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忱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我们通常提到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主要是指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下一次世界大战，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性的问题在美苏漫长的冷战岁月中不仅是全世界影视文学作品讨论的热点话题，也是各国高层和学界需要严肃面对的现实威胁。在国内，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个话题，部分学者已有初步的研究，沈伟光是我国第一个从学理上对第“三次世界大战”进行研究的学者，他认为未来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体系间的全面信息战。[1]卓爱平对战后初期毛泽东战略预测的基本观点进行了提炼，认为主要包括：“第三次世界大战危险必须且必能被克服”，“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必定爆发的聒噪是美国为入侵中间地带释放的烟幕弹”，“美苏矛盾不是主要矛盾”，“中国内战不会成为世界大战导火索”等。[2]而笔者感兴趣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个命题在中国究竟出现于什么时候？最初的讨论有什么特点？这种讨论对此后历史演变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若按一般人的直觉来看，“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个提法至少得到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才会出现，二战都没结束怎么会讨论“第三次世界大战”？然而吊诡的是，笔者经过考证发现不但在二战进行期间就有不少文献在讨论“三战”的问题(其中还不乏各方高层领导人)，甚至在“二战”都还没爆发的20世纪30年代中前期就已经出现了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议论，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笔者以为是值得思考的。

一、源起：对二战走势的推演

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三省，1932年又发动“一·二八”事变启衅于上海，本来就脆弱的华盛顿体系因为日本的行动而摇摇欲坠。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人已经感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当时的报刊杂志纷纷对将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的局势发展做出了种种预测和推演，而推演过程中又有人谈到了二战之后还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

1932年3月28日，针对当时盛传苏日战争即将爆发的议论，《上海报》一篇题为《苏俄与日本之宣战空气及最近世界大势》的文章指出，苏联在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以前是不可能对日本主动开战的，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点不会在日苏之间而只会在中日之间，中日开战后英美法会介入，是为将来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待到10年以后，苏联三个五年计划全部完成，向外输出革命，“第三次世界大战，当有继发之可能，始由俄为主体，而为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之战也”[3]。这是笔者目前在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上所能找到的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最早信息。

无独有偶，8月20日《民报》报道了某美国学者的演讲，这位学者指出，美日关系紧张迟早发生战争，届时“中国、俄国、坎拿大(加拿大)，澳洲等均为美国同盟国参战”是为将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基本阵容，而二战的结果是：“美国有大损失、终能打倒日本。”而战后，美国同盟国之诸英国自治领及中国得完全独立，导致“大英帝国完全瓦解”，这样美英结怨，“英国团结欧洲各国攻美国，并惹起第三次大战，最后还是美国得胜”[4]。

1934年9月15日，《社会月报》刊载了一篇题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漫画，漫画中显示：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摧残，地球只剩两个人了，两个幸存者因为饥馑又起争执，打起了“第三次世界大战”[5]。虽然早了十多年，但是其寓意却与后来爱因斯坦的著名论述不谋而合：“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将用哪一种武器，但我可以告诉你第四次世界大战用的是石块。”[6]表达了对未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造成严重破坏的担忧。

在二战都还没爆发的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的主要报刊杂志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讨论尽管零星且稀少，但其存在却不容忽视。那么，怎么解读这些史料的信息呢？笔者以为，这一时期报刊杂志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讨论实质是当时人们对尚未爆发，但已经战云密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推演的副产品。

在日本侵华步步紧逼，国民政府又不断妥协的背景下，不少人期盼着国际社会干预日本的侵略，并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来彻底打败日本，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既然有着庞大的潜在读者群，当时国内的报刊杂志自然就纷纷对将来可能发生的“二战”进行了各种推演和估计，在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关键词检索可知，1930—1939年间相关报道达到了950条，平均每3.8天即有一条，而考虑到数据库必然存在收录不完整的情况，实际数量只会更多。当时报刊杂志在热烈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的走向时又不会不讨论到战争结局和战后世界格局问题，在讨论这些话题时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对是否还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议论，这也是国内报刊在二战尚未爆发时就吊诡的出现对“第三次世界大战”议论的原因。

到30年代后期，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和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由舆论中的“幽灵”变成正在发生的残酷现实，国内主要社会舆论对“三战”的议论也就很自然的退潮了，从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检索可知，在1935—1942年间用“第三次大战”检索得到的有效信息只有一条，时间在1940年，主旨是说如果德国击败英国，那么世界将还会有“第三次大战”[7]。

二、抗战中后期各方围绕“三战”话题展开的舆论交锋

(一)华莱士关于“三战”的演说与日伪的舆论攻势

1943年，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逐渐明朗：在欧洲，经过半年多的血腥较量，德第六集团军残部宣布投降，苏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东线战场攻守易势。在北非，经过阿拉曼战役，德意联军开始节节败退。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击退了日军对瓜达卡纳尔岛的进攻，日方被迫逐渐转向战略防御。在中国战场上，日军尽管取得了若干战术胜利，但整体上却是越陷越深，战事对轴心国集团来说已经明显不利，渐入困境的法西斯轴心国集团此时试图通过操纵舆论来离间同盟国关系，以期用“软实力”和“巧实力”改变双方力量对比。

就在这年3月8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第一次提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演讲让轴心国集团，特别是日伪方面找到了进攻炮弹，也引发了社会舆论对是否真的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性的思考。3月10日重庆《大公报》转载的华莱士演讲全文如下：

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氏于俄亥俄州特拉华之“以基督教为基础之世界秩序”讨论会上称：设在此战争结束以前，西方民主国家与苏联不能达成一满意之谅解，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必不可免。设美苏之间缺乏亲近信任之谅解，则苏德即有迟早“共同努力”之严重可能。民主之工作为人类谋幸福者，须永久合作。吾人如须和平，则应以民主的基督精神与他国相处。举例言之，就吾国与中国之关系而论，吾人须致力增进中国人民物质及精神方面幸福。此不特在精神方面于我有益，阻止战争爆发，抑且可使吾人于物质方面更加繁荣，舍此而寻它道，不可得也。第三次大战之基本因素，虽吾美人遵循最富建设性之途以进，自亦可因他国之行动而促成之。举例而言之，如苏联再抱托洛茨基之思想，发动世界革命，或英国之利益再度同情德国及其他国内之反苏活动，此战即不可免。第三次大战之另一可能之发生因素，或为吾人再愿重复第一次大战之错误。如债权国增加关税，着它国偿债，而同时拒绝它国以货物偿付，结果始则商业战，终乃流血矣。世界未来之幸福，紧于已在苏联进步改善之马克思主义，以及吾人之适应于二十世纪情况之民主主义能否和平共处。凡祈求孤立而憎恨它国者，则殆为祈求以改良式之普鲁士纳粹主义，而祈求之唯一结果即为战争。爱好自由者仅可籍宗教及教育之助，殆得识其私人之无上欢乐，乃因为最高之团结及全人类幸福努力而由生。战后之国家计划必不可包含超越范围之国家政策。鼓吹新颖微妙而危险的各种孤立主义之宣传，现方充斥美国，此等孤立主义果经采用，则进将招致第三次世界大战。[8]

根据原文，再结合华莱士战后极力呼吁美苏合作的基本政治立场，我们可以看到，其本意是呼吁反法西斯阵营各国加强团结，实现战后“苏联进步改善之马克思主义与适应于二十世纪情况之民主主义的和平共处”以及批判美国国内的各种孤立主义思潮。

但日伪当局却在里面读出了他们认为可以利用的东西，时任伪行政院副院长的周佛海在3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美副总统演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可能性，谓英如同情反苏运动，或苏仍抱世界革命主张，有一于此，第三次大战必发生……足见英、美、苏之间暗萌猜忌，余所料美、日或将妥协以对苏，非无因也。”[9]

很快，日伪控制的报刊杂志都被动员起来，对华莱士的讲话进行各种歪曲解读。3月10日，受日本控制的《上海泰晤士报》和《申报》分别以《华莱士声称：美苏协议失效，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10]和《美国副总统宣称第三次大战难免》的标题对华莱士演说进行了耸人听闻的报道。[11]3月20日，在日占上海出版的《中华周报》又以《第三次世界大战》为标题对华莱士讲话进行了评论，这篇文章在立论上装作赞同华莱士的样子，表示华莱士的担忧不是杞人忧天，但反过来就指出“第三次以至第万次世界大战都是难免的”，其理由是苏联绝不会放弃世界革命，英国迟早会走向反苏，英美参战也只是为了自己私利。最后还装模作样的表示：“我深愿幸而我言之不中，英美以外的国家能有仁义而已矣。”[12]3月24日《上海泰晤士报》以《第三次世界大战》为标题的文章宣称：“美英向布尔什维克妥协会牺牲小国的利益，但仍然不能避免战争。德国人民不愿受压迫，即使战败也会有三战，其他国家也一样。盎格鲁-美国侵略影响将被消灭，新的公正平等的新秩序将建立，和平也将实现。”[13]在离间反法西斯阵营的同时营造一种悲情色彩，给己方打气。

(二)国民党当局对形势的错误判断

另一方面，部分国民政府高层由于其反共意识形态的偏见对华莱士讲话作了错误解读。

王世杰在3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美副总统华莱士氏发表演说，谓‘苏联如果不能与民主国家成立了解，则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显见美政府对苏之疑虑甚深。”[14]徐永昌在18日的日记中提到：“美副总统演讲在欧洲大受欢迎……因俄国声势太高，且其战后要求与英美所给予被侵略国冲突过甚，且一般人乐于德国失败，忘记共产革命危险，不得不有以提醒英美对德俄意见并不一致。”[15]

华莱士的讲话也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关注，蒋在3月14日的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八日美副总统华来斯斥责俄国，如不能与民主国开诚相见，则第三次大战必不能避免之警告……其影响之大，必使德国与倭寇，对俄、对美及对华之政策与战略，皆将另加考虑而有所变更，其于世界整个局势之转移甚大也。”蒋指出的“世界局势重大转移”具体是什么呢？蒋在当天的日记正文中已经揭晓了：“倭之攻俄，今春势在必行也。”[16]蒋是把华莱士的讲话同他一直盼望的苏日战争联系起来了。华莱士的讲话会引起日苏开战？这着实让人感觉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蒋在4月4日的日记中对此有进一步的解释：“为倭计，此时惟有与德挟攻俄国侥幸获胜是为其惟一生路，而且俄国实力已竭，不无破绽，尤以美国对俄态度转恶，倭欲对英美妥协，亦不得不先攻俄为其求和之前提，必期英美与彼共同对俄为上策。”[16]51-52直到6月14日，蒋才意识到日本不可能进攻苏联：“倭对俄无条件放还俄船之电，无足为奇也，可知倭对俄之攻势尚未准备完毕，而又惧俄也。”[16]85-86为什么蒋一直希望日本进攻苏联？这可能与国统区严重的社会危机有关，其在4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前方士气不振，后方人心驰懈，皆因物价高涨，生活艰难之故，经济之于战争之成败，其关系之重大，甚于一切之武力，近日社会奢侈与官员舞弊，若不积极奋发，后患无穷。”[16]534月11日又写道：“若不使倭寇从速败亡，若再延长一年之后，则中国万难支持，势必蒙受无穷羞耻，不能完成上帝赋予之使命矣，奈何苍天上帝，尽速救我危亡乎。”[16]54

我们可以看到，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部分国民党高层在分析华莱士的讲话时往往从反共立场出发，断章取义的寻找美苏关系即将破裂的蛛丝马迹；对之后国际形势的预判也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一厢情愿的期盼着日本主动进攻苏联，以避免国统区内部深刻危机的总爆发，这样的判断很难说是高明的，对抗日战争产生负面影响也是在所难免。事实上仅仅不到一年，蒋介石等来的不是日苏开战，而是“一号作战”，其政权陷入了自抗战以来的空前危机中。

客观的说，在1943年上半年，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不是没有瑕疵，苏联方面对英美迟迟不开辟第二战线是耿耿于怀的，当时苏联国内流传着不少讽刺英美行动迟缓的政治笑话。①另一方面，美国对苏联在宣传上鲜有提及西方援助也颇有微词，3月10日美国驻苏大使史丹利就在记者会上对此公开表示不满。[17]然而这些都是战时同盟中很正常的小摩擦，并不足以导致美苏关系破裂。为了消除英美统治集团对苏联战后重新推动“世界革命”的顾虑，斯大林甚至在这年5月宣布共产国际解散。②斯大林本人的解释是“这将使同盟国及其他联合国家的统一战线得到巩固”[18]。换句话说，苏联就是要通过解散共产国际来打消西方盟国对苏联在将来继续输出革命的疑虑，以此来巩固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当年10月23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和美国国务卿赫尔会谈时也表示美方“完全不用担心共产主义的外部渗透”[19]。这样看，华莱士的讲话同共产国际的解散是存在一定联系的。苏联在1943年为维护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做出的努力起到了效果，当年年底美英苏三国领导人召开德黑兰会议，就开辟第二战场在内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共识。总的来说，在1943年同盟国内部关系是巩固的，无论是日伪当局还是国民党政府在当时都有意无意夸大了美苏间的矛盾与分歧。

由于国民党高层对华莱士讲话的性质做出了错误估计，因此其官方媒体并没有对日伪组织发起有力的舆论反击。3月10日的《中央日报》仅在一个小角落里以《美副总统演说》为题摘录了华莱士讲话中提及美苏矛盾的部分只言片语。[20]这无疑在舆论宣传上正中敌人下怀，对国统区舆论环境产生消极影响。

(三)国统区左翼知识分子与中共发起的舆论反击

在这样背景下部分左翼知识分子主动站出来，批判和揭露日伪的真实用意。5月1日的《读书杂志》发表胡济涛的文章《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爆发吗？》，胡济涛在文中指出：华莱士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警告主要是对美英阵营内部各种新孤立主义和均势主义思潮的批判，“这种观念不除，新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又将爆发”，但是“就时代潮流而言，大势所趋是绝不会让他爆发的。因为反对战争，爱好和平是全世界大多数人一致的要求，何况目前战争胜负未分，大敌未除，这个小矛盾的摩擦，还不至影响质的突变，华莱士因预感有这种危机，而作大声痛斥，那是对的；但如果我们执着一点小矛盾，妄加主观判断，那就容易陷于观念论的错误，得不出正确的结论了。”胡济涛的文章明显受到了唯物辩证法的影响，文中指出作为战争祸首的轴心国集团发展趋势是由统一到矛盾，而反法西斯阵营各国是由矛盾到统一，因此“侵略轴心最怕的是民主集团的团结。正因为他本身充满着矛盾，所以他想尽方法利用盟国间的某些弱点企图来解决他本身的矛盾。”最后文章的结论是：“在全世界大多数人士的一致拥护下，此次世界大战决不至变质，在战争结束以前新的战争危机，当也不致爆发。但我们不否认盟国之间，至今还是存在若干弱点，最易为敌人利用，因此，在反侵略战争前途上，也许可能发生更多阻碍，更大的危机，需要我们时刻警惕，加倍努力！”[21]

对于华莱士的讲话，中共方面也进行了一定的关注，3月16日的《解放日报》指出华莱士的言论并不是在宣扬“三战”不可避免或者美苏关系即将破裂，而是对此前美国驻苏大使史丹利关于苏联向公众隐瞒美国援助言论的抨击，华莱士讲话中所批判的“孤立主义者”主要就是指史丹利。中共对华莱士关于孤立主义的批判持肯定态度，但也认为华莱士“对苏联光明正大的外交政策不免有误解和疑虑。”[22]中共对华莱士相关言论的报道可以看作是其对“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一话题的最初回应和判断。

中共的上述判断有效地向中基层党员干部进行了传达和贯彻，邓子恢在12月1日给新四军第4师11旅直属队作关于国际形势报告时提到：“有人说今天英美苏的团结是为了共同对付希特勒，但他们根本上是有矛盾的，在希特勒失败后，矛盾必然加强，以至于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如美国孤立派就是这样说，德日法西斯也正想利用这个空隙进行挑拨离间，但这是徒劳的。”邓子恢强调：“英美与苏联社会制度上当然是有差别的，在希特勒击败后，英美苏间可能发生新的矛盾，纠纷可能加多，但却不会因此爆发战争。”邓子恢给出的理由是：“第一，苏联空前发展壮大，已成为决定世界前途的主要因素，谁也不敢再想去进攻他；第二，全世界连英美在内的人民不愿再打仗，尤其不愿打苏联—这个对人类最有功的国家；第三，欧洲新民主势力强大，人民力量在全欧洲已经起来，必然反对打苏联；第四，英美还有日本问题需要解决，既然要打日本就必须继续团结。”[23]结合上半年日伪对“第三次世界大战迟早爆发”的大肆聒噪，江淮地区新四军又紧邻日伪统治核心沪宁杭的情况，我们还可以推测邓子恢的上述讲话除了传达中央精神外很可能还有肃清敌伪舆论宣传影响的用意。

以华莱士演说为开端，抗战中后期各方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讨论已经不再像十多年前那样仅仅是部分小报为吸引眼球而刻意制造的谈资，而带有了鲜明的舆论战色彩。所谓舆论战是指“为了凝聚己方民心、削弱敌方士气和瓦解敌军，采取一定的战略战术，通过控制、操纵、策划、利用种种舆论工具，对重大敏感问题进行的导向性宣传和评论的舆论对抗活动。”[24]传播学奠基人哈罗德·拉斯韦尔在其著《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中指出，舆论战的主要目标包括：煽动对敌人的仇恨，保持和盟国的友谊，争取中立国支持以及瓦解敌人的斗志。[25]“保持盟国友谊”的反面即是离间敌人的同盟关系，敌伪围绕“三战”话题所展开的一系列宣传都是通过聒噪苏联和英美关系即将破裂，第三次世界大战正在形成来离间反法西斯阵营的团结，而通过对美苏矛盾的夸大也可能达到动摇抗日阵营中的顽固势力，削弱抗日阵营整体士气的目的。总之在1943年日伪通过对华莱士讲话进行报道和评论的方式组织舆论战，试图以此离间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内部的团结。中共和国统区左翼知识分子则努力驳斥和澄清，意图消解日伪舆论攻势的影响。国民党方面由于其反共意识形态的影响，对华莱士讲话用意作出了错误估计，没有能够组织起有力地舆论反击。不过，就全局而言，日伪挑动反法西斯阵营矛盾以从中渔利的目的是破产了的，即使是周佛海最后也不得不承认：“欧洲问题虽综错复杂，英、美、苏极力弥缝，决不致决裂也。”[9]972

三、抗战末期国共高层对“三战”可能性的判断及其深远影响

抗日战争最后的几个月里，国共两党都在擘画战后的政治格局，而战后国际关系，特别是战后美苏之间能否和平共处成为了两党领导人制定战后基本政策的重要依据。可以说，国共两党在战争后期对“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性的判断相当程度影响了战后国共关系的走向。

(一)毛泽东坚信“三战”不会爆发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认为，战后美苏将维持长期的和平与合作，因此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在大会上，毛泽东谈道：“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种可能性今天存在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毛泽东的立论依据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是苏联在战后具有制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实力，且世界人民坚决反对新的世界大战。第二点是，毛泽东认为英美等西方阵营统治集团内部是存在分化的：“英美资产阶级内部有一部分人还是愿意同苏联合作的。”第三点是毛泽东认为此时日本尚在顽抗，英美必须借助苏联的力量打败日本。在这样条件下，英美即使与苏联在旧金山会议上的谈判破裂也不至于导致彻底的决裂。[26]

8月23日，在日本宣布投降后不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重申：“现在的情况是，我国抗日战争阶段已经结束，进入了和平建设阶段。全世界包括欧洲、东方，都进入了和平建设的阶段。第三次世界大战目前不会爆发是肯定的。”[27]

在国际问题上关于美苏可以和平共处的判断自然影响到了对国内问题的决策。中共在抗战后期就提出了“联合政府”政策，愿意在国民党废除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前提下与之继续合作。笔者以为，“联合政府”政策的提出固然与1944—1945年间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中共转变；中日矛盾依然是主要社会矛盾；第三方势力崛起等因素有关。但是，如果没有基于“美苏将在战后继续合作”的基本判断，很难说这一政策还能顺利提出。

另一方面，中共并没有放松对国民党的警惕，周恩来在中共七大上指出国民党顽固派与日伪存在勾结，并认为这将导致：“妥协的和平，亦即不彻底的胜利，使日本军国——法西斯主义不能彻底消灭，使中国不能获得独立、自由、和平和统一的条件来建设新的国家，甚至有些反动分子还想由此桥梁而制造起第三次世界大战。”[28]

(二)蒋介石关于“三战”必将爆发的判断及其影响

中共的警觉并非无的放矢，1945年5月11日，周佛海就在日记中写道：“重庆迭派人前来接洽反共，且盼约日军剿共，国共摩擦激烈，于此可见。”[9]1016几个月后日本投降，国民党当局无理阻挠中共参加受降，甚至组织日伪向中共发动进攻，更是把这种想法变成了具体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部分国民党高层确实在抗战还没有结束时就已经开始考虑美苏战争问题，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唐纵在6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同时(美国)为预防将来苏联对中国之操纵，而必须扶助中国政府成为一亲美政权，且为强有力之政权，故美国不得不准备若干年后在太平洋对苏之战争！”[29]

事实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高层对“三战”可能性的判断与中共截然相反，蒋介石认为“三战”是迟早要爆发的。早在2月底，蒋介石就认为：“罗、邱、史三新会议之结果已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战之祸因，美罗犹藉此作其外交胜利之宣传，抑何可笑，然亦只有如此耳。”[30]35重庆谈判期间，蒋更是把炒作“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性作为了一种施压的手段，10月9日蒋介石在与毛泽东谈判时表示：“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惟一之出路。”否则“世界第三次战争亦必由此而起。”[30]150到11月底，蒋介石甚至预言五年以内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爆发：“美俄关系日逼，处此除非美军退出日本与朝鲜南部，否则积恶日深，五年之内岂止冲突，第三次世界大战肇于此矣，能不为之自强乎？”[30]176

可以说，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后的几个月内，蒋介石做出了第三次世界大战迟早要爆发的判断，这样的判断也深刻影响了国民党的内外政策，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看，既然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那么按照“攘外必先安内”的逻辑，为了充分备战势必就得完成“军令政令统一”以及肃清“奸匪”。因此，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成为了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的重要借口。1948年10月11日，蒋介石在中央党部纪念周有这样一段自白：“我在抗战胜利以后所以积极设法要剿平匪乱，使国家获得真正的统一，就是为了应付国际的局势，如果共匪不能剿灭，国家不能统一，我们在国际上就要陷于被动，不但不能以主动自由的意志来应付未来的大战，而且我们自己的国土，随时有沦为战场的可能。那时人民所受的苦痛，一定超过抗战时期若干倍，为了在未来大战中保持主动，可进可退，使国家不再受损失，人民不再受痛苦，所以总想在抗战以后的三年之内，把共匪剿平。”[31]

但是，我们也不能笼统地认为在抗战结束前后的一段时间内蒋介石就在主观上期盼着第三次世界大战。事实上，直到1947年初，蒋在做新一年规划时还提到：“对外政策廿年内勿使有世界战争”；“世界战争，勿使发生在远东”。[32]这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自认为能够在军事上击败中共是蒋介石在1946年敢于发动全面内战的基本前提。在他自认为能打赢内战的时候如果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国共之间的内战势必就会和美苏之间的“大战”交织在一起，而如果苏联被拖入国共内战，蒋自认为“唾手可得”的胜利就可能发生变数，这是其不愿看到的。当然，1949年1月，在国民党集团兵败如山倒的背景下，蒋也的确认为：“美国隔岸观火，以为与其无关，更不知我国今日反共对世界人类祸福与美国安危之密切关系。而世界大战一时亦无由而起，亦不过延长时间。而中国仍不能免于危亡，世界大战亦决不能避免也。”[33]在这时蒋期望“第三次世界大战”早日爆发以实现翻盘的想法也是显而易见的，但如果我们用蒋介石在内战末期的立场反推其在内战全面爆发前的态度恐怕是有失妥当的。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以毛泽东和蒋介石为代表的两党高层在抗战结束前后对“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性做出了大相径庭的判断，中共基于战后美苏将会继续合作的判断坚持了1944年提出的“联合政府”主张，积极展开与国民党的谈判，以图在美苏合作的大背景下实现国共之间的和平。而由于国民党做出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必将爆发”的判断，这就使得其从“备战”角度出发，更加把中共视为眼中钉，对国共和谈也缺乏诚意，只是将之作为拖延备战的手段。这样，国共和谈最终不可避免的以破裂告终，两党从政争走向了全面战争。从这个角度看，抗日战争后期国共两党对“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性之判断对日后中国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③

注 释：

①其中一个内容是：在德黑兰会议时，史太林告邱吉尔，谓因邱生日，已著人送—礼物往彼住所。邱氏返寓，见系一数岁女孩，不明史太林之用意，翌日晤时，即询史太林，谓其送渠之女孩甚美，但年岁太少，不能应用。史太林答称，俟第二场战场开辟时，该女孩便可长大应用矣。(参见：《傅秉常日记 1943-1945》，傅锜华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03页)

②国际学界对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的原因存在争议，笔者比较同意沈志华教授的观点，即不能认为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是一场“骗局”。(见：沈志华《斯大林与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2期，第37-38页)

③关于这一点牵扯甚大，已经超出了本文研究范围，只能今后另文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