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亚铮

(山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030000)

众所周知，唐以前学术对文学的影响很大，所以新时期以来涌现了诸多从学术角度研究文学的著作和论文，比如论及汉代文学，学界多关注经学对文学的影响，论及魏晋文学，学界多注意玄学对文学的影响。而实际上从东汉以后，各种学术皆有长足的发展，以魏晋为例，除玄学外，经学、史学、子学皆有新的发展，记录汉魏时期书籍和学术发展情况的《中经新簿》首次将史部列为一部，足见史学在此时期发展迅速。史学的发展对其他学术门类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对文学的影响就不容忽视。以阮籍为例，此前学界多注意到其受玄学影响的一面，却忽视了史学对他的影响，而《晋书》明确记载阮籍曾参与《魏书》的编纂，且据笔者考察，阮籍的史学素养颇深，更重要的是史学对其诗歌创作影响很大，而此前学界对于此点尚未给予充分关注。本文即从史学角度切入，探讨阮籍史学素养的形成、修史经历以及史学对其创作和诗风的影响，不足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一、阮籍史学素养的形成及其修史经历

自光武帝定都洛阳，洛阳及其周围地区就迅速崛起，就文化的发展来看，据卢云统计：“在东汉时代，齐鲁梁宋一带的文化优势已经丧失，不再可能成为文化重心之地了。与其同时，南阳、汝南、颍川、陈留、河南等地文化迅速发展，就所产生的士人而论，无论是《后汉书》列传士人还是见于记载的所有士人，以上五郡分别占据全国的第一、第三、第四、第五、第七位……这一地区从事教授者最盛，从数量上看，汝南、南阳、颍川、陈留分别占据全国的前四位……再以所出的博士数量论，也是陈留、颍川、汝南、南阳在全国最高。”(1)卢云：《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由此可见，到东汉时期，洛阳周围的颍川、陈留等地已经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这其中陈留地区特别引人注意，从上述所引卢云的统计来看，东汉时陈留地区从事教授的人数已名列全国第四，而博士的数量更是位居全国第一，可见东汉时期陈留学术的发达。

东汉陈留地区学术繁荣，其中史学尤为发达，此点从陈留学者多有出任史职的经历即可看出。东汉时期东观是宫廷的藏书中心和学术中心，任职者谓之东观著作，除了校书之外，“东观著作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修史，特别是本朝的历史”(2)跃进：《东观著作的学术活动及其文学影响研究》，《文学遗产》2004年第1期。。仅东汉中晚期陈留地区就有多位学者入职东观。据刘知几的《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载：“至元嘉元年(151年)，复令太中大夫边韶、大军营司马崔寔、议郎朱穆、曹寿杂作《孝穆、崇二皇后》及《顺烈皇后传》，又增《外戚传》入安思等后，《儒林传》入崔篆诸人……号曰《汉纪》。”(3)刘知己著，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17页。而据学者研究，在桓帝时期东观著作“以边韶和崔寔为首”(4)李建华：《东汉洛阳兰台、东观文人群体及其创作考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5年第1期。，足见边韶在此时期东观修史一事中所起的作用，而边韶是陈留浚仪人，史载：“边韶字孝先，陈留浚仪人也。以文章知名……桓帝时，为临颍侯相，征拜太中大夫，著作东观。”(5)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624页。边韶之后，陈留还产生了著名史学家蔡邕。建宁三年(170年)，蔡邕“出补河平长。召拜郎中，校书东观”(6)范晔：《后汉书》，第1990页。。蔡邕在东观前后九年，这期间其主要工作是“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7)范晔：《后汉书》，第2003页。，此即著名的《东观汉记》。需要指出的是：“在这项史学工程中，蔡邕不是以一般的执笔者侧身其役，而是充当了这项工程的主要构筑者。”(8)吴树平：《秦汉文献研究》，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172页。可见蔡邕是本次修史活动的主导。东汉中晚期陈留士人边韶、蔡邕先后主持国史的修撰工作，说明陈留地区的史学氛围很浓厚，这对于阮籍走上修史之路起到了引导作用。尤其是蔡邕还是阮籍的父亲阮瑀之师，如此蔡邕间接影响阮籍的学术偏好亦有可能。

浓厚的史学氛围影响了陈留地区士人的学术偏好，使得该地的史学发展迅速，粗略统计仅东汉一朝陈留就产生了边韶、蔡质、蔡邕、苏林等众多史家，而陈留也逐渐形成了尚史的学术传统。建安十五年(210年)阮籍出生于陈留，距史学大家蔡邕去世(192年)仅18年，而知名史学家苏林尚在人世。生于学术氛围浓厚的陈留，阮籍在青年时期就对读书颇感兴趣，史称阮籍“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9)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59页。。如前所述陈留的史学氛围浓厚，由此推测，阮籍的读书大抵以经、史为主。除了日常读书外，阮籍还喜欢游览古迹，史载阮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10)房玄龄等：《晋书》，第1361页。陈留地区尚史的学术风气，加上阮籍自身的“博览群籍”(11)房玄龄等：《晋书》，第1359页。使他在史学上有较深的积累，奠定了他此后参与编修史书的基础。

阮籍的修史活动首见于《晋书》，《晋书·王沈传》载：“正元中，(王沈)迁散骑常侍、侍中，典著作。与荀顗、阮籍共撰《魏书》，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12)房玄龄等：《晋书》，第1143页。此外，刘知己的《史通》“古今正史”条也记载了此事：“《魏史》，黄初、太和中始命尚书卫顗、缪袭草创纪传，累载不成。又命侍中韦诞、应璩，秘书监王沈，大将军从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长史孙该，司隶校尉傅玄等，复共撰定。其后王沈独就其业，勒成《魏书》四十四卷。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13)刘知己著，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第321页。以上是关于阮籍撰修《魏书》的记载，下面就此一问题展开分析。

首先，需要确定阮籍参与撰修《魏史》的时间和职务。

据《晋书》记载，此次修史是在“正元中”；正元是高贵乡公曹髦的第一个年号，起于公元254年十月，止于公元256年五月，共计三年，所谓“正元中”应在公元255年。刘知己云：“其后王沈独就其业，勒成《魏书》四十四卷。”(14)刘知己著,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第321页。据此可知后来阮籍退出了《魏书》的编纂工作。关于阮籍退出编纂《魏书》的时间，据《晋书·何曾传》载：“时步兵校尉阮籍负才放诞，居丧无礼。曾面质籍于文帝座……正元年中为镇北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假节。”(15)房玄龄等：《晋书》，第995-996页。刘汝霖据此考证：“可知籍之为步兵校尉、居母丧必在何曾外出之前。至是年(256年)六月，始改正元三年为甘露元年，则籍之为步兵校尉，必在此年六月之前。”(16)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42页。根据刘汝霖的推断，阮籍修史的起止时间大约是从正元二年(255年)春起到甘露元年(256年)六月止，因为甘露元年后，阮籍已经转任步兵校尉，其修史工作也随之结束。另外，据上引刘知己的记载，阮籍修史是在大将军从事中郎任上，此处需要辨析大将军指代何人。《晋书·阮籍传》载：“宣帝为太傅，命籍为从事中郎。及帝崩，复为景帝大司马从事中郎。高贵乡公即位，封关内侯，徙散骑常侍……及文帝辅政……帝引为大将军从事中郎。”(17)房玄龄等：《晋书》，第1360页。阮籍修史的时间是正元二年春，而正元二年闰正月，司马师卒，其弟司马昭继任大将军辅政，所以此处的大将军应指司马昭。

其次，阮籍编修《魏书》时的政治背景。

从魏明帝太和三年(229年)至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年)，《魏书》的编纂从未间断，可见曹魏统治者对修史的重视。统治者如此重视，身为参与者的阮籍本应与有荣焉，然而阮籍却在参与修史一年多后就退出了此项工作，其中缘由值得琢磨。由上述所引材料可知阮籍参与修史的时间是正元二年(255年)，而此前的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氏已经通过“高平陵事件”夺取朝政大权。在阮籍修史的前一年即嘉平六年(254年)九月，司马师、司马昭兄弟废黜曹芳，同年十月，迎立年仅14岁的高贵乡公曹髦，改年号正元。曹髦即位时才14岁，无法处理朝政，所以朝政大权落入司马氏手中。阮籍退出修史活动的第四年即甘露五年(260年)，高贵乡公曹髦被杀，年仅20岁，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引《汉晋春秋》云：“帝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沈、业奔走告文王，文王为之备。帝遂帅僮仆数百，鼓噪而出……中护军贾充又逆帝战于南阙下，帝自用剑。众欲退，太子舍人成济问充曰：‘事急矣。当云何？’充曰：‘畜养汝等，正谓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济即前刺帝，刃出于背。文王闻，大惊，自投于地曰：‘天下其谓我何！’”(18)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4页。齐王曹芳被废，高贵乡公曹髦被杀，曹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的争夺已势成水火，且在几次争夺中司马氏取得了绝对胜利，曹魏政权黯然落幕，这就是此次修史活动前后的政治背景，也是阮籍退出修史活动的主要原因。

最后，关于《魏书》的“多为时讳”的问题。

《魏书》的“多为时讳”一向为当时及后世所诟病，值得注意的是此点亦是阮籍退出修史工作的原因。比如关于齐王曹芳被废之事，《三国志·齐王纪》注引《魏略》曰：“景王将废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与帝对坐。芝谓帝曰：‘大将军欲废陛下，立彭城王据。’帝乃起去。太后不悦。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将军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备非常，但当顺旨，将复何言！’太后曰：‘我欲见大将军，口有所说。’芝曰：‘何可见邪？但当速取玺绶。’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玺绶著坐侧。”(19)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第130页。从上述《魏略》的记载来看，齐王曹芳被废皆出自司马师之谋，太后曾为保全曹芳而力争，只不过迫于司马师的威逼，最后才下诏废黜齐王曹芳的。不仅如此，《魏略》还记载了司马师遣郭芝入宫，逼迫太后的具体过程。但王沈的《魏书》记载：“是日，景王承皇太后令，诏公卿中朝大臣会议，群臣失色。景王流涕曰：‘皇太后令如是，诸君其若王室何！’”(20)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第129页。似乎齐王被废完全是太后的主意，这显然是在为司马氏讳。因为王沈《魏书》多用曲笔“多为时讳”，(21)刘知己著，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第321页。正如刘知己所云：“若王沈、孙盛之伍，伯起、德棻之流，论王业则党悖逆而诬忠义，叙国家则抑正顺而褒簒夺，述风俗则矜夷狄而陋华夏。”(22)刘知己著，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第213页。而阮籍家族深受曹魏恩泽，其父阮瑀是曹操故吏，阮瑀去世后，曹丕等人对阮籍母子多有照拂，所以阮籍的内心对曹魏集团还心存旧恩，但司马氏篡权已成定局，阮籍即使内心忧愤，也无可奈何，所以只能在曹魏和司马氏斗争的夹缝中求生存。

阮籍不仅亲自参与过史书的编纂，史学还影响了阮籍的处世方式。

作为当时的名士，阮籍是曹爽集团和司马氏集团都想拉拢的对象；尽管阮籍深受曹魏集团的恩泽，但眼见司马氏夺权已是大势所趋，他只得拒绝曹爽的征辟，转投到司马氏的麾下。史载：“及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岁余而爽诛，时人服其远识。宣帝为太傅，命籍为从事中郎。”(23)房玄龄等:《晋书》，第1360页。此则材料表明了阮籍在曹魏末年的政治抉择，不久曹爽集团覆亡，时人谓阮籍有“远识”，他的“远识”正是其史学眼光的体现。青年时期的阮籍本有大志，但随着政治形势的逆转，名士凋零，他遂酣饮为常。作为熟读史书的士人，阮籍在生活上虽放达，但涉及政治时其又表现出了史家的谨慎，史载：“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24)房玄龄等:《晋书》，第1360页。连后世的史家也称许阮籍的谨慎：“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25)房玄龄等:《晋书》，第1361页。足见史学对于阮籍处世方式的影响。

二、史学的注入使得阮籍的诗歌充满了无常之感和史鉴意识

史书本是用来记录历史和评价历史人物的，但由于“正元中的修《魏书》是官方派定的，代表了司马氏的意志”(26)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页。，阮籍在此次修史中并不能随意臧否人物，至于阮籍的“臧否之情”，近人黄节云：“《晋书》本传云：‘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又云：‘籍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斯则《咏怀》之作所由来也。而臧否之情托之于诗……”(27)阮籍著，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09页。黄节认为阮籍将“臧否之情托之于诗”，意即《咏怀》诗中包含了他对历史、现实的评价，可以说是其修史活动的补充。阮籍的修史活动和创作《咏怀》诗的关系正如钱志熙先生所论：“参加编写《魏书》让他重温了汉魏之际和魏末这种水火相凌、弱肉强食的血腥历史，但他又不可能按照自己的观点写作，只能按照司马氏的意旨作史。这件事情对阮籍内心的刺激应该是很大的。也许正是编史一事，成了阮籍写作《咏怀》诗的契机。写史使他更具体地回顾了魏代的政治史，也让他接触到更多的内幕性质的材料，这对阮氏史观的成熟无疑是一个促进，而良心的作用，又使他在编写‘谤史’之后，有将历史的真相、自己对历史事件的真实态度表达出来的强烈欲望，使《咏怀》之作有了感性的动力。”(28)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第143页。在此钱先生认为编修《魏书》是阮籍创作《咏怀》诗的直接动力。在笔者看来，修史活动不仅直接促成了阮籍《咏怀》诗的创作，并且修史活动、阮籍的史学观对《咏怀诗》的主题影响极大，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阮籍将盛衰无常的史观融入诗中，使无常之感成为《咏怀》诗的一大主题。

阮籍的故籍尉氏是战国七雄魏国的故地，魏国曾经是战国初期的强国，到后来却为秦国所灭。紧邻尉氏的是河南郡的荥阳地区，此地有楚汉战争的遗址，刘邦和项羽曾在荥阳相持三年，也就是在荥阳相持中项羽失去了优势地位，逐渐走向末路的。作为学者，阮籍曾亲自登临楚汉战争的遗址广武城，史载：“(阮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29)房玄龄等:《晋书》，第1361页。他生长在遍地皆历史遗迹之地，又加上生于汉末动乱、魏晋易代之时，“幼年眼看着汉魏的交替，暮年又眼看着魏晋的交替，中间再加以吴蜀兴亡的穿插，很容易使他感到一切事物的无常”(30)冯沅君、陆侃如：《中国诗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82页。。现实政权的频繁更迭，历史上国家盛衰的无常，加上阮籍本就是曹魏盛衰的亲历者，所以形成了他无常的历史观。在这种历史观的影响下，阮籍认为一切都是无常的，所以其《咏怀》诗中也充满了盛衰无常之感。如《咏怀》诗其三云：“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霍，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31)本文所引阮籍诗歌均出自阮籍著，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下引不再一一注明出处。本诗以自然界草木的盛衰兴起世事兴亡的感慨，正如元人刘履所云：“此言魏室全盛之时，则贤才皆愿禄仕其朝，譬犹东园桃李，春玩其华，夏取其实，而往来者众，其下自成蹊也。及乎权奸僭窃，则贤者退散，亦犹秋风一起而草木零落，繁华者于是而憔悴矣，甚至荆杞生于堂上，则朝廷所用之人从可知焉。”(32)阮籍著，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第217页。《咏怀》诗其四云：“天马出西北，由来从东道。春秋非有讬，富贵焉常保。清露被皋兰，凝霜沾野草。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自非王子晋，谁能常美好。”本诗用比兴手法，借自然现象说明人生短促，富贵无常。关于本诗，刘良云：“言天马来自西北，从于东道，此亦万事不定。”(33)阮籍著，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第220页。元人刘履云：“此嗣宗见世变不常而警。夫居势位，享宠禄者之不可久恃也。言天马本出西北而忽来由此东道矣；人之寿命本非有托，而贵富之在身者，岂能常保耶？此诗之本旨也。”(34)阮籍著，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第220页。总览82首《咏怀》诗，其中到处充斥着盛衰无常之感，正如冯沅君、陆侃如所总结的：“我们纵观他的八十多首诗，知道他所忧思的是宇宙间一切事物的‘无常’。‘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其二)‘谗邪使交疏，浮云令昼冥。’(其三十)这是友谊的无常。‘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其三)‘朝生衢路旁，夕瘗横术隅。’(其五十九)这是身家生命的无常。‘黄金百镒尽，资用常苦多。’(其五)‘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其六)这是富贵的无常。‘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其十五)‘荣名非己宝，声色焉足娱？’(其四十一)这是名誉的无常。——总之，在我们诗人看来，什么都是无常的……这一点实在是《咏怀》诗的中心思想。”(35)冯沅君、陆侃如:《中国诗史》，第281-282页。

其次，谙熟历史使得阮籍的诗歌有着浓重的历史感。

“所谓‘历史感’首先表现为时空意识”(36)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52页。，而时空意识亦是史家把握历史的基本方法。作为史学素养颇高的士人，阮籍常常站在时空的高度去思考问题，因此其《咏怀》诗中充满了历史感。比如关于荣名的问题，阮籍即能站在时空的高度去思考，其《咏怀》诗第十五云：“开轩临四野，登高有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清人张玉榖云：“此首言身后荣名不若此身常在也。”(37)张玉榖著，许逸民点校：《古诗赏析》，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53页。沈约云：“自我以前，徂谢者非一，虽或税驾参差，同为今日之一丘，夫岂异哉！故云‘万代同一时’也。”(38)阮籍著，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第268页。追求荣名可能具有当世的意义，但身死名颓之时，不同时代的人死后却归于同一，贵贱不同的人死后也归于同一，无贵贱之别，此处时空意识为阮籍解决荣名的困扰提供了高度，当他站在时空的高度来看，荣名也就失去了意义。再如《咏怀》诗其十七云：“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诗中作者消解孤独的方式是“登高望九州”，登高触目所见是“孤鸟”和“离兽”，万物皆孤，诗人由此得出一己的孤独是自然的，从而将自身的孤独感消弭在辽阔的空间中。由于阮籍时常从时空角度去观照人生，所以其诗中常出现“千秋”“万代”“万世”“九州”“千载”“四海”“永世”“八荒”“万载”等词汇，例如：“猗靡情欢爱，千载不相忘。”(其二)“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归。”(其八)“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其十五)“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其十七)“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其三十九)“休哉上世士，万载垂清风。”(其四十二)“泽中生乔松，万世未可期。”(其四十九)“经天耀四海，倐忽潜蒙氾……千载犹崇朝，一餐聊自已。”(其五十二)“旷野弥九州，崇山抗高岑。一餐度万世，千岁再浮沉。”(其五十四)“黄鹄呼子安，千秋未可期。”(其五十五)“一去长离绝，千载复相望。”(其七十三)“高鸣彻九州，延颈望八荒。”(其七十九)“三山招松乔，万世谁与期。”(其八十)据笔者统计，阮籍的《咏怀》诗运用“千秋”“万代”“万世”“九州”“千载”等表示时空的词汇达20首，在这些蕴含着对时空、人生思索的诗句中，“阮籍通过登览兴思，将历史与现实打通，无尽的兴感与遥远的时空弥合，在博大的物理和心理时空的交汇中表现自己幽幽的情怀，寄托自己绵绵的哀思”(39)王利锁：《论阮籍咏怀诗中的登览描写》，《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6期。。

最后，精通史学还使得阮籍的诗歌充满了史鉴意识。

由于精通史学，阮籍用史家的眼光来看待动荡的时局，从现实中总结历史经验，以期后世可以以史为鉴，其思考就保留在《咏怀》诗中。如《咏怀》诗其二十九云：“昔余游大梁，登于黄华颠。共工宅玄冥，高台造青天。幽荒邈悠悠，悽怆怀所憐。所憐者谁子？明察自照妍。应龙沉冀州，妖女不得眠。肆侈陵世俗，岂云永厥年！”此诗历来众说纷纭，清人陈沆云：“‘大梁’寓魏。”(40)阮籍著，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第303页。近人黄节引《尚书》郑玄注曰：“共工，水官名。”又曰：“《尔雅》曰：‘宅，居也。’言共工治水使有所归也。”(41)阮籍著，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第302页。又曰：“诗虽用共工之台，然诗意所指殆邺之三台也。《水经注》：‘邺城西北有三台，曰铜雀台、金虎台、冰井台。’”(42)阮籍著，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第302页。今人陈伯君曰：“明帝之世，迭遭水旱，而好兴土木，且广选美女以充后宫……嗣宗怆怀明帝，特举其失政最大者而言。”(43)阮籍著，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第304-305页。由以上所举各家对此诗的理解来看，本诗大抵为讽刺魏明帝晚年的奢侈风气而作，从“肆侈陵世俗，岂云永厥年”中可以看出阮籍对曹魏政权覆亡原因的反思，他在抒发感慨之余，更希望后世能引以为戒。再如《咏怀》诗其三十一云：“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夹林非吾有，朱宫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从“不与世事”“梁王”“秦兵”等词来看，本诗诗意甚明，正如近人黄节所云：“魏都，大梁也。此借战国之魏以喻曹氏。”(44)阮籍著，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第310页。史载战国后期魏国国君好乐且不恤百姓，而曹魏后期，魏明帝同样如此奢靡昏聩，足见本诗以史为鉴的创作目的极为明显。青年时期的阮籍本有建功立业的理想，后因天下多故而放浪形骸，“不与世事”。阮籍能在天下多故之际保全己身，其在现实中的明智，概源自于其史学素养，而阮籍用诗歌的形式记录其对历史的思考，大概是出于以史为鉴的目的。

三、在史学的影响下阮籍的诗歌多袭用史书体例且多采用事典

游走在史学和文学之间，阮籍有时会模糊历史和文学的界限，甚至时常袭用史书的体例来撰写诗歌。我国古代的史书以纪传体为主，纪传体史书的体例是叙事加史论，主体是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叙述，末尾则加上史家的评论，史家的评论亦称史论。作为史学素养颇深的文人，阮籍时常将撰写史书的体例运用到诗歌创作中，表现为阮籍的诗歌大多明显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先叙述一种现象，后一部分再对这种现象进行评论，此两段式概袭用了史书的叙事加史论的模式。如《咏怀》诗其二云：“二妃游江滨，逍遥顺风翔。交甫怀珮环，婉娈有芬芳。猗靡情欢爱，千载不相忘。倾城迷下蔡，容好结中肠。感激生忧思，萱草树兰房。膏沐为谁施，其雨怨朝阳。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本诗前十二句描述了神话传说中江妃二女和郑交甫先邂逅交好，后交谊不终，背信弃义的故事，最后用“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两句表示作者对这种现象的评论；《咏怀》诗其五云：“平生少年时，轻薄好弦歌。西游咸阳中，赵李相经过。娱乐未终极，白日忽蹉跎。驱马复来归，反顾望三河。黄金百镒尽，资用常苦多。北临太行道，失路将如何！”本诗前十句描述了抒情主人公青年时期轻薄冶游、挥霍钱财的经历，最后两句是对这种浮华生活的评论，“北临太行道，失路将如何”是说年轻时期的自己像太行道上那南辕北辙之人走错了道路；《咏怀》诗其六云：“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连畛距阡陌，子母相钩带。五色曜朝日，嘉宾四面会。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本诗前六句描述秦朝的东陵侯邵平在秦亡后卖瓜为生的故事，后四句转入对这种现象的评论，最后作者得出“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的结论。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这是一首咏史诗……全诗以八句咏史，以最后二句收束全篇，点出主题。而区区十句之内，有史有论，构思新颖，结构完备。”(45)袁行霈等：《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年版，第316页。这点明了本诗有史有论的结构特点，其实有史有论也是阮籍诗歌的总体特征。

用典是我国古代诗文创作的一大特点。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中将用典分为三类，即“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取旧辞但只撮引“万分之一会”和“综采”三种(46)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15页。。这里刘勰注意到了用典上有“古事”和“旧辞”的区别，即后来所说的事典和语典的区别，虽然后世诗家在用法上又将用典分为若干种，但从典故的采用上看大体不出这两种类型。

具体到汉魏时期，东汉诗文的用典现象尚不突出，到了建安时期用典逐渐兴盛起来。以曹植为例，《文选》收录曹植25首诗，多首诗都采用了前人的“旧辞”。其《杂诗》云：“仆夫早严驾，吾将远行游。”(47)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16页。李善注云：“《楚辞》曰：‘仆夫怀兮心悲’，又曰：‘严车驾兮出戏游’。”(48)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416页。也即李善认为本诗化用了《楚辞》中的语辞；其《七哀》诗云：“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49)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329页。李善注云：“古诗曰：‘慷慨有余哀’。”(50)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329页。即本句化用了古诗中的句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51)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329页。句李善注云：“古诗曰：‘从风入君怀，四坐莫不叹。’”(52)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329页。即本句袭用了古诗句子。不止上述几首，曹植的其他诗歌亦表现出多用“旧辞”的特点，正如王利锁所分析的：“如果我们稍加分析便会发现，收录在《文选》中的曹植的25首诗作，虽大量地采用了前人的‘旧辞’‘成辞’(即语典)，但除了《赠徐干》《赠丁仪》《赠王粲》《咏三良》几首外，其他多数作品都很少甚至几乎没有采用‘史语’‘古事’(即事典)入诗的。曹植诗的这一现象，在《文选》所录的建安其他诗人如曹丕、王粲的诗作中也同样存在。”(53)王利锁：《试论阮籍咏怀诗的使事用典》，《中国韵文学刊》2002年第2期。王利锁的分析说明建安诗人在用典上更倾向于运用“旧辞”，即用“语典”。

稍晚于建安诗人的阮籍，其诗歌亦多用典故。但与建安诗人的多用“旧辞”不同，阮籍的诗歌不仅采用“旧辞”，更是大量运用“古事”，即多运用“事典”。如其四言《咏怀》诗(54)阮籍的《咏怀》诗有四言和五言两种，一般学界所谓阮籍的《咏怀》诗多指其五言《咏怀》诗，凡未单独说明，本文所引阮籍的《咏怀》诗皆是其五言《咏怀》诗，引用其四言诗时皆特别标明是四言《咏怀》诗。其三云：“世无萱草，令我哀叹。鸣鸟求友，《谷风》刺愆。重华登庸，帝命凯元。鲍子倾蓋，仲父佐桓。回滨嗟虞，敢不希颜。志存明规，匪慕弹冠。我心伊何？其芳若兰。”本诗运用了《史记》中管仲和鲍叔牙以及《汉书》中王吉和贡禹的典故；其五言《咏怀》诗第十云：“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轻薄闲游子，俯仰乍浮沉。捷径从狭路，僶俛趋荒淫。”本诗化用了《史记》中帝纣使师涓创作靡靡之音、北里之舞而日趋荒淫的典故；其《咏怀》诗十二云：“昔日繁华子，安陵与龙阳。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辉光……愿为双飞鸟，比翼共翱翔。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本诗则化用了战国时代两个善于固宠的诸侯嫔妃的典故，诗人表面上赞美二位嫔妃忠于君王，其实背后的讽刺之意溢于言外；《咏怀》诗其十三云：“登高临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栢翳冈岑，飞鸟鸣相过。感慨怀辛酸，怨毒常苦多。李公悲东门，苏子狭三河。求仁自得仁，岂复叹咨嗟！”本诗运用了《史记》中苏秦轻视周天子之国和李斯临刑前悲叹的典故；《咏怀》诗其三十二云：“人生若尘露，天道渺悠悠。齐景升丘山，涕泗纷交流。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本诗运用了《晏子春秋》中齐景公登牛山流泪和《论语》中孔子临川而叹“逝者如斯夫”(55)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91页。的典故。其余的如：“杨朱泣歧路，墨子悲染丝。”(其二十)“视彼庄周子，荣枯何足赖。捐身弃中野，乌鸢作患害。”(其三十八)“高子怨新诗，三闾悼乖离。何为混沌氏，倏忽体貌隳。”(其五十一)据统计《咏怀》诗82首中用到“事典”的有26首，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同建安诗歌相比，大量地采用‘古事’(事典)入诗的确是阮籍诗歌创作的新变和突出特点之一。”(56)王利锁：《试论阮籍咏怀诗的使事用典》，《中国韵文学刊》2002年第2期。而阮籍的诗歌之所以显示出此种新变，是和其深厚的史学积淀分不开的。由于对史实的熟谙，阮籍在诗歌创作中才会对各种典故信手拈来，其诗歌也呈现出多用事典的倾向。

阮籍诗歌用典的新变还体现在其多用历史典故、神话传说起兴上。比兴是中国古典诗歌常用的表现手法，源自《诗经》，但《诗经》和两汉诗歌多用自然现象起兴。阮籍身处魏晋易代之际，其时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令他不能采用寓意明显的自然现象，转而采用历史典故、神话传说这种隐晦的比兴方式，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由于魏、晋之际政治黑暗残酷，诗人采取了比较隐晦曲折的表现手法，多用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自然景象等素材以比兴、象征……”(57)倪其心:《阮籍诗文选译》，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2页。如其《咏怀》诗其二：“二妃游江滨，逍遥顺风翔。交甫怀環佩，婉娈有芬芳。猗靡情欢爱，千载不相忘……膏沐为谁施，其雨怨朝阳。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本诗作者用《列仙传》中江妃二女和郑交甫邂逅交好的故事起兴，感慨士德轻薄，情谊不终;《咏怀》诗其六云：“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连畛距阡陌，子母相钩带。五色曜朝日，嘉宾四面会。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本诗用秦朝东陵侯邵平的故事起兴，感慨宠禄不足赖，布衣可终身；《咏怀》诗其十云：“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轻薄闲游子，俯仰乍浮沉……独有延年术，可以慰我心。”本诗用纣王使师涓作靡靡之乐、北里之舞故事起兴，感慨浮华闲游生活不可取；《咏怀》诗其十一：“湛湛长江水，上有枫树林。皋兰被径路，青骊逝骎骎。远望令人悲，春气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云进荒淫。朱华振芬芳，高蔡相追寻。一为黄雀哀，涕下谁能禁！”本诗用宋玉作赋鼓励楚王荒淫作乐起兴，影射曹魏统治者沉迷荒淫，不计后患。诸如此类用历史故事来比兴的诗歌在《咏怀》中尚有许多。通过梳理比兴手法，我们发现阮籍之前的诗人们大多用物来比兴，而阮籍之后用历史典故来比兴逐渐盛行，即在诗歌比兴手法的运用上，阮籍是个转折式的人物。此种转折除了和现实政治有关，也与其史学功底有关，可以说阮籍是第一个大量用历史典故起兴的诗人，正如施蛰存先生所总结的：“早期的诗，都是以物作比喻，例如《诗经》里的诗。《楚辞》才开始用事作比喻，但多数还是用物喻。汉魏诗也是用物作比，晋代左思作《咏史》，阮籍作《咏怀》才用历史史实作比兴手法。”(58)施蛰存：《唐诗百话》(上)，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2页。

出生于古迹众多、史家辈出的陈留，再加上本人的好学、博览群书，造就了阮籍深厚的学养，正元年间阮籍被召编修史书即是对其文史素养的认可。然而当此种素养在修史中不能体现时，就极可能展现在文学创作中，阮籍的《咏怀》诗也因此产生。然而基于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阮籍对历史、现实的看法只能作隐晦的表达，此时史学素养的重要性就彰显出来了。不能臧否现实人物，却可以引用历史典故评论历史人物，阮籍通过史学找到了一条相对安全又可以表达自我的方式，史学和文学在他的《咏怀》诗里得到了完美的结合。阮籍在诗歌中表达了其个人的历史观，倾吐了其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也为后世提供了前车之鉴。阮籍一旦找到了史学和文学的结合点，就将这两种学问发挥到了极致。阮籍不满足于单纯在诗歌的中间引用典故，他开始尝试在诗歌的开头就用历史典故来比兴，甚至将史学的体例引用到诗歌中，所以他的诗歌虽名曰“咏怀”，其实部分诗歌属于咏史之列。在诗歌中大量运用历史典故，可以造成诗歌语义的模糊，进而让诗人免于现实的责难，但同时也造成了主旨不清、风格隐晦的特点。与建安文学的直抒胸臆不同，阮籍的引史入诗不但形成了自身隐晦的诗风，也造就了迥异于建安风骨的正始之音。阮籍之所以形成此种诗风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也与他本人的学术素养有关，还表明了从建安到正始，文人的学者气息渐浓。文人对于学术的崇尚，造就了两晋的尚博文风，而阮籍即是汉晋文风转变中的关键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