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史互鉴：多维视角下的文成公主与汉藏交流

2022-12-27唐宇

传记文学 2022年12期

唐宇

唐贞观年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遣使求婚，开启了唐朝与吐蕃政治往来的序幕。文成公主入藏和亲，是汉藏民族交往史上的重要事件。由她带去的精美物品、精湛技艺和丰富知识，促进了吐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断成熟，打开了汉藏文化交流、交融的新篇章。

吐蕃求婚的历史背景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步辇图》，是中国美术史上的名作。画面绘有13 位人物，分为左右两组：左半部分以吐蕃使臣禄东赞为中心，其前后分别为着红色衣服的礼官和白色衣服的翻译官；右半部分则是唐太宗李世民坐在步辇之上，在9 名扶抬步辇和持羽扇华盖的宫女簇拥下，接受禄东赞的谒见。通过此图，宫廷画师阎立本定格了贞观十五年（641）唐蕃交往的历史性瞬间。

那么，当时的唐朝和吐蕃是怎样的交往关系？唐太宗李世民为何最初没有答应松赞干布的求亲之请？吐蕃使者禄东赞以何种超凡智慧破解谜题，成功实现了唐蕃之间的联姻？

当时的唐朝，经过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的苦心经营，逐渐成为东亚文明的中心，对周边民族及政权形成强有力的吸引。而同时期的吐蕃，松赞干布继承其父囊日论赞的政治遗产，逐渐吞并邻近的象雄、苏毗等部落或邦国，为统一青藏高原、建立吐蕃王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唐朝与吐蕃在当时几乎是同时兴起，又相互临近的强大政权，诸多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带动着汉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不断深入。

步辇图唐阎立本

贞观八年（634），松赞干布曾遣使至唐，并得到了唐朝使者的回访，这应算是唐蕃之间较早的政治交往。当松赞干布听说突厥和吐谷浑等皆与唐联姻，便以金宝为聘礼，奉表求婚。不想，唐太宗却并未立即答应此事。大概缘于对初建的吐蕃尚不熟悉，以及周边民族及政权的求婚者实在太多。但在返回吐蕃的求婚使者的报告中提到了吐谷浑人从中作梗，似乎这次求婚的失败，部分源于第三方的破坏。

松赞干布听闻之后十分愤怒，随即联合羊同进攻吐谷浑，甚至攻破党项、白兰诸羌，陈重兵于松州（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西境。虽然之后为唐太宗派往前线的侯君集等将领所败，但其联姻的心愿却实现了。吐蕃退兵之后，遣使请罪并再次请婚，唐太宗最终答应其请求，将文成公主送往西藏。

当时派去长安的求婚使者，便是《步辇图》中描绘的禄东赞。传说唐朝出了几道难题，以考试的办法考验吐蕃使者的智慧，只有顺利突破困局，才有可能顺利联姻。在后期的文献记载中，称其为“五难求婚使”，甚至演化为“六难”或“七难求婚使”的故事。唐太宗如此做，是因为当时来长安求婚的各国使者太多，若轻易答应和亲，必然导致各国趋之若鹜，之后将很难拒绝。

这几个难题中，有“丝带穿珠”，是要求吐蕃使者将丝线穿过蜿蜒曲折的绿松石珠子，禄东赞将丝线系于蚂蚁腰部，蚂蚁爬过石孔的同时也将丝线带了过来；有“辨马母子”，是把众多母马和小马驹混杂在一起，让其分辨出每只小马驹的母亲，禄东赞将这些尚未断奶的小马与母马隔开并饿上一阵，待重新放在一起时，小马自然奔向各自的母亲去吸吮乳汁；还有“日杀百羊”，即要求在一天之内吃完一百只羊，揉好一百张羊皮，并喝完一大瓶酒而不醉，禄东赞让手下人边吃羊肉边喝酒，同时有规律地揉皮，最终也通过了考试；最后一题是“辨认公主”，是要从2500 名年轻的女子中找到文成公主，禄东赞通过事先向宫女问清了公主的体貌特征，最终顺利地辨认出公主，实现了和亲。这段故事就画在布达拉宫的墙壁之上，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传说，因为禄东赞的聪明机智，唐太宗曾有意将其留下来，并想把琅琊公主的外孙女嫁给他。禄东赞回答：“先臣为聘妇，不敢奉诏。且赞普未谒公主，陪臣敢辞！”[1]即禄东赞来大唐之前已在吐蕃娶妻生子，并且他这次是作为求婚使为松赞干布和唐朝联姻服务的，不能越俎代庖，先吐蕃赞普成亲，所以坚定地拒绝了李世民的好意。

文成公主的身世之谜

和亲作为政治联姻，是中国古代的统治者避免战争、睦邻友好的重要策略。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两次和亲事件，要数西汉的昭君出塞和唐朝的文成公主入藏。作为中国古代处理民族问题的成功典范，和亲方式在稳固封建政权、消除民族隔阂、缓和民族关系、促进边贸发展等方面起着积极作用，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2]。

中国古代的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互结友好的和亲政策，大约始于西汉立国之初，面对匈奴“控弦三十余万”[3]，势力强大并多次南侵扰边的形势，刘邦采纳臣子建言，“以适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适女送厚”[4]，于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将宗室女嫁给冒顿单于，维持着联姻关系。

此后，和亲政策一直是古代中国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选择。到了唐朝，由于施行相对开放的民族政策，中原王朝与当时的许多少数民族政权都进行了和亲。据学者统计，在近300 年的时间里，周边民族正式向皇室请求和亲的活动多达40 余次，部分遭到拒绝，还有几次出现变故，如新兴公主与薛延陀的和亲、金山公主与突厥的和亲、永安公主与回纥的和亲、安化长公主与南诏的和亲等，最终并未实现。

但有唐一代，最终有近20 位公主分别与突厥、吐蕃、吐谷浑、回纥、党项和契丹等和亲。根据周佳荣等学者的统计，与吐谷浑和亲者1 位，为弘化公主；与吐蕃和亲者2 位，为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与突骑施和亲者1 位，为金河公主；与奚族和亲者3位，为固安公主、东光公主、宜芳公主；与契丹和亲者4 位，为永乐公主、燕郡公主、东华公主、静乐公主；与宁远（即大宛）和亲者1 位，为和义公主；与回纥和亲者4 位，为宁国公主、崇徽公主、咸安公主、太和公主。整体而言，唐代的和亲政策贯彻有力，和亲的地域范围也相当广泛，包括北方、东北方、西方、西北方和西南方[5]。如此频繁的和亲活动，确实促进了唐朝与周边民族的友好交往。

这些和亲公主，出身皇家者还是少数，主要是从李姓宗室女、宗室外甥女及功臣女中选出相貌姣好的，封为公主，前去和亲。文成公主并非唐太宗的亲生女儿，唐太宗也并不舍得自己的亲生女儿长途劳顿，嫁去他乡，所以文成公主大概是来自同姓宗室家庭。可惜的是，虽然文成公主在唐代和亲公主中的知名度最高，但在史书中却少有记载。《唐会要》中只提到文成公主是宗室女。《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6]至于其亲生父母，由于史书只字未提，则长期处于历史的迷雾之中。

文成公主像布达拉宫法王洞藏

《旧唐书·吐蕃传》记载：“贞观十五年，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令礼部尚书、江夏郡王道宗主婚，持节送公主于吐蕃。弄赞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见道宗，执子婿之礼甚恭。”[7]不少学者认为，松赞干布是在河源迎亲，与送亲的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执子婿之礼，由此判断文成公主乃是李道宗的女儿。

李道宗何许人也？根据《旧唐书》和《新唐书》的记载，他是唐高祖的堂侄，生于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祖籍陇西成纪（位于今甘肃省秦安县）。早年随李渊起兵，被封为略阳郡公。自唐高祖武德二年（619）以来，在李世民带领下，率众拒刘武周、平窦建德、破王世充、讨刘黑闼、败徐圆朗，立下卓著战功。又受命赴介休招降尉迟敬德，之后更是带军讨突厥、平吐谷浑。到贞观年间已经升任刑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受封任城王、江夏郡王等[8]，位望尊隆。

唐朝廷为何选择李道宗担任使臣，送文成公主于吐蕃呢？从上述人生经历来看，李道宗曾征讨吐谷浑。在唐太宗即位初期，吐谷浑王慕容伏允自恃强大，既侵犯唐境，又不肯来朝。于是在贞观八年（634）十二月，李世民令李靖、侯君集和李道宗等向吐谷浑展开全面进攻，并率军深入其腹地。次年五月，伏允长子慕容顺率残部内附，唐与吐谷浑的关系又有所好转。因而，李道宗对于高原的自然及人文情况应当较为了解，此其一；而唐朝与周边民族的联姻，往往临时册封李氏宗亲的女儿，作为和亲的公主。李道宗是皇室宗亲，若家中恰有适龄少女，则封其作为文成公主前往吐蕃并非毫无可能，此其二；唐朝廷内精明强干、功勋卓著的宗亲、大臣不在少数，偏偏任命李道宗担任送亲使节，李世民恐怕并非毫无考虑。甚至可能是李道宗主动请命，出于不舍与爱怜，一路照顾生活起居，保障文成公主的安全。

唐蕃古道上的和亲队伍

布达拉宫中绘有几幅与文成公主有关的壁画，其时代为清代。其中，位于布达拉宫白宫门廊的壁画，体现出明显的勉塘派风格，描绘了吐蕃君臣一字排开，列队于城外，迎接文成公主陪奁释迦牟尼所依像的情景。画面中吐蕃君王迎立于象征身份的伞盖之下，唐朝的队伍则是快马加鞭，并着重强调了木车内从大唐来的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9]。而布达拉宫东有寂圆满大殿的壁画，则采用了新勉塘派画风，与汉地寺观壁画的联系更为紧密，该画面是以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会面为中心布置场景，画工意在体现唐蕃之间的汉藏友谊。

送亲队伍在贞观十五年（641）从长安出发，在江夏王李道宗的护送下，不畏艰险，跋山涉水，向西藏进发。文献中记载，松赞干布是在河源进行的迎亲活动。而在此之前的一段路程，即文成公主的入藏路线，汉藏史籍记载甚少，很多都是传说。其实，闻名于后世的“唐蕃古道”，似乎并非刻板印象中的仅有一条，从众多学者各执见解的讨论中，也可见高原上道路的四通八达，正如西方古语中的“条条道路通罗马”。唐初的送亲队伍从长安出发，入藏所途经地点有多种可能。

林梅村提到，从青海或塔里木盆地入藏的道路很早就已开辟，但从逻些（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通往长安或从长安取道西藏去印度的道路最早见于唐代文献[10]。也就是说，文成公主的送亲队伍可以作出多种预案，至于其所选路线，多数学者倾向于北道说，认为是从长安出发，经鄯城（今青海省西宁市）、过吐谷浑境而入吐蕃，途经甘肃、青海至西藏。实际上，文成公主的送亲队伍若从此路线走，路过的重要节点还是清晰的，其间大致要经过武功（今陕西省武功县）、扶风（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市）、狄道（今甘肃省临洮县）、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县），经龙支（今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鄯州（今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过了赤岭（今青海日月山）和倒淌河，在柏海（今青海鄂陵湖和扎陵湖）和玉树（今属青海省）短暂休整之后，经查吾拉山口，再过阁川驿（今藏北那曲）和农歌驿（今藏北羊八井北）而到达目的地，全长3000 余公里。虽然对于个别地点是否必然经过还有争议，但主流观点大致如此。在文成公主可能经过的地点，形成了许多美好传说。

炳灵寺169 窟因现存有最早的造像题记，而蜚声海内外。传说文成公主路过此地时，也曾在当地的石洞窟中休息，上院一窟内的佛像，即被认为是文成公主所造。

布达拉宫白宫门廊壁画清朝绘制，表现文成公主入藏的场景

布达拉宫东有寂圆满大殿壁画清朝绘制，表现文成公主及其随员赴吐蕃的场景

作为唐蕃疆域的分界，日月山大致将农业区和游牧区划分开来。传说当文成公主到达这里时，思绪万千，于是想起了父皇送给她的日月宝镜，希望还可从镜中看到她日夜思念的长安城及她的亲人，只是这个愿望并未实现。失望之余，文成公主便将其抛在地上，碎裂的宝镜变作两山，即日山与月山。

在接亲后，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在玉树生活过一段日子。传说，她将带来的诸多生产技术无私地传授给了当地人民。今天的文成公主庙内的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造像，以及手写经文都可能与文成公主有关。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大唐的送亲队伍是走东道康区，大致是由长安经宝鸡、天水、文县、松潘、金川、丹巴，沿鱼通河谷到康定、木雅，经邓柯、玉树，逾唐古拉山口、黑河而至拉萨[11]。这个说法虽然与主流观点有异，但确实存在一定的可能性。这些学者认为，贞观时代吐谷浑的实力可能远强于吐蕃，常为唐患，又与吐蕃敌对，文成公主的送亲队伍恐怕无法跨越吐谷浑境。并且在这漫长的路程中，必然会经过水草缺乏、荒无人境之地，送亲人数不少，又带着异常丰厚的嫁妆，很难想象会取道这样一条艰险难走的路线。而采用东道康区路线，从自然条件来看，可避免北面昆仑山和东来横断山脉的险隘。同时，吐蕃在第一次求婚失败后，曾经陈兵松州，可见此地为当时吐蕃入唐之交通要道，并可避开吐谷浑和党项的控制区域，直接入唐。此条路线上也留下有不少关于文成公主的传说，认为文成公主的送亲队伍曾选道于此，似乎有一定道理。

唐蕃间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交流

在文成公主带去西藏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中，最为著名的应该是释迦牟尼的十二岁等身像了。传说这尊等身像是在佛祖成道后，应信众要求塑造的，同时还有八岁、二十五岁等几个年龄段的等身造像，并经过释迦牟尼亲自开光。而八岁等身像，也被赤尊公主带到吐蕃，两尊造像分别安放在拉萨的小昭寺和大昭寺内。随着唐太宗、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等人的相继去世，唐朝和吐蕃时战时和，甚至有传言讲武则天打算派军攻进拉萨，将文成公主带去的等身佛像抢回。又有一种说法是，由于吐蕃佛苯之争愈演愈烈，西藏僧人为避免十二岁等身像遭到毁坏，才将其由小昭寺请到大昭寺内封存。直到唐中宗时金城公主嫁到吐蕃，唐蕃实现第二次和亲，才再次将该像请出，供奉于大昭寺正殿内，又将赤尊公主带来的八岁等身佛像安置在小昭寺里供奉，从此，这两尊佛像便易寺而居，直到今日。

文成公主和赤尊公主带到吐蕃的不止佛像，佛教还对吐蕃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有些史书认为，松赞干布是根据佛教戒律来建立吐蕃的法律体系的。不过，不少学者注意到，松赞干布制定法律时可能受到佛教影响，但却并非完全按照佛教戒律来制定法律[12]。

文成公主带到吐蕃的物品还有很多的生活日用品和生产资料，并带去了能制作物品、掌握技术的各类工匠，以及医药历算等相关书籍，所以，中原的一些先进技术也同时被引进到了青藏高原。松赞干布更是主动学习中原先进的文化，派遣“酋豪子弟”到长安，以学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13]。

史书记载，松赞干布在河源迎亲之时，见到身着华美盛服的文成公主，不禁感慨大唐服饰礼仪之美。同时，改变此前“以毡帐而居，无有城廓屋舍”的习惯，修筑城邑为文成公主提供居所。文成公主及其所带来的工匠，为拉萨城的营造，以及大昭寺、小昭寺的修建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由于仰慕唐风，当地不少人“释毡裘，袭纨绮”，并很可能主动学习了文成公主带来的丝织工艺。

琵琶唐藏于大昭寺

另外，拉萨大昭寺内陈列的三十六弦竖琴、龙头三弦琴和唐琵琶等，其上装饰体现着典型的唐式风格，一般认为是文成公主入蕃时带来[14]。通过这些少数留存下来的珍贵文物，可以想象当时唐蕃艺术的交流盛况，也许随着文成公主一同到来的，还有一支唐朝乐队，丰富着吐蕃人的视听感受。

在文成公主嫁到西藏以后，汉族的先进物质文化和制作技艺源源不断地传到青藏高原，极大地改进了西藏地区的生产技术，并推动了生活方式的变化。为歌颂她在汉藏人民间交往、交流、交融中所作出的贡献，藏族民间长期传唱着关于她的民歌，其中一首如下：

从汉族地区来的王后文成公主，

带来不同的粮食共有三千八百类，

给西藏的粮食仓库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汉族地区来的王后文成公主，

带来不同手艺的工匠五千五百人，

给西藏的工艺打开了发展的大门；

从汉族地区来的王后文成公主，

带来不同的牲畜共有五千五百种，

使西藏的乳酪酥油

从此年年丰收。[15]

歌中传唱的“乳酪酥油”，将其与茶和盐混合熬制，便可制成酥油茶，这是藏族人民日常饮食中一个传统悠久并占据重要地位的品类，可以缓解长期食用肉类和乳制品而产生的油腻，有利于身体健康。制作时所采用的茶叶，并不适合在高原生长，主要是从中原获得。茶叶入藏的时间众说纷纭，一种说法认为是唐初由文成公主带到高原的。还有文献记载，松赞干布的孙子、吐蕃赞普都松莽布支在位时（约676—704 年），身患重病无法医治，因为服用了由一只神鸟衔来的绿叶，病情随即好转，于是他派出使者四处寻找，并在东方汉人居住的地区获得茶叶[16]。

不过，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墓地出土的茶叶残体和青铜容器，以及与故如甲木墓地相距仅数千米的曲踏墓地第4 号墓中出土的木案和茶叶状食物残渣，都表明了至少在1800 年前，中原的茶和茶具已通过高原丝路传到西藏[17]。文成公主虽然不是最早将茶叶带到高原之人，却很可能创新了茶叶的食用方法，并将之在藏区进行了普及。

当然，吐蕃的很多物质和精神文化传播到中原以后，也受到了唐朝人士的热情追捧。如吐蕃社会中的马球，妇女的椎髻、赭面等，都曾在内地盛行一时。

马球是一项由两组队员通过骑马持杖击球进行对决的竞技体育活动，唐人称其为击球、打球或击鞠等。据《封氏闻见记》记载：“太宗常御安福门，谓侍臣曰：‘闻西蕃人好为打球，比亦令习。’”[18]表明马球至少在贞观年间已经在我国出现。学术界对马球运动的起源众说纷纭，包括波斯说、吐蕃说和中原说等，但无论如何，7 至8 世纪的唐朝和吐蕃，许多人都掌握着高超的马球技艺。甚至在景云年间，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时，曾与唐王李隆基对决，一时难分上下。据《封氏闻见记》记载：“中宗于梨园亭子赐观打球。吐蕃赞咄奏言：‘臣部曲有善球者，请与汉敌。’上令仗内试之，决数都，吐蕃皆胜。时元宗为临淄王，中宗又令与嗣虢王邕、驸马杨慎交、武秀等四人敌吐蕃十人。元宗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19]

吐蕃的赭面妆饰，在文成公主入藏时已十分流行，只是由于当时唐朝人的审美差异，文成公主并不太喜欢。但这一妆饰却在9 世纪的长安风行一时。不少诗词如白居易在《时世妆》中所说的“髻堆面赭非华风”，以及大量绘画作品中的直接描绘，都表明了元和年间长安妇女对此妆容的竞相追捧。

文成公主的后世意象

文成公主于永隆元年（680）去世。著名藏学家王尧根据敦煌古藏文文献记载，发现其死于痘症（天花）[20]。文成公主在藏的近40 年里，积极推动着唐蕃间的友好往来，高原丝路在此之后更为畅通。唐朝使节王玄策前往天竺，即经由吐蕃，今天日喀则吉隆县的“大唐天竺使出铭”摩崖石刻，记载了当时的历史史实。此后中天竺发生内乱，王玄策及前往大唐朝贡之诸国的财物受到劫掠，吐蕃派遣军队给予王玄策支援，即发生在文成公主在藏期间。当时很多汉族僧人去天竺求法也途经青藏高原，其中的玄照更是往返两次会见文成公主，深受礼遇。

但有关文成公主的形象，越是早期的文献，其记载反而越模糊，主要还是记述和亲事件本身。反倒是在11 世纪以来，她的形象越发明晰，反映出藏地人民对于文成公主的敬仰与喜爱。不仅留存有很多文学作品，还有相当数量的绘画、雕塑，给予后人以直观印象，如拉萨的布达拉宫、大昭寺，山南地区的雍布拉康、昌珠寺和藏王陵，都表现了陪侍在松赞干布旁的文成公主塑像，以及文成公主进藏的壁画图像。

西藏流传有一个说法，那就是“先有大昭寺，后有拉萨城”。大昭寺最初的建造，虽然主要与赤尊公主有关，但文成公主在其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布达拉宫的清代壁画《大昭寺修建图》中，文成公主站在建筑工地旁，随时给予大昭寺修建工人以指导。而小昭寺殿门朝着唐朝方向，体现着对故土的思念，这是与文成公主的指导设计密切相关的。她从唐朝带去的汉族工匠将中原建筑风格与技术，融入吐蕃建筑业的发展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吐蕃人过去以毡帐为居的形式，土木建筑技术广为发展。

在后期形成的藏文文献中，文成公主的形象不断丰满，诸多汉藏交流中的物质和精神文明，都被归于文成公主的贡献，上述的茶叶、种子，二牛抬杠的耕作技术，以及土木建筑的营造法则，都是通过官方或民间等途径从中原引进，最后都被归入文成公主的名下，可见文成公主在藏族人民心中的地位。学者还注意到，在11 世纪以后的藏文文献记载中，文成公主形象的突出特点是擅长风水之术，这反映出中原地区风水、占卜、历算等知识在西藏受到重视，以及文成公主在藏人眼中被视为中原文化的象征和总代表[21]。

很多的文献中记载，文成公主观察到吐蕃地形犹如仰卧的魔女，并不利于创基立国，所以需要在地形上的两臂、头、两胯、两肘、两膝盖及四肢等处，逐一建立用来镇守的神殿。可以说，这段衍生出的传说，表明藏族人民对于文成公主为藏地发展所作贡献的认可，近代绘制的《罗刹女》纸质唐卡，表现的正是上述传说的直观图解。

藏族人民把文成公主视为“绿度母”，赋予其崇高的地位，所创作的专门歌颂文成公主的藏戏、民歌，无不体现出对于文成公主的热爱之情。近年来，《文成公主》大型实景剧，以拉萨自然山水为背景，通过近千名演职人员的倾情演绎，将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和亲的历史故事展示出来，体现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趋势，以及汉藏等多民族友好往来的悠久绵长。

由于文成公主为唐朝的国家稳定、吐蕃的文明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因此在后世汉藏人民心中有较高的地位。文成公主作为和亲的主角，在西藏文明发展过程中，在汉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意义非凡。

注释：

[1][6]（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第十九册，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6075 页，第6074 页。

[2]唐建兵：《汉唐“和亲”政策之比较 ——以王昭君和文成公主远嫁为端》，《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1 期。

[3][4]（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九册，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2719 页，第2719 页。

[5]周佳荣：《唐代“和亲”考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1 期；王双怀、周佳荣：《论唐代的和亲公主》，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与中国唐史学会联合主办：《唐史论丛》第8 辑，2006 年，第180 页。

[7][13]（后晋）刘昫等：《旧唐书》第十六册，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5221 页，第5222 页。

[8]顾吉辰：《唐代入蕃使者李道宗事迹编年》，《西藏研究》1991 年第4 期。

[9]中国西藏布达拉宫管理处编著：《布达拉宫壁画源流》，九洲图书出版社2000 年版，第44 页。

[10]林梅村：《试论唐蕃古道》，《藏学学刊》第3 辑，2007 年。

[11]黄显铭：《文成公主入藏路线初探》，《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 年第1 期。

[12]张云、林冠群主编：《西藏通史·吐蕃卷》上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3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