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 风

(清华大学 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北京 100084)

欧洲启蒙运动带来了人类知识的迅速进步。被誉为“全球顶尖思想家”的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说：“……我们的知识是惊人的，而且每天都在发展。物理学家肖恩·卡罗尔(Sean Carroll)在《大图景》(TheBigPicture)一书中指出，除了极端的能量和引力，譬如黑洞、暗物质和大爆炸外，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理定律已经完全为人所知。这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胜利之一’……在生命界，科学家已经描述了超过150万个物种。本世纪之内，在学界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可以很现实地期待，余下的700万个物种也将得到命名。此外，对世界的理解，不仅仅是将各种粒子、力和物种罗列出来，而且是对其中深藏的根本原则有所把握，例如引力是时空的曲率，生命依赖于携带信息、指导新陈代谢和能够实现自我复制的分子。”(1)[美]史蒂芬·平克：《当下的启蒙：为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辩护》，侯新智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18页。那么，随着人类知识的快速进步，人类是不是越来越幸福、越来越安全了？像平克这样的着力为现代性辩护的思想家毫不含糊地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但也有许多有识之士深为现代性指引下的人类文明的未来而担忧。如英国著名思想家弗朗西斯·培根所言，知识就是力量。随着人类知识的迅速进步，人类的力量倍增。用于人间战争和人类征服自然的“战争”的武器或手段都空前提高了效率。那么，人类有没有正确使用其强大力量的智慧呢？会不会像一个儿童拿着一把子弹上了膛的枪？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核战争对人类的威胁、“新冠病毒”一类的东西对人类生命的威胁等全球性问题会不会随着进一步的知识进步而得以消解？这些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一、知识与智慧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荣誉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麦克斯韦(Nicholas Maxwell)是较早关注知识与智慧的区分的当代哲学家。早在1984年，麦克斯韦就发表了《从知识到智慧》一书。他一直呼吁，整个学术界(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必须来一场革命：从只追求知识到追求智慧。他后来出版的著作，大多都围绕着这个主题。2003年他创立了一个国际组织——智慧之友(Friends of Wisdom)，旨在传播这样一个理念：学术探究应该用理性方法帮助人类获得更多的智慧。(2)Nicholas Maxwell,From Knowledge to Wisdom：A Revolution for Science and the Humanities, London：Pentire Press,2007,p.X、43-46、79.在麦克斯韦看来，欧洲启蒙以来逐渐占据稳固地位的正统经验主义和知识哲学(standard 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knowledge)乃是追求智慧的思想障碍(3)Nicholas Maxwell,From Knowledge to Wisdom：A Revolution for Science and the Humanities, London：Pentire Press,2007,p.X、43-46、79.。

麦克斯韦并没有明确定义“知识”，但知识的定义问题是西方哲学的重大问题。加拿大哲学家巴里·艾伦(Barry Allen)说，西方哲学家惯于把知识定义问题归入认识论(epistemology)领域。西方知识论惯于固着在陈述和信念(符号、语言、命题等元素)上，而发展出一套关于证据、确证和辩护的高度技术化的概念，都是为了荒唐地说明知识的碎片，即一个为真的部分——“真理”。这一沉思式、逻各斯中心的研究方法深受古代哲学家的青睐，在后来的传统中也从未被真正动摇。但是它说明不了知识对我们文明之技术成就的贡献。全球科技经济(technoscientific economy)中发明的灵巧、技术中介的扩大和强化以及人工物界面的多样化都表明了当代知识范围和深度的发展。但是这种知识并不能在逻辑上被分析为更简单的概念，也很少被证明为真理，也并不仅是被用于推导应用性知识(“how-to” knowledge)的纯理论。于是，西方文明中最好的知识在研究认识论的学者们的认识论中已变得不可理解。(4)Barry Allen，Vanishing into Things：Knowledge in Chinese Tradition,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5,p.4.艾伦提出了一个新的知识定义，让我们先看麦克斯韦的“智慧”(wisdom)定义，然后再看艾伦的知识定义，因为二者很相似。

那么，什么是智慧？麦克斯韦说：智慧是努力为自己和他者发现并实现生命合意和价值(what is desirable and of value in life)的愿望、积极努力和能力(the desire,the active endeavour,and the capacity)。智慧包括知识和知性，但不仅指知识和知性，还包括愿望、实现价值的积极努力、发现实际或潜在价值的能力、体验价值的能力、帮助自己和他者实现价值的能力、帮助解决与价值实现休戚相关的生活问题的能力，以及使用和发展价值实现所需的知识、技术和知性的能力。智慧不仅可以为个人所具有，也可以为制度或社会所具有。据此，智慧哲学(philosophy of wisdom)的基本主张就是：理性探究的基本任务是帮助我们发展更智慧的生活方式，更智慧的体制、风俗和社会关系，更智慧的世界。(5)Nicholas Maxwell,From Knowledge to Wisdom：A Revolution for Science and the Humanities, London：Pentire Press,2007,p.X、43-46、79.

显而易见，麦克斯韦所定义的智慧重点突出实现生命价值的能力，智慧包含了知识和知性，但远不止于知识和知性。这与庄子和禅宗所追求的智慧有所不同。庄子和禅宗追求的智慧当然也指实现生命价值的能力，但这种能力超越于知识，从而不包含知识。

巴里·艾伦认为，西方知识论对“知识”的界定是不恰当的。在艾伦看来，“知识……就是一种人化物。它是人化物(包括现代人的神经系统)的产物，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人化物生态的产物”。(6)[加]巴里·艾伦:《知识与文明》，刘梁剑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3、83、95页。而人化物是人类行为的特有产物，包括概念、语言、工具、建筑、城市，甚至还有肥沃的土壤。(7)[加]巴里·艾伦:《知识与文明》，刘梁剑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3、83、95页。艾伦在进一步界定知识时说：“知识是一种成功，是运用人化物的作为；它是那种价值，是在并非侥幸成功的作为中实现的善。”(8)[加]巴里·艾伦:《知识与文明》，刘梁剑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3、83、95页。可见，艾伦定义的“知识”类似于麦克斯韦所定义的“智慧”，艾伦强调知识是实践的成功，类似于麦克斯韦重视实现价值的能力。艾伦否定了知识具有中立于善恶的工具特征。艾伦指责西方认识论解释不了西方最好的知识对文明的巨大贡献，但他对知识的定义又难以解释，总是能“实现善”的知识，何以会在其快速增长中导致了全球性的危机。

我们既不完全接受麦克斯韦的“智慧”定义，也不完全接受艾伦的“知识”定义。我们倾向于把知识宽泛地定义为可用语言(既包括英语、汉语等自然语言，也包括逻辑、数学、计算机语言)表达的数据、程序、命题、观念或理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都提供知识，日常生活的许多常识也是知识。如此定义的知识是可以形诸文字的，即可书写出来，储存于图书馆。在数字化技术十分发达的今天，一切知识都可以数字化，从而储存于网络云端。使用者可根据需要而去查找，用完以后即可置诸脑后。你不必牢记人类第一次登月的年月日，不必牢记牛顿第二定律，等等，今天随手在手机上搜索一下就知道了。

老子、庄子和禅宗所追求的智慧不是包含知识的能力，而是不可能形诸文字因而超越于语言和逻辑的能力。

庄子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9)刘文典：《庄子补正》，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394-395、395-396页。可见庄子追求的智慧是不可“言传”的。庄子还用如下例子具体说明了这一点：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10)刘文典：《庄子补正》，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394-395、395-396页。

这已说得很清楚，圣人留下的文字只是糟粕而已，那不代表圣人的智慧，其智慧已随其亡而逝。

在这一点上，禅宗与庄子是一致的。禅宗强调“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11)元音老人：《略论明心见性》，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23页。。六祖慧能无疑是世所公认的得道高僧，无疑具有大智慧，但他曾坦白地说：“吾不识字。”(12)《坛经》，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09页。禅宗对智慧的追求也就是对道的追求。南泉禅师说：“道不属知，不属不知。知是妄觉，不知是无记。若真达不疑之道，犹如太虚，廓然荡豁，岂可强是非邪。”(13)(宋)普济：《五灯会元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99页。据此，道是超越于知识的，是不可以用逻辑的是与非(真与假)加以判断的。说道超越于知识，就相当于说智慧超越于知识。西方学者鲜有理解这一点的，F.卡普拉(Frifjof Capra)却是例外。卡普拉在其影响很大的《物理学之道》一书中说，东方神秘主义者始终不渝地认定一个事实：终极实在绝不是理性或论证性知识的对象。它绝不可能被语词所恰当描述，因为它超越于感觉和派生出语词和概念的理智(intellect)。(14)Frifjof Capra,The Tao of Physics：An Exploration of the Parallels between Modern Physics and Eastern Mysticism,Boulder：Shambhala Publications Inc. Press,1975,p.122.又说，尽管人类理性知识有惊人的增长，但人类并没有变得比两千多年前更加智慧，这足以表明用语词获取绝对知识是不可能的。(15)Frifjof Capra,The Tao of Physics：An Exploration of the Parallels between Modern Physics and Eastern Mysticism,Boulder：Shambhala Publications Inc. Press,1975,p.122.这里的“绝对知识”就是关于“终极实在”的知识，就是佛学所说的“真如”，或老子所说的“道”。

二、现代知识与智慧的失衡

如果我们不像麦克斯韦那样认为智慧包括知识而按照中国思想传统认为智慧不同于知识，或许更能看清现代文明过分重视知识的严重弊端。

我们可把人类智能分为三大类：技能、知识和智慧。技能是人的手工操作和身体运动能力；知识就是可用语言表达的数据、程序、命题、观念或理论；智慧则是与实践主体不可分的做艰难且正当事情的能力，或做非常难做的好事的能力，是在实践中展现的人性之善美卓越。这里的艰难事情包括重大的伦理、政治、军事等决策或决定。这里的“正当”和“好”指伦理或道德的正当(moral right)和好。前人发现的知识可能被后人判断为假的，换言之，对于知识我们可以判断其逻辑意义上的真假，但我们不会去判断技能和智慧的真假。你可以评判某个球星的篮球技艺是否精湛，但不好判断其技艺的真假；人们可以赞叹毛泽东政治智慧的超绝，但不宜判断其政治智慧的真假。

特殊人才的技能是难以按程序操作的，甚至是不可能按程序操作的，从而难以甚至不可能形诸文字或数字化。例如，庄子所说的那位庖丁的解牛技艺是不可能按步骤传授给别人的，即不可能写出一个操作程序，别人按程序做就能达到他的水平。轮扁的斫轮技艺如是，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的篮球技艺亦如是。一般匠人也可斫轮，但极难甚至不可能达到轮扁的那种得心应手的“不徐不疾”；许多人都会打篮球，但几乎没有人能达到乔丹的那种出神入化的水平。轮扁死了，那种高超的斫轮技艺就消失了；将来乔丹过世了，那种高超的篮球技艺也就消失了。

智慧与极高超的技艺类似，也与主体的实践和生命不可分，不可能归结为文字和操作程序，但智慧不是手艺。智慧只能体现为人的知识、情感和意志在具体实践中的灵动、卓越表现，正因为如此，它与活生生的实践者不可分离。大政治家的智慧不可能被其他人所直接拥有，例如，毛泽东是杰出的政治家，有无比高超的政治斗争智慧，他的政治智慧随着他的逝世而消失。后人即便能背诵他的所有著作，也不可能拥有他的政治智慧。六祖慧能是有大智慧的一代宗师，其智慧也随其坐化而消失，后人即便能背诵《坛经》也不可能拥有他的智慧。慧能的弟子们也能明心见性，拥有他们自己的智慧，可以说他们的智慧与慧能的智慧类似，但归根结底是他们自己的智慧，而不是慧能的智慧。

当然，也不能说智慧与知识毫无关系。形诸文字的知识可以成为人们追求智慧的指南，不同的知识可以指引人们追求不同的智慧。有知识的人未必有智慧，但没有知识的人则根本不可能有智慧。慧能毕竟是听人读诵《金刚经》之后才开悟的。(16)《坛经》，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页。换言之，有知识是有智慧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铃木大拙说，“禅不可以在观念和语言之中寻求”，但“如果没有观念或语言，禅也就无法传达他人了”，(17)[日]铃木大拙：《自性自见》，徐进夫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7年，第199页。也就是说观念或语言不可能是智慧，但可以成为人们追求智慧的指南，类似于指路的路标。

中国古代的杰出医家或许能体现技能与智慧的融合。他们那种望闻问切的技能既与其学识有关，也与其独特天赋和独特经验有关。熟记医学典籍只是成为杰出医家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中医重视根据不同患者的独特性而辨证施治，而不像现代西医那样通常对同一类疾病采取标准化、程序化的治疗办法。

现代工业文明既不重视技艺，也不重视智慧，而异常重视知识的进步和积累。不重视技艺与机械化、标准化、程序化的现代生产工艺直接相关。在机械化、标准化的流水线上操作，劳动者无需轮扁的那种得心应手的技艺，有基本知识和能力就行了。随着自动化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机械化、标准化操作由机器人执行。现实中已出现许多无人车间。

麦克斯韦认为，人类面临着两大学习问题:一是了解宇宙的本性以及作为宇宙之部分的我们自己和其他生物的本性，一是学会如何变得文明。随着17世纪现代科学的创立，第一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第二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只解决了第一个问题而未能解决第二个问题便置人类于巨大的危险情境之中。眼下所有的全球性问题都产生于这种情境。人口的增长、现代战争的致命特征、物种的灭绝、污染、气候变化，所有这些全球性问题都只有在现代工业和农业、现代卫生和医疗、现代武器出现的条件下才可能产生，而现代工业和农业、现代卫生和医疗、现代武器又只能在出现了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条件下才可能产生。我们不能解决这些严重威胁我们未来的全球性问题就因为我们未能解决第二个学习问题，即如何变得文明的问题。我们的未来处于危险之中。应对这空前的危机，我们需要像学会解决第一个问题那样学会解决第二个问题。(18)Nicholas Maxwell,Science and Enlightenment：Two Great Problems of Learning,Cham：Springer Press,2019,p. 1.我们不必完全同意麦克斯韦的判断，但全球性问题确实与未能像解决好第一个问题那样解决好第二个问题相关。

在麦克斯韦看来，解决第二个学习问题，就是用追求智慧的学术和教育去补充追求知识的学术和教育。知识的迅速进步，使人类获得了越来越强大的力量，但人类长期缺乏正确使用其强大力量的智慧。人类的巨大危险就根源于此。如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我们不需要日益增强的力量，却需要日益增多的智慧。”(19)Dirk Helbing，Next Civilization：Digital Democracy and Socio-Ecological Finance——How to Avoid Dystopia and Upgrade Society by Digital Means，Cham：Springer Press，2021,p.76.连史蒂芬·霍金那样的相信可发现“终极理论”的科学家都说：“我们的未来是一个技术日益增长的力量和使用它的智慧之间的竞争。让我们确保智慧胜利。”(20)[英]史蒂芬·霍金：《十问：霍金沉思录》，吴忠超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第164页。

工业文明的发展使人类知识和智慧严重失衡。智慧的决定和行动必然是伦理上正当的决定和行动。知识能帮助我们有效乃至高效地行动，但伦理不正当的高效行动恰恰会导致严重灾难或罪恶。这个道理宋代的司马光早已说清楚了。司马光说：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 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2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4-15页。

司马光就人才而辨才与德，如今我们就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而辨科技与伦理乃至知识与智慧。在工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有麦克斯韦所指出的知识与智慧的严重失衡，而且有科技与伦理的严重失衡。伦理已约束不住科技的发展势头，也就是在社会层面上，德不再是才之帅了。

智慧之所以重要，还因为智慧只能体现为有美德的人的知行合一。自“轴心时代”以来，宣称追求或主张博施“至善”的宗教、哲学、意识形态数不胜数，打着各种好“主义”或“宗教”的旗帜而谋取集团私利或个人私利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从智慧的定义可知，说一个人有智慧就指他知行合一，因为智慧就是做难做的正当或好的事情的能力。能力只能在人的实践中得以体现，而不可能以虚假广告的方式得以展示。知识很容易被束之高阁，也很容易被滥用。智慧与活生生的实践者的实践不可分离，且伦理的正当是智慧的内在维度。一个坏人可以让人相信他真的非常有知识，但无法让人承认他有智慧。

三、生态智慧与生态实践

智慧不等于伦理，但与伦理密切相关，因为智慧的决定和实践必定是合乎伦理的。如前所述，知识是指引人们追求智慧的指南。这里讲的知识包括伦理知识，事实上，伦理的“正当”和“善”是指引人类追求智慧的最重要的指南或路标。如果指南或路标是错误的，那么人们在追求智慧的道路上必然南辕北辙。

工业文明的伦理继承了萌生于农业文明的人文主义。但知识迅速进步所带来的人类力量增强使伦理的人文主义渐显其狭隘、不足与错误。

人文主义所定义的伦理上的“正当”和“善”都仅是对于人类的“正当”和“善”。根据这种伦理，则开垦荒野、砍伐森林、建越来越多的工厂、修越来越多的公路和铁路、建越来越多的拦水坝，等等，都是正当的和善的。阿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在20世纪40年代就意识到，按传统人文主义的方式定义“正当”和“善”是狭隘的、不对的。肆意开发荒野、砍伐森林可能对所有人都好，但对非人动植物和生态系统不好。用现代科技武装起来的人类，即便不再进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但其征服自然的“和平”发展也会毁灭自己生存与发展必不可少的家园——地球生物圈。

美国环境思想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说：“在经过两个世纪的准备之后，生态学突然在20世纪60年代登上了国际舞台。”在1970年第一个“地球日”的庆祝活动中，有人宣告了“生态学时代”的到来。(22)[美]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侯文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95页。澳大利亚哲学家阿伦·盖尔(Arran Gare)则说：“生态科学不仅是对现代科学核心假设的根本挑战，而且是对工业文明的挑战。接受生态学不仅涉及科学的转型，而且涉及科学与其他文化领域之关系的改变，这会影响人们的生活、制度和组织，更重要的是，会影响他们对未来的期待，以及为之奋斗的终极理想和目标。”(23)Joseph E. Brenner and Abir U. Igamberdiev，Philosophy in Reality：A New Book of Changes，Cham：Springer Press，2021,pp.486-487.

也就在这样的历史关头，试图修改传统人文主义之“正当”和“善”的新哲学——生态哲学——问世了。

生态哲学的核心思想可概括为两点：(1)人与地球上的非人生物共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之中，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地球生物圈的健康，人类不可继续以征服者的姿态对待大自然。(2)人类应该承认，非人生物也有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人类应该在尊重人权的同时，尊重非人物种的生存权。生态哲学界定的“正当”和“善”是包括人、非人生物和生态系统的生命共同体的“正当”和“善”。仅当一件事不仅有利于人类，而且无损于生态健康，才能算是正当的和善的。

轴向衍射实验和径向衍射实验均在北京同步辐射装置的4W2实验站上进行，实验的单色光波长是0.619 9 Å，半高全宽分别是30 μm(水平)和12μm(垂直).衍射谱由Mar345成像板接收，接收到的数据由Fit2D软件[13]进行分析，距离和角度由CeO2进行标定.径向衍射每个压力点在采谱前先放置30 min使样品中的应力充分释放，随后采谱，采谱时间为15～20 min.轴向衍射技术的曝光时间为7 min.

生态学和生态哲学指引人们追求生态智慧，是指引人们追求生态智慧的指南或路标。据著名学者象伟宁考证，是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 Naess)最早于1973年使用了“生态智慧”这个概念。奈斯起先用的英文单词是ecosophy，后来曾解释，ecosophy就是ecological wisdom，即生态智慧。

奈斯说：我说的生态智慧指一种生态和谐或平衡的哲学。作为索菲亚(sofia)或智慧的哲学，是开放地规范性的，它包含规范、规则、假设、价值排序以及关于我们宇宙中各种事态的假说。智慧是政治智慧和规定，而不仅是科学描述和预测。生态智慧的细节会显示许多关于重要区别的变元(variations)，不仅涉及污染、资源、人口等方面的事实，而且涉及价值排序。(24)Alan Drengson & Bill Devall,Ecology of Wisdom：Writings by Arne Naess,Berkeley：Counterpoint Press,2008,p.32.奈斯认为不同的个人有其不同的生态智慧。他称他自己的生态智慧为生态智慧T。他不要求人们接受他的所有价值和思路，人们可发现自己的体系和指南，从而形成自己的路径，形成自己的生态智慧，如生态智慧X、生态智慧Y、生态智慧Z。说“是你自己的”不是说是你原创的。只要它构成你拥有它就有在家之感的总体观念就够了，那个家是你哲学上的皈依。(25)Alan Drengson & Bill Devall,Ecology of Wisdom：Writings by Arne Naess,Berkeley：Counterpoint Press,2008,p.32.

显然，奈斯所说的哲学很贴近法国著名哲学家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所诠释的西方古代哲学，即作为哲人之生活方式的哲学(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也就是追求人生智慧的哲学。在阿多看来，“智慧就是一种能带来心灵平和、内在自由和一种宇宙意识的生活方式”(26)Pierre Hadot,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Malden：Blackwell Publishing Press,1995,p.265.。如此理解的智慧是涵盖知识的。奈斯是西方最有影响的生态哲学家之一，他特别重视生态智慧。值得注意的是，奈斯和阿多所说的哲学和智慧都强调知行合一，因为那就是个人的生活方式。

象伟宁教授特别重视生态实践和生态智慧研究。自2014年以来，他一直在中西文献中考据“生态智慧”一词的起源，并着力给出一个“生态智慧”的清晰定义。象伟宁曾给出过如下定义：

生态智慧是来自并服务于生态实践的展现即时道德卓越的大师的技巧(the master skill)，它使得个人、共同体或组织可以在特定生态实践情境中做出伦理判断并采取谨慎周到的行动，它是关于人与自然之交互关系的生态哲学信念的融贯整体，是让行动奠基于情境依赖的伦理正当选择的生态实践能力。(27)Varenyam Achal and Abhijit Mukherjee，Ecological Wisdom Inspired Restoration Engineering,Singapore：Springer Press,2019,p.xvi.

有评论者说,这个定义突出了生态智慧的两个特征：一是在生态实践中实现道德知识和美德行动相统一的理想,一是从事卓越生态实践研究的能力。(28)Varenyam Achal and Abhijit Mukherjee，Ecological Wisdom Inspired Restoration Engineering,Singapore：Springer Press,2019,p.xvi.

作为深受西学影响的卓越学者,象伟宁坚持认为，智慧是包含知识的。从以上定义看，生态智慧包含“生态哲学信念”。

生态智慧是个人在生态实践中展现的卓越能力，是在艰难生态实践情境中做出正当选择并坚持行动的能力，或在艰难生态实践情境中做好事的能力。

这里的“正当”和“好”不再是狭隘人本主义的“正当”和“好”，而是由生态哲学规定的“正当”和“好”。有学者指出，生态实践是人类自己为满足其生存和繁荣的需要而有心无心地从事的能导致安全且和谐的社会-生态条件的行动和过程。(29)Varenyam Achal and Abhijit Mukherjee,Ecological Wisdom Inspired Restoration Engineering,Singapore：Springer,2019,p.269.其实，可简洁地把生态实践界定为人类的有利于(至少无损于)生态系统之健康的实践。当然，对这个定义的说明要求助于生态学，以便界定定义项中出现的“生态系统之健康”(可简称“生态健康”)。一般地说，建设生态文明的各种实践都是生态实践。当有生态智慧的人们引领社会时，生态文明建设才会卓有成效。

把智慧归结为个人的能力似乎会引起智慧如何能影响集体行动的疑问。这需要专文探讨。在此只给出简短的答案：集体行动总是由精英领导的，而精英就是有智慧的人。若干个人的智慧可通过交流而形成一个集体行动方案(如都江堰、红旗渠等的设计方案)。在集体行动中有智慧的人可启发其他人追求类似的智慧，并领导没有智慧的人们，从而协调、指挥能体现智慧的集体行动。

四、禅的智慧与绿色生活方式

铃木大拙曾对现代科技进步做了如下的评价：

科学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处，它方便了我们的生活，降低了生活成本。过去只有贵族和富人才能买得起的东西，今天任何人都可以平等地品尝或穿着在身。科学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也让人类变成了木偶和机器，这是近代文明的弊病。当然，不能说人类使用了机器就一定会变成机器，但今天的人类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被机器所操控，这是不争的事实。在使用的同时也被使用，似乎成了人类社会的原则。人类学会了使用机械并[在]满脸得意地使用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也变成了“机器”，丧失了原有的创造能力。这一现象在现代社会越来越严重，以致当代人已经越来越感到无法忍受。(30)[日]铃木大拙：《禅是什么》，张乔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6年，第63页。

人类日益受机器和技术的支配也是知识与智慧失衡的后果。知识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力量的倍增，但多数人没有因为力量倍增而获得自由和解放，只因为他们没有正确使用其力量的智慧。铃木大拙说：“我相信宗教可以带领我们逃离现代的工业文明。所以，我们要在当今的世界中弘扬宗教、弘扬禅。因为禅本身兼有具体性和创造性，可以全方位地说明世间万物的存在法则。”(31)[日]铃木大拙：《禅是什么》，张乔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6年，第63页。

其实，我们不可能逃离工业文明，我们只能努力促成工业文明的转型，由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这也是一种“在世转世”。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为，人类必须超越工业文明而走向生态文明。如西方学者艾琳·克里斯特(Eileen Crist)所言：立即转向全球化的生态文明是唯一现实的选择。(32)Eileen Crist，Abundant Earth：Toward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9,p.245.中国已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的整体布局。概括地说，为超越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我们大致需要两大类智慧，一是驾驭不断发展的强大科技力量的智慧，一是创造多样化绿色生活方式的智慧。我们之所以需要这两大类智慧，就因为长期以来人类对强大科技力量的滥用已导致了种种全球性问题，例如，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核战争对人类的威胁、“新冠病毒”一类的东西对人类生命的威胁，等等，而物质主义的消费主义对人类信仰的全面侵蚀和渗透，又使人口不断增长的人类的人均生态足迹迅速增大，因而地球已不堪重负。上一节所论述的生态智慧可使人类利用不断进步的现代科技去一边维护地球的生态健康，一边谋求真正可持续的发展。禅宗可启示人们去创造多样化的绿色生活方式(不否认人类其他创新途径，如科学、哲学、艺术以及其他宗教，也有此作用)，超越物质主义。

克里斯特说：“创建生态文明之首要大事是珍惜本真且意义扩展了的自由。”(33)Eileen Crist,Abundant Earth：Toward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9,p.163.禅正是追求“本真且意义扩展了的自由”的生活方式。道悟禅师说过的16个字——“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无别胜解”(34)白云老禅师：《禅的智慧》，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292页。——正可以说明何谓“本真且意义扩展了的自由”。这种自由绝不是恣意妄行，它不违伦理而又超越伦理，是对人性之卓越、人格之完美和本真自由的不懈追求。

禅对于生态文明建设最可能做出的贡献肯定不是知识发现，而是体现为不同个人之生活的生活智慧。(35)当然，佛教伦理早已把所有的生物看作一个共同体，这比利奥波德提出“土地伦理”早两千多年。

追求幸福或“好生活”应是所有人的共同目标，只是持不同信仰的人们对“幸福”与“好生活”的理解不同。总想改变现状而追求更好的生活是人类区别于非人动物的根本特征，我们不妨称这一特征为人类的超越性。就个人而言，超越现实而追求更好的生活有两个途径：一是改变外部生活条件。如，挣更多的钱，买更大的房子、更豪华的车、更高档的服饰和食品等，或力争做更大的官，从而享受更好的待遇，……。一是改善自己。如果一个人心胸狭窄、嫉妒心过强，则即使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不低也不幸福。对这样的人而言，追求较幸福和较好生活的最佳途径是改善自己。改善自己就是通过修身、修行而培养美德、获得智慧、提高境界。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家都强调这一点的重要性。遗憾的是，政治斗争和经济竞争常常使人忘记或忽略了这一点。我们不妨称改变外部生活条件(简称“改造世界”)的努力为外向超越，而称改善自己的努力为内向超越。禅宗就把内向超越和彻底转变自我生命状态(“开悟”或“自觉圣智”(36)[日]铃木大拙：《开悟之旅》，徐进夫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7年，第3-7页。)视为人生的最高目标(或“终极关切”)。

现代工业文明的显著特征是激励外向超越，轻视甚至抑制内向超越。重知识而不重智慧就与此相关(知识一经发现就可成为外在于生命的数据，而智慧只能内在于生命)。在面临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今天，一些西方科学家首先想到的不是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而是继续向外扩张。例如，霍金说：“向太空扩散将产生更大的效应。它将彻底改变人类的未来，并可能决定我们究竟是否拥有任何未来。它不会解决我们在地球上的任何直接问题，但它会给我们一个新的视角，让我们向外而不是向内看。”(37)[英]史蒂芬·霍金：《十问：霍金沉思录》，吴忠超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第142页。这种“向外而不是向内看”的思维方式正是现代性压倒其他思维方式的主导性思维方式，这种主导性思维方式决定了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制度、法律法规、公共政策都激励外向超越，而不激励甚至抑制内向超越。由此决定了工业文明的发展不再是汤因比所珍视的那种“精神升华”(38)[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曹未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318-319页。，而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的增强、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对应这种发展观的生产-生活方式就是“大量开发、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对应于这种生产-生活方式的生活方式(狭义)就是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人们在物质消费的攀比中体验人生意义，享受人生幸福。全球性生态危机与“大量开发、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直接相关，与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也直接相关。禅宗的根本追求是内向超越，禅的生活方式是反物质主义和反消费主义的。洞山禅师说：“夫出家人，心不附物，是真修行。”(39)白云老禅师：《禅的智慧》，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313页。“心不附物”就自然不会贪恋物质财富。禅宗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最大贡献或许就在于它能示范一种智慧的、喜乐的、本真的且绿色的生活方式。

西方学者丹尼尔·H.亨宁(Daniel H. Henning)说：

西方人用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方式追求幸福，而佛教与之大相径庭，却以追求涅槃之旅的方式追求幸福。佛教这种古老的东方哲学可以说明西方物质主义的困境。答案就从简单的离相原则开始(principle of detachment)。西方人若不再追求他们所不拥有的东西就会为他们所拥有的东西而感到幸福。这似乎是同语反复。西方人如果仅能为其富有而幸福，那么他们就能够为其富有而幸福。如果我们能明白，我们的毒瘾既是我们自己不安的原因，也是威胁我们发现幸福之所有机会的恶魔，就不至于陷入循环推理。

遗憾的是，西方人在用其疾病感染东方人方面比东方人用其更好的生活方式影响西方人方面做得更好。伴随着旧价值的破灭和朝向物质主义的轻率狂奔，西方人相信“科学能造就一个更好的世界”，一种“进步”的势利(snobbery)诞生了。[西方人对东方人的]征服始于武力，继之以美元、英镑、法郎、马克。征服者很难承认臣服的人民会有什么有价值的奉献。(40)Daniel H. Henning，A Manual for Buddhism and Deep Ecology，Bangkok：Buddha Dharma Education Association Inc. Press,2002,pp.16-17.

迄今为止，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持亨宁的这种观点的人仍属少数。但越来越多的人(仅指一种变化趋势)认识到物质主义的消费主义是错误的，“大量开发、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人类文明必须由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我们相信中国禅宗所展示的内向超越的生活方式必能产生越来越广泛的示范作用。因为只有走内向超越之路，才能克服物质主义“毒瘾”，只有克服了物质主义“毒瘾”，才可能采取真正绿色的生活方式。禅宗示范的内向超越是帮助人们戒除“毒瘾”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在“知识爆炸”的现时代，人们浑然不觉知识和智慧之间的区别，更浑然不觉知识增长与智慧提升之间的严重失衡恰是种种全球性危机的深刻根源。生态危机正是人类深陷其中的一种全球性危机。人类亟需培养两种智慧以便走出生态危机，一种是驾驭迅速增强的科技力量的智慧，一种是超越物质主义生活方式的智慧。复杂性科学(蕴含生态学)和生态哲学将指引人类追求生态智慧，以驾驭强大的科技力量。禅宗昭示的内向超越的生活智慧可使人们超越物质主义而采取绿色生活方式。社会由具有生态智慧的人们引领，才可能走出生态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