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瑞宁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北京 10087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尽管时代环境与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时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纵观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必须“以更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1)习近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求是》2021年第22期，第6页。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奋斗之所以能取得重大成就，在于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总结道：“一百年来，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博大胸怀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2)《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3页。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无产阶级革命先驱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旗帜，秉承伟大建党精神完成建党伟业，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基础。本文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早期实践(3)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分期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存在诸多讨论，一般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分期与党的历史分期大致一致。齐卫平指出，党的百年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党的指导思想五次与时俱进的发展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对指导各个历史时期党的实践具有重大意义。田子渝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的研究状况及思考》一文中将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时间范围划定为1918年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至1927年7月。本文所称“早期”主要指的是以建党前后为中心，包含从五四运动到国民大革命的这一段时期。典范之一——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传播、接受与实践进行分析，深化对党领导人民探索出一条与“西方式民主国家”截然不同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认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贡献历史经验。

一、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符合近代中国“救国”“复兴”的价值期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近代以后中国人民面临的一个历史性课题。为解决这一历史性课题，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辛探索。”(4)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19年第18期，第4页。近代以来，建立一个统一的现代化国家是无数仁人志士毕生追求的梦想，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初步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传统“家国天下”观念与西方各色政治思潮在冲突与交融中，催生出渐进改良和革命重塑两种路径，为追寻现代中国这一贯穿20世纪的政治主题提供了思想资源。(5)清末民初，高田早苗《国家学原理》、笕克彦《国法学》、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说、有贺长雄有关“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作品及理论经由报刊传播而广为国人所知。在诸多学说思潮的影响下，知识分子群体也纷纷发表对于“国家”的看法，并引起广泛讨论。沈其昌指出“国家之生存有两大原质”，其中一个为有形，如道德宗教政治法律技术语言，另一个为无形，“基于权力财产制畅塞而各种等级生焉，缘于休戚利害之感应而各种团体成焉”从而以“构成今日复杂之国家”。章太炎也发表《国家论》一文，指出“非徒为期望无政府者说，虽期望有政府者，亦不得不从斯义”，并从国家性质、作用、事业三方面对国家进行阐释。类似有关国家的论述，不绝于耳，如蒋智由的《社会国家相关进化论》、张子干的《国家问题》、留日学生所作的《国民的国家观念》和《国民势力与国家之关系》等文。梁启超即言中国“虽有国之名，而未成国之形也”，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参见沈其昌：《国家原理》，《广益丛报》1907年第155期，第1页；章太炎：《国家论》，《民报》1907年第17期，第1页;梁启超：《少年中国说》，《饮冰室合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页。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指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可以说是一个使‘天下’变为‘国家’的过程。”(6)[美]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87页。民国初年的政治乱象和思想交锋使“议会共和式”政治的民主幻象破灭，先进知识分子纷纷把目光转向指导俄国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最早的邂逅在晚清已经发生。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也随着对中国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加深，直至1919年五四运动后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探索实践。

1871年，随清廷出访法国专使崇厚前往处理天津教案事宜的张德彝在日记中记录了亲历巴黎公社运动的感受，认为运动“其始无非迫胁之穷民，未必皆强暴性成而甘于作乱”(7)张德彝：《随使法国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2、168页；钟叔河：《巴黎公社的目击者——张德彝的〈随使法国记〉(三述奇)》，见张德彝：《随使法国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页。随行使团中另一随员高从望也在日记中有所记载，如1871年3月19日云：“闻巴里有乱。晚间偕同薄、庆二人赴街闲步，见有粘贴告示，系吉尔所出，云巴里乡勇作乱，民会之兵四万已退至渭洒(即凡尔赛)。晓谕各省不可乱等语。”参见江庆柏：《他看见了公社的旗帜——高从望〈随轺笔记〉稿本》，见江庆柏等：《稿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51页。此外，王韬的《普法战纪》及在华美国传教士所办的《中国教会新报》也对巴黎公社运动有所报道。，并对伏罪受刑者深表同情。此后，关于欧洲工人罢工、美国共产党人起义的新闻报道以及以“贫富均财之说”“欧罗巴大同之说”为名的社会主义学说开始在中国出现。(8)如黎庶昌写道：“索昔阿利司脱译言平会也，意谓天之生人，初无歧视，而贫贱者乃胼手胝足，以供富贵人驱使，此极不平之事。……故结党为会，排日轮值，倘乘隙得逞，不得畏缩，冀尽除各国之君，使国无主宰，然后富贵者无所恃，而贫贱者乃得以自伸。”李凤荷记载：“欧洲有莎舍尔德玛噶里会，译言平会，欲天下一切平等，无贵贱贫富之分。”汪凤藻在《富国策》中表达了对创立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者悯世之心、爱人之意的敬佩。1899年《万国公报》刊载李提摩太翻译的《大同学》一文，首次提及作为工人运动领袖的马克思。进入20世纪，困顿于清廷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与剥削之下的有识之士迫切希望借助西方政治学说改造中国社会以实现“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一时之间各色政治思潮纷沓而至，掀起西学东渐的又一高潮。1901年，《译书汇编》刊载了有贺长雄《近世政治史》一文，首次介绍了社会主义及马克思的学说。(9)文章称“西国学者悯贫富之不等，而为雇工者往往受资家之压制，遂有倡均贫富、制恒产之说，谓之社会主义”，并认为“中国古世有井田之法，即所谓社会主义”。文章还对第一国际和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进行介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以“平权主义”推翻腐败之政治及社会，设立自由民主国为目的。参见[日]有贺长雄：《近世政治史》，《译书汇编》1901年第2期，第51、53页。此后数十年间，介绍马克思及社会主义学说的译著层出不穷。(10)据不完全统计，在1917年以前，《译书汇编》《新民丛报》《政艺通报》《翻译世界》《新世界学报》《浙江潮》《民报》《天义》等报刊刊载多篇有关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文章。其中，《翻译世界》刊载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新民丛报》刊载梁启超有关社会主义的介绍文章、《民报》刊载朱执信有关社会主义的系列文章可以视为这一时期不同群体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代表。(11)村井知至在《社会主义》一书中首先论述了机械的、化学的、有机的三种社会观，指出其背后分别为个人本位、狭隘的国家主义及社会本位主义三种观念，而前两种容易导致唯我独尊、无政府倾向和自暴自弃、专制倾向，只有第三种社会观才能达到“宪政之美者”。而通过对欧洲工人的发展历程进行总结，指出在工业革命后，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近世工业界之特产物恐慌，苦劳动者屡矣”，进而得出“所谓富大增者，不过毕集一方为一二豪者，所揽决于社会无所幸矣。其利者独有资本家耳，故劳动者益穷饿，社会之势益不平均，于是生有力之阶级与无能之阶级”的结论。接着，村井论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指出“劳动者有权占有其产出富之全额”，但由于私有制的缘故，实际上劳动者“仅得少许之工金耳”。值得一提的是，在该书的第八章，首次出现马克思拟定的《国际工人协会章程》的翻译，即“呜呼我劳动之人且旦暮庾死，毋宁为自由战而流血死乎。今日之事曷其可不旅力同心斫断资本家之缰锁，以还我平等之权利，呜呼努哉。呜呼我劳动之人日为资本家生产，而资本家不以命脉视我，且侮僇我安可妄为屈从之事乎。今日是我劳动者上自由之途而脱经济之束缚之日也，呜呼努哉”。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中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介绍，称“今日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之个人主义”。1904年又发表《中国社会主义》一文将社会主义概括为“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朱执信作为同盟会会员，较早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对其进行介绍，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进行了介绍，并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十条纲领。随后又发表《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将革命主张与社会主义学说相联系。

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富井准造指出，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资本制度之颠覆，其政权而归人民之手”，认识到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即“国家成立之要，必支配其人民”，其归宿则是“必灭共迹而自然消亡”，(12)林代昭、潘国华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11页。该文对《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进行详细介绍，指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精神实质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并创立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理论。精准把握了马克思“国家自然消亡”的实质，阐明了国家作为一个历史和阶级范畴内的产物以及一种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2页。。宋教仁则引用《共产党宣言》中“使权力阶级战栗恐惧于共产的革命之前”，(14)宋教仁：《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民报》1906年第5期，第2页。来表达革命者“冲决罗网”，寻求独立和复兴的态度，彰显了革命的勇气。此外，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传播也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了帮助。(15)幸德秋水在《社会主义神髓》中写道，自一八四七年麦克斯与其友安格尔发表共产党宣言书，详论阶级战争之由来归趣，以呼号万国劳动者之同盟以来，社会主义遂俨乎为一个科学之教义，而非旧时空想狂热之比。社会党亦明乎社会为一种有机体，而无复仅从理想以企图改造之者。由刘师培、何震夫妇创办的《天义》杂志刊登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翻译《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当然应该看到，无政府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部分主张和无政府共产主义相契合，但本质上两者还是有巨大的区别，且其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学说并不认同，故而在传播过程中存在曲解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在20世纪初期，报刊、译著等传播媒介多从社会问题、社会现象入手引出马克思及其学说，将其与革新政治及社会现实相联系，希冀将其作为思想资源对中国的政治革新实践有所助益。(16)如马君武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中指出，社会主义者即解民数问题之独一捷法也。尽管在文中，马氏声称社会主义为“奇伟光明之主义，而忍使吾国之人，昧昧然不知其为何物，则亦非以输入文明为己任之本心也”，将社会主义视为“今世一大问题最新之公理”，并附上圣西门、傅立叶、马克思等人著作名单，但更多是从现实需要出发，针对晚清社会的弊病而寻找解决之法，并未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运用在中国的实践之中。杜士珍所译日本久松义典的《近世社会主义评论》中也称近代社会主义显彰于马克思后渐渐涉及实际问题，关注产业组织与资本制度及劳动规约之改良。但对于社会主义的前景，久松义典认为不能成功。辛亥革命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建立西方式民主共和国的过程中，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部分内容进行了吸收借鉴，但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7)孙中山在《社会主义之派别及其批评》中指出“各国社会主义学者，鉴于将来社会革命之祸，汲汲提倡马克斯之学说，主张分配平均，求根本和平之解决，以免激烈派之实行均产主义，而肇攘夺变乱之祸。故收回土地，公有资本之二说，为谋国是者所赞许，而劳动应得相当酬报之说，又为全世界学者所赞同也”，从而将民生问题纳入其建国理论体系，谋求社会种种之幸福。

经过疾风骤雨的革命洗礼，以“革命”为旗帜的民初政治实践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状，“救亡”和“复兴”的双重变奏依然是中国政治的主题。面对依然身处晦暗不明的军阀统治之下，未能实现建立独立民主国家的政治期待带来的落差，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包含“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等内容在内的国家学说给知识分子指出了通往光明的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8)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2 页。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建立政权的高度体系化国家学说，特别是列宁领导俄国革命成功建立革命政权的实践，极大鼓舞了致力于实现中国“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的革命先驱，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中国革命面貌的改变提供了思想指引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由此开始确立了在中国革命中的指导思想地位，并不断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强大且具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二、中国化时代化的开端：革命先驱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接受

《决议》指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19)《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3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只有领会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才能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坚持科学指导思想和正确前进方向，才能带领人民走对路”。(20)习近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求是》2021年第22期，第4页。五四新文化时期，革命先驱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传播的过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宣介中将其内化为坚定的革命信仰，凝结成为伟大建党精神中“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品格，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篇章。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时代，马克思主义作为从西方引进的政治思潮，经过清末民初的宣传和译介，在十月革命之后迎来传播热潮并为革命先驱所接受，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开始指导中国民主革命实践。(21)一般而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主要通过三个渠道，即日本、西欧和俄国，其中日本又因为地理位置及大量留日学生的因素，在早期对近代中国的思想界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传入中国离不开留日学生的译介之功。当然，正如王素莉反驳石川祯浩“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传入中国，是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渠满而溢的结果”观点时所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是西欧、日本和俄国“这三条渠道交叉配合，互相补充”而绝非仅仅是日本之功劳。尤其是十月革命后，中国知识分子从注重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性传播到关注其改造社会的指导意义，更多是受到俄国革命的影响和中国革命本身的需要。这个接受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科学性得以彰显的过程。

在近代“救国”的时代潮流中，“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22)《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页。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把东方各族人民“拉进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阵营”(23)《斯大林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5页。并“给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一条通向被压迫国家最遥远的角落的道路”(24)《斯大林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83页。。在见证俄国革命的成就后，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指出，列宁在1904年就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没收资本家财产及革命运动发展至于极度等问题，而后成功创建了苏维埃政权，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权的设想从理论变成了现实。(25)《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10-412、2、214页。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也明言：“吾人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26)《蔡和森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7页。《新青年》《晨报》等刊物还联合推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对十月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受到的赞誉与误解进行厘清，将各国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及思想的研究“转介绍于读者，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⑥主要方式就是通过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重要著作接受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现状深化理解尤其是其中关于国家性质、阶级斗争等理论来开展革命实践。(27)吕延秦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史料进行了汇编，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提供了基础史料。参见嘉兴学院红船精神研究中心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1917—1927)》，武汉：长江出版社，2016年。这一时期，《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或通过以《新青年》《共产党》《每周评论》《星期评论》以及包括《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在内“四大副刊”为代表的报刊进行内容刊载和介绍，或通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新民学会等进步社团进行集中翻译，极大方便了广大同人学习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传统出版社和社会主义研究社、新青年社等红色出版机构也出版、发行了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研究著作，例如商务印书馆在1919年至1922年间出版了21种马克思主义书籍，新青年社出版了“新青年丛书”，都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当然，马克思主义著作有组织有计划的翻译、出版与传播还要等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28)张傅：《中国共产党传播马克思主义百年回望》，《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第9-18页。

在国家性质上，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革命先驱借助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工具——唯物史观对“国家是什么”等问题进行分析。陈独秀就明言要爱国须先问国家是什么，国家“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29)《陈独秀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90页。在历史上，世界上只有两种国家，即资本家的国家和劳动者的国家，除去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俄国式劳动者的国家外，其他国家都是资本家的国家。而国家及其机关“都只是一阶级一党派的势力集中”(30)《陈独秀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2页。，而非国民总意志的体现，因此“国民”一词也是口号。李达更直接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国家为阶级统治之机关，是一阶级压迫他一阶级的机关”来揭示国家的本质。(31)《李达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9页。对于国家这种形式的社会组织，李大钊认为此前的社会组织多为纵向组织，而国家则是横向组织，打破了各个阶级使之平等联合，从经济上看社会组织的变化可知，是要建立各行各业乃至超越国界、种界进而全世界联合的横向组织，使人间一切关系都是纯和爱的生活。(32)《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10-412、2、214页。因此，对于旧国家、旧政府这种社会组织，其必然要接受改造，而改造的基础势力，“必发源于现在的社会组织下立于不利地位的阶级”。(33)《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81页。这又引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另一重要问题，即社会发展的动力——阶级斗争。

对于阶级斗争理论，《每周评论》在登载《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时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即为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宣言》是“Marx和Engels最先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是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动的联合，是表现新时代的文书”(34)舍：《〈共产党宣言〉摘译》，《每周评论》，1919年4月6日第2版。。李大钊强调马克思主张的阶级竞争说从其经济的历史观而来，“一阶级运动改造，一阶级反对改造，遂以造成阶级竞争的形势”，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时候，阶级斗争“就成了改造社会、消泯阶级的最后手段”。(35)《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81-482页。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李大钊再次详细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级竞争”(36)《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17、271页。，因为在社会关系的发展与国家演变的路径中，当表现为社会组织形式的社会生产关系难以满足社会生产发展时，必然引起冲突从而导致社会革命，而自阶级分化开始就出现的阶级斗争是“他们不能避的运命”和推动“建在阶级对立上的经济的构造自己进化”的动力。(37)《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17、271页。《晨报》则刊登日本学者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理念及社会组织进化论——即从氏族到国家的演变进行详细叙述，指出社会主义的中心问题在于改造社会组织，而社会变迁的根本动力是社会生产力。李达从阶级斗争出发，结合中国旧式革命运动的实际，认为在人类社会阶级斗争的历史长河中，自从社会分化出有产者和无产者后，在资产阶级的掠夺和压迫之下无产阶级自然产生了阶级觉悟，自发形成“一种阶级的组织和阶级的行动”，进而发展成为以建立劳动者的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的阶级斗争的革命行动。(38)《李达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1、36页。也就是说，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革命先驱们开始借助国家学说中的理论分析中国的阶级构成，强调劳动者(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劳动者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和代表，其阶级意识的觉醒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程度和方向。陈独秀认为，虽然中国的资本家不如欧美、日本发达，但不能因此忽略其对于多数无产的劳苦大众的剥削和压迫。劳动者应“有努力改善这境遇的觉悟”，通过创设同业联会、劳动休息所、职业介绍所、补习夜学等方式积极奋斗解放自身。(39)《陈独秀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20页。对于劳动者觉悟的步骤，陈独秀进一步指出“世界劳动者的觉悟，计分二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从而实现“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的目的。参见《陈独秀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1页。谭平山也认为民主不仅体现在政治制度和精神上，社会层面上的民主也不容忽视，而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以劳动者为社会本位，主张生产机关之公有，分配之平等，一切特权之废止，及排斥资本家之专制”(40)《谭平山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6页。就打破了贫富阶级差别，体现了社会民主和社会经济平等的新观念。李达从社会运动的角度出发，在与梁启超的争论中主张“要联络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的人民，在社会主义上会合”(41)《李达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89页。从而为无产阶级谋求政治、经济的解放，为实行社会主义做准备。

从这一时期革命先驱对于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国家学说的理解来看，在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后，先进的民主主义革命者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以唯物史观为底色、以阶级斗争为思想武器，自我改造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着手组织建立一个“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42)《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17、271页。来真正表现民众势力和推动社会变革，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早期实践做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动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43)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14期，第5页。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4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14期，第5、10页。，也开启了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的正确道路。诸多革命先驱自发自觉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讨论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认识更深入。

三、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中国的运用开辟了民主革命实践的新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45)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14期，第5、10页。《决议》也指出，在党的百年奋斗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46)《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3页。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正是在与中国实际和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不断在实践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完成三次历史性飞跃，取得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就。其中，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理解运用和在革命中的实践探索，赋予了中国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新的丰富内涵，开启了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复兴征程，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救国、兴国、强国”的宏伟目标积累了经验。

作为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勃勃生机的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创新性。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思想指导革命实践，臻至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成为党的任务目标。在党成立后制定的第一个纲领中，“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赫然在列，而在该纲领的英文稿中还有“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的说法。为实行社会革命这一政治目的，纲领要求以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并“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4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页。

有观点指出，在建党早期，“无产阶级专政成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代名词了”。(48)潘焕昭：《中国共产党建国思想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43页。事实上，由于党的一大参会代表中有不少社会主义研究者(学院派)、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且此时党员对于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不够深入，因此对于重大理论问题还存在争论。例如李汉俊和陈公博就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无需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也无需组织工会，应该在资产阶级民主范围之内公开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刘仁静则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斗争的直接目标，反对任何用公开形式的工作，一切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及思想的代表者，应拒绝知识分子入党。(49)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2-113页。因此，在草拟的党纲中，陈独秀指出目前“党的当前问题还不是夺取政权，这是将来的问题。在处理这个问题之前，必须进行许多准备工作”。(50)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43页。从而避免了一些难以协调的意见。但在涉及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性质宗旨等原则性问题，与会代表与“资产阶级民主论”进行了斗争，并最终在党纲中明确了无产阶级专政及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社会革命的立场。

由此可见，党的一大做出的《纲领》和《决议》是经过讨论后形成的综合意见，并非简单地将马列主义相关论述直接套用，这一讨论的过程也是深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将马克思主义适用于中国革命的过程。在经过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斗争后，党的一大纲领最终确立了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立场，奠定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基石。在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国家学说，仔细研究中国实际情况后，党的二大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纲领，开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之路。

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点，主张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改变中国当前社会局面。彼时的中国正值动荡不安之际，华盛顿会议确立的“机会均等”和“门户开放”原则使得中国重新成为帝国主义掠夺和控制的对象。伴随着帝国主义重新加紧对中国的入侵，国内各派军阀的矛盾更为激烈，直皖战争、直奉战争接连爆发。中国政局陷入内政迭起、战乱绵延的境地。与之相对应，国内阶级对立也愈发明显，全国各地劳工或在工会组织的领导下或自发地进行罢工运动，提出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工作待遇等要求争取劳动者权益，成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政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如此境况，陈独秀指出，只有通过改革社会制度才能改变这种情况，“否则什么个人的道德，新村运动，都必然是无效果的”。(51)《陈独秀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80、306、307页。毛泽东则认为劳动组合不仅要争取劳动阶级的权益，更要培养阶级意识，实现阶级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52)《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页。李大钊进一步强调“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处于不平等地位的劳动阶级在有了“阶级自觉”后要利用革命的手段打破资本主义。(53)《李大钊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7页。蔡和森直言工人阶级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卖力”与“饿死”两条路中解放出来，才能打破这把工钱制度的铁锁。(5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0-62、132页。此外，陈独秀还强调马克思主义学说与其他社会主义不同的要点在于主张阶级斗争，将无产阶级专政革命作为神圣的事业。作为社会组织进行的战争，在“每个进化阶段新旧顿变时，都免不了革命战争”，(55)《陈独秀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80、306、307页。这也是推进人类社会组织化之最有力的方法。

其次，在对中国当前社会逐渐深入的认识上形成社会革命应分为“两步走”的观点，提出援助资产阶级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策略。在全国工人运动逐渐高涨的过程中，党在分析历史发展与社会现状后意识到当下中国处在复杂的政治局势下，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是中国人民苦难的源泉，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当前革命的中心任务，即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便可得到独立和比较的自由。(5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0-62、132页。通过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可以看到，在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资产阶级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机会，在恐慌崩坏之中，为自身生存与发展起见产生了反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抗本国封建军阀的压迫这两种愿望。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相对弱小，中国社会革命主要还依靠大量农民、知识分子及小工商业主的情况下，党应该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之中，这也符合列宁所提出的，通过“民主共和国”的形式，借助资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壮大无产阶级，为实现共产主义革命而创造条件的理论。这种在政治和经济进化之历史的过程上有重大意义的反封建民主革命战争有助于在帮助资产阶级充分发展后，通过阶级斗争把民主革命推进社会主义革命。而采取劳农制度，将政权归诸无产阶级的革命，按照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其目的则是通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从而使无产阶级掌握政权，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瞿秋白赞同马克思“在某种程度内各个阶级的联合常常是革命所必要的先决条件”的观点，认为其考察社会进化的公律断定的革命进程是“突出革命运动中之最彻底最热烈的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的分子”，利用时机推动资产阶级前进。(57)《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93、190页。在分析革命形势后，党作出“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都应该援助民主主义革命运动”(5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2、97、90、132-133、139、133、198、134、127页。，与民主主义革命势力合作共同推动真正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和胜利的判断。为此，党决定在未取得政权前应坚持“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5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2、97、90、132-133、139、133、198、134、127页。的民主联合战线政策，强调通过民主革命建立民主政治，绝不是简单地在封建军阀势力控制下选一个民主的总统或者内阁，而是打破旧的国家组织，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组织或者民主党派联合的政治组织来掌握政权。(6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2、97、90、132-133、139、133、198、134、127页。

最后，强调民主革命的目的是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做准备，无产阶级最终应通过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党的二大指出，无产阶级有自身阶级的利益，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并非完全解放。在民主主义革命后，资产阶级会迅速发展，无产阶级将开始实行争取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在民主主义革命中，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和战斗力得到强有力的锻炼，则第二步的奋斗是能紧随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取得成功的。(6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2、97、90、132-133、139、133、198、134、127页。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一方面身处民主革命阶段固然应该联合、援助民主派，另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6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2、97、90、132-133、139、133、198、134、127页。陈独秀引用《共产党宣言》的话来说明，劳动阶级(无产阶级)首先要通过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来夺取政权，再利用政权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瞿秋白也强调：“落后的国家其无产阶级参加民权革命之职任愈大，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却须无产阶级领导才能胜利。”(63)《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93、190页。正如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要实现自己阶级之目的，单靠掌握现存的国家是不行的，要推翻现存国家重新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而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党的目的即为“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6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2、97、90、132-133、139、133、198、134、127页。因此，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重要性一目了然。而在中国社会，忽略掉人数超过一万二千万的贫农群众是很难取得革命成功的。(6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2、97、90、132-133、139、133、198、134、127页。因此，党必须考虑到中国阶层的特殊性，在唤醒工人阶级的意识的同时使工人们“预备与贫农联合组织苏维埃，达到完全解放的目的”。(6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2、97、90、132-133、139、133、198、134、127页。故而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党的领导作用自然地凸显出来，成为中国革命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不仅如此，党还提出将中国的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相联系，将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相联合，“这个联合的革命势力必定会把世界资本主义的枯骨架推到资本主义自己掘成的坟墓里去”(6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2、97、90、132-133、139、133、198、134、127页。。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不仅将使得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实现，也将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广泛胜利。

身处军阀割据混战的时代之下，大批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国情和时代特征分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各阶级现状，有针对性地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早期实践。彼时的中国还处于“造国”的时代，对时局真正的要求，是在用政治战争的手段创造一个真正独立的中华民国。(68)《陈独秀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83页。为此，党审时度势制定革命方略，与时俱进创新思想理论，先后提出“真正民主共和国”“苏维埃共和国”“人民民主共和国”等国家类型和政权组织形式，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成果——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完成了对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观念为蓝本的国民党政权的超越，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探索出一条与“西方式民主国家”截然不同的“中国式现代化国家”建设道路。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历史，是一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也是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和改造中国的历史。”(69)习近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求是》2021年第22期，第17、15-16页。回望党的百年历史，正是革命先驱怀揣着“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的理想，坚信“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五四新文化时期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才有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不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征程。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通往真理的道路，无数革命先驱和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追寻着真理的指引，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先后实现三次理论飞跃，凝结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把马克思主义所擘画的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70)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第2版。从革命先驱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将其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伟大社会变革，既非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模板，又非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更非其他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或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给发展中国家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前提下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上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7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3-64页。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传播与接受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早期实践可以看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带领人民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辉煌成就，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72)习近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求是》2021年第22期，第17、15-16页。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必须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不断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