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民族大学 许勤

生态移民是在我国宏观政策和地方政府主导下，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们进行的大规模的移民搬迁。可以说，生态移民工程为当代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场域与条件。黄村作为完全由政府主导的生态移民社区，不同民族的人们在搬迁后共同的地域环境中，将自身的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互动融合，然后根据地域和条件的限制作出改变，适应新的地域，适应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形成了良好的民族交往基础，建构了互嵌式社区。

一、生态移民社区建设

甘肃天祝某些高海拔地区的农牧民受到山区的限制，生活质量改善，提高生活水平受到交通、气候等多方面的限制。政府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组织进行了生态移民。在生态移民社区中，民族间友好交往其中一个很大的影响因素就是政府组织的正确引导，政府在处理纠纷、调解矛盾时的态度都会影响双方的交往态度。政府组织的管理方式，深刻影响着一个村落的交往方式和结构整合。在基层社区中，政府的合理干预，不仅可以解决村集体的分歧，而且能解决大部分村民之间的矛盾。在处理不同民族间的问题时做到一碗水端平，使得村落的管理公开化、透明化，让人民群众及时了解到相关政策，提出相应的问题，并及时解决。对资源的分配和利用清晰合理，促进互嵌式社区的良性循环，构建良好的社区环境，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良好的平台。

政府权力的有效介入，不仅保障了各民族群众平等的社会地位,使得村民产生地域认同，促进而且加强了藏族群众对于村庄的管理，提高了少数民族在管理层的比例。在解决问题时忽略民族身份，而是考虑实际问题，采取协商调解的方法了解群众的真实意见。对于村委会无法解决的问题也积极向上级汇报，或帮助村民采取法律措施。政府的引导，村委会的协调，村民的自发参与，使得村民和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保障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平等友好互动。

二、经济网络的互嵌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们的经济活动受到政治、文化等各种条件的制约，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各民族间除了在共同的居住环境下产生邻里间的相互交往之外，因为各民族的文化风俗使得他们在生活方式上略有差异。经济生活对人们交往互动的影响是最为明显的，黄村的地理位置，使得村民与周边的村镇、县城来往颇为方便。本土的商品零售和区域间的经济流通共同形成了黄村的经济网络，各族人民通过各种经济场合，不断增加了相互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人们之间的交往反过来促进了各种经济场合的发展。不同的民族身份，不同的生计方式也无法阻碍人们逐渐在经济层面互嵌的趋势。这种经济的往来，也逐渐表现为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嵌入。

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的经济交往并不都是冷冰冰的相互计较，也并不完全呈现出等价交换的合理性，在传统文化的环境下，人们之间的经济往来有时候呈现出在特定群体所存在的规则，在某种特定的习俗中呈现出一种特定的价值标准。在中国社会，除了借贷关系，最常见的经济往来就是依靠人情的“搭礼”，也就是“份子钱”。这种“份子钱”广泛出现在婚丧嫁娶、乔迁新居、孩子上学等各种场合，金额也随着与主人家的关系不同有所不同。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中讨论了下岬村的礼物交换与社会往来中为了追求社会脸面而促使村民积极参与礼物的交换，也因为面子作为一种道德约束规范着下岬村所有行动者的社会行为。在黄村，因“面子”而促使的金钱交易也广泛存在，正是在这种广泛流行的“随礼”背后，暗含着黄村人的金钱流动，面子追求和人情往来，表面上是人们之间的金钱来往，实际是暗藏在金钱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三、社会生活的互嵌

相比政府的引导，经济方面的交往，日常生活的交往才是最能体现人们交往交流交融的路径之一。社会交往的过程中，人们之间产生各种形式和类型的互动，对于生态移民社区来说，社会交往的形态更为特殊，人们之间的关系与传统社区相比更难建立信任。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熟人好办事的观念根深蒂固。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描述的差序格局，在中国人的关系网里，亲友关系和邻里关系是可大可小的，随着需要和私人感情逐渐延伸出去。邻里之间，亲友之间的关系总是靠着你麻烦我，我麻烦你，相互间有人情，关系才能一直维系下去。在黄村，片区移民的好处是，原先的邻里关系并没有被完全打破，旧有的关系还是能够在新的环境中继续维系。迁入黄村后，原先的熟人也基本同居一处，邻里之间的关系更像是原有的关系和情感的延续。即使原先并不相熟，也会因地缘关系较快地建立友好互助的合作关系。

两个族群之间的通婚情况，不仅在于两个家庭的成员是否赞同，更多的在于两个民族之间是否有良好的交往基础。在黄村，甚至是整个天祝地区，汉族和藏族之间的通婚情况普遍存在，在友好交往的历史前提下，各民族间的通婚情况逐渐呈现增长的态势。通婚观念的转变是影响两个民族间的通婚情况的一项重要指标。笔者在黄村的调查中发现，这里对于民族身份的观念比较淡薄，民族之间通婚的情况非常常见。族际通婚又可以通过结婚之后双方家庭之间的相互往来，反过来增进族群间的交往和友谊，因而成为今后促进族群关系进一步融洽的原因。这种通过姻亲关系建立起来的非血缘关系，能够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从而相互帮助，共享成果。族际通婚既是衡量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也是衡量文化认同的重要维度，不但是汉藏民族间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而且维护了和谐的民族关系。

四、心理文化的互嵌

文化是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适应地理环境、历史潮流而保留下来的民族特征。“文化共享是各民族成员在交往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认知和对他者认知，逐渐生成共同文化的现象。”文化共享使得各民族成员之间不断增强文化认同。对于多民族聚居社区来说，文化层面的互嵌有助于增强人们的地域认同，在保留双方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建设以社区为中心的文化共同体。民族交往交流是文化发生交流的基础，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影响。文化互嵌是更深层次的交流，是从物质层面向精神层面发展的过程，从而有利于构建稳定的互嵌式格局。

当不同群体由原来各自相对独立的社会/文化空间进入同一社会生活时，饮食作为一种最明显的文化符号影响着人们对他者的认知，以及自我文化身份认同的建立、维系，并由此对文化边界的存在产生工具性作用。藏族和汉族在饮食方面互通有无，相互学习和借鉴，增加了饮食的多样化，随着蔬菜的种植和输入，当地人的饮食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饮食文化和饮食禁忌也在逐渐发生改变，随着民族交往交流的逐渐深入，饮食的变化更是人们文化和心态的变化。

在黄村，对藏文化的认可体现在生活细节的点点滴滴，不分年龄，不分性别。甚至可以说黄村没有单纯的藏文化或汉文化，其文化形式早已相互交融渗透，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风格。随着现在人们法律意识逐渐增强，人们素质的提高，也极少有民族矛盾。汉、藏民族之间频繁的正向交往，逐渐产生对该群体的认同，文化观念逐渐趋于一致，民族边界逐渐模糊，形成了一个相互包容的民族交往局面。在日常的交往过程中，各民族相互尊重，通过对特定地域的认同，产生相同的地域意识，也在无形中增强了民族凝聚力。不同民族在交往的过程中求同存异，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体现出频繁交往和密切交融的痕迹。双方对民族身份的认同，更是体现了双方已经达到了更深层次的心理交融的程度。在生活中体现的相似的生活习惯更是民族交融的成果。

五、影响黄村移民互动与融合的因素

黄村在移民搬迁后形成的良好的民族关系，以及交往现状，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具体体现，背后的原因值得我们去深入探析。

（一）共同的历史记忆

族群间的友好交往离不开相同的历史记忆，友好交往的历史背景是各民族持续深入交流交融的重要前提。天祝地区自古就是羌族和吐谷浑的聚居地，后来随着“移民实边”等汉族群众移民至此，随着汉族人民不断地迁入，促进了藏族对汉族的认识和了解，加强了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随着汉、藏民族不断地迁入、迁出，汉藏两个民族之间的交往也逐渐加深，极少发生民族矛盾，在共同的历史背景下，逐渐形成“天祝人”认同。笔者了解到，许多大学老乡会是按照省市来进行组织，但是天祝人有单独的老乡会，相比之下大家更为亲近，生活中也能彼此帮助，相互照应。而且笔者在外时听到了一位访谈对象骄傲地向他的同伴介绍：“我们天祝人从来不说自己是武威的还是哪里的，我们就是天祝的！”这也从侧面展现出不同民族在交往交流的过程中，共同的地域意识有助于各民族间的民族认同。在天祝这个巨型的交往场域，各民族之间的文化碰撞，思想交流，潜移默化中对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思想层面的融合是内在的、精神的，是需要足够的历史和社会发展的时间的。

（二）社会发展的推动

雷振扬提出，“民族发展是民族交往交流的重要动力来源。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不仅为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提供物质基础，而且提供精神动力。事实证明，一个民族越是发展，对外的物质文化的交流越丰富，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反过来又会推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民族发展与民族交往交流呈正相关的关系。”

商品的流动和资本的流通都促使各民族间的交往更加频繁，经济收入增加。经济形式互补，各阶层间的交流增多，民族交往的场域就更多。再跟随政府的正确引导，民族交往就朝着和谐共生的局面发展。民族团结工作近年来不断地被提及和宣传，也是新时代重要的民族工作之一，广泛持久地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是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祖国统一的重要路径。民族团结工作的重点在于形成国家认同，化解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正确认识各民族之间的差异，处理好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把握政府介入的度，让各民族在产生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同时减少不必要的摩擦，遵循平等的原则，保证每一个民族的发展。在社会发展的推动下，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达到真正意识上的民族认同，建设和谐稳定的多民族国家。

（三）人际交往的需要

根据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研究，交往是一种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它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也存在于人类内部社会。并指出“人的本质就其现实性来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非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通过交往，人们之间产生了联系，建立起社会关系。人类作为社会性的生物，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和社会环境的制约，并不断地随着生产资料的改变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同时又反过来制约着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发展。

黄村村民搬迁前，分属不同的乡镇，他们在熟悉的地区世代生活，形成了适合他们生活的行为规范、文化习俗。但搬迁至黄村后，熟人减少，原有的社会规范不再产生作用，出于生计的需要，人们需要交往来满足自身的需要。根据马克思交往理论，人们逐渐从家庭这个小的社交单元扩大到家族、邻里、村庄，逐渐加入具有特定含义的人群中，来满足自己与他人交往的需要。

人际交往不仅是人作为社会性的生物所必需的，也是族际交往的前提。从黄村的族际交往过程来看，文化接触是首要条件，藏族汉族在天祝地区的交往历史为文化接触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搬迁后共居一处，增大了文化的接触面。以黄村研究为个案，从微观层面来讲，各民族间友好关系的形成，离不开各民族频繁地接触，而后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层面形成相互补充、相互认可的局面。在宏观层面来讲，离不开政府对各民族平等的有力保障，对人民群众思想意识的正确引导。中华民族的形成离不开各个民族的共同努力，在多元一体的民族意识构建中，最重要的是要形成心理认同，最终达到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可。

（四）主动地适应社会

人们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生存环境的变化，以及不同的文化交流碰撞，都会自觉主动地进行调整，以更加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人与环境、人与人彼此适应，双向影响，人们也成了历史的见证者和历史的参与者。

人们主动地适应社会，改造生存环境，是人为了更好地生活作出的努力。当周围的环境难以维持生计，人们或是选择改造环境或是改变自身适应环境，只有这样才能生生不息延续下去。对于民族地区的生态移民社区来说，居住环境在政府的帮助下已经建成，人们在适应社会环境的同时，将自身承载的文化内涵向外传递，选择性地接受适合自己的文化，这种双向的调试就是人们改造自身和改造他人的互动过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是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相互选择、相互磨合，最终磨合形成一个统一整体的过程。在当前中华民族意识的引导下，各民族的发展也是在主动地适应社会发展潮流，选择适合并且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