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富鹏

（广州大典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623）

屈大均（1630—1696），字翁山，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一流诗人、词人和学者，撰著达40 多种，被誉为“岭南文宗”。他“学为圣贤”以承续华夏文脉，是明末清初“天下将亡”之时华夏道统学统的守护者和承续者。虽知其为广东番禺沙亭人，但其故里到底在哪里，学界却长期悬而未决，相关学者含糊其辞。其故居或故居遗址是否还有迹可寻，更无人言及。笔者详细考索相关文献，再验之以实地考查所得，基本确认了翁山故里及其故宅所在之地。

一、前贤研究的结论

翁山父亲屈宜遇“幼遭家多难，寄养于南海之邵氏”［1］137。明崇祯三年庚午（1630），翁山生于南海之西场（今属广州）［2］39，初名邵龙，号非池①。幼时居浮丘前之撒金巷②。南明“隆武乙酉，按院观风拔取英异，年十六以邵龙姓名，补南海生员，号曰非池。宜遇于是携归沙亭谒庙，复姓屈氏”［3］。隆武乙酉，即顺治二年（1645）。其后移居番禺，更名屈大均。

移居番禺之后，翁山居住在何处呢，也就是说其番禺故里在哪里呢？这不仅是对事实的追索，也关涉翁山一些作品叙述视角的问题。汪宗衍和邬庆时两位先生的说法最为权威。但研究之后发现汪、邬两位先生的表述要么含糊其词，要么存在问题。汪先生认为：“屈氏世居番禺茭塘都思贤乡，又名新汀。”［4］1851汪宗衍《屈大均年谱》顺治二年条又说：翁山“是时居沙梨园”［4］1858。第一条汪先生只是说屈氏世居之地，第二条又只是说顺治二年翁山住在沙梨园。严格地说，这两处表述都没有明确说出翁山故里所在之地，而且，第二条更有明显的错误。因为顺治三年十二月翁山才与其父母弟妹一家七口从南海移居番禺，因此，顺治二年翁山是不可能住在沙梨园的。汪先生当是误把顺治二年认祖归宗等同于移居番禺了。

邬庆时先生认为翁山为“广州府番禺县茭塘司深水社沙亭乡人”［5］7。邬先生接着在按语中对汪先生的说法进行了分析和辩驳。“庆时按思贤、新汀、沙亭，皆乡名，皆屈氏世居，在昔属番禺县茭塘司深水社，俗称十七乡。各为一乡，形如品字，不相统属，亦非别名。《同治番禺志》三列于茭塘司属茭塘都之下，先列沙亭，次列新汀，隔六乡乃列思贤。”［5］7“庆时按思贤乡虽是深水社社址所在地，但与沙亭、新汀在深水社分作三乡，未尝合为一乡也……《汪谱》将三乡综合为一乡，未免误会……屈翁山故乡之沙亭，今作沙路。与莘汀、北村、严坑，俱在《番禺总图》横六纵三。而卷二《舆地志》亦注明沙路古名沙亭，严村原名思贤，又名严坑。”［5］8确实如邬先生所说，汪先生将三者混一是有问题的，那么邬先生所谓的“屈翁山故乡之沙亭，今作沙路”，是否准确呢？

除汪、邬两先生之外，还有一些学者言及相关的问题，但基本皆如汪、邬两先生。再如欧初和王贵忱《屈大均全集·前言》云：“屈氏自宋绍兴年间以来世居番禺沙亭（今广东省番禺市思贤乡）。”［6］这一解释直接把沙亭与思贤等同了，非但没有解释清楚，反而使问题更为混乱。因为，《屈大均全集》1996年出版之前，早已有沙亭、思贤等不同的村落名称了，屈氏世居之地也不只是今番禺思贤村。

二、文献的详细辨析

关于在番禺的居住之地，翁山虽在文章中多次提及，却没有明确其故里所在。由相关文献可知翁山在沙亭一带的居住之地也不止一处。

《广东新语》卷二十五云：“予所居覆船山下，曰沙梨园，地皆黄细沙，多井气，掘地尺许，水沄沄上溢。”［2］575沙梨园在哪里？覆船山又在哪里？《翁山文外》卷二《存耕堂稿序》云：“予所居名沙梨园，去翁之家咫尺。”［1］67《存耕堂稿序》是翁山为其“族父友石先生澹翁”诗集所写的序文。如果能确定“友石先生澹翁”家居何处，沙梨园和覆船山也就不难知道了。（乾隆）《番禺县志》卷十五云：“屈驺，字友石，号澹翁，新汀人。崇正十五年举于乡，隐山中不与计偕且十年……手一卷日夕咏歌不辍……澹足之子居沙梨园，去其家咫尺，春□佳景，觞咏流连。”［7］“澹足之子”意指翁山。当时文网严密，《县志》的编撰者不敢明白说出大均之名。由此可知翁山所居之沙梨园当在莘汀村或附近，位于覆船山下。

康熙十八年己未（1679）春，翁山曾携家避地至南京，第二年秋回乡，十二月返沙亭。陈恭尹《寿屈母黄太夫人序》云：“往岁，屈子奉太夫人客金陵，既归，予入揖，太夫人双鬓皤然，而体貌加壮，为之大喜相慰。屈子既还其乡新汀，开九歌草堂以居，予不获见太夫人者，于今数年，非疏也。”［8］新汀，即莘汀。这一文献进一步证明翁山所居之地在覆船山下莘汀村。以陈恭尹与翁山的相知程度，基本可以确信无疑。不过，翁山故里真的就是今番禺区化龙镇的莘汀村吗？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1687），为祭祀其第十一世至第十四祖，翁山曾捐地建“寿昌”祠堂。其《告四世祖文》云：“维丁卯十有一月丙子朔，十八世孝孙大均敢昭告于十一世祖考听泉公……十二世祖考沧洲公……十三世祖考素庵公……十四世祖考梅侣公……念吾祖自十一世至十四世，凡四世皆未有祠，神灵不安，无以享祀，其罪在于孙子。兹大均有自买沙田头地一区，在本乡思贤里社之东，前对烟管、福船二冈，后倚蔗林平阜，左接人居，右邻父宅，地势方直而深，厥土坚厚。数求签筊于丕显南海之神，皆云‘大吉’，以建祠惟良……大均兹以此沙田头地，敬献于我四世祖，俾诸父诸兄卜曰为祠，同堂异室，昭穆并列，以为先灵降福无疆之丕基。谨先议祠名曰寿昌……大均故议祠名曰寿昌，使子子孙孙顾名而思其义，以求所以光大于前人也……大均今者僦居沙梨之园，未有宁宇，此沙田头片地，不以为半亩之宫，以庇其身及其妻子，而以归之吾祖焉，夫亦遑遑报本之意。”［1］216-217细读这段文字可以发现一些重要信息。其中有云“大均今者僦居沙梨之园，未有宁宇”。“僦居”，意为租住。可见翁山捐地建“寿昌”祠堂时，“未有宁宇”，仍租住在沙梨园。由此可知沙梨园并非翁山故宅所在之地。又云：“左接人居，右邻父宅”，其意当是祠堂左边是民居，右边紧邻其父母之宅。果真如此，祠堂右边的“父宅”，依照常理，也就可以说是翁山故宅。那么，“寿昌”祠堂在哪里呢？这段文字有清晰的表述：“在本乡思贤里社之东，前对烟管、福船二冈”。“福船”，即“覆船”。“寿昌”祠堂在思贤里，前对覆船山，而不是在覆船山下。既然翁山故宅在此，那么也就可以确定今番禺区新造镇思贤村即是翁山故里了。

尽管“父宅”即翁山故宅，但还需要进一步追问，翁山是否曾经长期在此居住呢？如前所述，翁山父亲屈宜遇幼遭家难，寄养于南海邵氏，翁山生于南海之西场，至顺治三年17 岁时才与父母、弟妹一家七人自南海西场移居番禺。移居番禺之后，是否即居住在此处呢？翁山《先考澹足公处士四松阡表》云：“隆武二年丙戌十有二月，广州陷，公携吾母夫人黄及大均两弟两妹返沙亭。”［1］137隆武二年丙戌，即顺治三年（1646）。又云：“是冬，十有一月，复病。甫十日，遂尔不起。是为永历三年己丑之十二月五日。”［1］138永历三年己丑，即顺治六年（1649）。由此可知屈宜遇移居番禺仅仅三年就去世了。再参照翁山当时行迹，可以相信，翁山17 岁至20 岁之间，一家人移居番禺之后，应该就住在所谓的“父宅”。翁山《祔食祠记》云：“有屋庐一所，在贤溪东，先君澹足公之所营也。大均与两弟尝迭居之，今以为祔食祠，以祀举宗之殇与无后者……在寿昌祠西偏，与吾听泉公以下四代祖考相近。”［1］319在“寿昌”祠堂和“父宅”附近，“大均与两弟尝迭居”的这一所“屋庐”，当为其父在顺治三年底至顺治六年间所建。或许因为“父宅”狭窄，所以又在故宅附近的“贤溪东”另建一所“屋庐”，让成年的翁山兄弟晚上栖止在外。这进一步证明，此“父宅”当为翁山故宅和故居所在之地。

位于思贤村的翁山故宅是否还有迹可寻呢？祭祀“听泉公以下四代祖考”的“寿昌”祠堂是否依然完好呢？笔者带着诸多疑问，多次到沙亭一带实地探访。

三、实地寻访与文献比照

庚子年底的一个周末（公历2021年1月16日），笔者开车来到位于化龙镇莘汀村的屈氏大宗祠，与相约前来的番禺区文化馆的朱光文副研究馆员和莘汀村屈氏族人屈巨贤主任会合。上午在附近进行了考察。三人站在烟管岗南面的小丘之上四处遥望，寻找翁山笔下的覆船山。烟管岗和覆船山是翁山文章中常常提到的沙亭地标。翁山云：“吾乡有烟管山，巃嵸特出，其脉逶迤而下，为丘陵者三四，复崛起为一大山。其冢高而长，形如船覆，因名之曰覆船。”又云：“覆船在南，烟管在北”。［2］423按照笔者对翁山笔下两山方位的理解，前面不远处的那个较为高耸的小山应当就是覆船山了。但站在这里，远望山体，却看不出覆船的形状。屈巨贤兄告诉我，此山名为老虎岗。三人猜测一番，带着遗憾离开了。下午新造镇党委刘伟东等和思贤村几位屈氏族人带我们先在村里看了几个地方，然后来到一个祠堂前，门额上赫然刻着“听泉屈公祠”几个大字，款署“光绪丙申孟秋吉旦”几个小字。此时，笔者才真正明白《屈氏族谱》卷十一“康熙丁卯，送地建听祖祠”①这句话的意思。“听祖祠”即此“听泉屈公祠”，为翁山捐地所建。“听泉屈公祠”亦即为祭祀“听泉公以下四代祖考”的“寿昌”祠堂。祠堂最初建于康熙二十六年丁卯（1687），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孟秋重修。祠堂宏大宽敞，保存完好。整个建筑座西向东，依斜坡而建，两进一仪门，两边皆有走廊，后寝供奉着十一世祖听泉屈公以下几个牌位。既然“寿昌”祠堂保存完好，翁山故宅位置的确定即为易事。

稍后，沙亭屈氏第二十七代、翁山第九世孙、83 岁的屈荫华老先生应邀前来。老先生声音洪亮，思路清晰。他说听泉屈公祠后座原悬挂“寿昌堂”牌匾，为翁山手书，今已不存。问他是否知道翁山故宅，他指指祠堂右边说：“这就是翁山故居。”所指即是紧靠祠堂右边的一栋旧房子，上面钉着一个“危险房屋，禁止靠近”的牌子。这栋旧房子左手边是祠堂，前后及右手边皆为民房。一行人冒险进去，屋内屋外杂草过人，墙体也有些许倾斜，房顶上长出的藤蔓已从巨大的破洞丝丝缕缕地垂下。据时代推算，清初翁山故居早已不存，此屋当为其后人重建。不过，就墙体所用青砖尚能确认，这栋房子当为清代或清末民初的建筑。祠堂与翁山故宅相连，与房屋并立自然形成一个小巷。祠堂前面是一个小广场，再前面是一片水塘。据族人回忆，小广场原来竖有旗杆夹。遥想原初的地理形势，此处当为一绝佳之地。一行人在祠堂南侧和背后又走访了几户翁山后人，进一步得到确认：紧靠祠堂南侧一带的民房所在之处，原皆为翁山故地。当问及覆船山的位置时，得到的回答是覆船山即是老虎岗。从思贤村望过去，形似覆船；从莘汀村望去，则为一只卧虎。至此，所有的疑问一下全部释解。

从听泉屈公祠大门前，沿着堂前小路向北一百多米，就到了村头。村头原有齐礼门。村头路口竖立着民国十八年（1929）番禺县县长陈樾主持修建的八泉亭。亭内石碑镌刻着翁山画像和陈樾的《八泉亭记》。《记》云：“岁己巳，余宰番禺，于役扶胥江，遂至沙亭，访屈翁山先生故宅，因及其墓……置亭于沙亭乡齐礼门外，图先生像，志景仰焉。”［9］八泉亭所在的位置，也是一个旁证。八泉亭在翁山故宅北面一百多米，立于村口齐礼门外，背靠故宅，北望翁山墓园。陈樾在主持修建八泉亭时，曾访翁山故宅于父老，一定确知翁山故宅的具体位置，否则选址难以如此巧合。可惜其《八泉亭记》未予详述，致使后世学人不能了解翁山故里和故宅的准确位置。

从八泉亭向村外偏北方向数百米就到了翁山墓园所在的宝珠峰③。顺治六年己丑（1649）其父宜遇去世。翁山“于十世祖野薮公涌口之山卜得一穴，左襟落雁，右带迴溪，三峰在前，一峰在后，坐坤向艮之原以葬，而以金留得四松，苍苍竞秀，其高六七丈许，望而知为华表也。敝庐在墓之南咫尺。相望依稀，四松之声色在窗户间。”［1］138由最后两句可知，翁山及其父墓所在之涌口山宝珠峰在翁山故居北面近处。这与实地考察的结果完全一致。这进一步证明了听泉屈公祠南侧即为翁山故居所在之地。尽管后来翁山自莘汀沙梨园回到思贤之后，未必入住“父宅”，但其居处一定在此附近。如果翁山居住在莘汀或沙亭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四松之声色在窗户间”。

另外，巨贤兄说，屈氏族人公认翁山后人在思贤村，这也能从一个侧面说明问题。翁山故里为思贤村一旦确定，也就明白翁山叙述覆船山这一沙亭地标，为什么不称“老虎岗”而总是称“覆船山”了。

笔者以寻访的结果与翁山先生的叙述进行对照，二者若合符契。不过，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说明。如既然翁山故宅在思贤村，为什么翁山在相关的文献中，多言沙亭，而较少言及思贤呢？

翁山《沙亭解》云：“沙亭在番禺茭塘都，吾始祖迪功郎诚斋当宋徽宗时，来居于此。其地滨扶胥江，多细沙。又念先大夫怀沙而死，因名乡曰沙亭。”［1］472由此可知“沙亭”当非迁入地原名，而是其始迁祖屈禹勤为其迁入地新命之名，屈氏遂以之泛称族人在番禺的聚居之地。大均尊祖敬宗，故言其乡必称沙亭。明清至今行政区划和乡镇之名屡有变化，有关叙述难免出现相互冲突的现象。有关翁山在番禺沙亭一带居处的资料，主要涉及的地名有：沙亭、思贤（严坑、严村）、莘汀（新汀）、沙梨园、沙路等。思贤村、莘汀村所在之地，可以准确定位，而沙亭这一地名所指不同时期却变化很大。屈氏族人云某个时期沙亭乡范围很广，包括今莘汀村、思贤村、沙亭村（原名沙路④）等地，但某个时期又变得很小。现在番禺沙亭村，仅是化龙镇属下的一个村子。据了解，番禺屈氏族人主要聚居在今珠江南岸的莘汀村、思贤村、沙亭村三处。三处略呈品字形，沙亭在东北，思贤在西南，莘汀在思贤偏东。思贤与莘汀很近，大约一公里左右；思贤村距沙亭村也不远，大约也仅二三公里。三者虽相距不远，但并不是同一个村子。翁山笔下的沙亭乡现在已经分属化龙和新造二镇。莘汀村和沙亭村现在化龙，而思贤却在新造。

如前所述，邬庆时认为翁山故乡为沙路（今作沙亭），问题出在哪里呢？其《屈大均年谱》云：“屈翁山故乡之沙亭，今作沙路。与莘汀、北村、严坑，俱在《番禺总图》横六纵三。而卷二《舆地志》亦注明沙路古名沙亭，严村原名思贤，又名严坑。”［5］8“ 《宣统番禺志》二茭塘司属深水社各乡，首列沙路。原注：‘古名沙亭’。”［5］7看来，邬先生的主要依据是《番禺县续志》中的一个小注。邬先生《屈大均年谱》记载了有关翁山的许多遗闻轶事，有其独特的价值。此谱几经修改，定稿于“一九六三年六月”。邬庆时之母为屈氏族人，“屈太孺人讳凤竹，号五桐，沙亭塘边街人……翁山其十八世族祖也。”［5］卷首依照情理，其所述应该较为可信。不过也有屈氏族人认为其说有些地方存在问题，多有不确之处。这里邬先生仅以《番禺县续志》中的一个小注就认定翁山故里为沙路，就值得商榷。综合翁山的有关记述可以确信其故里不在沙路。

沙亭之名，所指范围时大时小，容易造成人们认识的混乱。屈氏族人巨贤兄认为沙路为后起之名：“宋元明清，沙亭乡包括现在三个行政村，后来人多了，分成三个村，沙路这一名字就出现了。沙路又于1983年改名为沙亭，现有一千多屈氏族人”。看来这个村子由沙亭而沙路，再改回沙亭，几经改名给人们带来的困扰不少。笔者在阅读明清两代有关方志时产生这样一个印象：番禺屈氏族人最早迁入地当为莘汀，后来有人移居思贤，再后，又有人移至沙路。沙亭这一泛称逐渐衍生出新移入地的专称。这一印象得到了巨贤兄的肯定。巨贤兄告诉笔者，沙路原为江边一片滩涂，后来逐渐淤积成平地，沙路村屈氏祠堂是为供奉其分支第十一世祖屈东潭而建。翁山在思贤村为其第十一世祖听泉公捐地建祠，依照情理，翁山作为其直系后嗣，其故里和故宅也应在思贤，而非沙路。

将实地考察所得与翁山《屈沱记》中的有关记载相对照，还可以进一步证明翁山故宅在今思贤村。《屈沱记》云：“屈沱者何？吾沙亭之乡，所谓石坑涌者也。穿自吾之先祖……其口在扶胥南岸，横贯沙田，崩奔而入，演漾于丁奇冈之阳，沿洄于石坑山之阴。石坑之山，先祖之丘垄在焉，故以系之而曰石坑涌也。其长三里余，其广三丈……为曲者九十有九……自南宋迄今，数百年于兹矣……是涌也，吾族人夹岸而居……予草堂处于东隈。”［1］312-313另一有异文的《屈沱记》云：“吾乡在沙亭，前有一溪，引牂江扶胥之流而入焉。其长三里余，其广三丈，其曲九十有九……吾宗人夹岸而居，白烟素火，南北相盖。予草堂处于南偏，当溪欲尽之所。其浅可揭，其清可鉴，日出则水光在门，雨过则水痕在户。”［10］由此可知，屈沱（石坑涌）曲折弯转流经翁山门前和其墓所在的宝珠峰之石坑山北面。另一则文献也能证明屈沱距其故宅与墓地很近。翁山母黄氏去世之后，翁山作《先夫人祔葬记》云：“于是以十九日辛卯昧爽祖载。是午，舟及山口，暮宿不可，则扶柩登岸。壬辰，柩至圹前。”［1］317由此可知，当时应是以舟载柩，行于屈沱之上。其故宅与墓地本来不远，既然以舟载柩，可以确定屈沱距两处都很近。

据实地考察得知，石坑涌流经思贤和莘汀之间，而距思贤更近，沿石坑山东北进入珠江。思贤和莘汀村人分别称之为思贤涌和莘汀涌。其长、宽和曲折与翁山在《屈沱记》中的描述基本一致。流经沙路村附近的一条水道，据了解是上世纪50年代末开挖的运河，距石坑山甚远，自南而北，经沙亭（原名沙路）村，无曲折，直奔珠江。显然这条水道和沙路附近其他极小的河涌，绝非翁山笔下的屈沱。由上述可知，沙路绝非翁山故里和故居所在之地。

结合文献与实地考查，基本可以确认今新造镇思贤村即翁山故里，“听泉屈公祠”南侧即其故宅所在之地。现在翁山故宅上的旧房屋已成危房，被翁山命名为“寿昌堂”的听泉屈公祠尚未被列为受保护的建筑。旧村拆迁改造正如火如荼，挖掘机隆隆而来。祝愿翁山先生捐地而建的古祠堂及其故居遗址安然无恙，以使后世之人有以凭吊华夏道统学统的守护者和承续者、“岭南文宗”翁山先生。

注释：

① 《屈氏家谱》卷十一，见《屈大均全集》第2 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2114-2115页。

② 屈大均《西园》诗云：“少小撒金仙巷住，先人精舍榜芙蓉。”见《屈大均全集》第2 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1224页。《广东新语》卷五云：“丘前有撒金巷，予家尝近焉。”见屈大均《广东新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162页。

③ 翁山及其父母之墓皆在沙亭石坑山（又曰涌口山）“东南一峰……宝珠峰”上。见《屈大均全集》第3 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314页。

④ 梁鼎芬等修、丁仁长等纂（宣统）《番禺县续志》卷二所胪列的茭塘司属深水社各村之名，第一为沙路。名下小注曰：“古名沙亭。”见《广州大典》第279 册，广州出版社，2015年影印民国二十年刊本，第79页。（宣统）《番禺县续志》为清末民初所纂撰，所载“沙路”亦应为当时的名称。屈氏族人屈巨贤说，沙路为后起之名，于1983年又改回沙亭之名，现在有一千多屈氏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