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迪民 李成

2017年，党的十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明确规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受党中央委员会领导，共青团的地方各级组织受同级党的委员会领导，同时受共青团上级组织领导［1］。2018年，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贺军科在团十八大报告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共青团是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团组织。在今天看来，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共青团的领导地位是一件自然而然、天经地义的事情。但若从早期党团关系发展历史的角度来进行梳理和考察却可以发现，中国共青团①中国共青团在历史上几易其名，曾使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等称呼，为方便叙述，全文统一使用“共青团”表述，有特殊说明的除外，用“党团关系”这一概念来指代中国共产党与共青团的政治关系。与共产党的关系经历一个从协定到服从、从第二党到后备军的演变过程［2］。这一演变过程的核心要义，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对共青团领导地位的取得和实现。中国共产党对共青团领导地位的确立，经历一个从无到有、从政策规定到实践推进的发展演变过程。在实践过程中，党团关系的发展先后出现“第二党”“先锋主义”“取消主义”“关门主义”等错误倾向，中国共产党对共青团领导地位的实现过程就是克服上述错误倾向的过程。本研究以1920～1949年党团关系的实际状况入手来考察中国共产党对共青团领导地位的取得和实现，在研究过程中不仅聚焦于相关的中央文献规定，同时更加侧重各地党团关系的实然形态。从党团关系的实然形态入手来考察中国共产党对共青团领导地位的确立，将有助于为新时代更好地处理党团关系提供一种历史性的资源支撑。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共青团的重要意义

无论在哪一个历史时期，作为时代弄潮儿的青年始终站在时代的最前沿，青年是对时代变化最为敏锐的特殊群体，赢得青年的支持也就意味着把握住时代的脉搏。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在诞生之初就十分重视青年工作的开展以及青年群众基础的巩固。列宁在论述共产党与青年之间的关系时明确指出：“我们是未来的党，而未来是属于青年的。我们是革新者的党，而青年总是更乐于跟着革新者走的。我们是跟旧的腐朽事物进行忘我斗争的党，而青年总是首先投身到忘我斗争中去的”［3］。为广泛组织和动员广大青年投身革命，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发起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一组织。共青团在中共政党体系中占据关键性位置，发挥特殊性功能［4］。此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形势以及党团关系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共产党开始逐渐在政策规定和实践活动两个层面来确立和实现对共青团的领导地位。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共产党对共青团领导地位的确立和实现是中国革命、共产党、共青团以及青年相互作用的合力结果。

第一，是实现中国革命胜利的客观要求。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无数先进的中国人就开始在黑暗中苦苦寻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道路与方略，其中青年是最积极、最活跃的群体。进入20世纪以来，以学生为主力的青年群体的影响力日益显著，青年逐渐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之一。在五四运动之前，中国青年运动的主要力量是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由于他们不能够正确而深刻地认识中国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因此这一时期的青年运动存在着反封建不彻底的现象。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青年新觉醒的显著标志，青年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农民用自己的行动发出登上社会历史舞台和政治舞台的宣言。无论是哪一个革命力量或政治组织，没有青年的支持就不可能获得革命的胜利，这一点历史早已有过说明。这一时期不同的政治派别和政治力量为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都在通过不同方式来吸收青年加入自身的队伍和组织中去。青年群体数量多、影响大、水平高、力量强，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够有效组织和广泛动员众多的青年先进分子加入到共青团这一组织中去，就会造成中国革命力量的分化。为实现中国革命力量的团结，组织和动员最广泛的青年群体参与到革命队伍中来，共青团必须接受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极为重视青年工作，并强调共产党对共青团工作的领导。1925年1月31日，恽代英在《中国青年》第63期、64期合刊上发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文，文章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有力量领导中国的民族革命，丝毫不动摇地与帝国主义而彻底的战斗……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亦完全同意了共产党的这种领导［5］。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面对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广大爱国青年的抗战积极性空前高涨。相比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抗战政策，中国共产党明确发出包括爱国青年在内的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的主张，并提出“抗战救国十大纲领”。随着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1949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决议》明确提出：“中央决定在1949年夏季召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制定团的工作纲领、团章，并选举青年团的中央委员会”［6］711。很显然，青年群体在经历无数次革命运动后逐渐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因此，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共青团的领导地位，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客观要求。

第二，是巩固和扩大党的青年群众基础的应有之义。近代以来，青年始终处在时代的前沿，引领时代发展潮流。如何组织和动员广大的青少年聚拢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是中国共产党巩固和扩大自身青年群众基础的重要内容。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共青团都应该充分发动广大青年参与革命运动，理应成为连接共产党和广大青年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但这种关系的形成却经历了曲折探索的过程。通过梳理共青团的相关文献以及回顾早期共青团的具体实践可以发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共青团工作存在着明显的“学生运动的痕迹”。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共青团并没有广泛地发动青年农民、青年工人，而是将全部工作的注意力和侧重点聚焦在青年学生身上。在某种意义上，共青团由一个广泛的青年组织变成一个学生组织，这显然与中国共产党的期许以及共青团自身的任务极其不相吻合。1922年12月4日到1922年12月16日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东方国家工作的决议》公开指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内部还存在着一般学生运动的痕迹，其表现是各种不同倾向（一方面是右翼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另一方面是左派无政府主义）之间的斗争［7］100。因此为巩固和扩大自身的青年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对共青团的领导，从而保证共青团是一个广泛的青年组织。1925年1月11日至1925年1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通过的《关于青年运动之决议案》指出：“少年共产团在政治上是要绝对的受党指导”，并认为青年团的重要任务应是在各地组织这种青年团体，并在已成立的青年团体中达到指导地位，使青年团在将来联合的团体中能获得指导的地位而能指挥中国一般的青年运动［8］245-249。显然在这里，中国共产党要求青年团要在“青年的联合体”中获得指导地位而不仅仅是在青年学生运动中获得指导地位。1926年7月12日到1926年7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指出：团的任务是“要努力从思想组织上和青年本身利益上去获得更广大的青年工人农人和学生群众，领导他们在党的指挥下去参加目前的革命斗争”，力求工作“青年群众化”［9］。1936年11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明确要求：“使团变为广大群众的非党的青年组织，把吸收广大青年参加抗日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中来”［10］。显然，中国共产党通过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正确认识和分析后认为：共青团组织应该是一个广泛的青年组织而不仅仅是一个学生组织。为巩固和扩大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群众基础，共青团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转变工作重点，扩大工作范围，将共青团真正建设成为一个先进的青年组织。

第三，是发挥共青团职能的必然选择。一个组织之所以能够存在和运行下去，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其能够发挥自身的特殊职能，共青团也不例外。从类型上看，共青团的职能有目的性职能、工具性职能、价值性职能之分，其中目的性职能主要表现为做好党的助手，培养输送党的后备军；工具性职能体现为组织团结青年、教育引导青年、代表服务青年；价值性职能表现为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11］162-215。在实践中，职能的发挥往往取决于权力的行使，共青团也不例外。那么，共青团的权力来自哪里呢？从组织理论角度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判断，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青团最根本的权力来源，而且青年是中国共青团所需要影响的主要对象［12］。显然，不管是目的性职能还是工具性职能抑或是价值性职能，共青团职能的发挥都和中国共产党密切相关。无论是作用对象或是权力来源，共青团职能的充分发挥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但建团初期，由于对党团关系认识不到位以及对共青团自身性质的认识发生偏差，在实践中共青团的职能并没有得到有效地发挥。瞿秋白、邓中夏等人曾经指出青年团工作的不足之处，认为“对于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的界限不甚分明，因而使团的工作遭受到某种程度的挫折”“是不与群众接近，而自露色彩太甚，所以运动亦太空洞，不合实际要求”［13］357-389。1949年，任弼时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保证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正确的领导，是中国青年运动正确地向前发展的决定因素［14］。综上所述，无论是在理论层面的逻辑分析还是实践层面的活动展开，共青团职能的充分发挥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青团的职能才能正确而充分地发挥和体现。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共青团的现实条件

中国共产党对共青团的领导，不仅有理论上的必要性以及现实上的紧迫性，而且这一领导地位的实现具有充分的现实条件。如果现实条件不充分，中国共产党对共青团的领导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无法贯彻到实践领域。那么，这些现实条件到底是什么呢？具体来说，主要指的是中国共产党是共青团的发起者和成立者；中国共产党是青年利益的承担者和实现者；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关于党团关系规定中的领导者。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共青团的发起者和成立者。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实践中能够逐步确立对共青团的领导地位，其直接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是共青团的发起者和成立者。从共青团的成立历史来看，这一点表现得最为直接和明显。1920年5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发起组建党的早期组织，同时还决定成立“青年团”。1920年8月22日，受陈独秀的委托，共产党员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俞秀松担任书记。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之后，先后向各地邮寄团章，实际上是发挥了青年团临时中央组织的作用和功能。同年10月在李大钊的领导之下，共产党员罗章龙、刘仁静等建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高君宇当选为书记。截至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之前，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张太雷等人先后加入青年团的早期组织。1920年10月至1920年11月，毛泽东在湖南开始筹建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秋，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在创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后开始武汉的建团工作，11月7日董必武等人在武昌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陈潭秋当选为书记。1920年，共产党员张太雷受北京党组织的委托去天津组织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11月12日，在天津召开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张太雷当选为书记。1921年3月，共产党员邓中夏受北京党组织的指派和李大钊的委托，到保定去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创建保定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5月，高君宇根据北京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指示回到山西，并于同年5月15日召开大会宣布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1922年5月5日，共产党员恽代英在泸州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是四川省内第一个团组织。可见，各地共青团的早期组织都是由共产党员发起成立。此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发展，共青团在实践中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35年底，为团结广大抗战青年，中国共产党将共青团改造为抗日救国的青年团体。1946年11月5日，中共中央提议，“中央认为今天应该成立新的青年积极分子组织：此组织应比过去共产青年团更群众化、青年化，政治上接受党的领导，其名称拟定为民主青年团或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5］。1949年元旦，中共中央再次作出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定。1949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之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布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显然，无论是从1920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组织的成立、抗日战争时期对共青团的改组，还是解放战争末期发起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它们都是由中国共产党负责发起成立和组织领导的。

第二，中国共产党是青年利益的承担者和实现者。诞生于封建社会中的近代早期青年运动，尽管爱国救亡是其主旋律，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青年运动还带有明显的封建社会的痕迹。这一时期的青年运动要么是被各种反动力量所镇压而失败，要么是因为自身内部的分化而陷入自我瓦解的漩涡。由于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以及先进的革命政党作指导，青年群体的利益诉求和价值主张往往难以实现。近代以来中国青年运动的历史经验以及实践教训已经一再说明：原子化的青年，不仅不能够承担起民族复兴的历史大任，而且也不能够有效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青年为实现好和发展好自身利益，必须寻求一定的组织依托。广大青年之所以选择共产党，是因为党的纲领、根本宗旨、奋斗目标与广大青年的需求是一致的［16］。自近代以来，青年始终是最活跃的群体，他们始终处在救亡图存的第一线。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实现就是青年最根本利益的实现。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而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又是这一时期广大青年最根本的利益诉求。因此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手段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青年根本利益的实现［17］。从这个层面上说，中国共产党是青年利益的承担者和实现者。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还根据不同青年群体的具体利益诉求来开展工作，如1924年，党领导广大青年学生进行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的斗争以及在大革命中领导广大青年工人开展工人运动；抗日战争期间通过对进步青年进行动员教育；解放战争时期领导广大青年掀起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潮，都是中国共产党承担和实现青年利益的生动诠释。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广大青年利益的承担者和实现者，而共青团又是中国共产党用来动员和发动广大青年的组织，因此中国共产党对共青团的领导就是一件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事情。

第三，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关于党团关系规定中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领导共青团的现实条件之一，还在于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的相关规定。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在成立之初，就先后加入到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的组织之中，并接受它们的领导。因此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党与共青团之间关系的规定，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共青团的一个重要依据。从成立之初一直到1943年解散，共产国际在许多文件中明确规定，共青团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早在1920年8月，维经斯基给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写信时就强调：“希望在这个月把各种革命学生团体组织起来，建立一个总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个社会主义青年团，要派代表参加我们的革命局”［18］。1920年8月1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规定共产党与共青团之间的关系时指出：“共产党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持共青团，但这种支持不带有对共青团事务的任何干涉成分和对团的约束。共青团支持共产党的一切组织活动（合法的和秘密的）与政治活动”［7］35。1921年7月8日通过的《共产国际和共产主义青年运动提纲》认为：“共产主义青年组织与共产党关系的基础不同于革命的青年组织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职责是服从这一政治领导（纲领、策略和政策上的指示）和参加总的革命路线”［7］45。显然，在这里“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指的就是共青团，“服从这一政治领导”就是要服从共产党的领导。1921年7月9日至1921年7月23日，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和青年团相互关系的决议》明确指出：“共青团活动的新时期要求青年团与共产党两个组织之间的关系有更新的形式和更紧密的联系。这些新形式基本上指的是在政治上服从整个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唯一领导者——共产党，保持组织上的独立性，在共同的斗争和工作中建立紧密合作”［7］58。1922年12月2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青年共产国际的决议》规定：“青年共产主义组织在政治方面直接归共产党领导。青年共产主义组织在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在各方面保卫青年工人的利益”［7］93。1926年，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再一次强调：大会决定团的政治活动要在党的领导之下［7］185。尽管在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也出现不少偏差乃至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的挫折和损失。但是，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在党团关系方面以及共产党领导共青团方面的相关规定以及指示，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革命向前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共青团的实践举措

中国共产党对共青团的领导，不仅仅强调在理论层面，更要体现在实践工作领域。针对当时党团工作重点不分、党团员年龄界限不明、党团关系不顺等问题，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措施，力争在组织上、政治上、业务上等不同领域实现对共青团的领导。

第一，共产党员直接负责共青团中央的领导工作。衡量中国共产党能否领导共青团的首要标志就在于共青团中央的日常工作是否由共产党员领导，这是确保共产党领导共青团的政治前提和组织基础。由共产党员直接负责领导共青团的工作，有利于共青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利于保证共青团的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顺利展开。从1920年共青团的早期组织成立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尽管党团关系早期发展历程中出现工作界限无法划分清楚、大龄团员普遍存在、团内各种异质社会思潮沉渣泛起等问题，但是共青团中央的领导人始终是由中国共产党党员担任。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选举第一届团中央执行委员会，施存统、高君宇、张太雷、蔡和森、俞秀松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冯菊坡、林育南、张秋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施存统被推选为书记。显然从上述名单上看，无论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还是候补委员在担任该职务之时都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8月20日到1923年8月2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选举邓中夏、施存统、刘仁静、夏曦、卜世奇、林育南、李少白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恽代英、梁鹏云、李求实、张秋人为候补委员。后来施存统因病退出，恽代英递补为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年9月，青年团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决定由刘仁静、林育南、邓中夏、恽代英四人组成中央局，刘仁静担任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林育南任秘书，邓中夏任会计，恽代英任编辑。毋庸置疑，团二大选出的领导人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1月26日到1925年1月3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决定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团三届一中全会上，张太雷、任弼时、恽代英、贺昌、张秋人5人被选为中央局成员，张太雷担任书记。随后因为工作调动的原因，1925年7月中央局成员调整为任弼时、恽代英、贺昌、林育南、刘昌群5人，任弼时担任总书记并兼任组织部主任。可见，无论团中央领导人员如何变动，但是都由共产党员担任。1927年5月10日到1927年5月16日，在被白色恐怖所笼罩的武汉，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任弼时为团中央总书记，并作出坚定不移跟共产党走的决定。1935年11月，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共青团中央（时称少共中央局）在陕北瓦窑堡恢复，共产党员凯丰任团中央书记，不久之后由冯文彬接任。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中共中央决定将共青团改造为抗日救国青年团，但在组织上仍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38年5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组织青年工作委员会的决定》，明确要求：县委以上各地方党部直至中央，成立青年工作委员会，青委内至少有一个不兼别的工作，而专做青年工作的人，同时吸收在青年团体中的负责党员参加青委，隶属于同级党部领导之下［19］。1938年5月，陈云出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青年工作和青年运动。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北京成立，冯文彬为团中央书记，廖承志、蒋南翔为副书记。由此可见，自共青团早期组织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担任着团的最高领导人，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共青团的具体体现，也为中国共产党对青年团的全面领导提供组织保障。

第二，合理区分中国共产党与共青团的工作界限。从中国共产党以及青年团早期的发展历程来看，团的性质和任务明显党化，注定了党团关系的不正常状态［11］169。建团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共青团过度地将工作重点放在政治活动层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和共产党的工作高度重合。为明晰党团工作之间的边界，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共青团的目标和使命，党在政策上开始规定党团工作的各自界限和侧重点。随着对中国革命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党团工作的边界也越来越规范。1924年5月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对青年团的工作任务作出明确规定：“青年团应专任以青年为本位的青年运动，例如在工人中做青年工人教育、宣传、娱乐、体育及其他关于青年工人本身利益之运动，而不担任组织工会及其他工人运动；在农民中做青年农民教育娱乐等运动，而不担任组织农民及其他农民运动”“青年团应以青年本身运动为中心工作，参加政治运动次之，参加国民党组织工作更次之”［8］70。1925年3月21日，中共中央与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布公告规定：以后职工运动完全由党指挥，青年工人的教育以及文化娱乐等活动，可以由团组织负责进行，但不得有单独的经济斗争组织；如果地方没有党的组织或党员太少，团员可以组织工会，但须受党的农工部指挥［20］36。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对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指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后的工作，应注意求其青年群众化；同时党应视团的工作即党指导下的一部分工作，而加以切实的指导和帮助［6］111-112。1928年中共六大通过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明确指出：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最近时期中的根本任务，在于取得全部青年工人和被剥削的青年农民群众，以保证夺取政权的工农斗争［21］。1930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89号通告明确要求，共青团“在革命中的任务，是团结并组织青年工人的革命先进分子，组织广大的共产主义的青年群众团体，去争取广大青年群众，到党的政治领导之下来，参加总的斗争，及争取青年特殊利益”［22］。1931年，中共中央给团四中全会的信中指出：“我们应该特别指出，过去党与团把青年团当作第二党以及取消青年团的思想与行动，使青年团的工作始终限制在少数知识分子与极少数青年工农之中，实在是十分有害的，甚至是错误的思想与行动”［23］。1932年，中共中央《关于青年团工作的决议》认为：“团必须百倍的加强争取青工群众的工作，这是团的工作的最弱的一环，然而这是最主要的一环”［24］。合理区分共产党与共青团之间的工作界限，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的工作不发生任何关系。恰恰相反，合理区分工作界限是为了提高共青团工作的针对性和效率，从而更好地与共产党的工作形成有效互补。

第三，吸收优秀的共青团员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合理区分共产党、共青团成员的年龄界限是厘清党团关系，坚持和落实中国共产党对共青团领导地位的重要举措。由于在这一时期革命环境比较险恶，相当部分共产党员是以共青团团员的身份来开展工作，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就造成党员和团员之间身份模糊的局面。为强化中国共产党对共青团的领导，也为了从团员中吸收更多的新鲜血液，共产党开始在实践中逐渐明确共青团成员的年龄界限。1924年5月，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的《S.Y.工作与C.P.关系议决案》①S.Y.与C.P.分别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简称。规定：S.Y.各地方应速吸收二十岁以内的青年，下届全国大会应修定年龄，至多不得过二十五岁［8］70。1924年6月14日，陈独秀和林育南分别就团的青年化问题发出通告，通告指出：“S.Y.至今还未完全青年化，就因S.Y.有许多成年团员在内，以致一切工作两不分”“两中央因此特别决议：命令各地C.P.、S.Y.两地方共组审查委员会，将S.Y.凡超过法定年龄之团员，尽于三个月以内尽量加入C.P.”［6］112。1924年11月21日，青年团中央局会议研究各地方团的工作，明确要求“重庆地方团以后不要介绍25岁以上之人加入团组织”［20］30。1925年5月14日，陈独秀、任弼时联名签发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通告，通告规定：“团员在二十五周岁以上者，应酌量介绍其入党，党员在二十五岁以下者，应兼为团员，但负重要工作之党员，不必要时，可不加入；负重要工作之团员，虽年过二十五岁，仍需留在团内”［6］35。1925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团中央再次作出让共青团员转成共产党员的决定：凡年满20岁的团员均应转党，但同时还是团员；未满20岁但是为团的负责工作人员的团员也应入党；超过23岁的团员均应转党并且退团，但在团内担任负责工作者不退团［20］54。显然通过明确共青团成员的年龄界限，不仅有助于实现共青团的青年化，而且还为共产党提供许多优秀的成员。据相关史料记载，刘少奇、罗亦农二人是1921年底由团员转为共产党员，任弼时、肖劲光、李富春、李维汉等人在1922年转为中共党员。由于党团成员年龄界限的清晰，相当大一部分团员转为共产党员，这一进程在1925前后表现得尤为明显。1925年1月，全国共有党员994人，同年10月增加到3000人，1925年年底党员人数达到10000人［25］。显然，这一时期党员人数的快速增加和部分团员转为党员这一因素密切相关。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的第二次高潮发生在1936年底至1937年初，这与共青团的改组密切相关。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以及适应抗日战争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张闻天指出：“在青年中要实现广泛的统一战线。首先是推动学生运动的扩大与深入，要组织青年抗日会、义勇军等抗日组织”［26］。1936年11月1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明确要求：必须大批吸收过去的青年团团员加入共产党，特别在国民党区域内，这些青年团团员的工作与生活都同共产党员没有任何区别［10］。在这一政策的指引下，共青团被改组为“青年救国会”，其中绝大部分团员都转为中共党员。

第四，对各种错误思潮与观点进行斗争。中国共产党对共青团的领导是全方位的，具体包括政治领导、组织领导、思想领导等多个领域。因此中国共产党对共青团领导地位的确立，也应该从上述几个方面予以分析。相对于政治以及组织上的领导，思想上的领导不仅更为重要，而且也更为艰巨。20世纪初期，为寻求救亡图存之路，各种西方的社会思潮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间流传极广，以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初期，团内各种社会思潮林立，团员的政治信仰成分极为复杂，“马克思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也有，工团主义者也有，莫名其妙的也有”［13］124。因此中国共产党为强化对共青团的思想领导，以《中国青年》为主要理论阵地，先后对东方文化派、国家主义派、戴季陶主义等多元社会思潮以及关于党团关系的各种错误观点进行批判和斗争。对于东方文化派的观点，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中国青年》杂志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它揭露东方文化派的本质是“引诱青年离开现实而玄想空虚的东方文化，以磨灭青年与现实环境奋斗的革命精神”，号召广大青年从“混沌的玄学思想”走到“科学的精神”中来，从“昏迷的冥想生活”走到“活动的生活中来”［27］。国家主义派鼓吹“全民国家论”、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工农运动。针对上述情况，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方法论，以《中国青年》为斗争阵地，对国家主义派的种种不正确观点进行斗争和驳斥。1925年5月，戴季陶在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的思想，并先后散发《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等小册子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以及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戴季陶主义对当时正在进行的国民大革命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国民党右派戴季陶的阶级调和论，已影响及于青年学生，甚至于我们的同志也受其影响，这就是对于我们一个极重要的警告”［28］。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先后对戴季陶主义的错误观点进行批判。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面对白色恐怖，共青团内部产生两种错误观点，即“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取消主义”认为应该集中力量发展党组织，将16～18岁以上的团员和团干部全部属于党组织内部，并取消共青团的政治任务，让共青团专门负责青年教育和儿童工作；与此相反，“先锋主义”强调，共青团在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时提出过正确意见，所以团比党强，甚至有人说“党是机会主义的，团是列宁主义的”，主张把团更名为“青年共产党”。针对上述两种错误观点，1927年11月，在上海召开团中央扩大会议。会议认为“取消主义”是因部分团干部既严重脱离群众，又不分析和认清团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造成的；“先锋主义”不懂得青年运动只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充分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其认识结果有造成第二党的危险，不利于党的发展和革命事业的发展［29］。中国共产党通过对思想领域中各种异质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的斗争与批判，在广大青年群体中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不仅统一了广大青年的思想认识，而且还为中国共产党对共青团领导地位的实现奠定思想基础。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共青团的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对共青团领导地位的实现既不是天然的也不是自发的，而是在近30年的革命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中国共青团、中国青年四重因素相互作用的合力结果，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措施不断克服和解决党团关系中的错误倾向，最终实现对共青团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系统回顾和科学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共青团的历史经验，有助于新时代更好地做好共青团的工作，更好地服务于青年的发展。

第一，正确认识外部的形势和环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共青团的前提基础。党团关系的发生有其特定的时空环境，而对于这一时空环境的认识是否正确则直接决定着党团关系能否正确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环境异常险峻、变化莫测，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够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客观形势进而提出正确的革命战略和行动策略，那么中国共产党对共青团的领导地位就会受到削弱和动摇。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党团关系上之所以会出现“取消主义”“先锋主义”等错误倾向，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对当时中国革命的客观形势认识不清。1930年6月至1930年9月，由于对革命形势错误估计，李立三等人发出“一切力量统一于武装暴动的行动委员会”的口号，并强调要“党团合并”，这实际上是取消了共青团的独立性。1930年9月，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会议要求各级党团组织“必须坚决地加紧反对这种取消倾向的斗争”［30］。随后共青团中央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进一步纠正了“取消主义”的错误。随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形势以及革命任务的正确认识，共青团的性质和宗旨也进一步明确。到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时，已经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对青年团的领导“是中国青年运动正确地向前发展的决定因素……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青年最好的领导者和保护者”［31］。显然，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认识事关共青团性质的定位以及职能的发挥，是党团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条件，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共青团的客观基础。

第二，要在党对团的领导前提下，实现党团关系的双向互动。共青团是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党团关系应该是一种良性的发展关系。党团关系的良性发展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型的发展关系。在实践中共青团为共产党的发展提供后备力量，而共产党为共青团的发展提供政策指导、行动指南等资源支持。纵观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种双向互动是保持中国共产党对共青团领导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共青团的过程中，也要主动为共青团的发展创造条件，提供各种资源支持。只有如此，党团关系才会健康发展。中国共产党对共青团的支持主要体现为政策支持以及工作力量的支持。以政策支持为例，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不久，共青团就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贯彻全国党代会的精神和决策。1923年6月12日至1923年6月20日中共三大召开，同年8月20日至同年8月25日青年团二大在南京召开；1925年1月11日至1925年1月22日中共四大召开，四天后青年团三大在上海召开；1927年5月9日中共五大闭幕，第二天共青团四大也紧随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中共六大于1928年6月18日至1928年7月11日在莫斯科举行，同年7月12日至同年7月16日共青团也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显然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在通过制定落实各种路线、方针、政策来促进青年运动和共青团的发展，也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对共青团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

第三，要根据社会发展变化特点，不断推进党团关系建设。党团关系的发展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共青团领导地位的实现从表面上看仅仅涉及共产党和共青团这两个主体，但实际上却是共产党、共青团、青年以及革命实践四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正确、合理、科学的党团关系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同样这种关系形成后也不是一劳永逸、高枕无忧的。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不同阶段，革命任务和革命要求是不同的，不同的革命任务和革命要求必然会给党团关系带来不同的表现形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活动的不断发展，共产党、共青团的组织样态在不断变化，青年的思维方式、利益诉求、生活习惯也与以前大不一样，因此党团关系的发展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共青团领导方式的实现也要不断与时俱进。共青团是党连接青年的桥梁和纽带，不能离开青年抽象地谈论党团关系。不同时期的青年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发展特征，共产党必须从青年的实际需求出发制定青年工作的相关政策。而作为共产党青年政策的直接执行者以及青年活动的直接开展者，共青团更是要密切关注青年的思想特征和活动样态。进入新时代以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在给党团实践活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共产党、共青团传统的组织样态和活动方式带来巨大的挑战。这就要求要根据社会发展变化特点不断推进党团关系建设，努力做到党团关系的发展“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