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江浩

(北京师范大学 体育与运动学院，北京 100875)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先后在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全国教育大会、学校思政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等重要会议中阐释了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价值性与方向性，形成了“三个”牢固树立、“四个”引路人、“四有”好老师、“四个”相统一、“六要”准则的新时代教师观。与此同时，《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0年)》《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等文件的相继出台为新时代师德建设提供了强劲的政策保障与适洽的舆论环境。上述新时代师德建设的论断的形成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背后有着深厚的逻辑思维与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师者，人之模范也”，就体育教师而言，其肩负着传播体育文化、践行学校体育教育的时代使命，体育教师的师德素养直接关系到学生道德素质的发展，关系到素质教育的顺利实施。然而，过往对于体育教师的研究聚焦于体育教师整体的专业素质发展，鲜有对于体育教师师德的具体性探讨[1]。就目前而言，新时代学校体育衍生出的社会化、市场化等特质，致使体育教师师德显露出教师职业倦怠、价值追求偏离、师德制度失范等新样态，体育教师的师德建设成为新时代学校体育的重要议题。有鉴于此，为深入推进新时代体育教师师德高质量发展，本文在洞察体育教师师德样态显现缘由的基础上，在把握教师队伍建设的新思想、新论点的阐释逻辑中，探索完善体育教师师德建设的方法自觉，进而为新时代树立体育教师师德典范，强化体育教师师德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1 新时代体育教师师德建设的逻辑澄明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折射出教师师德建设的必要性。师德代表教师在所从事的职业中理性遵循的行业规范及在教育实践中生发的道德文化[2]，把握体育教师师德建设的重要价值，本研究将需要从历史、时代与实践逻辑之中为体育教师师德建设提供逻辑依循。

1.1 历史逻辑：纠清体育教师泛污名化的历史偏见

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厚植着“文重武轻”“学而优则仕”的思维，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也通常交由文人把控，造成诸多文人墨客通常将“暴力、野蛮、武夫”等术语与体育强行捆绑[3]，“劳心”与“劳力”的二元道德分层模式亦由此形成，进而带有贬低与侮辱性的语言在早期成为固化在体育教师身上的特质表达。与此同时，最初的体育教育归附于军国民教育思想的边界，出于保家卫国的需要，彼时对体育的需求更多定位在培养学生的强健体魄，弱化了体育教育的德育价值。加之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于专职体育师资队伍的缺失，使得批量的“旧军人”成为担任早期体育教师的主力军。史料所载的“无道德的营弃之兵士”成为他者意识对早期体育教师的定位[4]，随之大量藐视体育教师的言论喷涌而出[5]，“大力士”“武夫”“江湖卖技之流”等词汇建构起公众对早期体育教师的结构性偏见[6]。从当下来看，诸如“你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吗”“体育棒子”“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等调侃，更是造成了长期以来对体育教师的鄙夷，体育教师“泛污名化”的历史镜像由此形成。在此背景下，社会公众惯习地认为体育教师游离在“传道授业”的教师阵营之外。尽管当前体育教师队伍的质量与层次已得到相当水平的提高，但社会总是囿于感觉经验事实堆砌的抽象经验论，从情感认知上割裂了体育与德育的天然联结，忽视了体育教师以及体育在砥砺德行、磨炼意志中的效能，形成了德体分家的境况。新时代所提倡的以体育人充分肯定了体育在新时代培塑时代新人、社会主义公民中的重要价值。因而，廓清体育、德育间的本质关联、挖掘体育的德育价值，体育教师担负着重要的时代使命，同时，纠清历史上对体育教师的“泛污名化”现象，对联结体育教师与传道解惑，体育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关联具备重要价值。

1.2 时代逻辑：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关于师德师风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新时代关于师德师风的重要论述是新时代师德建设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师德建设需要在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不断的变革中“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习近平在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在承继和弘扬历代教育家的思想上，在教育领域中创造性地转化、创新性地发展了一套符合当代教师队伍改革的师德理论(见表1)[7]。

表1 习近平新时代关于师德师风的重要论述

在立德树人方面，习近平提出“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8]；在教育、教师、师德之间的逻辑方面，习近平赋予教师“大先生”“筑梦人”“系扣人”“引路人”的荣誉称谓，肯定了教师在传递价值观念，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接班人中的重要地位。就体育教师群体而言，其肩负着培养体育人才、传播体育知识、繁衍体育文化等神圣的使命，支撑着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中体育人才的培养与供给。作为拥有一个庞大数量的群体[9]，体育教师通过学校体育场域影响着青年体育价值观的养成，关系着终身体育理念的传递，连接着“个人-社会-国家”的伦理链条，从而构造着微观个人到宏观国家的伦理一体化。与此同时，从“全民健身”到“健康中国”，“体育大国”到“体育强国”，新时代体育意蕴着新的内涵，凝结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体育教育的现实使命。因而，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构建需要体育教师坚定的支持、始终的维护，有情怀地将师德的立场融入国家的政治需求之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体魄健强者、终身运动者、为国争光者，以优良的师德血脉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实践逻辑：培养青少年新时代体育核心价值观

教育涉及价值观的传递与表达，解决好新时代“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教育诉求，关键靶点和舵手在教师。换言之，体育教师自身的道德操守，决定着体育课程中价值引领的育人实效，是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基础和前提。身为体育教学中的实施主体，体育教师自身的思想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等隐匿品格对学生体育价值观念的认知、健康生活态度的养成、全民身体素质的提升有着潜移默化的感染作用。且较其他学科教师而言，体育教师的受众面更加广泛，涉及全校师生体育教学活动、课外体育活动、校内外竞赛、体质达标测试等任务的开展，广泛的受众群体使得体育教师自身道德观念的影响范围与效力更大。与此同时，相对于“言传”，体育教师“身教”的职业特质更为凸显，这使得体育教师的表演性和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更具优势，体育教师的言行举止、气质修养也更易感染学生。“教育者先受教育”，体育教师的德行硬朗，利于其更加准确把握体育教学工作的复杂性、多样性，对体育教学等方面的工作进行合理规划，精准定位体育课程中的思想政治元素，并紧扣体育教材、体育教学设计、教学场地等要素中的隐性德育资源，有意识地通过体育向青少年传递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实现以体育智、育心、育社的独特功能，让学生如春在花般接受体育课程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的体育真义[10]。除此之外，师德建设亦能时刻督促体育教师对职业高标准度的要求，促使体育教师展现出健康的仪容仪表、强健的阳刚之气、精湛的高超技艺等良好的师德素养，进而使学生既喜欢体育又喜欢体育教师，为新时代输送一批具有良好体育“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

2 新时代体育教师师德建设的现实境遇

体育教师的师德问题既是整个教师群体的一般缩影，又表现着内在的个别特质。整体而言，受制于社会大环境迁移下各种因素的掣肘。体育教师面临的师德之困来自个人、制度、社会三个向度的影响[11]，主要表现为师德追求与师德情怀的道德式微、师德法律与制度建设规范缺位，师德形象与师德保障治理失灵等方面[12]，且陷入各个层面的原因又不尽相同。

2.1 个人困境：从师德追求到师德情怀的道德式微

2.1.1 职业倦怠对体育教师师德追求的消磨

体育教师的职业倦怠是学校体育领域老生常谈的话题，其指向体育教师因工作时间过长、工作量过大、工作强度过高所经历的一种疲惫不堪的状态[13]。通常而言，体育教学本身是融合“知、情、意、信、行”的活动过程，但由于“同工不同酬”“地位边缘化”等因素，部分体育教师原有的职业热情被逐渐打磨，迷离在现实与理想、感性体悟与理性认同的统筹之间[14]。

由“内”来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工作伦理观困扰着体育教师职业理想的实现。体育教师的职业特点决定体力劳动的付出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亦要兼顾课余体育训练、竞赛、课外体育活动等大量学校体育工作。显而易见，体育教师心智、体力的投入需要付出巨大的时间与精力。然而，巨大工作量与体育教师所获得的效益却不相匹配，甚至学校普遍存在同工不同酬。以中小学体育教师为例，其在完成额定教学工作量的同时，另外承担的早操、课间操、课外体育活动、课余训练等大量课外体育工作并未给体育教师带来相应待遇，且就现实情况而言，体育教师“工作量打折”的现象在乡村、镇区、镇乡结合区尤为突出。因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职业认同感与幸福感低下的部分体育教师，把教学仅看成了“第二副业”，“不务正业”的同时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校外体育培训等机构赚取“第二桶金”[15]。从“外”来看，今日教育的发展逐渐剥夺掉了教师的惩戒权、收缩了体育教师的管理权限[16]。与其他教学活动相比，体育教学活动潜在的运动性、对抗性、激烈性等特点，预示着在体育教学过程中本就易诱发安全事故，教育惩戒权的使用则更加提升了体育教学风险的发生概率，“安全第一”的本位观时常牵扯到体育教师的权益与师德问题。此外，体育本身的竞争基因造就了体育教师不轻易认输的性格特点，赋予了体育教师饱满的奋斗热情与干劲，但由于学校体育的“边缘化”、体育教师“被生病”等现象，体育教师的才华往往得不到充分的展现，部分体育教师在权衡之下选择了“放羊式”的躺平教学，体育课被贴上了“温温柔柔”“三无七不”等标签，最终消解了体育教师的职业热情。

2.1.2 价值偏离对体育教师师德情怀的消解

“为师之道，端品为先”，优质的教师素养表现为“圣三一结构”[17]，师德、技能、知识三者之间相辅相成，师德是教师授业、解惑的基础和前提。就目前而言，新时代体育教师的师德水准整体处于攀升状态，但随着市场机制对现代化教育的影响，“唯金牌”“唯论文”“唯学历”等价值导向的根深蒂固，使得部分体育教师陷入主体性迷失的精神漂泊，造成对专业情怀的消解。

在教学方面，“唯技能论”的评价导向几近左右了体育教师长期的教学理念，形成了体育教学“考什么、教什么”的怪圈，部分体育教师被迫过度倾注于运动技能的传授，搁置了体育教育对人格修养与价值观的塑造。尤其，在体育中考、体育高考的驱使下，部分体育教师被迫化身为技能的“搬运工”，其专业的发展被片面定位成运动技能性的学科专长，体育教师的师德全面性得不到有效的关注。此外，运动技能的学习是长期而又复杂的过程，但学校体育领导对体育的矮化导致体育课被挤压的现象屡见不鲜。同时，受到运动训练环境与体系的影响，部分出身专业运动员的体育教师性格坦率、言语直接，面对“缩水体育课”徒增的教学压力，很容易导致体育教师的语言暴力，采用“辱骂”“嘲讽”的形式对学生进行教育[18]，危害学生心理健康的同时也加深了体育教师“暴力”“脾气差”的形象。在科研方面，“唯论文、唯奖项”的考核策略造成批量体育人才能量的“内卷”消耗。在此背景下，部分体育教师为获得生存空间，无法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容易导致论文剽窃、数据杜撰、职称评比造假的乱象，造成急功近利的学术之风[19]，弱化科研的育人功效。除此之外，为占据职称评比中的竞争优势，体育教师开始注重学历层次的提升。然而，在追逐学历层次的同时，却忽视了对体育教师师德、思想素质的考核，比如一些具有国外留学经历的青年体育教师，长期受到国外思潮的浸染，可能导致其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有所欠缺，容易引发师德失范事件。

2.2 制度困境：从师德法律到师德制度的规范缺位

2.2.1 体育教师师德法律的操作执行性有限

师德法律化的本质是以法律的强制性、专业性对教师群体的行为规范进行规约，价值规范进行引领，是外在“他律”的实现形式之一[20]。师德法律化不同于道德的“自律”规范性，通过外生的政策文件对教师行为实践作出底线要求[21]，然而，体育教师师德法律操作的执行空间在目前看来却十分有限。一方面，一项法律规范的形成涉及多方面的因素，立法程序的严格性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师德规范向师德法律的转变中存在理性的局限，很难将全部的道德理想与道德原则纳入其中[22]。以教育惩戒权为例，《教育法》《教师法》仅是简要地介绍了教师在惩戒方面享有的权利与义务，并未明确界定教育惩戒权且未作学科性的区分，与体育教师实施教育惩戒相关的法律条款寥寥可数。《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中亦未能采纳“适当增加运动要求”“做一定数目的仰卧起坐、俯卧撑、跑步等，达到惩戒和锻炼身体相结合的目的”的建议[23]，且外界惯习地将体育教学事故的产生归因为体育教师师德层面，认为体育教师实施“教育暴力”，导致体育教师教学时“畏手畏脚”，加深了公众对体育教师懒散、不负责的误解。

另一方面，法律反映的是特定时期意志的规范体系。在整个社会和教育变革的进程中，法律为保证其适用性，会处在一个不断变更的过程中。透过目前与体育教师师德相关的法律规范看，截至2014年，21世纪以来颁布的与体育教师有关的培养、待遇及组织管理的要求仅有24个，其更新与完善程度相对滞后，并不能够满足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需求[24]。此外，现有的师德法律都是完善的一般性条文，但在学段与学科特殊性上的细化还相对薄弱。以《教育法》《教师法》及教育部印发的《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新时代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为例[25]，尽管对于教师师德的建构已经有了“学段思维”[26]，却忽视了对于师德特殊性的考量，各学段、学科的师德法律显得模糊、抽象、统一。就体育学科而言，除去《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外，其他与体育教师相关的法律法规却难觅踪影，各个学段中体育教师师德的具体化规范亦不明确，进而导致在处理有关体育教师师德的问题时，缺乏学科性的参照体系。

2.2.2 体育教师师德制度的一体化建构失范

制度是发挥治理效应的前提，制度的失范可能关乎师德的失范，体育教师师德制度是师德“他律”的另一表现形式。总体而言，当下制度规范的刚性作用未能完全转换为治理效能，原因在于评价、监督、培训等机制的一体化建构不足。首先，从评价机制看，现有的体育教师师德评价机制在评价标准上难以统一，同其他不同学科使用的是专业性不强的同一个师德考核标准[27]，在对体育教师师德进行评价时缺乏确切的参考依据，只能从普遍性上入手，存在模糊评价的现象。此外，目前体育教师师德评价指标的选取在隐性与显性、主观与客观、定性与定量的协调上亦存在问题，体育教学中的德育元素多为隐性表现形式，同其他学科教师师德的考核指标有所不同，当前过度注重于显性等指标的量化考核并不完全适合于体育教师师德的评判。

其次，从监督机制看，监管力度不到位导致了对师德问题的弱化。监察“放”了、没人“管”了、“服务”自然也就不到位，由于多数体育教师的性格特质表现为高乐群性、高兴奋性，性格更为开放活泼的同时也有着冲动型的人格特征[28]，这在一定程度上自然更需要监督机制对于师德的把控作用。然而，当下师德制度的建设通常是单打独斗的局面，师德整治的介入以政府的单一向度来运行居多，这造成了社会、家长、学生等群体参与意识的弱化，且未构建起奖惩、评议、督促、互助、学习等制度的一体化体系，形成师德制度监管的联动效应。

最后，从培训机制看，部分院校割裂了对体育教师职前、职中、职后的一体化培训，师德培训呈现“双轨”运行。此外，参加培训的体育教师怀有明确的功利目的，其并不关注师德培训的价值意义何在，仅是出于师德达标的需要而作出的无奈之举[29]，这为日后体育教师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失范埋下了隐患。

2.3 社会困境：从师德形象到师德保障的治理失灵

2.3.1 对体育教师师德形象的丑化

师德异变“失德”、师范转为“失范”，新词汇的出现代表着师德的时代性式微，似乎教师与“传道”之间的天然联结已经被打破。网络媒体对师德失范的事件进行监督和披露无可厚非，然而，由于相关职能部门对师德舆情治理的有限性，在利益藩篱下，部分媒体报道的真实性值得商榷，媒体往往利用教师为人师表与恶贯满盈的“反差”噱头来赚取流量[30]。特别是针对体育教师的报道，基于社会对体育教师的刻板印象，媒体往往采用更为夸张的手法制造网络舆情来谋取相关利益，进一步加重了社会群体对体育教师的歧视现象。譬如安徽合肥发生的语文教师高铁“扒门事件”，青岛电视台某位女性主持人公然使用“如果扒车的是体育老师就不违和”的嘲讽话语。又如方舟子炮轰《最强大脑》中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魏坤琳，认为魏坤琳就是体育老师，是伪专家……长期以来对体育教师师德的丑化，一段时间内出现体育教师对职业的自我怀疑，耻于在公众面前表明自己体育教师的身份，造成体育教师身份的“隐匿化”[31-32]，甚至对部分教师而言，学科性的歧视与不公平对待成为其社交活动中的一道心理屏障。心理屏障的负迁移效应则可能影响到体育教师的教学活动，可能为体育教师带来焦虑情绪与压力，进而在教学时对学生心境状态的稳定性造成影响。

2.3.2 对体育教师师德保障的弱化

社会保障是一项外在的权益表现，是个体德性发展的内在支撑力。由此来看，当前对体育教师待遇、地位等保障问题的治理不力是导致其师德失范的原因之一。一是体育教师队伍建设中“去师范化”问题的治理不力[33]。非师范专业生通过跨界选材的形式，插班到体育教师的队伍，造成体育教师的从业人员有着不少的“外来移民”。“多元化”的体育教师群体引起外界“体育教师的门槛没那么高”的呼声。加之非师范生又不具备相关的体育教师师德素养与体育素养的培训，在“非专业化”的体育教师群体在发生体育教师师德失范事件时，很可能加深社会公众之于体育教师的刻板印象；二是对城乡体育教师待遇的公平性治理有待提升。在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城乡体育教师的教育资源、待遇地位处于失衡状态，乡村面临着体育教师“留不住、下不去”的顽疾[34-35]。相对于农村体育而言，城市发展空间的广阔性更加充分，体育设施及教师保障更加充足，反观部分农村地区，最基本的体育教育资源都无法得到有效供给。在此背景下，原本就处于“弱势”群体的体育教师更难“适应”农村体育教学环境，“失衡”心理导致农村体育教师的引流难度徒增，迫于生存压力，部分农村体育教师为了一些工资福利、岗位晋升等物质利益选择跳槽，专业性人才的流失进一步撕开了农村专职体育教师的缺口，由此也加大了体育教师师德建设的难度。

3 新时代体育教师师德建设的方法自觉

赓续体育教师立德树人的教育使命，需要在师德问题的反复变换中，探索解决师德新样态的方案，从学四史、立机制、抓双律、巧宣传四个层面形成由内而外的方法论原则、前瞻性对策，为传承“严于律己、为人师表”“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师德观贡献努力。

3.1 以学史廓谜团，筑牢体育教师师德信念

3.1.1 学史以明德，永葆体育教育初心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教育部印发《关于在教育系统开展师德专题教育的通知》，突出强“四史”教育、学师德楷模、遵师德规范、守师德底线。学师德楷模，就要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视域下，感悟袁敦礼、吴蕴瑞、方万邦等杰出体育教育家的先进品格，自觉加入教育部推行的“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的建设中，形成良好的政治素养、世界观、价值观；守师德底线，就要在同师德风范的对话中，体认先锋体育人物无私付出、为党为国的奉献精神，保持体育教育纯洁性的初心，避免陷入功利主义的旋涡；遵师德规范，就是要秉持实践性这一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品格，从四史中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元素，如从“红色体育文化”到“改革开放与体育强国”再到“使命在肩、奋斗有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学会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国家的利益关系，融贯“服务需求的大局精神、体育为民的健民精神、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兼容并蓄的包容精神和拼搏不止的奋斗精神”于日常的生活中[36-37]，并通过课程教学设计将体育课程思政元素践行至教学中、践履至生活中。

3.1.2 学史以崇德，勇担体育教育使命

“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体育之研究》论及体育之功效系民族盛衰，故毛泽东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习近平新时代体育思想在新时代中不断积淀，亦形成了“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的四位一体的学校体育目标。由此来看，四史教育中有着丰厚的体育师德理想信条，能够为体育教师的政治站位、师德素养提供价值支撑。体育教师作为体育文化的传承者，一是要在学校定期开展的学四史专题活动中，不断汲取各时代体育思想的养分，追溯社会主义体育的精神内涵，在“知史”中不断认同自身的职业价值、升华师德理想，淬炼培育体育人才、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师德情怀；二是体育教师要将四史教育中的理想信念融入教学，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教育的重要论述。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争做教师行业师德“大先生”的指路人、践行者；三是要在四史的浸润下，认识到体育与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的关联性，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导向。感悟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的红色体育精神，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教育事业、体育事业相联结，勇担体育强种、体育兴国的师德使命。

3.2 以机制强保障，完善体育教师师德治理

3.2.1 握好评价体育教师师德的“指挥棒”

评价的基本方向代表了对教师师德发展理路的合理表达与理性规约。首先，思想政治工作是师德建设的第一要务，在评价标准上突出第五轮学科评估中强调的思政考核要点。党政机关对体育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要齐抓共管，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先锋的师德“风向标”作用，提高体育教师的政治意识、政治能力。同时，将体育课程思政的开展作为教科研的测评点之一，先育人、再科研，以科研反哺教学，教学孕育科研，引导体育教师以身立德，实现学术、教学、育人相统一。其次，在评价激励上，以往的师德考核注重于“否定性考核”的集中表达，式微了正面教育的示范效应，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教师对师德追求的积极性。因而，师德评价环境的重塑需要正负向意识的双重融入，可以采用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相结合，负面批评与正面教育相结合的方法。譬如通过寻找“最美体育教师”“最美体育班主任”等主题活动，增强体育教师教学获得感、幸福度，从而激励教师师德自觉性的生成；最后，在评价方法上。在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过程中，评价指标的选取尽量生成可量化与超量化的形式[38]，强化增值性评价，通过建立体育教师师德成长记录表、档案袋等关照教师师德的过程性生发。纳入学校、老师、学生、家长、社会的综合民主评议，引导教师注重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的全面发展。

3.2.2 架好监督体育教师师德的“安全网”

师德建设以“文件落实文件”是当前工作的一大弊病，究其缘由在于监督机制的缺位。第一，监督机制“安全网”的构建需要多方主体的参与，学校、学院有关部门应在党支部领导下带头开展师德培训与考核、师德管理等工作，鼓励社会公众、网络媒体、师生家长共同参与到监督治理之中，转以实现各方形式对师德践行的意愿支持，全方位及时扑灭不良师德的火苗。第二，对于相关法律法规的细化是甄别个体师德专业性问题的重要抓手，譬如《体育教师师德负面清单》《体育教师法》等的陈列可为体育教师师德失范提供具体参照，告别师德规范“一锅煮”的时代。值得注意的是，负面清单囊括的内容要从整体上出发，尽量全面，且要规避语义表达上的模糊不清，防止实施过程中部分教师中“钻制度漏洞”的现象。第三，保持对课堂“主渠道”所传送的师德“主信号”的接收，是教学管理层面的有效监督举措。通过对体育课堂教学效果进行过程性的评估，结合“体育教师师德建设负面清单”以分段、分期的形式收录学生对教师的评价，进而渐次建立体育教师个人信用记录。记录的生成既能为有违师德的典型及时端正其思想、违法者追究其责任，亦能适时发挥“体育教学名师”“师德标兵”的榜样示范效应，进而以“主信号”的反馈提升体育教师课堂中的师德自觉氛围，最终实现“主渠道”与“主信号”的双向互构。第四，通过提高体育教师各学段学历要求，以建立体育教师从业资格审核把关机制[39]。

3.3 以双律抓落实，激发体育教师师德自觉

3.3.1 他律：以外在的形式规范体育教师师德

新社会思潮下所衍生异化的浑浊师德问题，离不开他律的规约。一方面，防止师德坠入功利化的泥淖，需要社会良性思潮的引领。2021年成立的“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已经释放出对应试教育重拳出击的信号，体育教师也要突破应试教育的围城，树立正确的育人观念，注重成人与成才的关系处理。特别是在“体育进高考、中考”的应试焦虑下，更应强调学生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而不是受制于应试教育以技能、分数论英雄。另一方面，以往师德制度的构建总是陷入行为主义教育观的涡旋[40]，忽视了道德自由与权利是教师成为道德主体的基础[41]，身为道德主体的体育教师本质上首先是现实人的存在，存在相关利益的诉求。为此，“软”制度的构建也有其必要性。在城乡发展上，可以在相关政策与规定上对乡村体育教师有所倾斜，缩短城乡体育教师的待遇差，提升乡村体育基本硬件状况，解决好乡村专职体育教师师资缺乏的问题，增加乡村体育教师的职业获得感，建立合理的工资分配制度和晋级增薪机制，为其留下师德的养成空间；在教师惩戒权上，赋予体育教师相应的教师惩戒权，为师德的运用创建空间需要以制度规范的形式运行，以便在体育教师在遭遇教学突发事件、加强教学管理时能够有相应的制度“底气”；从整体看，《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及要“不断提高地位待遇，真正让教师成为让人羡慕的职业”，体育法中也拟新增“保证体育课时不被占用”“在校不少于一小时体育锻炼”等条款，以确保体育教师享有专属的教师权益。长期以来，体育学科的边缘化使体育教师的地位并不受重视，只有转向对体育教师群体整体利益的关注，在制度构建中凸显人本色彩的治理，提高其社会地位与薪酬，才能够为体育教师师德的构建持续注能。

3.3.2 自律：以内在的修养提升体育教师师德

教师教学实践的表现实质是教师个人德性的外化[42]，依靠外在“他律”的途径约束师德行为固然必要，但毕竟依靠不能形同依赖，唤醒每一个体育教师的“良心”，以“自律”育师德才是更为长久之计。首先，体育教师要保持与时俱进的先锋精神。新时代现代化人才的培养，需要体育教师打破传统教学观念与思维的桎梏，更新师德知识的内在结构，掌握现代化教学技术，构建现代化素养的体育教师队伍。譬如在“人工智能+教育”的背景下，体育教师通过提高科技素养，选择可穿戴的智能化设备融入体育课程教学之中，促进教师人格魅力的有效延伸，拉近与学生的距离，实现教学相长[43]。其次，要突出政策的价值引领。师德政策文本是国家道德意志对师德实践形式的具体体现，需要体育教师在研读《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等政策文本中逐层深化细化，从思想上强化对职业规范的认同，将《教师法》《教育法》等文件中有关师德的具体要求熟记于心，从内心生发崇高师德。譬如通过组织专门性的师德宣讲与交流活动，在交流中生发对师德的共鸣。最后，体育教师要在本领的学习中积淀文化底蕴，通过加强对横向学科知识的学习，体育基本理论的溯源，“吐辞为经、举足为法”，以扎实的业务能力实现其师德的印象重构、做学生信任的“四个引路人”，纠正公众对体育教师“课上没字、课下没事”的刻板印象。譬如体育教师以担任班主任职务、重视自身健康形象管理等途径，多源流提升自身修养，强化新时代体育教师核心素养，传递新时代体育教师师德形象。

3.4 以风化巧宣传，美化体育教师师德形象

3.4.1 校风：以高尚的体育教师品行熏陶人

环境是育人的最佳载体，也是师德蔚然成风的重要途径。首先，体育教师要有借助体育环境系统效应的意识，充分认识环境在潜移默化中的育人功能。通过以竞技体育精神鼓舞人、社会体育活动愉悦人、家庭体育作业团结人、体育产业价值激励人、学校体育文化改变人，进而实现国人对体育偏见的转变，最终“迂回”实现对体育教师师德的祛污。其次，体育教师要认识到自身活泼、果敢、健康的特点，定位好体育教师的职业角色优势，发挥好学科德育长处，注重挖掘体育教育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四位一体的德育价值。以健康的形象感染人、建立体育教师自律健康的形象；严谨的学术吸引人、展现体育教师文化素养的深厚；认真的教学教好人、彰显体育教师教书育人的本领；以高尚的师德结构获得师生认同，赢得师生的尊重。树立姿态美、学术精、教学优的体育教师品格。最后，学校要以文化人，以体育人，做到校园体育环境、学校体育活动“软设计、硬出彩”。通过校园体育文化气息浸润师生思想、锻造校园体育风气，以张贴与体育观念、体育文化、体育精神相关的体育海报无形中可为体育教师的言行敲警钟、鸣长笛，时刻提醒体育教师对师德形象的维护，营造学生尊师重教的心理暗示，促成良好师德师风的蔚然成风。

3.4.2 社风：以优秀的体育教师作品感染人

“开展教师宣传国家重大题材作品立项，推出一批让人喜闻乐见、能够产生广泛影响、展现教师时代风貌的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新时代以来，对黄大年、李保国等师德榜样的宣传使大批教师的思想受益，以其原型进行创作的《黄大年》《李保国》《一生只为一事来》等优秀文艺作品更是激励了全国广大教师掀起争做“四有”好老师的风潮。为此，一要引导广大体育教师观看相关优秀作品，在体育文艺作品中引导广大体育教师涤荡思想、扎根实践、投入实践，涵养崇高师德，争做“品格”“品行”“品味”的师德“大先生”，进而为体育教师类文学创作提供素材，积累资源。如《我是体育教师》、微纪录片《体育教师的2020》等优秀题材在教育界和文艺界赢得了双重口碑，塑造了新时代体育教师的高尚形象。二是政府、社会对媒体作出规范指导，解决“流量思维”下个别媒体对体育教师污名化的问题，宣传中国体育史上著名体育教育家的优秀事迹，以先锋体育人物为原型，积极创作展现体育教师师德的各类优质作品，如中国体育科教事业的领航人袁敦礼先生、中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马约翰先生；加强对先进一线体育教师事迹的搜集、整理，对传统体育文化中“武德”等的诠释；以图书、报纸、短视频、微博等载体进行推广、宣传，创作一批读者愿意读、观众肯欣赏的有关体育教师的文艺影视作品，重塑体育教师师德形象，在全社会形成尊师重教的浓厚风气。

4 结语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中华师德文化源远流长，相续前后。“有好德行的教师，才有好的教育”，体育教师担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使命。特别在新时代教育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语境下，师德建设已经成为当前体育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议题，伴随着教师研究的深入和发展，需要从国家战略角度积极审视体育教师师德建设对于教师、学生、社会和国家的意义，时刻关注师德问题在体育教育领域的新发展，不断调适体育教师角色的转换。总体而言，推动新时代体育教师师德建设，需要构建国家、社会、教师个体的自上而下的联动机制，形成一套富有温度、深度、广度的方法自觉，引领体育教师明确师德认知、激发师德情感、磨炼师德意志、注重师德践行，选树一批又一批的“育人工匠、大国良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