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小霞

（山东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国外语言教材研究起步较早，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至今，已经颇具规模。尤其是在教材评估方面，坎宁斯沃思（Cunningsworth）[1]、麦克多诺和肖（McDonough & Shaw）等人贡献了影响深远的理论[2]。在英国，“第二语言教材建设”（L2 Materials Development）己成为招收硕士生的专门学科。以发展第二语言和外语教材为目的的国际学术性组织“教材发展协会”（Materials Development Association）也于1993 年在卢顿大学创立。

我国大学英语教材研究可以追溯至民国初期，系统化研究始于上世纪80 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教材出版呈现一派繁荣景象，相关研究亦在数量上有明显的递增趋势，其高峰期与“第四代”教材的陆续开发和使用相吻合[3]61-66。在出版繁荣的同时，大学英语教材的研究现状和趋势如何？主要关注哪些方面？有哪些广为认同的结论？回答这些问题，是发现新问题、开展新研究的基础。

一、 范式和范式转换

范式（paradigm）的词源可以追溯至希腊语paradeigma，意为例子、样品、样式。在修辞学中，paradeigma 是提供类似事件来进行论证的一种证明形式。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西米尼将之定义为“跟我们现在讨论的行动类似或相反的前例”[4]228-229。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以该词表示造物主创造万物的原型和参照物，而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使用这个词代表一种具有指导性的例子，有范例和类比之意。

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发表《科学革命的结构》后，“范式”不仅在学术界，甚至在日常生活中都成为一个频繁使用的词。在第二章“通向常规科学之路”中，库恩将“范式”“常规科学”和“共同体”放在一起描述：当学生加入某个科学共同体后，他将接受共同体内公认的研究范式，包括定律、理论、仪器、应用、信念、成见、观点等。以这种共同范式为基础进行研究的人，都会遵守同样的规则和标准进行科学实践，这也就是科学发展的常规科学阶段。当新范式吸引更多的下一代实践者，且固守旧范式的人越来越不受重视，新范式就代替了旧范式，产生了“范式转换”，也就是“科学的革命”。

虽然库恩仅将“范式”的外延定位在自然科学领域[5]4，但人文社会科学界对这个概念也有广泛认同，并在不绝于耳的争议声中，根据需要拓展了其内涵。例如，有学者认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范式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共有的信念，某种自然观（包括形而上学假定）[6]378。主流范式也就是一段时期内得到广泛认可的学派和学说。教育研究经历了哪些范式，学界也有不同理解和归纳，如定量研究范式和定性研究范式，科学主义教育研究范式和人本主义教育研究范式等[7]19-22。有学者提出，为了避免“范式”概念的泛化和窄化，应把握三点：必须是整个共同体的共识，具有共同的教育信念和前提假设，遵循共同的研究方法论和研究程序[8]3-10。由于该解读与库恩的本意较为接近，且相对简洁、具有可操作性，将据此框架分析1949 年后大学英语教材研究的范式和范式转换。

二、意识形态范式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学英语教材研究中先后产生了三种研究范式和两次范式转换。首先是意识形态范式向工具-效率范式的转换，其次是工具-效率范式向多元化范式的转换。改革开放之前，俄语是我国第一外语，英语教育受到挤压。我国的大学英语教材研究总体上是一种共产主义革命导向的意识形态范式，所确立的信念和研究假设是：英语是帝国主义的语言，英语学科自身带有旧中国殖民地崇拜之买办思想的残留[9]7，但是可以作为国际斗争的工具加以利用；英语和俄语的学科地位对比象征我国看待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外语教育要服务于社会主义革命，大学英语教材应贯彻共产主义思想，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研究方法论和研究程序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毛泽东思想进行阐释，结合教材编写和使用的情境进行循环论证，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进性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为工作汇报式，研究者认为大学英语教材应主要采用领袖的著作、政治时事文章和革命文艺作品的英文译本，即时反映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同时，为保证“多、快、好、省”的国家建设，教材文本应尽可能早地结合专业，以培养学生借助字典或独立阅读专业文献的能力。

这个时期主要研究的问题是选文的标准，一般认为应突出政治教育功能，避免传播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当然也要符合外语教学的客观规律。虽然出现了几套广受赞誉的统编教材，如1961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适合大学文科生使用的《英语》，和华东师范大学负责编写的《理科英语》[10]20-23，但由于政治运动一再反复，应用时间短、范围小，教材建设的经验并没有得到全面总结，教材实施的情况没有调查和反馈，相关研究亦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

三、工具-效率范式

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由“本土国家”迅速转变为“国际型国家”，仅培养少量高级英语翻译人才已经不能满足需求，国家需要外语服务甚至“外语生活”[11]2，很快中国成为拥有最多英语学习者的国家。1977年恢复高考后，大学英语教育得到空前发展，大学英语教材研究开始淡化政治导向，出现范式转换，研究的问题绩效化、视角国际化，“效率本位”的主导意识形态引发了教材研究的工具主义倾向。

这一阶段研究的信念和假设是：教育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四化建设”做贡献；英语是与发达国家交流、合作和竞争的重要工具；研究大学英语教材就是探究选择哪些知识进入教材，以及如何有效组织这些知识来培养科技人员，以满足社会的需要。这一时期流行以知识传授为中心的教育观，虽然研究者清楚地认识到语言是交际的工具，大学英语教材应体现语言基础和交际能力的双重培养目标，但研究的焦点依然放在如何提高知识传达的效率上，特别注重教材内容选择、编排方式、是否激起学生的积极性等。研究者不再囿于本土，从国外先进语言教材的编写理念中获取有益信息，结合我国学生起点低、师资力量不足等特点加以灵活运用，进行了大量自编教材的建设。研究体现出技术本位的价值取向，试图找到一种最大限度促进大学英语教学的教材编写路径，判断教材质量主要基于学生考试分数的提高程度。

这一时期，人们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反思过去演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释教育现象的理论思辩方法，转而开展教材编写内容、形式、手段等方面的实证研究。研究者或从个人教学经验出发进行教材评价及新教材推介，或介绍先进的外语教材编写和评价理论，或使用量化方法测定教材的知识覆盖面和难度。这些研究普遍具有实践逻辑，但很少能够上升到理论批判的高度。教材编写出版后，研究者仅能指出教材的特色，提供一些使用指导，却不重视归纳和提炼教材编写的理论[12]49-56。此外，研究较为微观，对一些具体事务进行经验总结，很少深入教育目标层面，也不关注教材背后的哲学立场、外语教育和教学理念。

这段时期大学英语教材研究主要聚焦四个问题：培养目标“一会”还是“四会”的问题，自编还是使用国外引进教材的问题，文本素材选择问题以及教材媒体的最优化问题。人们对以下结论达成共识：首先，大学英语教学应当以阅读训练为主，兼顾听、说、写技能的培养，故而教材增加了文本量，不再是“豆腐干”，也加入了多样化的训练形式。其次，反对直接使用国外引用教材，应当在借鉴的基础上，编写适合国情的教材。第三，既要重视语言共核教学，也不应忽视大学英语教学的主要目的——培养学生阅读专业书刊的能力，因此很多院校把大学英语分为基础阶段和专业阅读阶段，相应编撰了基础教材和专业英语教材。基础阶段的教材打通文理、课文题材多样、力求有趣味性；专业英语教材分为化学、物理、医学等几大类，体现科技英语文体的特点，但文本的真实性和情境化依然不是主要考虑因素。

四、多元化范式

20 世纪90 年代末到21 世纪初，由于国际局势变动、信息技术发展和国际化影响，英语成为世界信息沟通的主流载体，具有比以往更重要的功用。英语被认为是一种文化资本，助力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提升。大众通俗地将英语的工具性理解为增强个人机遇及由此获得物质和权力利益，而非服务于国家。在中国，英语的地位不同于世界语，很多中国学生学英语不是为了国际交流，而是借此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增强社会和经济流动性[13]635-660。在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大学英语教材研究也开始进入多元化时代。

这一时期大学英语教材研究的信念和假设是：教育的终极价值指向人的发展，英语赋予学生国际视野和发挥天赋的潜力，大学英语教材研究具有不同研究领域、方法、问题框架和内容，它们互相补充，贯穿了不同价值取向，共同促进师生的自由、自主以及全面、和谐发展。这一时期，大学英语教材理论超越了意识形态范式和工具-效率范式，实现了研究的范式转换。研究的出发点不再是大学英语教育如何适应国家和社会需要，回到了教材本身和它的使用者——师生身上。大学英语教材研究有了自己的问题框架和方法，获得了相对清晰的领域边界，不再是教学研究的从属。相比以前，教材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具体表现为从教育学、社会学、历史、文化等视角出发进行探究。多元化范式的研究主要基于解释学的哲学观点，从教材解读走向了教材理解。另外，实证主义、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也为大学英语教材研究提供了哲学的洞见。

这一时期相关研究的基础得到拓宽，跨多个领域的视域融合和方法综合化愈加明显，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大学英语教材开发和评价等教材建设范畴研究依然是重点，研究者开始重视教材的使用情况及教材和教育要素、外部要素的关系，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展教材的意识形态形成方面的研究以及大学英语教材演变规律的研究。2003 年新一轮大学英语课程与教学改革强调立体化教材建设，引发了对新一代教材的讨论。在编写目标方面，除了传统的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人们认为培养跨文化能力、批判性思维等高级思维能力也是重要目标，号召摆脱应试教育的框架，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向。在借鉴、运用国外外语教材评价标准和方法的同时，我国学者也开始了建构本土理论体系的努力。在“一纲多本”的出版原则下，大学英语教材市场火爆，于逐利的风气中出现了种种乱象，大众对于不同教材的接受程度成为新的研究课题。人们重新审视教材和其他教育要素的关系，发现大学英语教材已经不是语言输入的唯一源泉，而且随着时代发展外语教材起的作用越来越小，但对于教学的规约作用依然鲜明。通过进一步审视教材和外部社会的关系，人们意识到大学英语教材反映了国家统治阶层、课程大纲制定者和教科书编者等不同权力主体之间复杂的力量对比及博弈关系，对于教材背后的权力关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认为大学英语应重新定位，不再局限于英语语言文化圈内，应成为“中国英语”的载体。在计算机网络大潮的冲击下，学校教育的实践者意识到需要与更为丰富多彩的课后学习资源争夺读者，他们尝试从外语教学、心理学和教育技术等领域构建整合多种媒体，重新定义教材的承载媒体，构建以课堂为中心的外语学习生态链，将教材所在的维度延伸至课上与课下、真实生活和虚拟空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大学英语教材不断调整定位，积极回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相应的，大学英语教材研究也需要进一步转换思路，塑造新的共识。当代多元价值观的发展带来了整合政治认同的压力，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逐渐凸显。若外语教材在多元化趋势中不能很好处理本国文化和外国文化、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关系，便可能对身处特殊时期的青年产生负面影响，成为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具，所以党和国家对大学英语提出了落实“课程思政”的新要求。2019 年12 月，教育部在《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中要求高校教材必须体现党和国家意志，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扎根中国大地，站稳中国立场，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学生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成为担当中华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14]《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 年版）》也顺应时代精神，提出“在教材内容的选择上应自觉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15]39-40的要求。近年来关于课程思政融入大学英语教材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孙有中[16]46-51、黄国文[17]21-29、刘正光[18]25-32等学者结合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和外语学科属性，提出了“用文本隐性地、润物细无声地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教育信念，并给出了跨文化比较、价值观思辩、体验式学习等编写方法。新的研究范式似在孵化中，从多元化走向多元一体或主流引领下的多元格局，将是未来的主旋律。

五、结语

1949 年以来，大学英语教材研究先后经历了三种研究范式和两次范式转换。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见证了意识形态范式向工具-效率范式的转换，随着2003 年新一轮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大学英语教材研究走向了多元化研究范式。这是一个受时代影响特别明显的领域，随着政治制度的改革、市场机制的发育，以及社会结构的转型，大学英语教材研究共同体在教育信念和前提假设、研究方法论和研究程序等方面，出现了鲜明的转变。七十多年来，几代大学英语教材研究者的研究覆盖了教材领域几乎所有的主题，无论是关注教材编制和评价的过程导向研究，还是从教材本体、教材历史、教材选用、教材管理等层面进行的产品导向研究，都进行了深刻的变革，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我们也要看到，虽然研究者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尝试解决现实的教材问题，但其立足点没有超越政策规约和当下教学的实践需要，研究主要集中在“工艺学”和“心理学”层面，聚焦用好教材，对大学英语教材传递了何种价值观、这些教材是否符合教学主体的需要等问题未作专门、系统的研究，且对于大学英语的前进方向和教材发展的长远目标缺乏深刻的认识。回答什么是语言、什么是教育、大学英语教材应当为谁服务、它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文化自信的价值实现有什么贡献，是大学英语教材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