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亮，段 雨

（河海大学 a.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b.社会学系，江苏 南京 211100）

生态环境是影响经济与社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及全过程”[1]。“十三五”规划中进一步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2]。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3]。充分显示出我国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了一定战略高度，极度重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际上，优化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实现生态、经济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紧迫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进一步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举措。

在我国，生态脆弱地区与贫困地区呈现出高度耦合的特征。也就是说，生态脆弱地区往往也是经济发展落后的贫困地区，是贫困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比如四川省与西藏自治区的农牧交错带，主要包括成都平原以西的藏区，大部分都被划入了脱贫攻坚的名单。根据生态环境部的资料显示，我国95%的贫困人口和大多数贫困地区都分布在生态环境脆弱、敏感和重点保护的地区[4]。由此可见，加大贫困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力度，同时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从而实现绿色与小康的“双赢”，是生态脆弱区扶贫脱贫的迫切需要。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都不可避免地对当地生态环境产生一系列正面或负面影响，如果某些扶贫措施未能充分考虑并结合地方实际环境情况，就很有可能对地方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加剧地方生态破坏。而对于广大生态脆弱的贫困地区来说，生态环境破坏带来的损失较之于其他地区通常更为严峻。因此，找到一条推动经济发展绿色化、生态化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是生态贫困地区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间平衡的必然选择。但是，从目前贫困地区的实际发展情况来看，很多地区在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方面遭遇了较大困境，主要有以下体现：一是生态治理效果的短暂性。总体来说，上到中央下到各级地方政府的行政系统高度重视生态环境问题治理，并为此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这种“输血式”生态治理思维却难以长期开展与维持，并且如果无法成功发展地方经济，地方人才将更快流失，反而会给这些地区的生态治理带来更大的阻碍[5]；二是难以合理协调环境保护与人类需求的关系。一般来说，生态脆弱地区的民众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更大更强，他们必须从自然环境中获取满足自身发展的基本生存资料。如果获取不足，就难以满足当地民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若是索取过度，又势必造成地方生态环境破坏。如何摸索出两者间的平衡，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地方生态治理实践过程中遭遇的重大挑战。

生态旅游是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依托于地方特色人文景观和自然生态景观发展旅游业的绿色发展方式，保护地方生态环境的同时能够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20年笔者在四川省阿坝县的神座村考察，发现当地通过发展生态旅游完好地保存了森林资源，草地植被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恢复，并且当地民众的生计水平有了显著提升。神座村位于阿坝县城东南部，距离县城65 公里，距离阿坝州府马尔康市200 多公里，海拔高度2 900 米，现有住户99 户400 多人。由于地理位置较为特殊，神座村背部形成了绵延万里的高山草原，正对面则是广袤无垠的原始森林，热曲河从森林与草原的脚下蜿蜒流过，地理景观差异明显。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禀赋，神座村在2006年一场名为“寻找中国世外桃源”的网络狂欢中获得第一名的称号，从此便成为了许多人心中魂牵梦萦的“边城”。在此基础上，神座村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数据显示，从2016年到2020年，神座村共接待游客41.75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84 亿元。2014年，神座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2 户、55 人，截至2019年，全村实现脱贫目标，过去的贫困家庭人均年收入也能达到1.6万元。神座村目前有37 户住宿接待户，负责给游客提供食宿保障。通过实地访谈了解到，旅游业及旅游相关产业是当地村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可见，以自然生态景观为依托发展生态旅游业，将环境作为一种生产力，神座村不仅实现了村民增收的目标，也较好地保护了当地生态环境，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与“生态环境恶劣、生活状况贫困”的普遍印象形成了强烈反差，从而促使笔者对神座村生态与发展的议题进行全面考察，并试图进一步揭示出生态脆弱地区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机制。

一、文献回顾及理论视角

（一）文献回顾

从已有文献来看，目前学术界关于生态脆弱地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探索生态脆弱地区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原因，并提出相关的环境治理对策。比如20世纪90年代，费孝通在内蒙古赤峰地区的实地考察发现，当地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广泛存在过度索取自然资源的情况，导致了地区生态环境的失衡，而环境的恶化反过来对地方经济发展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最终陷入了生态性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对此，费孝通[6]提出一方面要通过恢复植被、退农还牧的方式改变地区生态景观，另一方面也要利用智力扩散、科技传播不断提升民众的生态环保意识。赵曦[7]在综合探讨西部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面临阻碍的基础上，认为创新扶贫制度、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科学有序推进退耕还林及强化社会服务是推动生态脆弱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方式与途径。

二是将贫困治理与生态治理结合起来，进一步提出借助生态扶贫达到保护环境与人类减贫的重大目的。生态扶贫以扶贫减贫为主要目标，将生态作为目标和手段，从而实现减贫任务[8]。在生态扶贫的过程中，地方生态环境不断被修复，地方民众的生产生活环境也得到持续改善[9]。针对生态扶贫具体机制的建立，学者们提出要强化生态扶贫监督约束机制、健全和完善生态扶贫奖惩与考核机制[10]，同时建立完善生态扶贫激励机制、协调服务机制和长效保障机制[11]。

三是关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生态治理与环境改善是基础，实现地方经济社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才是关键和目的[5]。王晓毅[12]认为生态脆弱地区要走绿色发展之路，必须自觉以新时代的经济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抛弃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思路，必须善于把生态发展成产品、把部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最终建立起生态、经济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已有研究从“为什么”和“怎么办”两个方面对生态脆弱地区的生态治理与贫困治理展开了系统论述。但有一个明显的缺陷是，研究者们多倾向于对生态脆弱地区的生态治理与贫困治理进行描述性分析和解释性分析，或提出某些具体的政策建议，从而致使研究的理论意义不足，理论深度缺失；除此之外，大多数研究者仅仅从行动者视角探索地区生态环境发展现状，并简单地将生态破坏归因于行动者在开发自然和改造自然过程中的一系列不恰当行为，失于从社会层面对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失衡的深层次原因进行探究。鉴于此，本研究在延续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引入了“环境生产力”的概念，结合生态脆弱地区利用独特自然资源禀赋驱动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而将这种独特的资源优势视为一种生产力。在环境生产力的框架下，重新审视了神座村绿色发展的实践逻辑，为理解生态脆弱地区的绿色转型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范式。具体而言，通过采取有效的生态治理举措，生态脆弱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被顺利解决，促使自然生态资源具备了成为生产力的条件。在国家政策、地方精英和社会传统文化等因素影响下，地方生态环境资源得到合理开发，资源优势继而发挥出来，环境因此实现了从自然存在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和转变。

（二）理论视角

实际上，生产力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比如《尚书》中对环境自生产力的描述，以及《论语》中对社会生产力基本构成内涵的表达[13]。到了18世纪，魁奈[14]明确指出了人口和财富是生产力的重要构成要素，并且人口和财富越多，民众就越富裕、国家就越强大，即“大人口和大财富可以使生产力得到很好的发挥……如果有肥沃的土地和贸易自由的国家，同时它的人数又很多，则国民就越富裕，国民富裕则国力愈益强大”。斯密[15]认为，人只有成为劳动力并且发挥出劳动功能时才能被称为生产力，劳动力的增加是国民财富增加的基础和根本途径。李嘉图[16]继承和发展了斯密的“劳动生产力论”，认为劳动力不仅能够增加国家财富，还可以通过生产人口、提高自身劳动能力的方式达到增加生产力本身的目的。李斯特[17]将生产力视作构成和产生财富的原因，“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可能拥有财富，即交换价值，但是如果他没有能力生产比自己消费的产品更具有价值和更多的产品，那他将变得贫穷；一个人也许很穷，但是如果他能生产比自身消费的产品更有价值和更多的产品，那他将变得富有”。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研究超越了魁奈、斯密、李嘉图、李斯特等的论述，从社会学视角重新解读了生产力的概念，并建构起一套系统的生产力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生产力首先是一种由物质因素构成的社会物质力量，“生产力表现为一种完全不依赖于各个人并与他们分离的东西”[18]，但应该明确的是，“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19]。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这里，生产力中的环境生产力因素逐渐凸显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人类历史归结为人与自然互动的历史，在互动过程中，人类为了更好地使自然服务于自身目的，往往会最大限度利用既有技术与原料，由此才形成各种各样的生产关系。从这一角度出发，自然环境构成了生产活动正常进行的前提条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环境生产力思想构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产力理论的思想基础[13]。

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学术界普遍忽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产力理论中的环境生产力思想，简单地将生产力理解为“人们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客观物质力量”，这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产力论的误读和歪曲。伴随国家经济建设进程中生态环境问题持续恶化，我们党主动将生态问题治理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产力理论融合起来，提出了“保护资源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资源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20]的环境生产力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环境生产力论将资源、生态和环境一并纳入了生产力范畴[21]，有助于我们理解物质生产活动与自然界相互交织、相互融合的局面，进而推动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形成、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保障社会生产力永续发展[22]。神座村通过发展生态旅游实现了从生态贫困到绿色小康的转型，这一转型很可能与“环境生产力”密切相关。本研究将展现神座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具体实践过程，阐释如何通过对“环境生产力”的运用完成绿色实践转型，从而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平衡。同时，本研究希望通过研究神座村如何运用“环境生产力”，进一步探讨如何唤醒地方主体的环境保护意识、合理开发地方资源，从而有效促进乡村旅游产业兴旺，最终实现乡村振兴。

二、环境产生生产力：从生态破坏到生态治理的地方实践

从理论上说，生态脆弱地区必须在治理既有生态环境问题，并确保生态稳定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利用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发展生态旅游业，将环境资源转化为生产力。也就是说，良好且稳定的生态环境是环境能够产生生产力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否则的话，自然生态资源就无法顺利发展成可资利用的环境生产力。更关键的是，若不及时有效地解决生态问题，由此导致的环境恶化还会使地方经济发展陷入困境。从历史上看，神座村属于高原寒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春秋相连，年均气温为3℃；二是旱季雨季分明，降水集中在每年的5—10月份，年降水量712 毫米；三是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四是草原植被退化，市场化改革以来，牧民为追求经济利益，不断增加牛羊放养数量，严重破坏了草地的自然生态；五是自然灾害频繁，草地、森林资源被破坏导致山坡失去保护、土体疏松、冲沟发育，泥石流与水土流失等自然灾害频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了巨大威胁。自然环境的恶化给村民日常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不利，因为草地植被资源和森林资源破坏越发严重，人们能够从自然界中获取的资源就越发少。而为了满足基本生存需求，村民不得不加大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力度，从而进一步加剧生态环境破坏。于是，村民陷入了“越开发越穷，越穷越开发”的恶性循环。

2006年，在神座村生态环境恶化十分严重、村民生活相当贫困的情况下，为了发展村庄经济、增加村民财富，神座村决定开展生态治理工作。根据访谈资料显示，21世纪初期神座村的发展遇到了一系列“老大难”问题，尤其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问题。因为改革开放初期，利益导向下的村民个体为了追寻经济利润，供养的牛羊数量严重超出当地草场的实际承载量，最终导致草场资源的透支和草场的沙化退化，进而引发了许多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比如水土流失、泥石流及极端天气等。与此同时，牛羊供养数量的大量增加给牧民人际关系形成了某些负面影响，比如“我家的牛吃了你家的草”，类似的矛盾十分不利于当地社会和谐。因此，探索新的发展道路，破解神座村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难题成了村民们关注的热点问题。经过长期思考和摸索，神座村决定以其独特的自然资源禀赋为依托，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实际上，神座村的绿色转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首先，发展生态旅游业作为一项关乎全体村民生计的大事，当年在决定是否要发展生态旅游产业时，村民群体的意见发生了分化。牦牛数量比较少的村民，从畜牧业中获取的经济收入相对较少，受改变自身经济地位的愿望驱动，在发展生态旅游的过程中就更加积极；而对于牦牛供养数量较多的村民来说，产业转型极有可能对自身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产生不利影响，再加上发展生态旅游的前景不确定性比较大，能否真正从中获利成了未知数，所以这部分村民发展生态旅游业的积极性难以调动起来。其次，要在神座村发展生态旅游业，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修路。长期以来，神座村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外界的人和村内的人出入神座村都靠马，汽车根本无法通行，因此必须修建公路。在修路过程中，涉及到征用部分村民土地的问题，村民对此表现出强烈的抵抗。针对神座村在产业转型过程中遭遇的困境，神座村采取“软磨硬泡”的策略，反复与村民协商，多次用发展生态旅游可能获得的利益、关爱下一代的道理开导村民，最终得到了村民的认可。最后，针对部分村民执意放牧的特殊情况，做出了不允许在景区内放牧的规定。通过这些措施的推行，神座村最终得以顺利实现产业绿色转型，开始走上了生态、经济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可持续绿色发展之路。

数十年的持续性生态治理工作取得了巨大成效。一是提升和改善了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状况。通过十余年坚持不懈地努力，高山草场退化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绿植覆盖率达到了90%以上。大面积的森林草地植被可以有效防止土壤松动和雨水对地面的冲刷，保护了村庄农业用地，解除了自然灾害给村民生命财产安全形成的威胁，村民日常生产实践活动恢复正常。二是村民环境保护意识显著上升。生态环境的稳定促进了民心的稳定，当村民明确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后，他们在今后的生活实践中自然更加积极主动地保护生态环境。可见，生态环境治理给经济发展创造了非常有力的外部条件，促使生态环境成为经济发展的资本，成为一种生产力。实际上，自2006年神座景区开发以来，经过持续不断的摸索和发展，神座景区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比较优势的地方性旅游市场。借助神座村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特色景观，目前神座村已发展成国家4A 级景区、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乡村旅游示范村等，生态旅游业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支撑。与此同时，生态旅游业发展带动了旅游周边产业的发展，比如有的村民将自家房子打造成民居，为外来游客解决食宿问题；有的村民直接入职景区游客接待中心，通过为游客提供服务的方式获取经济收入与生活来源。

总而言之，只有在环境问题治理、生态状况改善的基础上，环境资源才具备转换成生产力的条件，神座村才能借此发展生态旅游业，顺利实现产业的绿色转型。也只有在生态环境状况良好的情况下，有限的资源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合理利用。以神座村为例，产业转型以前，村民们以放牧为生，直接参与生产过程的主体相当有限，尤其是人口资源和森林资源。然而，神座村经过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几十年的发展，人口数量有很大增长。而神座村的生态系统足以容纳的全部牛羊数量有限，无论其如何增长一定会被限定在一定框架之内。在这种情况下，管理牛羊群的人数并没有上升，多出来的劳动力很多处于闲置状态，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通过发展生态旅游，一系列新岗位相继被创造出来，如环境清理工、导游及公益性岗位等，村民就业模式呈现多样化特征，全体村民被最大限度地吸纳进整个生产过程。需要注意的是，环境产生生产力实际上也意味着劳动者及劳动对象生产力的增长。从本质上来看，劳动者自身与水、大气、森林、土壤等自然资源融为一体，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一个循环的生态系统[23]，当中任何一环出现问题都将影响到其他环节的生存与发展。而在优良的生态环境中生存，人类本身的潜能更容易被激发出来，从而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一旦生态环境破坏的现状被扭转，生态环境状况不断改善，人类从自然界中获取的自然资源的稳定性也就越高，自然资源满足人类需求的有效性也持续提升。从这一角度出发，可以得到自然资源要素“生产力上升”的结论。

三、环境成为生产力：从生态贫困到绿色小康的社会机制

对于生态脆弱区来说，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往往交织在一起，在发展地方经济、增加民众收入的过程中必须将生态环境保护纳入考虑范畴，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基础和前提条件，最终实现生态脆弱地区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同振兴[24]。因此，发展“环境友好型”的生态经济成为生态脆弱区解决生态和贫困两大问题，并进一步协调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之道。经过长期的实践与探索，神座村走出了一条发展新路子，借助于生态旅游业，较好完成了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任务。通过对神座村产业绿色转型之路的分析可以发现，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人文景观是乡村生态旅游业得以发展的背景与支撑，而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政府的政策支持、地方精英才能的有效发挥及社会传统文化知识的配合则引导了旅游业的发展方向，并决定了生态旅游的发展规模。

加强发展生态旅游的政策支持，建立完善的政府服务体系，是乡村旅游业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为了支持神座村发展生态旅游，阿坝县政府在2017年一次性投了4 000 万，用于支持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硬化道路、路灯建设、饮水工程、垃圾处理点建设等。2020年，为推动和帮助神座村打造红色旅游点，政府再次投入350 万，对朱德旧居、红军食堂等文物进行加固，并新建红旗纪念馆、标志性雕塑等红色建筑，神座村目前已发展成阿坝县较大的红色文化旅游点。根据调研结果来看，政府对神座村的政策支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主要有拓宽和硬化道路，改善路面情况；建造蓄水池、引水入户，解决村民用水难问题，2017年政府从成都请来专业设计团队，规划和实施了“自来水入户工程”；铺设电缆光缆，解决村民用电用网问题，实现供电稳定化；推行“厕所改造计划”和落实“洗澡房”建设项目。（藏区以游牧民族为主，一般遵循逐水草而居的传统生活方式，到了21世纪初期，政府开始在藏区大规模推行牧民定居计划，牧民才逐渐走上定居生活。然而，由于时代和经济发展的限制，牧区配备的厕所多属于公厕，住户缺乏独立卫浴间。）二是充分发挥宣传媒介的舆论引导作用，打造神座生态旅游品牌。开发了相关旅游平台，该平台分为“神座新闻”“神座视频”“神座民宿”“神座攻略”“神座景点”及“网友供稿”六大板块，全方位介绍神座村，提升神座景区的知名度。除此之外，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阿坝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阿坝州电视台等政府部门和宣传媒体均加大了对神座景区的宣传力度，2021年神座村还被央视推荐。三是提供管理服务工作。主要有增设公交路线，完善出入村庄的交通设施；针对村内的餐饮、住宿业，采取相应的行业标准进行管理，保障游客出游安全；以及对森林资源和草地资源进行有效管理，专门设置了24 名扑火队员，必要时在公益性岗位任职的村民也要参与对森林和草地的管理。四是深入挖掘村庄独特的文化优势，培育特色旅游品牌。神座村拥有传统藏式安多民居、藏式伸臂桥、正统藏区宗教文化等特色文化，政府从神座村的区位条件出发，在充分挖掘当地特色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文旅品牌。综合来看，在政府政策的扶持和支持下，神座村的生态旅游业实现了飞速发展。目前，神座景区的年均游客接待量即将突破9 万人。为进一步吸引游客，神座村在政府的支持和指导下相继推出一系列红色旅游景点，不仅发展生态旅游，同时培育红色旅游。

除了政府政策支持以外，神座村生态旅游的发展还得益于地方精英的引导协调和社会传统文化知识的内在约束。地方精英通过动员和发动群众，能够激活乡村社会的内部资源[25]。他们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通过发挥自身政治、经济、关系及信息优势，能对地方发展模式与道路选择产生巨大影响，有时甚至是关键性影响。

地方文化是各地区人民适应周围环境并不断创造的结果，具有显著的地方性，象征着各族人民传统智慧的结晶。在过去的研究中，由于缺乏科学系统的研究方法，地方文化在学术研究中长期不受重视。伴随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人类学家开始注重从物质角度检视人类的各种活动[26]，地方文化随即受到生态人类学的高度重视。在广大生态脆弱的民族地区，地方性生态文化因为蕴含了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成为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良性互动的重要基础。地方文化不仅作为行为准则束缚着村民的日常活动，同时也作为一种生产机制与村民的生产生活实践融合在一起。以神座村的藏式民居为例，这种夯土木构的藏式民居蕴藏着丰富的地方文化，体现了源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天人合一”理念。民居以土木作形，墙体使用普通黄泥土夯筑而起，由泥土“干打垒”筑成四面土墙，随后在墙体上用白粉画上吉祥物（表示家人平安吉祥地度过了过去一年时间）。在生态脆弱的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是经济社会发展难以突破的限制，游牧民族通过长期实践与探索才发展出一套地方性知识文化体系及相应的生存生活方式。然而，市场化改革及对传统游牧区“重农轻牧”的制度安排，给游牧社会造成了强烈冲击，导致了游牧文明的衰落。地方文化作为游牧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断裂。其中，牧民从无限游移生活环境中的剥离，及其对地方文化的功利性传承与诠释是形成这种文化断裂的关键原因。为修复地方性文化知识的断裂，抚平广泛存在于村民心中的文化焦虑，神座村在发展生态旅游的同时开启了重构地方性知识的历程，使地方文化更加深刻地融入了地方民众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地方文化规定了神座村旅游业的绿色化、可持续化发展方向，促使神座村以旅游为主导的发展具备了“内在的约束性”，因而在发展过程中更加关注经济社会与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

宗教起源于人对自然力的信仰，主流宗教对社会基本态度和价值观起着决定性作用[27]。神座村村民以信仰佛教为主，佛教文化发挥了规范村民行为的作用，促使村民在日常实践活动中自觉保护环境、爱护环境。以丧葬习俗为例，受佛教文化影响，藏族百姓普遍认同人去世之后最好的状态是回归自然，因此天葬、水葬及树葬等对自然影响较小的丧葬方式较为盛行，而藏族百姓对天葬的解读更是完美诠释了人与自然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相处。天葬即人去世后把自己的身体献给秃鹫，借助秃鹫的力量把身体各个部位带往自然界中，以此达到最快回归自然的目的。与此同时，秃鹫得以获取食物，因此完成了人在世界上做出的最后一项贡献。再比如藏传佛教文化中的各种禁忌思想，在不同程度上约束着民众的日常行为。可见，宗教文化深刻影响着村民的行为选择，而村民在行动过程中对宗教文化的自觉遵守又进一步强化了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准则作用。总之，地方性传统文化知识促进了生态环境的保护，起到了维持地方生态系统平衡的重要作用。

四、结论

乡村发展问题是当代社会面临的核心议题，生态脆弱区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又是乡村发展问题之重心。不同于其他地区，生态脆弱区的贫困问题与生态破坏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因此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要致力于增加民众收入，还必须以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为基础。由此可见，生态脆弱区的贫困治理具有高度复杂性，关涉政治、经济及社会等多领域，是一项长期、艰巨的系统工程。通过田野调查了解到，神座村在长期的实践与探索中找到了一条“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新道路，协调了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间的平衡，从而较好地完成了提高民众收入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两大任务。从神座村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生态环境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支撑，因此引入“环境生产力”的概念，对神座村绿色发展的实践逻辑与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分析。

从历史上看，神座村在市场化改革前几十年内，由于无序开发、人口增长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严重失衡，从而陷入了生态性贫困的恶性循环。为阻断循环，打破生态性贫困的“怪圈”，神座村开启了生态治理工作。主要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首先是将发展生态旅游与生态治理相结合。生态旅游作为一种绿色的、

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在对有限资源进行充分合理运用的基础上，增加了村民经济收入，降低了村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从而达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其次是“禁止在景区内放牧”。目前神座景区内的草场归集体所有，严禁村民在景区内放牧，景区外的部分牧场也制定了“休养生息”的放牧政策。最后是开展清垃圾行动与乡村绿化工程。主要是清理村内生活垃圾、旅游垃圾，并植树种草，在改善村庄生态景观面貌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生态治理工作的开展，神座村改善了当地环境状况，优美的自然生态资源成为生态旅游发展的重要依托，使环境具备了产生生产力的条件并能够转化为生产力。在生态治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生态脆弱区的振兴和发展，需吸纳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28]，在利用好国家政策的基础上，发挥地方精英的引导功能，吸取社会传统文化中的自然资源治理经验，从而走出一条符合自身特色的绿色发展之路，最终实现美丽富裕的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