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刚，滕 旋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在中华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几次大的文化融合，如魏晋、元朝以及清朝时期。这几次文化融合，使得中华民族的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然而，我们很少关注的是，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文化大融合的特殊时期。解放战争后期，获得解放的北部地区的革命队伍，乘胜南下解放东南和西南等地的国统区，并逐步接管诸多大都市，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远离北方故土而定居于南方都市，进而构成了中国革命史上独特的战士南下现象。这批南下战士在新的文化环境中，其思想与情感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此便演绎出了文化的贯通与对抗、融合与抵牾的历史轨迹。然而，这一重要的南下现象长期以来并没有在革命叙事中得到应有的关注。直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人们观念的解放，这种现象在一些影视作品中才开始有所呈现，如电影《风雨下钟山》(1982年)和《阙里人家》(1992年)。步入21世纪以来，一批电视剧开始涉猎这一题材，并出现了《沂蒙》(2009年)和《南下》(2010年)等作品。那么，这些影视作品对战士南下现象是怎样呈现的呢？这些作品又是怎样表现南下战士由传统意识向现代意识的艰难蜕变的？我们应该怎样客观公正地评价这些影视作品？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探讨。

一、文化观念的裂变与情爱意识的苏醒

解放战争后期，南下战士多出自华北地区，特别是山东地区。这批南下战士定居南方之后，在承载革命使命的同时，他们的个人命运和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关于战士南下这一现象，在历史研究领域已有所触及。如有学者认为：“在中国革命史上，‘干部南下’是一次重要的战略行动，由此也产生了一个特殊的历史革命群体——南下干部。”(1)周聪聪：《干部南下：千里“大输血”》，《党员文摘》2019年第7期。城市管理者这一群体接管南方大城市后，其自身地位较之以前农民群体有了明显的提升，多数人由普普通通的农民变成了不同等级的领导者，被分配到各个部门担任重要职务。这样一来，他们会有意识地摒弃农村的生活习惯并主动向大城市的生活状态靠拢，其中最为常见的便是对原生态家庭文化习惯的扬弃而在大城市找寻新的生活方式。

这批南下战士大多出身于北方农村，在跟随解放大军来到大城市后，其固有的小农思想开始逐渐消解。在耳濡目染中，他们接触到都市所特有的现代文化，这种文化的对话与交融使其内在的情爱意识开始发生了鲜明的变化。受现代都市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受到现代都市男女自由恋爱观念的影响，这批南下战士内心深处被遮蔽乃至被窒息了的情爱开始得以萌发。在回眸自我生活的文化背景时，便切身地感受到中国农村传统的婚姻的无奈，在中国传统婚姻中，男女没有感情基础，甚至在走进洞房之前连对方长得怎样都一无所知，因此，他们一旦走进现代都市，耳闻目睹于现代都市中的自由婚恋，自然心生向往之情。这种内在的情感向往在随着革命工作的需要而开始接触到现代女性之后，便最终完成了真正的蜕变。他们由此陷入爱河而不能自拔，其结果便是在其确立现代情爱意识之后毅然决然地走进了现代婚姻的殿堂，进而实现了自我与传统落后的文化的决裂。

南下题材的影视作品开始聚焦于情爱意识的觉醒，呈现出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电影《风雨下钟山》《阙里人家》可谓是较早地为观众勾勒战士南下图景的影视作品。这两部电影尽管也触及了情爱意识的觉醒所带来的矛盾，但总体来看，其所表现的主题并非在此，而是重在表现革命的宏大主题。如《风雨下钟山》重点展现了百万雄师过大江之后解放南京的宏大场面，至于革命军人的个人情感则仅仅是这一宏大主题的点缀品；《阙里人家》相对于前者有了很大的改进，其聚焦的场景更多的是南下战士个人情感的波澜，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导演把南下战士的情感波澜置于“阙里”这一中国最具典型的乡土社会中展开，从而使情爱意识的觉醒与儒家文化的传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昭示个人情爱意识觉醒的艰难，彰显了自我与既有文化决裂带来的历史阵痛。

新世纪以来，南下题材并没有在电影作品中得到有效的呈现，相反，在电视连续剧中则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沂蒙》《南下》等电视剧。这些电视连续剧为观众较为真实地还原了那段难忘的历史，尤其是还原了在时代大潮裹挟下的个人感情的嬗变历程，成为深刻诠释时代演进与个人情感复杂关系的影视作品。《沂蒙》作为一部电视连续剧，其重点在于展现沂蒙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解放后之后的历史变迁，所涉及的南下战士的情感纠葛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历史片段。严格说来，这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南下题材的电视剧，但就其所涉猎的历史片段来看，其对南下战士的情感纠葛的把握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可谓这一时期关于南下的题材的电视剧中的佼佼者。电视剧《沂蒙》关于南下的题材主要集中在最后几集。南下战士李继成在自我的情爱意识觉醒之后组建了新的家庭，但这样的情爱意识觉醒，又伴随着“新我”与“旧我”在文化决裂的历史过程中的阵痛，尽管这种觉醒还不一定称得上是真正意义的现代情爱意识觉醒。

电视剧《南下》主要以一群南下战士为叙述对象，讲述他们南下接管上海时面对的问题，以及为建设革命所做出的努力和牺牲，其中也穿插着一些个人的情感问题如恋爱、婚姻等。该剧涉及的范围小到南下对个人、家庭产生的影响，大到战士们接管上海所做的一系列工作如管理制度、经济改革、市场监管等，均做了较为详细、全面的介绍。《南下》中陈家善、唐志先等长时间生活在北方的战士在接触了南方现代化的文明思想后，其内心情感意识逐渐醒悟，并试图大胆遵从内心向往的情感。陈家善面对家庭的反对，依然铁定心思要追随部队南下执行任务。陈家善南下后逐渐习惯了大城市的生活，并开始接触到在都市中成长起来的女性孙凤儿。很快，两人步入婚姻并组建了新的家庭。需要指明的是，陈家善在都市建立现代家庭之前，曾有过包办婚姻，但是，这种包办婚姻因为没有情感基础，最终是以破裂为结局。而从历史遗留方面看，农村地区多是包办式的婚姻，一对新人在没有任何感情基础下可以结婚生子，并共同生活多年。陈家善的情况便是如此。他从来没有用“妻子”称呼过她，而是叫了多年的“大姐”，只因她比他大几岁，并从小把他照顾大，替他照顾父母、孩子。所以，陈家善始终把她看作是自己的姐姐。这种历史现象加速了战士情爱意识的觉醒，促使他们尽快改变这一现状，从而演化出另一种情感问题，即对原生态家庭的割裂。

南北方文化融合的艰难更多的是通过南下战士个人情感的纠葛和理性认知的矛盾表现出来的。我们对于这种特定环境下的婚姻状态应当一分为二地客观看待，既要看到其中对传统道德的背叛，又要看到男性所获得地自我进步是以传统女性的痛楚为前提的。南下战士在迎娶现代女性之后，随之而来的并不是个人情感的高歌猛进，也不是人生道路上的一帆风顺，而是他们的情感陷入到了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之中。南下战士在迎娶现代女性之后，随之而来的并不都是琴瑟和鸣。相反，文化的差异乃至鸿沟表现得分外明显，以至于家庭中生活习惯、情感方式乃至理性认知都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有些男性甚至还陷入“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尴尬窘境。如《沂蒙》中的李继成便陷入了这种无限的悔恨之中而不能自拔。“李继成在进城抛弃了糟糠之妻后，迎娶了城里的女性，结果是俩人无法成为‘患难夫妻’，而在李继成陷入人生的困境时，真正能够抛弃前嫌、迎纳他的还是糟糠之妻。对此，正如李继成在悔恨中所倾诉的那样：‘进了城才知道故乡亲，有了新人才知道故人好’，于宝珍也在激愤中说：‘外头的女人中看不中用’(第42集)。”(2)李宗刚、郭洪云：《对民间诉求的内在规律性诠释——评电视剧〈沂蒙〉》，《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在历史大变动的特殊时期，人从既有的社会关系中获得了挣脱的机缘，个人犹如一枚落叶漂流于时代的河流上，并由此开启了新的人生蜕变历程，其中的情爱意识的觉醒便是应有之义。而个人情爱意识的觉醒相对于某些人来说，这种迟到的觉醒又意味着自我历史蜕变的艰涩。然而，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任何的历史进步往往是伴随着历史的阵痛而实现的。

二、人生场域的变迁与文化融汇的艰难

南下战士从北方到南方这一地理空间上的移位，并不仅仅是其人生生存物理空间的变化，而且还是其社会身份从农民(或者知识分子)到革命者再到社会管理者的转变。在这种人生空间的变更和社会身份的蜕变背后，隐含的是其人生和命运被社会重新规定的潜在意蕴。这种人生场域的变化使得南下战士有机会接触到现代文化，并进一步实现以地区为单位的南北方文化的交融互动，尽管这种融汇的过程较为艰难。

中华文化尽管从总体上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但就其内部而言依然具有某种差异性，这便表现为特定的地域具有特定的文化，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从中华文化的南北地域来看，南方文化可以分为江浙文化、吴越文化、闽台文化等，北方文化可以分为齐鲁文化、燕赵文化、东北文化等。从南下战士原生态文化来看，他们大都浸染并亲炙于齐鲁文化，深受儒家文化的内在规范制约。当这批南下战士到达南方后，他们大都进入到江浙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南方都市，至于这些南方都市除了其传统赋予的地域文化外，还汲取由西方现代文化而催生的现代都市文化。因此，当南下战士背负着自我既有文化的包袱进入都市后，由此而来的文化冲突便无法避免。《南下》中，陈家善与孙凤儿组成新家庭后，经常因为一些琐事而争吵不断，如孙凤儿抱怨从未在家善口中听到“我爱你”之类的话，而他却认为这种话存在心里比较好。诸如此类的小矛盾在这个不同文化交汇的家庭中常有发生，见证着文化的差异性以及不同文化共存的艰难。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这批南下战士的人生场域开始出现转换，即从业已解放的北方逐渐进入亟待解放的南方，由此促成了他们所承载的红色革命文化的南迁。北方尤其是山东的沂蒙地区，是红色革命思想较为集中的阵地，从这里走出的革命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弘扬着革命精神，他们在南方再次汇聚成一条红线，并将红色革命精神传递给每个人。《南下》中便有这样一条红色主线，电视剧一开始就出现了极具代表的《沂蒙山小调》，一群妇女热情地唱着小调，鼓励战士们跟随大部队南下去解放全中国、传播革命精神，为整个电视剧奠定了红色精神这一主基调。这首歌曲在电视剧后半部分再次出现，说明通过姜天美所传达出的北方革命精神在南方传播初期，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姜天美所要教导的是一群青楼女子，这一群体开始是极为抗拒的。在姜天美的耐心教育下，她们的思想便开始渐渐转变。这体现了文化传播的动态过程：先是由革命老区的战士将沂蒙红色精神传递给上海人，人们经过长久的自我学习和深刻感受后逐渐融入血肉，在主动接纳后又无意识地反馈出来。这种双向互动的过程传达出的革命思想往往最真切最感人，正如歌中唱到的那样：“咱们的共产党哎，领导好；沂蒙山的人民哎，喜洋洋。”“这些以北方人为主的南下战士群体进入新区参加接管与建政工作，不仅保证了新旧政权的平稳过渡，而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扎根当地，推动了南北融合和文化交流，为该地区的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3)何志明：《南下干部研究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6期。所以，与其说南下是解放进程的推进，倒不如说是革命精神的传递，因此，将红色革命精神传播到全国是北方文化对南方文化影响的最为深刻的诠释。

人生场域的转换促使南下战士开始接触除本土文化之外的现代文化。南下战士的工作面临着从传统农耕文化中的世族制度向具有现代化特征的单位管理制度转变，这一转换意味着南下战士们要面对现代化转型中的艰难问题，需要时刻保持谨慎和积极学习的态度，不再以过去粗犷式的态度对待生产劳作，而应该用文化来武装自己的头脑，用城市化管理方式来对待新工作。如《南下》中剧情发展到对工厂单位进行公私合营时，王三成用农村土地改革的思维方式来给城市的工厂评估资产，引发众人愤怒和上级领导的批评。类似的情况还体现在组织部长陈家善身上，虽然他能够在齐鲁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山东熟练地处理组织事务，但在接管城市时却遇到棘手问题。这说明，农村的那套思维方式无法适用于现代化都市情况，南下战士从北方粗放式的管理方式转化到南方精细化的管理策略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期。

从传统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农村进入到现代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单位，对个体完成自我的文化蜕变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从传统文化到现代文化的场域变化，意味着塑造个体精神特质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个体从家族式的群体中脱离出来变成了具有独立性的主体存在，并由此完成了个体从传统的“自然人”到现代的“社会人”的转变。在新的工作单位中，南下战士尽管依然受到制度的规范和约束，但这已经迥异于传统文化的“乡规民约”等制约方式。如《南下》中唐志先、陈家善、孟思远等人在北方农村时并没有严格的单位制度，在进入南方都市后经过长时间的磨合，形成了以唐志先书记为主，陈家善、孟思远、王三成等为辅的管理梯队，并且形成了职责分明、层级清晰的组织体系。

南北方地区的文化交汇还体现在家庭环境方面。南下使得他们与家庭的空间距离越来越远，加之南方女性的温婉、知性，这一群体试图从原生家庭中分离出来，尝试全新的婚姻状态。以耕种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北方地区所孕育出的家庭风格通常是质朴、简易的；以商业运作为主的南方家庭气质多为精致、典雅的。两种不同的家庭文化特征交织在一起，往往是现代化气息浓厚的南方家庭深刻影响着北方的传统家庭。南下战士到了南方之后多肩负要职，并被分配到有关地区部门担任领导，如王三成任县委书记、孟思远当武装干事，这意味着他们要接触并适应城市人的生活。这一群体在初期仍保持着粗放式的生活状态，对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要求较低。这是因为北方人受其居住环境和生产方式影响，长期在田地劳作，普通低矮的平房和崎岖坑洼的道路无法将他们与黄土完全隔绝，所以在基本生活方面较为朴素。这种环境令他们的生活习性较为豪放，不拘于小节，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更倾向于实用性，满足基本需求便可。就像《南下》剧中的王三成，吃饭时不拘束，边说话边嚼饭，举止大大咧咧；穿戴军装时仍旧习惯于将袖子挽起来，领口纽扣也没有规范地系起来。但是在接触了城市文化或者说在组建新家庭后，南下战士们的生活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南方文化的影响。陈家善与孙凤儿结婚时，起初想要穿普通款式的青色上衣，在经过众人的劝说后穿上了时髦西装，领口打着蝴蝶结，发型也是当时流行的款式。南方的大城市相较于农耕文化显著的北方来说较早步入现代化社会，城市里的人们在思想和行为等方面也都具有现代化标识，如女性因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更注重自我精神气质的修养，穿戴较为时髦，谈吐大方得体。如《南下》中孙凤儿、司徒梅等上海女性，举手投足间流露出优雅的气质。而从北方农村来的姜天美，则与她们形成鲜明对比：衣着朴素，面容清淡，不佩戴饰品，说话声音较大且不够斯文。

南下战士除了在单位接受了现代管理体系的规训之外，还在家庭中完成了精神的蜕变。南下战士在组织了新的家庭之后得到了来自现代都市女性的情感滋润与文化滋养，对他们塑造新的自我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有人能够跳出既有的社会文化框架进而去寻求自我新生的突破口，而部队南下恰恰成为促成这一突破口成熟的时期。大部队的南下虽然使一部分人背离了自己的家乡，但是对这部分人整体而言却是一次思想文化的洗礼和质变。就像《南下》剧中的孟思远忍痛告别母亲，《沂蒙》中李继成与新婚妻子的分离、与年迈父母的告别等，他们到南方大城市去接触现代文化，学习先进的管理知识，从而提高自我的认识水平。从农村出来的管理者们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这个身份并不是通过自身内在的修养得来的，而是时代给予他们的。所以，当有了这个历史性转机的时候，这一群体希望能够把握住机遇并主动寻求新文化以改变自我的现状，从本质上寻求身份的认同。

当然，南下战士在新的家庭中获得了精神蜕变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遗留下既有文化无法涂抹掉的痕迹，由此又使其精神向度呈现出复杂性和矛盾性。

三、历史的艰难蜕变与自我的艰难新生

南下题材的影视作品应该拓展其表现的空间，既要注重展现主流意识形态，又要注重表现历史大变动下个体命运的沉浮，由此使得时代主潮与个人命运有机衔接。南下题材的影视作品主要以表现革命进程为主，这本身并没有可质疑的地方。毕竟，大军南下本身就是中国革命这一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但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而且改变了个人命运，使得革命的历史进程与个人命运在交相呼应中得到了最大化的呈现。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过去的影视作品中，南下题材的影视作品在表现革命的宏大主题时做得很充分，而在表现被时代潮流裹挟下的个体命运时则显得单薄。毕竟，在人的诸多社会关系中，个人不仅与革命具有内在的联系，而且与社会中的不同身份的人也有着内在的关系。其中，个人的情感世界的变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家庭变化便是最为显著的变化。因此，我们在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不能遮蔽了历史主潮裹挟下的个人情感及其命运沉浮。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我的新生往往意味着对既有自我的否定和超越，意味着对既有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场域的别离。实际上，南下战士大部分是男性，女性相对处于缺席的位置，这种历史进程的不平衡性造成了一代人无法弥补的遗憾——如果男女能够在时代许可的情况下，共同走出既有生活的轨道，其情形也许会好得多。如《阙里人家》强化了主人公孔令谭的革命理想，但是消解了主人公给家庭、妻子带来的情感伤害。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为了影片整体基调的构建而遮蔽了能够引起观众共鸣和对人性多面追问的情节，仅用文字性的表述一笔带过，导致作品出现了不够立体客观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在南下题材的影视作品创作中仍没有得到较好的改进。《南下》详细地表现了从最初开始响应组织号召建设全中国，集合部队迁移到南方，再到接管上海后进行的一系列社会改革的事件。剧中的多数男性都被塑造成积极奋进的革命者形象，只不过每个人在参与革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不一样。在这一群体的塑造中，传统文化中已经不合时宜的糟粕都可以被革命文化所扬弃。值得注意的是，这部电视剧相较早期电视剧来说则有了鲜明的进步，它既展示了女性群体的存在，也传达了她们细腻的情感，然而这种情感变化也是与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创作者对剧中积极参与革命的女性，如《南下》中从山东农村来到大城市的姜天美等，用了大量的画面去刻画，以彰显她们将革命任务放在首要位置的奉献精神。但是对于那些愿意守护家庭完整性、默默无闻辛苦劳作的女性，创作者却有意识地遮蔽，对她们的辛苦付出没能给以应有的呈现。其强调的是不主动支持丈夫建设革命就会面临家庭关系的僵化和婚姻状态的破裂，甚至无法融入到革命者群体中而逐渐被社会抛弃、被边缘化的结局。

从历史进化的链条来看，处于新旧时代更替的特殊历史时期，不管男性还是女性，他们注定要付出代价。过渡时代的女性承受着情感上的阵痛，成为这一历史进程的牺牲者。农村的妻子操持着整个家庭的正常运作，甘愿日复一日地奉献着自己，苦苦等待着丈夫的归来。《沂蒙》中心甜就是这样一位女性，她一边在家里辛苦劳作，积极支持革命工作，一边深深地思念在外打仗的丈夫，等待他的胜利归来。但是当革命成功之际，她等来的却是一张离婚书，这对于农村女性而言，无异于宣判了自己在情感世界中被遗弃。一旦被男方提出解除婚约，她们自行建立的这个伦理制度即刻被瓦解，因为她们会被看作是一个“不合格”的妻子，一个违背了“夫为妻纲”这一伦理的叛逆者，再无颜面对自己的亲生父母，只能恳求公婆收留自己以苟且生活。心甜得知自己被休后，便痛哭几天，并苦苦央求婆婆不要把自己赶走。此时女性的身份性质与之前大相径庭，由被伦理道德所认可的儿媳变为被传统观念所遗弃的妇女，这一地位的转变已然注定她们的后半生再也无法回到正常轨道，由此给她们造成的情感创伤是终生无法愈合的。尤其值得人们悲悯的是，这批女性因为时代的局限，最终也没有走出自我设定的情感疆域，从而成为历史进化过程中的牺牲者。

由此来说，中国革命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命运，而且还深刻地改变了个人的命运，促成了中国文化的大融合和大发展，中国解放战争历史上的战士南下便促成了中国文化的大融合和大发展。从这样的维度审视南下题材的影视作品，我们便会发现，南下题材的影视作品在较好地反映了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下，历史在艰难中如何完成了蜕变、个人命运如何在沉浮中完成了裂变、南北文化又是如何开始了融合与整合，由此使得这一现象不再仅仅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特有现象，而且还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特有现象，自有其独到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