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荣达　张楚文

1928年，钱子宁负笈德国汉堡，开启四年留学生涯。当时中国的造纸技术已渐渐被欧洲超越，直至“洋纸充满吾国市场，竟有喧宾夺主之势”。与钱子宁一同来德国学习的郭开始、朱尊民、陈晓岚等人在目睹了德国造纸技术之先进后，无不慨叹，心中充满了极大的落差。于是，他们邀集同在西欧留学的同学一同组织发起成立中国造纸研究会。“同人研究造纸，对于国纸事业之衰落，自应急起拯救，此本会成立之原因也。”中国当时的造纸还停留在手工制造，而欧美造纸在原料获得和生产工具方面都已极为简易和先进。因此，本着“工业救国”的理想信念，众人于1931年5月10日在德国柏林正式成立“中国造纸研究会”，主张摒弃传统旧法制纸，提倡制纸化学化，从而达到振兴中国造纸业的目的。

1933年中國造纸研究会移至南京，通讯处设在上海，更名为“中国造纸协会”，是时会员一共有二十五名，钱子宁任理事主席。中国造纸协会的工作要点有四：“设立造纸实验所。可以受各个造纸厂的委托，代为化验原料、纸张等。”“创设‘购买与消费合作社。通过留学生直接向外国订购材料、设备，不再经过洋行转手，免除从中操纵渔利，免受中间盘剥、敲竹杠。”“组织调查团。考察各省土纸生产之实际状况，作成统计，以求改进。”“团结中国之造纸专门人才，为其谋职提供方便，也可直接向厂家推荐。”钱子宁归国后，大体上也是从这四方面开展工作，投身中国造纸业的复兴。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积极参加学术团体之外，留德时期的钱子宁还积极对中国的邮政建设献言献策。1929年，国内对烈士像邮票的图案设计和印制征求意见，钱子宁便致信交通部部长王伯群，建议在印制烈士像邮票之时，不必在票面上再附英文。钱子宁认为中国邮票一向附印英文，会使得外国人嘲笑中国已经英美化了，并成为中国已受美国文化侵略的证据。钱子宁中肯的建议很快就得到了当时交通部的采纳和实行。1930年2月4日，当时的交通部指示邮政总局在印发烈士像邮票时，只准许专门使用中国文字，不得加印其他外国文字。

1932年，钱子宁通过德国工程师联合考试，获得德国造纸工业协会颁发的造纸工程师学位。学成归国后，在上海天章造纸厂总经理罗雁峰推荐下，钱子宁来此工作，担任技术工程师。但是在技术层面，天章造纸厂董事长刘柏森倾向于信任丹麦人博海生。因与博海生意见相左，钱子宁辞职前往南京，与王峥嵘、孙科、朱家骅等人筹办“中国造纸股份有限公司”。是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全国各地抵制日货运动兴起。“倭国纸，岁销于我者尤巨。此项损失，亦足陷国民经济于穷匮。国内机器造纸业，虽复萌芽，而设备尚多简陋，技术逊西人甚远。将欲拒外货，挽利权，固事所不许，固以改进中国纸业自任。”为打破日本对造纸市场的垄断，钱子宁决定创办一个集生产、科研和人才培训为一体的机构。在征得其父的同意下，他将绍兴的祖屋卖了五千元大洋，与同学郭开始、朱尊民一起筹资两万元大洋作为开办经费，并在造纸专家方汉城的支持下，租用苏州浒墅关一家倒闭的碾米厂旧厂房作为造纸厂试验所所址，取名“中元造纸试验所”，意为“中天灿烂，元月光明”。钱子宁被推举为所长。

江浙地区养蚕兴盛，对蚕种纸的需求量很大。养蚕需要用的纸张要兼具吸水性和耐酸性，普通的纸张无法满足。有鉴于此，钱子宁遂与中元造纸试验所众人一道研制蚕种纸。与此同时，他还经常到各大蚕种市场进行宣传推广，开拓销售市场。1934年，试验所蚕种纸正式投入生产，因其质量好和价格低廉，深受蚕民青睐，从而获得较大盈利。中元的蚕种纸有力地冲击了原先由日本人垄断的蚕种纸市场，在抵制日货方面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其生产的蚕种纸也荣获国民政府实业部的嘉奖和授予专利。经年累月，蚕种纸的成功让试验所获得了丰厚的利润，钱子宁众人也开始计划扩大规模，成立中元造纸厂试验所股份有限公司。

为了扩大中元造纸厂的影响力，钱子宁还积极参与学术交流会。1935年秋，由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科学社、中国植物学会等组成的六学术团体年会在广西南宁举行，钱子宁前往参会。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与钱子宁谈及广西纸业衰落状况。钱子宁到砂纸区隆山等县考察后，向黄旭初提出发展广西纸业的建议，并答应黄的请求，同意广西考送几名青年学生前往造纸试验所学习新式造纸技术，为广西培养造纸人才。后来广西派出七名学员前往学习，抗战爆发后学成回到广西参与造纸业。黄旭初还委托钱子宁订制适合农村的小型造纸机，以便创办小型造纸厂。1938年秋，黄旭初又请钱子宁代为设计纸厂。在钱子宁的指导下，广西造纸研究所得以成立。

正当钱子宁准备大展宏图之时，全面抗战爆发。及至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江浙沿海工业也受战火波及，众多沿海企业纷纷开始内迁。钱子宁接到内迁通知后，随即带着他的技术骨干和约一百吨重的纸厂设备投入大迁徙之中。

中元造纸厂先后经浙江、江西、湖南到广西桂林，沿途援建当地并建成浙江丽水造纸厂、赣州造纸厂等多家小型造纸厂，带动了这些地区造纸工业的发展。由于日军步步紧逼，战火也迅速蔓延至西南地区，钱子宁不得不另谋他地保存纸厂设备。迁往四川前，钱子宁经过一番考察，觉得四川宜宾位于岷江和金沙江的汇合处，是川、滇边区物资集散地，加上这边有内迁的发电厂可供机器运作，在这开办造纸厂具有交通、市场、电力三大优势。因此，中元造纸厂最后决定迁到此处，厂址设在宜宾马鞍石岷江电厂附近。新厂终于在1939年9月破土动工，次年6月新厂正式竣工。在生产纸张方面，初期由于电力供应不足，日产仅有零点五吨纸张，后电力恢复正常，日产提高到一吨。中元众人克服艰难，不断改进工艺条件开发新产品，除了生产常规的打字纸和道林纸之外，他们于1941年自创马尾松苛性钠法，制成碱性化学木浆造牛皮纸，销量大增，获利甚多。同年，该项技术被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授予专利。1942年1月，中元生产的牛皮纸在迁川工厂联合会举办的产品展览会上获得超等奖。1943年，中元生产的道林纸、打字纸等七种产品获得四川省政府颁发的特等奖。同年，其电报盘纸、打字纸在桂林展览会上获得特等奖。从而可见，迁川三年多的中元造纸厂以质量过硬的产品不仅赢得了大量的市场份额，也赢得了社会的认可和美誉度。

“八·一三”事变之后，上海同济大学为避战火先后迁往浙江金华、江西赣州、云南昆明等地办学。时至1940年秋，昆明物价飞涨，日机侵扰不断，办学深受影响。校长周均时考虑到昆明地区早有云南大学，加上北方迁来的北大、清华、南开，再将同济大学办在昆明已无必要，遂与学校各部门负责人会商研究，决定迁校入川。同济大学于1940年10月开始搬迁宜宾李庄，次年3月搬迁完毕。见到李庄如此热情对待同大，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人类体质研究所、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等学术机构也纷纷与之接洽，先后进驻李庄，李庄一时间也成了著名的抗战文化中心。从其中的渊源来看，同济大学等诸多机构能够迁入李庄，钱子宁可谓功不可没。曾在李庄同济大学理学院数学系就读的苏兆南晚年回忆说道：“中元厂钱子宁，就近觅得叙府暨南溪李庄，涵蓋昆明校址，使得弦歌不断，钱校友散财，月发教师津贴垂数载，难能可贵。”

除了帮助母校寻觅校址之外，钱子宁还积极开展校企合作，一方面有利于高校人才培养，另一方面也促进中元造纸厂在技术上的改良。同济大学迁到李庄后，中元造纸厂与其在校内校外合作紧密。在学生培养方面，中元与同济相距不过三十里地，寒暑假期间，中元接收部分学生来纸厂实习或者翻译德文书籍、资料，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实习基地。此外，钱子宁以自己名义设立奖学金，用以激励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在机器制造和技术研发方面，中元造纸厂在征得机械系教授同意后，由中元出资建厂和购买母机，同济大学提供技术人员，共同创办中元造纸机械厂，生产造纸机、打浆机、蒸球等设备，大大提高了中元造纸厂的生产效率和产纸量。

迁川后的中元造纸厂在1943年时厂中机器数量大增，拥有着当时国内最先进的造纸机，员工数量也已增至一千零三十五人，可生产十多个品种的纸张。然而，高瞻远瞩的钱子宁并未满足已取得的成就。他深知我国的造纸工业还远不及他国，当前国内造纸技术更是“壁垒对峙，各不相谋”，亟须整顿。因而，钱子宁在发展中元的基础上，利用厂内资金、技术力量以及自己的人脉关系积极向外拓展并购业务。1937年湖北省建设厅将武昌白沙洲造纸厂仅剩下的八个烘缸和其他残余设备内迁四川万县，钱子宁拨资协助建设厅筹建“湖北省建设厅造纸厂”。不久，钱子宁以收购形式进行改造，改为万元造纸厂，其便成了第二家“元”系造纸厂。1943年，由于国内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等原因，华问渠所管理的贵阳西南造纸厂被钱子宁改组为黔元造纸厂。

1945年抗战胜利后，钱子宁旋即将产业向沿海转移，设立了中元造纸厂上海办事处，着手从事“重建杭州梵村老厂”“创办两江汽车公司”“创办中元轮船公司，专事外洋货轮”三项事务。他先后向上海天长实业等十三家公司投资大量资本，但不久就因时局影响，陷入通货膨胀困局，中元生产的纸张滞销，被迫减产直至停产。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中元、万元、黔元三家造纸厂被改造成国营企业，在新中国的造纸工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