的均值及排名情况。从竞技体育区域发展的整体水平来看，各地区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差距显著。运用各地区竞技体育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将各地区竞技体育发展水平与平均水平相比较分析，只有14个地区的竞技体育发展高于平均水平(0.47)。按具体排名来说，前八名是广东、江苏、山东、湖北、辽宁、浙江、福建和上海，这些地区体育事业发展环境较好，尤其是广东、山东、江苏在各项体育赛事中取得优异的成绩，带动了当地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还有54.8%的地区竞技体育事业发展低于平均水平，这些地区集中于西部和中部地区，这主要是因为该地经济基础薄弱，开放度较低，地理位置等多种原因造成，呈现出竞技体育区域发展水平差异化。

从各支柱的得分水平来看，支柱得分差异化显著。A1财政资金水平，广东(0.23)、江苏(0.21)和山东(0.17)位列前三，这三个地区在竞技体育发展中投入较多，经济基础优越，有利于资源的整合与集聚，有利于竞技体育发展环境的改善与提高；宁夏(0.02)、青海(0.01)和西藏(0.01)排名位于后三位，体育事业发展环境有待进一步提升，且体育经费较为缺乏，竞技体育发展基础资金支持不足。

A2体育系统组织结构，山东(0.12)、广东(0.11)和黑龙江(0.10)位列前三，主要集中在体育系统机构数和体育系统从业人员等方面，这与地区自身体育事业发展水平有关，说明人员和部门在当地较为完善；海南(0.02)、宁夏(0.02)、重庆(0.04)排名位于后三位，这些地区在体育发展总范围内比较落后，体育事业属于发展短板，进而竞技体育在自身条件基础上发展较为困难。

A3体育参与水平主要是青少年的参与情况，广东(0.104)、辽宁(0.1)和四川(0.096)位列前三，青少年参与水平较高，表明这些地区群众体育参与意识比较强；西藏(0.004)、青海(0.006)和贵州(0.011)排名位于后三位，西部地区大多在竞技体育发展中比较落后，各方面的排名都比较靠后。

表6 各地区竞技体育发展与支柱水平及排名

A4运动员发展水平，广东(0.170)、江苏(0.168)和山东(0.139)位列前三，运动员能够有效加强地区竞技体育竞争水平，运动员团队是地区各类竞技体育活动开展的基础条件，代表着地区竞争力水平，广东、江苏和山东拥有优秀的运动员团队，结合当地自身的优越条件，保证竞技体育事业稳定持续地向前发展；贵州(0.017)、青海(0.014)和西藏(0.009)排名位于后三位，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难以满足运动员各项训练的标准。

A5体育场地设施水平，广东(0.211)、江苏(0.171)和广西(0.139)位列前三，这些地区拥有较为充足的训练场地和设施，广东和江苏的硬件条件都很优越，场地设施较为完善，有效促进各项训练活动的开展，广西排名第三，与其他西部地区相比有一定的发展优势，说明政府对该地区体育事业的发展有相应的支持，利用地区的自然优势建造体育场地和训练场地，不断提高运动员和群众的体育意识，进而影响经体育事业的发展水平；西藏(0.003)、宁夏(0.003)和甘肃(0.007)排名位于后三位。

A6教练员发展水平，广东(0.177)、山东(0.144)和四川(0.112)位列前三，四川省的竞技体育区域发展水平居于靠前位置，其各支柱得分高于平均水平，说明该地区自身竞技体育发展环境很有优势，进而表现为教练员发展水平居于第三名，为其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持与帮助，能够对运动员开展各种训练，激发运动员的潜力提升运动技能；海南(0.017)、青海(0.012)和西藏(0.007)排名位于后三位。

A7科研保障与创新水平，湖北(0.266)、江苏(0.265)和陕西(0.173)位列前三，湖北省在竞技体育综合得分中排名较前，说明该地区拥有良好的经济和社会因素，各类保障条件比较完善，陕西竞技体育事业发展得分与湖北省相差0.26，但其体育科技保障条件与31个省区市相比位列第三，该地区社会保障水平较高，经济基础雄厚，社会稳定程度高，有利于体育事业得到大力发展；海南(0.003)、青海(0.005)和宁夏(0.008)排名位于后三位。

A8体育竞赛水平，由于该支柱数据不完善，以体育竞赛经费作为该支柱的得分计算。山东(0.068)、广西(0.044)和广东(0.043)位列前三，西藏(0.003)、黑龙江(0.004)和宁夏(0.005)排名位于后三位。

总体来看，2014-2018年我国竞技体育发展得分水平不断提升，竞技体育作为体育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竞技体育事业做出相当程度的贡献。但是，目前竞技体育区域发展差异化现象显著，31个省区市的竞技体育区域发展水平具有不平衡、差异化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空间分布等相关问题。

5 我国竞技体育区域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

5.1全局空间自相关

使用Geoda1.12软件对 2014-2018年的全局Moran指数进行计算和显著性检验[9]。由表7可以看出， 2014-2018年所有年份的Moran’s I指数值均为正值，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2014-2018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即空间分布呈现出相似值之间的空间聚集特征，其空间联系模式表现为，竞技体育区域发展水平高的省区市相邻、发展水平中的省区市相邻、发展水平低的省区市相邻。表明各地区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受区域自身环境和周围其他省区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各省区市竞技体育区域发展水平的高值地区或低值地区在空间上体现出集聚效应，且集聚程度在不断增加。Moran 指数整体出现了波动下降情形，即由2014年的0.148下降到2018年的0.146，但期间莫兰指数在一定程度上较2014年呈上升趋势，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空间自相关不断加强，意味着我国竞技体育区域发展水平的空间集聚现象不断加强。

5.2 局域空间自相关分析

在空间分布上创建queen空间权重矩阵，借助Geoda得出的Moran散点图2可以体现空间聚集程度[10]。Moran散点图将中国31个省区市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划分为四部分(见表7)。其中第一象限(H-H)表示某省区市与邻近省区市的竞技体育发展水平都较高；第二象限(L-H)某省区市低而邻近省区市的竞技体育发展水平较高；第三象限(L-L)表示某省区市与邻近省区市的竞技体育发展水平都较低；第四象限(H-L)表示某省区市高与邻近省区市的竞技体育发展水平较低，其中L-H和H-L体现出相邻地区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具有差异性。

对2014-2018年间的散点图2四个象限内的省区市数量进行统计。可以看到，我国竞技体育区域上总体上呈现“H-H”和“L-L”聚集。如表9所示，2015年第一象限(H-H)新增的省区市为广西，2016年增加了吉林，2017年上海由“L-H”返回“H-H”聚集，说明上海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与周边地区相互适应与协调；第三象限省区市集中于西部地区，就聚集方式未发生变化这一问题，突出西部地区竞技体育总体实力落后且竞技体育发展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有待提升，西部地区整体呈现较低的竞技体育发展活力。其次，第二象限(L-H)和第四象限(H-L)聚集方式意味着地区间存在异质性，竞技体育区域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被竞技体育发展较低的地区包围，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被周边高发展水平地区包围，我国竞技体育发展存在异质性，发展水平较低的区域被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包围，空间竞技体育区域发展水平差异化分布明显，说明竞技体育区域发展与自身情况密切相关，周边环境的影响是在自身基础之上加以辅助带动的作用。

江苏、山东、辽宁等都属于H-H型，集中在第一象限，说明这些省区市自身和周围区域的竞技体育发展状况都较好，空间差异较小，不同区域的竞技体育资源能够相辅相成，实现和谐发展；安徽、海南、湖南等都属于L-H型，分布于第二象限区间，表示区域自身的竞技体育发展状况相对较差，而周围省区市的发展状况则较好，具有空间不对等性。宁夏、甘肃、青海等都属于L-L型，分布于第三象限范围内，表示自身和周围省区市的竞技体育发展状况都较差，空间差异较小，且地区的体育事业发展滞后，进而产生连带负向效应，制约着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广东、四川等属于H-L型，集中在第四象限，表示自身竞技体育发展状况较好，而周围省区市的状况较差，辐射带动作用不足，区域空间差异较大。

从Moran散点图2可以看出我国竞技体育区域发展水平差异化分布，在空间结构上具有显著的“高高”和“低低”分布，二者之间存在空间正相关关系，同时各地区之间内有明显的关联度。我国竞技体育区域发展水平在空间分布上有同质性和异质性，即高高、低低同质性显著，低高和高低异质性显著。具体来看，2014-2018年江苏、浙江和福建等处于高高集聚区，这些地区对邻近省份的带动作用较为明显。广东一直处于高低集聚区，表明广东省对邻近省份的带动作用较弱。处在第三象限的地区大多为中西部地区，这些省区市对相邻省区市的竞技体育区域发展水平带动作用不明显。通过空间相关性检验说明我国31个省区市的竞技体育区域发展水平在空间上有明显的相关性，有较显著的聚集性，存在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竞技体育区域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与周边环境有很大的相关关系，各地区间的差异化由多方面原因造成，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结合地区竞技体育发展的周边环境，高发展地区带动其他地区，在空间范围内发挥自身的积极性。

2014(a)

表7 2014-2018年竞技体育区域发展水平地区分布

6 我国区域竞技体育协调发展的优化策略

6.1 制定区域竞技体育协调发展政策，提高西部地区财政支持力度

从竞技体育的发展历程来看，由于我国传统的竞技体育实行的是举国体制，各省市竞技体育的发展受到政府的重视程度不同，所以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从影响因素来看，保障一个省区市竞技体育长期处于优势地位，必须要有经济支持、政策保障、传统项目发展、社会体育氛围影响、体育发展环境等多种要素的支撑[11]。从各种因素的重要性对比来看，经济因素处于重要地位，因此国家在制定区域竞技体育协调发展政策时，要适当对中西部进行倾斜，对特色优势项目应加大财政支持力度。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公共体育服务倾斜等措施提升财政对中西部竞技体育发展的支持力度，能够有效缓解地区间竞技体育差异化发展。

6.2 改善区域社会发展环境，实现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

竞技体育发展的社会环境有利于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各地区应完善竞技体育组织结构，保证人员结构和机构设置合理有效，提高竞技体育行政组织效率。通过政策指导手段，有效发挥资源整合作用，政府应彻底转变职能，按照政府与社会分离，政府与企业分离，政府事务分离的原则，促进体育行政部门、体育社会组织与体育企事业单位之间关系的合理化，转移竞技体育职能[12]。市场和体育社会组织可以进行的体育活动，并依法授予体育企业机构具有更多的法人自治权，从而改善竞技体育系统的环境。另外，随着居民身体素质和体育竞赛意识的增强，政府还应加强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体育意识的弘扬，培养良好的体育价值观，增强公民的参与度，从而促进竞技体育的稳定发展。通过培养大众体育参与意识，优化青年体育参与结构，利用区域项目发展和培训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6.3 重视体教融合发展，改善人力资源结构

竞技体育的发展水平与运动员，教练，裁判员和管理人员息息相关，高素质、高水平、高科技的团队是竞技体育发展的动力来源，可以保持竞技体育的发展力。竞技体育区域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人力资源丰富，拥有稳定的人才发展结构，优秀运动员、教练员的数量占据优势，竞技体育区域发展水平偏低的地区则人力资源结构不均衡，无法满足竞技体育发展的需求。应把握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导向作用，重视体教融合发展，基于核心利益相关者视角，整合政府力量、学校力量和社会力量，从教育部门、体育部门、大中小学、体校，以及社会组织、俱乐部出发，提升青少年文化素养以及运动技能，培养优秀的后备人才。再者，当前人才竞争的趋势能够为地区带来很大的发展优势，就目前而言东部地区拥有较强的竞争力，东部地区竞技体育发展水平领先于其他地区，多为人才聚集地。因此中西部通过落户补贴、加大奖励力度等手段吸引高水平竞技体育人才，为竞技体育发展注入活力。

6.4 协调区域竞技体育平衡，实现竞技体育协调发展

各地区竞技体育发展起点不同，区域内竞技体育区域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应加强资源、经验等相互沟通交流，实现高发展地区积极带动周边地区协同发展。必须突破固有的行政界线，积极推动各区域间合作及互动，从区域的内在运行机理出发，促进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实现各区域的资源要素在空间上的整合，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为竞技体育发展提供良好的交流环境。再者，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增强相邻区域间的正向影响作用，各地区发扬自身优势，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竞技体育区域发展水平高的地区重点突破现有发展水平，寻找发展新模式，重视体育与科技融合发展；处于发展中等的地区，学习现有发展经验，结合地域特色，制定发展新思路，着重提高本地区优势运动项目，并发掘其他有机会成为优势运动的项目；对低水平地区，主要利用政策支持和地理优势，探寻自身可发展的优势项目，凭借其他发展经验，结合自身情况加以应用，各地区因地制宜。

6.5 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提升区域竞技实力

各地区竞技体育发展水平与本地区对外开放发展相关。随着“双循环”国家战略对我国区域经济结构的加速调整，提升区域竞技体育国际竞争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中西部而言，提升竞技体育的“内循环”能力，加强同发达省份交流学习，通过帮扶等手段，实现国内竞技体育的均衡发展，只有区域均衡发展，才能提升中国竞技体育的“内循环”能力。在“内循环”基础上，加强与国际竞技体育交流合作，实现中国竞技体育的“双循环”。对于东部地区可以利用沿海地区天然的区位优势积极引进举办高水平竞技体育赛事，中西部地区可以利用城市圈的区位优势举办区域竞技体育赛事，逐步提高各省区市竞技体育区域竞争力。

7 结语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话并指出竞技体育发展重点任务和目标，国家重视竞技体育发展工作并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与此同时，从竞技体育区域发展水平出发，地区经济实力差异大、社会氛围不协调、科技创新驱动不足等是当下竞技体育区域发展现实问题，造成竞技体育区域发展不平衡，新时代我国竞技体育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基于SPLISS模型，以影响竞技体育成功的9个支柱为指标体系评价内容，对我国竞技体育区域发展进行评价研究，拓宽了竞技体育指标体系研究理论，丰富了竞技体育区域发展的实证研究，探索我国国际竞技体育区域协调的发展路径，对我国的奥运备战政策和竞技体育体制的变革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