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世昊

（聊城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明清时期出现一大批猫、犬、禽等动物或报恩、或尽忠、或行侠的传说，人们往往给这些动物冠之以“义”的称号。冯友兰曾如此解释中国古代冠动物以义的做法，“有些动物，其行为有合乎道德底标准者，亦称之为义。”［1］在众多动物中，犬应该是最频繁被称为“义”的。犬在传统社会长期以正面形象出现，所谓“不烦驱策，而警夜不失职，宁忍寒饿，而恋主不他往，天下为僮仆者，实万万不能及。”［2］猫却不然，虽有捕鼠之功，但其慵懒、乖觉的天性，常常让人们对其誉毁参半，甚至有人认为猫为“灵异不群”之物。明清义猫形象则改变了猫在人们意识里的固有印象，而这种形象的塑造与构建，折射出了明清社会生活文化的一个独特角度。

回顾学术史，我们会发现学界此前对“义兽” “义禽”等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其文学形象的探讨。美国学者胡司德为较早将中国古代动物形象放置于文化视野之下考察的学者，他指出“古代中国认为人可以把动物性吸收到社会生活中，或者说，从动物界推求社会性的价值标准。”［3］在此之后，部分学者注意到“义兽”等形象背后社会历史因素的活动。戴昇从明清商人与其所养义犬的互动关系入手，研究商人的情感世界与贸易生活［4］。陈冠豪则探究了“回向院版本”招财猫传说与中国义猫传说的承袭关系［5］。黄志繁则揭示虎在明清时被视作主宰人间道德善恶的“山兽之君”，成为社会道德说教的工具［6］。动物形象的背后蕴含着社会历史、思维观念等多种因素。这揭示着在对义猫之类的动物形象进行研究时，研究者应当超越传说故事的文本限制，努力发掘其背后的历史现实。

一、明清时期的饲猫风尚及“猫异”

义猫传说的形成与传播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与文化土壤。当时人与猫亲密程度加深，猫也逐渐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里。明清时期，上至宫廷王府，下至寻常百姓家，多有爱猫者。史载明世宗的爱猫死后，世宗“命儒臣撰词以醮”［7］。万历皇帝也喜养猫，“其为上所怜爱及后妃各宫所畜者，加至管事职衔”［8］。宫廷之外也多有爱猫者，袁枚的《随园诗话》记载当时督学河南的邹泰和有爱猫之癖，其衙署内丢失一猫，竟要“严檄督县捕寻。”［9］又如浙江德清人蔡升初“爱猫，畜养成群，各有字，呼之辄应，食必与之共案。”［10］清代江宁有70 余岁的老妪“畜十三猫，爱如子女，各有名字。”［11］由此可见，明清时期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养猫爱猫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尚。

养猫之所以能在当时成为一种风尚，流传甚广，主要在于猫能捕鼠除害。《礼记》中就记载曰“迎猫，为其食田鼠也。”［12］明代胡侍的《骂猫文》也言：“汝无他职，职在捕鼠。”［13］188古人饲养家猫的主要需求之一便是捕鼠。明清时期人们对善于捕鼠的猫的形体外观有一定总结，所谓“猫口内有九坎者，能四季捉鼠。”［13］119明清笔记小说中不乏有关于猫善捕鼠的文字记载，并且还带有一定的传奇色彩。如时人王玥亭寓所内多鼠患，其“于民家索得一猫捕之，鼠患一靖。”并且此猫“甚灵驯恋旧”，时常往返于王玥亭寓所、衙署、民家故主三处之间，三处鼠患皆绝，故有所谓“佳猫能镇三五家者”［14］23之说。《聊斋志异》中的《大鼠》篇目，言“宫中有鼠，大与猫等，为害甚剧”，不得不“遍求民间佳猫捕制之”［15］。可见以猫除鼠患在明清时已是宫廷民间的共识。又如清代金华立有差猫亭，相传明代当地鼠患甚重，“朝廷差赐一猫，而鼠暴顿除。”［14］28后来奉猫为社神，为猫在此地立庙祭祀，上升成为了一种地方性信仰。明清时期，鼠患鼠害的现实性灾害让人们苦不堪言，饲养家猫则对消除鼠患有着极大帮助，这种带有功利属性的普遍需求提高了猫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地位，拉近了猫与人之间的距离。

人们饲养家猫不仅用其捕鼠，也用来娱乐、观赏。猫在中国古代长期扮演着宠物的角色，在明清两代也毫不例外。明清人们对猫的形体、毛色都有较高要求，当时相猫经中评价猫的毛色“以纯黄为上，纯白次之，纯黑又次之。其纯狸色，亦有佳者，皆贵乎色之纯也。驳色，以乌盖雪为上，玳瑁斑次之，若狸而驳，斯为下矣。”又云“凡纯色，无论黄白黑，皆名四时好。”［14］23在这种审美观的影响下，一只品相极佳的猫往往是千金难求，《虞初续志》中记载“山右富人所畜之猫，……其睛金，其爪碧，其顶朱，其尾黑，其毛白如雪。”［16］他人以骏马、爱妾、千金等相易，富人皆不同意。可见当时人们对猫的品相方面的审美追求。这种审美追求，反映出人们在精神生活上的需求，也表明当时猫作为欣赏、消遣的宠物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满足情感诉求。如此一来，猫这类动物与人的亲密程度进一步加深。《猫苑》中的“系人事而结世缘”［14］50一语，可视作明清人猫关系的最佳注脚。

与此同时，猫的喜独行、好藏匿等天性为其增加了神秘色彩。古人常常认为猫拥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会对其日常接触的人类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如在明清时人的观念中，猫往往对一个家庭的经济情况产生一定的影响。《猫乘》中就记载了一个发生于江浙地区的逸闻，明代宁波有一人家暴富，占卜者为卜卦“家有狸奴走入室，筮其祥也。”并且得知猫的体重七斤后，卜者立下卜辞“富及七载，狸奴当去。”［13］132后来果然“及期，狸果去，家贫如初。”在这个故事文本中，猫的来与去甚至形体都直接影响到了此户人家家运的兴起与衰败。明清民间也流行“猪来贫，狗来富，猫儿来开质库” “狗来富，猫来贵，猪来主灾晦”之类的俗谚。

关于猫的灵异记载在时人笔记小说中颇多，即所谓的“猫异”。明人陆粲所撰笔记《说听》“金华猫，畜之三年后，每于中宵，蹲踞屋上，伸口对月，吸其精华，久而成怪。”［17］清代浙江的鄞县地区流传着猫能拜月成妖的说法，所以清代鄞人养猫，“一见拜月即杀之，恐其成妖魔人。”［14］50《猫苑》的作者黄汉记载其祖父所述“家猫失养，则成野猫，野猫不死，久而能成精怪。”［14］5这些说法可能为当时人们对“猫异”传闻的普遍认识。清人和邦额作《夜谭随录》，里面收录了“猫怪三则”，记载了家猫或“忽有作人言者”，或“既歌且舞”，甚至有“目眥欲裂，张须切齿，厉声而骂”［18］不义主人的怪异之事。关于猫的灵异记载，反映了猫进入日常生活中后，人们对猫这类动物产生的神秘化认识。

这些“猫异”记载中所描绘的猫的形象或为人言，或作人歌，表现出的都是一些“人化”的行为。《猫苑》作者黄汉也感叹此为“妖由人兴，于猫乎何尤！”［14］84在当时人看来猫是具有神秘色彩的动物，同时，猫作为一种与人共处的家养动物，长期处于人类社会的观察视野之下，人们对猫的各种想象、情感也必然会影响到猫的形象塑造与文献书写，也为义猫传说的情节书写提供了文化的土壤。

二、明清义猫的报恩与殉主

明清时期，关于义猫的文献记载、民间传说大量地出现于笔记小说、地方史志当中，如《乐陵县志》中就曾记载当地观音寺老僧所养之猫曾“渡黄河时失之，不意其千里自返也。”［13］149猫在文献中所表现出的忠诚、正义、感恩等品格，塑造了明清义猫的主要形象核心。义猫传说的核心情节各有不同，有相乳、报恩、殉主、寻主等多个母题，其中以义猫的报恩与殉主两大母题在明清之际广为流传。

（一）义猫的报恩形象

明清义猫的报恩传说可以按照故事发生地分为苏州版本与杭州版本。苏州版本散见于明清时期的笔记中，其中以明万历年间王圻编纂的《续文献通考》中记载最早，具体文字摘抄如下：

姑苏齐门外陆墓，一小民负官租，空室出避，家独一猫，催租者持去，卖与阊门徽铺，客颇爱玩之。已及年余，忽小民过其地，人丛嘈杂中，猫跃入其怀，为铺中人见夺之而去，輙悲鸣顾视不巳，至夜，小民卧舟中，闻篷间有声，视之，猫也。口衔一绫悦，内有金五两余，小民贫甚。得金大喜，适有卖鱼者，买以饲猫。不已，遂伤腹以死。人谓是义猫，或偿前世债，债完死耳。［19］

这段文字的故事情节主要有三段，先是因经济问题，猫被催租者卖去与主人分别，其次是猫仍识故主衔银两赠与故主，最后是小民大喜而后买鱼饲猫，猫却伤腹而死。文末对义猫的报恩之举给出了一个宿命论的解释：“或谓偿酬世债，债完死耳。”成书稍晚于《续文献通考》的《耳谈》也记载了这则传说，作者王同轨在最后记下自己得知这则故事的来源——“朗哉谈”［20］341，“朗哉”应该是指《耳谈》中常提及的“姑苏顾朗哉”。笔者据此推测义猫传说应该是苏州地区流传甚广的地方性异闻。王同轨则将姑苏人顾朗哉所讲的义猫这一地方性传说记录进自己的《耳谈》一书。《续文献通考》《耳谈》二书在明代的广为流传，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义猫传说苏州版本的传播。

在此之后，明末天启年间的《涌幢小品》也记载此条，不过略去了故主为猫买鱼、猫伤腹而死的情节，仅有“投之而去”之言。清代成书的《坚瓠集》《猫苑》《猫乘》《衔蝉小录》等书都对苏州版本的义猫报恩传说进行记载，只是在故主何处得金等具体细节上稍有不同，但书写的重心却始终放在猫衔金报主这一情节上，渲染其报恩之义。

此外，杭州版本的义猫报恩传说在清代也广为流传，见于《续客窗闲话》《猫苑》以及《夜雨秋灯录》等，在时间上是晚于苏州版本的。杭州版本的义猫报恩传说的故事发生地为杭州，当地金氏的一老翁“见饥猫倾侧将毙”［21］，便心生怜悯精心养育，由于家境日衰，而后猫衔来财物。与苏州版本猫报恩的“金五两”相比，杭州版本的义猫报恩于主人的财物则价值更高——一个“上缀东珠廿余，光明圆正，大如芡实，值千金”［21］的妇女旧抹额。最后，文本还记载了金氏之后“缘此起家，子孙发甲”的故事后续。

杭州版本的义猫报恩说教性更强，首先就强调金氏老翁的“救死恤生，利人爱物”［21］的品格。义猫报恩的原因，则归结为“以神天赏善之说为正”［21］。这一文本充满了浓厚的因果报应式道德说教感。成书稍晚的《猫苑》对这一版本的义猫传说也有所记载，并注明为作者黄汉好友陈笙陔所讲述，只是故事细节稍有改动，且指明了传说发生的时间为“此乾隆季年间事。”陈笙陔言义猫报恩传说“杭人盖无不知之者”［14］84，则表明出了这一传说在杭州当地广泛的社会传播性。

杭州版本的义猫报恩传说，核心母题与苏州版本基本相同，都是主人家在经济窘困的情况下，其爱猫衔来财物以渡过难关，重点突出义猫的报恩之举。并且两家在发家后对义猫“报德酬庸，可谓不遗余力。”［14］84与最早记载于明代文献的苏州版本相比，较晚形成的杭州版本义猫报恩传说故事性更强，叙述细节相较于苏州版本更详实，时间、主人公家世等信息一应俱全。这反映出报恩义猫的形象塑造及义猫报恩传说的社会传播具有明显的层累和叠加。

（二）义猫的守节形象

明清异闻中的义猫们除了有报恩行为，还有为主守节之举。义猫的守节行为具体是指义猫在主人面临各种窘迫条件的情况下仍然不弃故主，甚至主人由于各种原因去世之后，义猫亦绝食以身殉主。在众多记载守节义猫的文献中，以清代的徐岳所作《义猫记》所刻画的守节义猫形象最为典型。

山右富人所畜之猫，形异而灵且义……里有贵人子，见而爱之。以骏马易，不与；以爱妾换，不与；以千金购，不与；陷之盗，破其家，亦不与。因携猫逃至广陵，依于巨富家。亦爱其猫，百计求之不得，以鸩酒毒之。其猫与人不离左右，鸩酒甫斟，猫即倾之；再斟再倾，如是者三。富人不觉而同猫宵遁。遇一故人，匿于舟后，渡黄河，失足溺水。猫见主人堕河，叫呼跳号。捞救不及，猫亦投水，与波俱汨。［16］

《义猫记》中的义猫为“山右富人”所畜养之猫，处处显示出其与普通家猫的不同。不仅其“形异而灵且义”，而且在猫随主人投水尽节后，其“是夕，故人梦见富人云：‘我与猫不死，俱在天妃宫中。’天妃，水神也。故人明日谒天妃宫，见富人尸与猫俱在神庑下”。［16］《义猫记》的情节一波三折，义猫先后经历“贵人子”、“广陵巨富”的巧取豪夺，仍不弃主人，甚至有救主之举。在主人失足坠水后，也随之投水自尽以全其义。其结尾则与天妃信仰产生联系，为守节义猫的形象塑造增添了几分神灵信仰的色彩。《义猫记》通过诸多细节，完美塑造了一只不弃故主、甘心殉节的义猫形象。

明清文献中有较多关于义猫殉主的相关记载。明代《耳谈》记载好友杨潮家逢变故，所养之猫犬“人或饵之，亦不食。”［20］154以至数日后死去，后被人并称之义犬义猫。《刘元卿集》中也记载金陵一“闾右子”在自尽后，其家猫“哀鸣踯躅，其肴在案不顾也，数日，不食死。”［22］《集异新抄》记载了明代长洲徐存石所养名为雪燕的义猫，在“存石病笃绝粒”［23］的情况下，“雪燕亦不食累日”。并且在之后徐存石病故举行葬礼时，雪燕“已见盖棺张幕，乃踯躅嗥鸣，一夜不绝声，自投于井”。乾嘉时期的诗人王友亮其庶母谭氏临终之时，所养的六只猫皆“悲鸣不食，数日尽死”［24］。在袁枚所作《子不语》中，江宁王御史的父妾年老去世，其所珍爱的“十三猫绕棺哀鸣。喂以鱼飧，流泪不食，饿三日，竟同死”［11］。《扬州画舫录》一书记载扬州当地僧人石庄“日蓄一猫，及师死，卧遗舄中，七日不食而毙”［25］。后来当地人为其建立起义猫坟以彰其节。

以上诸多文献中守节义猫传说的核心情节是殉主，意在突出义猫的守节之义。相较于义猫报恩传说集中于苏杭二地不同的是，义猫殉主故事的发生地则散见于全国各地，其中包括山西、扬州、南京、苏州等多地，部分记载在《弈贤编》《虞初新志》《子不语》等文人笔记中，成为一种传播地域更具广度的异闻，隐约透露出明清时期猫守节传说存在着一种地域式的共性。

三、求忠孝于动物：明清教化的特殊方式

中国古代史家文人构建某一类形象时，往往会采取类型化、程式化的文本元素。报恩义猫传说的核心母题为猫知恩图报于主，殉节义猫传说的核心母题则是自殒其命，至死随主。围绕着核心母题，明清义猫形象书写也出现了模式化、类型化的现象。如清末一篇笔名为“霞”所作《义猫》则将徐岳《义猫记》中“山右”改为“杭州某乡”［26］，义猫坠水之处由黄河改为长江，其余则一字不变。又如《子不语》所记“十三猫与主人同死”与王友亮记载的“六狸不食数日尽死。”仅仅只是数目区别，文本梗概大同小异。这说明义猫形象书写有很强的模式化倾向，其文本书写重教化而轻事实。此外，明清义猫形象在模式化书写的个性化描述中往往带有一些超自然现象，如“死后托梦”等，这显得文本中的义猫形象更加地非真实化。在面对这种模式化书写的文本时，我们应当解析隐藏在文字背后的书写逻辑。

明清报恩殉节义猫的形象书写的模式化之所以屡见于诸多文献中，离不开义猫传说书写之人的意图。明清之际曾参与抗清斗争的郑与侨所作《客途偶记》，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概括其内容为“编述明末所见闻者二十五篇，多忠义节烈之事”［27］，其中就包括“所谓义犬、义猫、义象诸记”。《总目提要》推测郑与侨作此书的意图为“寓言以愧背主者” “为守义不坚者讽也”。其中的诸多杂记也“多以借事寓愤激”。结合郑与侨所处的历史背景及个人经历也不难理解，所谓“借事愤激”是指郑与侨借所谓“义犬、义猫、义象诸记”，来表达对明清之际背主之人的不齿和对忠君事主之人的赞颂。可见，虽然义猫传说的文本主角为猫，但文本背后的书写者才是真正的主角。

在义猫传说书写者的笔下，义猫所表现出的“义”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对人的一种道德要求。胡司德就指出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动物世界被人纳入道德性的宇宙，而这个道德性的宇宙既是动物栖身之处，也是人类托命之所”［3］。换言之，在中国古人的思维中，传统社会中的道德体系具有普适性，动物和人类一样都适用于此体系，猫、犬等日常与人接触的动物也应该具有道德标准下的灵性。

正因为如此，义猫传说的书写者们在构建、传播义猫形象时，自然而然地将自身信奉道德观念寓于所作“义猫记”等文中，意在以义猫传说进行道德说教。报恩义猫传说重在宣扬善恶因果、知恩图报等。黄汉所编《猫苑》对苏州与杭州的义猫传说进行记录时，并写下了按语“虽猫之义，亦由主人有德以应之”［14］84。《续客窗闲话》记载杭州版本义猫报恩传说时，也议论到“彼猫乌知之，亦以此取义，且永锡尔类，岂不异哉！”［21］殉节义猫传说则是强调所谓殉节观。王友亮认为义猫能“感恩殉死，人且鲜能”。而“人甚自谓智过于物也。智则过之，义则不及”［24］。徐岳在《义猫记》中认为猫能殉死于身后“以报主人珍爱之恩”［16］，与那些“为人臣妾”之人却“患至而不能捍，临难而不能决”形成鲜明对比。这些评论都是以猫之忠贞讽寓当时之风气，对义猫表现出来的殉节之举感叹到“至诚动物，非欺我也。”［23］

义猫形象是传统社会价值观寄托于动物之上的体现，义猫形象的塑造及义猫传说的传播过程也是明清社会道德价值观宣扬教化的过程。书写者对义猫所表现出来的知恩图报、忠贞守节等优秀传统道德进行赞扬，其目的是为在当时社会中树立一个道德价值观的标杆，对人们进行劝诫，以实现教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明清义猫形象的塑造与传统忠臣孝子的书写相比，虽然传主各异，但最终目的却是殊途同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