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中 效

(陕西理工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0)

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对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对中华大一统价值观念的深入人心等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而其中“汉家”的称谓贯穿前四史，其内涵及意义至今无人探讨，本文试作解读。

一、《史记》中的“汉家”

前四史皆有“汉家”的称谓，是家国一体文化背景之下，汉朝国家政权在民众国家认同中的反映，也是汉朝文化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的反映。因此，在国家档案和正史文献中才有“汉家”的称谓。

(一)“汉家”出现的背景

西汉王朝建立后，才出现了“汉家”的称谓。“汉”作为文化符号，最早是指汉水。先秦典籍《诗经·周南》有《汉广》篇：“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1]44《诗经·大雅》有《江汉》篇：“江汉浮浮，武夫滔滔。”[1]1213《楚辞·九章·抽思》也有“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2]197-198的诗句。《山海经》也有“嶓冢之山，汉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沔”[3]22的记载。由此看来，先秦典籍中的“汉”一般都指汉水。其意义有三：一曰吉祥。《左传》云：“汉，水祥也。”[4]323二曰盛大。《诗经·江汉》：“江汉汤汤。”[1]1214《诗经·常武》：“如江如汉。”[1]1224三曰美好。《诗经·棫朴》：“倬彼云汉，为章于天。”[1]1040《诗经·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1]876这里的“云汉”“天汉”，皆有天人感应的美好之意。古人常用天上的星象与世间人事相对应，以证明国运与人事的变迁。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说：“星者，金之散气，其本曰火。星众，国吉；少则凶。汉者，亦金之散气，其本曰水。汉，星多，多水，少则旱，其大经也。”[5]1147即天上众多的日月星辰是国家吉祥安康的象征，而天上的银河天汉，是一条星光带，是一条吉祥的云汉彩带。而天上的“星汉”之名来源于地上的“河汉”，其本曰水。张守节索隐：“水生于金，散气即水气。《河图括地象》曰‘河精为天汉’也。”[5]1147裴骃集解引孟康曰：“汉，河汉也。水生于金。多、少，谓汉中星。”[5]1147-1148汉唐间注家皆以为“汉”之本意是指水。班固在《汉书·天文志》中说：“星者，金之散气，其本曰人。星众，国吉，少则凶。汉者，亦金散气，其本曰水。星多，多水，少则旱，其大经也。”[6]1064班固将“星”解释为“其本曰人”，更具天人感应论色彩。颜师古注引孟康曰：“星，金石相生，人与星气相应也。”[6]1064证明汉唐之间的一流学者皆认为，“汉”之本意皆指水，即地上的汉水，天上的星汉灿烂的银河与地上的汉水相映争辉，让汉水成为人间福地。为刘邦在此崛起的“汉家”王朝奠定了天人合一的天时地利与人和基础。刘邦被封为汉王时，萧何说汉中曰：“语曰‘天汉’，其称甚美。”[6]1554“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6]1554颜师古注引用孟康曰：“语，古语也。言地之有汉，若天之有河汉，名号休美。”[6]1554臣瓒曰：“流俗语云‘天汉’，其言常以汉配天，此美名也。”师古曰：“瓒说是也。天汉，河汉也。”[6]1554由上述三位学者对天汉的解读可知，天汉既是古语也是俗语，天汉与河汉相映争辉，使汉水流域成为人间福地。正因为如此，东晋史学家常璩在《华阳国志》中说：“汉沔彪炳，灵光上照，在天鉴为云汉，于地画为梁州。而皇刘应之,洪祚悠长。萧公之云,不亦宜乎。”[7]108西汉、东汉、蜀汉皆发祥于汉水流域，不仅以“汉”为国名，而且皆以“汉家”自称。《史记·六国年表》云：“汉之兴，自蜀汉。”[5]537《汉书·五行志》曰：“汉家本起于蜀汉。”[6]1182《汉书·天文志》曰：“太白出西方，有光几中，是秦地战将胜，而汉国将兴也。”[6]1071因此，最早的汉家是指刘邦的汉国，后来指西汉王朝。

(二)《史记》中的“汉家”

“汉家”最早是西汉人对西汉王朝的称谓，既是政权称呼，也是对朝廷和国家的尊称。司马迁最早在《史记》中多次使用“汉家”一词。《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云：“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5]633这里的“汉家”是指刘邦建立的西汉王朝。“号令三嬗”是指五年之间陈涉、项羽、刘邦三个政权急骤更替，但刘邦建立大汉王朝之后，国家政治和社会民生才最终稳定下来。从西周开始，兴起了“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征也”[5]105的天人感应理论，秦汉王朝格外重视对名山大川的祭祀。汉武帝时期齐地方士申功说：“黄帝时万诸侯，而神灵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5]328于是齐人公孙卿建议武帝封禅泰山，方士们认为汉武帝的封禅大典，在神仙界与世俗社会皆产生了深刻影响，“德星”出现在天际，证明国有道，四海升平。《史记·孝武本纪》云：“望气王朔言：‘候独见其星出如瓠，食顷复入焉。’有司言曰：‘陛下建汉家封禅，天其报德星云。’”[5]335司马贞索隐：“今按：此纪唯言德星，则德星，岁星也。岁星所在有福，故曰德星也。”[5]335景星、岁星等为德星，世俗认为国有道或有贤人出现，则德星现。文中的“汉家”是指西汉王朝，汉武帝创建了西汉五年一修封泰山的制度。《史记·乐书》云：“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常有流星经于祠坛上。使童男童女七十人俱歌。”[5]1039这段记载与元宵节颇多相通之处，有人认为这是元宵节的源头。文中的“汉家”是指西汉朝廷。张苍为汉初功臣中少有的知识分子，《史记·张丞相列传》：“至于为丞相，卒就之，故汉家言律历者，本之张苍。苍本好书，无所不观，无所不通，而尤善律历。”[5]2073文中的“汉家”是指西汉朝廷，张苍是朝廷内外最杰出的律令专家。《史记·三王世家》云：“王欲发兵罪名明白，当坐之。汉家有正法，王犯纤介小罪过，即行法直断耳，安能宽王。”[5]1684西汉王朝对诸侯王限制颇多，有法必依，违法必究。这里的“汉家”也是指西汉王朝。汉文帝的儿子梁孝王刘武，与其兄长汉景帝刘启，同为窦太后所生，深得太后宠爱，“赏赐不可胜道”，导致与景帝冲突。“太史公曰：梁孝王虽以亲爱之故，王膏腴之地，然会汉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财货，广宫室，车服拟于天子。然亦僭矣。”[5]1663文中的“汉家”是指西汉政权，这是司马迁父子将西汉国家尊称为“汉家”。司马迁父子有着强烈的爱国热情与敢于担当的奉献精神，因此他们在评价西汉杰出人物时，常以“太史公曰”的方式屡次称西汉国家为“汉家”。《史记·淮阴侯列传》司马迁云：“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5]2038《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太史公曰：“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5]2105《史记·太史公自序》：“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5]2490以上三条文献中的“汉家”，均指西汉政权与西汉国家。褚少孙在补充《史记》时，受太史公的影响，也称汉朝为“汉家”。《史记·外戚世家》：“褚先生曰：臣为郎时，问习汉家故事者锺离生。”[5]1588

总之，太史公称西汉为“汉家”，主要取家国一体之意，区别于大秦帝国的“少恩而虎狼心”[5]164。其次，“汉家”的称谓，标识了大汉王朝发源于汉水上游的汉中。即“汉之兴，自蜀汉”[5]537，以示不忘本。再次，“汉家”是一美称，即萧何所说的，汉中“语曰‘天汉’，其称甚美”。后来大汉王朝的创建，果如萧何所言。

二、《汉书》中的“汉家”

东汉虽然绍继西汉，宗庙祭祀、政治体制与社会制度一仍西汉，甚至刘秀创建东汉王朝被称为“光武中兴”，所谓“中兴”是指国家由衰退而复兴。因此，前后相继的两汉王朝，常被通称为“汉朝”。尽管如此，西汉与东汉还是有差别：西汉定都长安，向西开拓，丝绸之路，通向远方，兼容并包，虎虎生威；东汉定都洛阳，依托东南，文治靖国，儒家文化，独尊确立，郁郁乎文。所以，东汉文人不同于西汉文人，《汉书》不同于《史记》。北宋大文豪苏轼讲：“西汉之士，多智谋，薄于名义；东京之士，尚风节，短于权略。”[8]108在此背景下，班固《汉书》中有关“汉家”的称谓，绝大多数意义同于《史记》，但也有东汉的新发展。

首先，东汉继承西汉，但在儒家独尊的背景下，赋予“汉家”继“尧”而兴的“道统”地位。实际上，西汉鲁地著名儒生眭弘已提出“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6]2359的观点。班固《汉书·叙传》则充分发挥了君权神授的观念，美化“汉家”的道德崇高、道统神圣，为两汉“道统”相继大造舆论。班固深受其父班彪的影响，而班彪是东汉著名学者，“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在西汉末年天下大乱之时，隗嚣割据关陇，公孙述称帝于蜀汉，天下云扰，大者连州郡，小者据县邑。隗嚣问彪曰：“往者周亡，战国并争，天下分裂，数世然后乃定，其抑者从横之事复起于今乎？将承运迭兴在于一人也？愿先生论之。”[9]889时年20岁的班彪答曰：“周之废兴与汉异。昔周立爵五等，诸侯从政，本根既微，枝叶强大，故其末流有从横之事，其势然也。汉家承秦之制，并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至于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国嗣三绝，危自上起，伤不及下。故王氏之贵，倾擅朝廷，能窃号位，而不根于民。是以即真之后，天下莫不引领而叹，十余年间，外内骚扰，远近俱发，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不谋而同辞。方今雄桀带州城者，皆无七国世业之资。《诗》云：‘皇矣上帝，临下有赫，鉴观四方，求民之莫。’今民皆讴吟思汉，乡仰刘氏，已可知矣。”[9]889班彪强调“汉家”在秦朝之后，文景之治，汉武盛世，深得民心，故“民皆讴吟思汉，乡仰刘氏”。隗嚣说：“先生言周、汉之势，可也，至于但见愚民习识刘氏姓号之故，而谓汉家复兴，疏矣！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掎之，时民复知汉乎！”[6]889面对要割据一方的隗嚣的质疑，班彪撰写了《王命论》以救时难。其辞曰：“是故刘氏承尧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9]3087“盖在高祖，其兴也有五：一曰帝尧之苗裔，二曰体貌多奇异，三曰神武有征应，四曰宽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诚好谋，达于听受，见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从谏如顺流，趣时如响赴；当食吐哺，纳子房之策；拔足挥洗，揖郦生之说；寤戍卒之言，断怀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肤之爱；举韩信于行陈，收陈平于亡命，英雄陈力，群策毕举：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业也。若乃灵端符应，又可略闻矣。初刘媪任高祖而梦与神遇，震电晦冥，有龙蛇之怪。及其长而多灵，有异于众，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吕公睹形而进女；秦皇东游以厌其气，吕后望云而知所处；始受命则白蛇分，西入关则五星聚。故淮阴、留侯谓之天授，非人力也。”[6]3087-3089班彪将皇权神授予乘时而起相结合，给刘邦创建汉家戴上了神圣的光环。证明已成为汉人的共识。班固继承了乃父的思想，强调“汉绍尧运，以建帝业”。他在《汉书·叙传》中写道：“皇矣汉祖，纂尧之绪，实天生德，聪明神武。秦人不纲，罔漏于楚，爰兹发迹，断蛇奋旅。神母告符，朱旗乃举，粤蹈秦郊，婴来稽首。革命创制，三章是纪，应天顺民，五星同晷。项氏畔换，黜我巴、汉，西土宅心，战士愤怒。乘畔而运，席卷三秦，割据河山，保此怀民。股肱萧、曹，社稷是经，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龚行天罚，赫赫明明。述《高纪》第一。”[6]3108强调了四点：其一，汉绍尧运；其二，奋起楚地；其三，推翻暴秦；其四，崛起汉中。因此，国号“汉”，自称“汉家”。而汉家始于高祖刘邦，成于文帝刘启，盛于武帝刘彻。“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帅下以德，农不供贡，罪不收孥，宫不新馆，陵不崇墓。我德如风，民应如草，国富刑清，登我汉道。述《文纪》第四。”[6]3108登者，成也。即“汉家”的“汉道”在文帝时形成。“世宗晔晔，思弘祖业，畴咨熙载，髦俊并作。厥作伊何？百蛮是攘，恢我疆宇，外博四荒。武功既抗，亦迪斯文，宪章六学，统一圣真。封禅郊祀，登秩百神；协律改正，飨兹永年。述《武纪》第六。”[6]3109汉武帝雄才大略，内强集权，外征匈奴，开拓丝路，文治武功，鼎盛辉煌，汉家进入了全盛阶段。

其次，《汉书》虽在体例上继承《史记》，但“汉家”的文化内涵比《史记》丰富。第一，强调汉中、巴蜀是“汉家”发祥地，但给“汉家”崛起赋予了神秘色彩。《汉书·五行志》云：“国主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汉朝著名学者刘向“以为周时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兴也”，而“汉家本起于蜀汉，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6]1182。其后三世亡嗣，王莽篡位。这是典型的天人感应论。同书《五行志》还记载汉成帝时民谣：“桂树花不实，黄爵巢其颠。”“桂，赤色，汉家象。华不实，无继嗣也。王莽自谓黄，象黄爵巢其颠也。”[6]1138汉元帝初元四年(前45)，皇后曾祖父济南东平陵王伯墓门梓柱卒生枝叶，上出屋。“刘向以为王氏贵盛，将代汉家之象也。后王莽篡位。”阴阳五行学说盛行于汉代。刘向的儿子、大学者刘歆认为王者专心任事，故月行急，谓之“朓”，反之君王不任事，谓之“仄慝”。“考之汉家，食晦眺者三十六，终亡二日仄慝者，歆说信矣。此皆谓日月乱行者也。”[6]1218这一套说辞，以天象附会人事。第二，强调“汉家”创立的、不同于暴秦的“德主刑辅”的治国理念。“德主刑辅”，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治国理念，是中国几千年来治国理政基本经验的总结。“刑”，在中国古代是“法”的代名词；“德”，则有两层基本的意思：一是“为政以德”的“德”，指与“法”相对应的国家与社会治理措施，即执政者治国的措施应该得到民众的认同，符合民众的利益；二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德”，指一种社会规范，即以社会民众普遍认同的是非观、价值观为基本内容的道德。这是大汉王朝享国四百年的奥秘，也是“汉家”最重要的文化遗产。《汉书·元帝纪》记载：西汉元帝刘奭，“少而好儒”，多才多艺，见其父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乃从容言曰：“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6]195由此可见，西汉皇帝不仅自称汉朝政权为“汉家”，而且认为“汉家”治理国家的思想与理念就是“霸王道杂之”，既避免了西周的“纯任德教”，又纠正了秦朝的“用刑太极”。汉初儒者陆贾在《新语》中分析秦失天下的原因是“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了“刑者，德之辅”的观点。“刑”即刑法，来源自法家思想，“德”即德政，来源自儒家思想，“刑”为“德”辅，即儒、法并用，以儒为主。在儒家的话语体系里，以“德”治国谓之王道，以“刑”治国谓之霸道，两者相结合便是“霸王道杂之”。在诸侯王、豪强、巨商、游侠等势力不愿意向朝廷主动屈服的情况下，汉武帝用“霸王道杂之”统治天下势在必行，内强皇权，外征匈奴，国以鼎盛。所以，“霸王道杂之”的德主刑辅的治国理念不仅是“汉家”的法宝，而且惠泽后世。进入西汉后期，汉元帝修正了“霸王道杂之”的治国路线，改用“纯任德教，用周政”的治国理念，“征用儒生，委之以政”，但却“牵制文义，优游不断”，结果造成中央皇权衰落、外戚长期专权，地方豪强重新崛起等乱象的出现。汉成帝刘骜即位，著名学者刘向建议：“陛下仁慈笃美甚厚，聪明疏达盖世，宜弘汉家之德，崇刘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顾与暴秦乱君竞为奢侈，比方丘垅，说愚夫之目，隆一时之观，违贤知之心，亡万世之安，臣窃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览明圣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观贤知穆公、延陵、樗里、张释之之意。”[6]1520这里的“汉家之德”与“刘氏之美”，就是儒家的王道。汉哀帝建平二年(前5)，夏四月，下诏曰：“汉家之制，推亲亲以显尊尊。”[6]237亲亲、尊尊，出自《礼记·丧服小记》，有言曰: “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 ”道出了贯穿中国古代礼治的两条基本原则,即亲亲与尊尊原则。“亲亲”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互相爱护团结，“尊尊”不仅要求在家庭内部执行，贵族之间、贵族与平民之间、君臣之间都要讲尊卑关系，讲秩序和等级。这正是汉代推行以儒为主治国思想的基础。到汉哀帝时期，王道政治占主导地位，“推亲亲以显尊尊”。大臣夏贺良等人建议：“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汉哀帝下诏曰：“汉兴二百载，历数开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基事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6]2533汉哀帝在诏书中将“汉家”与“汉国”等同，企图改年号以挽救国势沉沦。同时，哀帝改丞相为大司徒，复置大司空、大司马，开启三公之制度。大司空朱博建议，“汉家至德溥大，宇内万里，立置郡县”，应罢州牧，复置刺史。强调“汉家至德”。丞相翟方进深明“霸王道杂之”的真谛，他“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缘饬法律，号为通明相，天子甚器重之，奏事无不当意，内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6]2543。其小儿子翟义曾任东郡太守，在汉平帝死后，王莽摄正，翟义对外甥陈丰说：“(王莽)必代汉家，其渐可见。”[6]2547王莽镇压翟义的起兵反抗。他说：“是天反复右我汉国也。”[6]2549这里的“汉家”等同于“汉国”，都指的是西汉政权。

再次，西汉在内政外交方面，常以“汉家”自称，或被周边少数民族尊称。其一，在内政方面，《汉书·郊祀志》：“陛下建汉家封禅，天其报德星。”[6]1026“贡禹、韦玄成、匡衡等相继为公卿。禹建言汉家宗庙祭祀多不应古礼，上是其言。”[6]1037中文的“汉家”指西汉朝廷，即国家政权。《汉书·张苍传》“故汉家言律历者本张苍。苍凡好书，无所不观。”[6]1620《汉书·张汤传》张汤孙子张纯，“明习汉家制度故事，有敬侯遗风”[6]2014。二张前后相继，都是“汉家”的法律专家。《汉书·杜周传》：“及始初清明，为汉家建无穷之基。”[6]2024《汉书·司马迁传》：“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6]2055《梅福传》：“汉家得贤，于此为盛，使孝武皇帝听用其计，升平可致。”[6]2198《霍光金日磾传》：“如令汉家绝祀，将军虽死，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乎。”[6]2213得人才者得天下，汉武帝时期是“汉家”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谷永传》：“此天保右汉家，使臣敢直言也。”[6]2566“汉家行夏正，夏正色黑。”[6]2569《元后传》：“而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6]2964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汉家”既有成文法典，也有习惯法。《王莽传》：“今汉家衰，比世无嗣，太后独代幼主统政。”[6]2973“汉家廓地辽远，州收行部，远者三万余里。”[6]2995即使西汉衰落，“汉家”的文化符号仍有很大影响。以上关于“汉家”的称谓，基本上都指西汉政权或者朝廷，“汉家”就是汉朝或汉国。其二，在民族关系和对外交往方面，“汉家”等同于“中国”；“汉家”“中国”之人称“汉人”。《匈奴传》记载：呼韩邪单于内附汉朝，“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6]2810。颜师古注曰：“言欲取汉女而身为汉家婿。”[6]2811昭君出塞，“汉与匈奴合为一家”，呼韩邪单于请求为汉戍边，“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熟知边事的郎中侯应提出十条理由以为不能答应：“如罢备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复罢，二也；中国有礼义之教、刑罚之诛，愚民犹尚犯禁，又况单于，能必其众不犯约哉！三也；自中国尚建关梁以制诸侯，所以绝臣下之凯欲也。设塞徼，置屯戍，非独为匈奴而已，亦为诸属国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旧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绝。今罢乘塞，则生嫚易分争之渐，五也。”[6]2810-2811。在侯应的十大理由中，提出了“中国”“汉人”等概念。汉元帝釆纳了侯应等人的意见，“勿议罢边塞事”。使车骑将军口谕单于曰：“中国四方皆有关梁障塞，非独以备塞外也，亦以防中国奸邪放纵，出为寇害，故明法度以专众心也。”[6]2812这里的“中国”显然不是指“中原”，而是汉朝。汉成帝和平元年(前28)，匈奴单于遣使奉献。光禄大夫谷永、议郎杜钦以为：

汉兴，匈奴数为边害，故设金爵之赏以待降者。今单于诎体称臣，列为北籓，遣使朝贺，无有二心，汉家接之，宜异于往时。今既享单于聘贡之质，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贪一夫之得而失一国之心，拥有罪之臣而绝慕义之君也。假令单于初立，欲委身中国，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诈降以卜吉凶，受之亏德沮善，令单于自疏，不亲边吏；或者设为反间，欲因而生隙，受之适合其策，使得归曲而直责。此诚边境安危之原，师旅动静之首，不可不详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诈谖之谋，怀附亲之心。[6]2813

两位大臣的奏言中有“汉家”“中国”，二者内涵相同，都指的是西汉王朝。由汉、匈关系可以看出，“汉家”“中国”等同，都指的是汉朝，甚至类似于近代主权国家的概念。“汉家”“中国”之人称为“汉人”。在西南夷方面，汉成帝和平年间，夜郎王与钩町王相攻，杜钦建议：

宜因其罪恶未成，未疑汉家加诛，阴敕旁郡守尉练士马，大司农豫调谷积要害处，选任职太守往，以秋凉时入，诛其王侯尤不轨者。即以为不毛之地，亡用之民，圣王不以劳中国，宜罢郡，放弃其民，绝其王侯勿复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堕坏，亦宜因其萌牙，早断绝之，及已成形然后战师，则万姓被害。[6]2837-2838

这一段奏议中也有“汉家”与“中国”，二者内涵相同，都指的是西汉王朝。汉朝在对西域各国的交往中，也多使用“汉家”或“中国”。《汉书·西域传》记载：汉宣帝时，乌孙国学习汉文化，王室子孙在长安学习儒学、鼓琴。龟兹国亦倾慕汉文化，而龟兹王绛宾及夫人多次到长安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檄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6]2885。中亚的康居国(约在今中亚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至汉成帝时，“遣子侍汉，贡献，然自以绝远，独骄嫚(慢)，不肯与诸国相望”,“结配乌孙竟未有益，反为中国生事”,“宜归其侍子，绝勿复使，以章汉家不通无礼之国”[6]2869。这里的“汉家”与“中国”，都是指汉朝，证明汉朝在对外关系中，时常用“汉家”或“中国”以自称。

三、《后汉书》与《三国志》中的“汉家”

东汉王朝继承了西汉的政治与文化遗产，从光武帝刘秀开始，历代东汉皇帝定期到关中参谒西汉帝陵[10]，甚至在朝廷内外，迁都长安的呼声不绝于耳。因此，古代学人常称“前后汉”或“两汉”。宋人吴龙瀚曰：“学术三代上，文章两汉间。”[9]42887《后汉书·光武帝》记载：“方士有夏贺良者，上言哀帝，云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于是改号为太初元年，称‘陈圣刘太平皇帝’，以厌胜之。及王莽篡位，忌恶刘氏，以钱文有金刀，故改为货泉。或以货泉字文为‘白水真人’。后望气者苏伯阿为王莽使至南阳，遥望见舂陵郭，唶曰：‘气佳哉！郁郁葱葱然。’及始起兵还舂陵，远望舍南，火光赫然属天，有顷不见。初，道士西门君惠、李守等亦云刘秀当为天子。”[11]58由于刘秀是“汉家历运中衰”之后再受命的汉朝文脉的传承者，所以东汉基本上继承了西汉的统治思想与政治制度。

首先，东汉的“汉家之制”，是继承了西汉的“汉家旧制”。《后汉书·公孙述传》记载：“(公孙述)性苛细，察于小事。敢诛杀而不见大体，好改易郡县官名。然少为郎，习汉家制度，出入法驾，鸾旗旄骑，陈置陛戟，然后辇出房闼。”[11]359由公孙述在礼仪上遵从西汉之制，证明“汉家制度”影响深远。《后汉书·侯霸传》记载：侯霸去世，刘秀很伤心，下诏说：“汉家旧制，丞相拜日，封为列侯。”[11]603李贤注曰：“汉自高祖以列侯为丞相，武帝以元勋佐命皆尽，拜公孙弘为丞相，封平津侯，因以为故事。”[11]603但戎马倥偬，还没有来得及封爵，侯霸就离开了人世。于是追封谥侯霸为则乡哀侯。这里的汉家旧制，就是西汉的制度。《申屠刚传》记载，汉平帝时，申屠刚在举贤良方正对策中说：“且汉家之制，虽任英贤，犹援姻戚。亲疏相错，杜塞间隙，诚所以安宗庙，重社稷也。”[11]680这里的“汉家”与上文相近，也指西汉以来的制度。《梁统传》记载：永元九年，窦太后崩，梁统的孙子梁禅奏记三府，“以为汉家旧典，崇贵母氏，而梁贵人亲育圣躬，不蒙尊号，求得申议。”[11]786这里的“汉家”也是指西汉以来的制度。《朱穆传》记载，朱穆反对宦官“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专权跋扈。他对汉桓帝说：“臣闻汉家旧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书事，黄门侍郎一人，传发书奏，皆用姓族。”[11]993文中的“汉家旧典”，也是指西汉制度。《何进传》记载，袁绍建议何进除掉宦官，收回大权。其妹何太后不从，她说：“中官统领禁省，自古及今，汉家故事，不可废也。”[11]1519这里的“汉家”是指两汉制度。《陈宠传》记载，陈宠的祖父陈咸，王莽“多改汉制，咸心非之”，被解官，“父子相与归乡里，闭门不出入，犹用汉家祖腊”。 李贤注引汉应劭《风俗通》：“共工之子好远游，死为祖神。汉家火行盛于午，故以午日为祖也。腊者，岁终祭众神之名。腊，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报功也。”[11]1044文中的“汉家祖腊”，应是西汉、东汉相沿袭的祭祀制度。

其次，东汉沿用西汉的习惯，将朝廷所代表的东汉政权称为“汉家”。一是东汉人自称东汉政权为“汉家”。《后汉书·杨厚传》记载，其祖父临终前对家人说：“吾绨帙中有先祖所传秘记，为汉家用，尔其修之。”[11]703此处的“汉家”即东汉王朝。同书《班彪传》记载隗嚣对班彪说：“至于但见愚人习识刘氏姓号之故，而谓汉家复兴，疏矣。”文中的“汉家”指的两汉政权。《张衡传》说：“(张衡)常耽好《玄经》，谓崔瑷曰：‘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乃与《五经》相拟，非徒传记之属，使人难论阴阳之事，汉家得天下二百岁之书也。’”[11]1281此处的“汉家”也是指两汉王朝。《李固传》说：梁冀要杀害李固，他与胡广、赵戒书曰：“固受国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顾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图一朝梁氏迷谬，公等曲从，以吉为凶，成事为败乎？汉家衰微从此始矣。”[11]1411此处汉家指东汉政权。《党锢传》记载，刘颙初见曹操，叹曰：“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11]1498此处的“汉家”指东汉王朝。二是周边少数民族称东汉为“汉家”。《邓禹传》记载，邓禹的第六子邓训为“护羌校尉”，以诚信待河西走廊内外的少数民族，由是湟中诸胡皆言：“汉家常欲斗我曹，今邓使君待我以恩信，开门内我妻子，乃得父母。”[11]404《西域传》记载：“匈奴单于因王莽之乱，略有西域，唯莎车王延最强，不肯附属。元帝时，尝为侍子，长于京师，慕乐中国，亦复参其典法。常敕诸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天凤五年，延死，谥忠武王，子康代立。光武初，康率傍国拒匈奴，拥卫故都护吏士妻子千余口，檄书河西，问中国动静，自陈思慕汉家。”[11]1976西域莎车王慕“慕乐中国”，“世奉汉家”，“思慕汉家”。这里的“汉家”是西域对汉朝的尊称，而且“汉家”与“中国”等同，均指东汉政权。

最后，《三国志》中的“汉家”主要指两汉王朝。《三国志·夏侯玄传》记载司马懿对夏侯玄说：“秦时无刺史，但有郡守长吏。汉家虽有刺史，奉六条而已，故刺史称传车，其吏言从事，居无常治，吏不成臣，其后转更为官司耳。”[12]298此处的“汉家”指汉朝。同书《秦宓传》记载秦宓对王商说：“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汉家得士，盛于其世。仲舒之徒，不达封禅，相如制其礼。”[12]973《孟光传》记载：“(孟光)博物识古，无书不览，尤锐意三史，长于汉家旧典。好《公羊春秋》而讥呵左氏。”[12]1023这两条记载中的“汉家”均指汉朝。《周瑜传》记载，周瑜面对曹操大军南下，力主应战，他说：孙权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12]1261这里的“汉家”也是指汉朝。值得注意的是，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以“恢复汉室”为目标，也自称“汉家”。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自称“汉中王”。建安二十六年(221)，刘备称帝，“与百寮登坛，受皇帝玺绶。修燔瘗，告类于天神，惟神飨祚于汉家，永绥四海”[12]889。这时的“汉家”显然是指蜀汉政权，但也有绍继两汉皇统之意。

总之，东汉与蜀汉政权，在道统上继承了西汉，在家天下的血缘上绍继西汉，在治国理念与政治制度等方面继承并发展了西汉的国家治理思想，因而自称“汉家”。由于汉武帝时代，中国已是世界最发达、最文明的大国，因此周边各国与各少数民族称“中国”为“汉家”。

四、“汉家”称谓的历史影响

西汉、东汉与蜀汉前后相继，绵延470年，让“汉家”制度与文化给后世留下了深刻影响。

首先，“汉家”称谓在魏晋之后仍然流行。《南齐书·王融传》王融上书说：“若来之以文德，赐之以副书，汉家轨仪，重临畿辅，司隶传节，复入关河。”[13]1996如此可三秦大同，六汉一统。此处的“汉家”指的是汉朝。而在文人的诗词歌赋中，“汉家”使用的频率更高。汉末孔融的《六言诗》：“汉家中叶道微，董卓作乱乘衰。”[14]13唐代王维《李陵咏》：“汉家李将军，三代将门子。”[15]38他的《送宇文三赴河西充行军司马》：“蒲类成秦地，莎车属汉家。”[15]68李白的《塞下曲》：“塞虏乘秋下，天兵出汉家。”[16]287他的《塞上曲》：“燕支落汉家，妇女无华色。”[16]291陈普《咏史上·宣帝》：“不将法律作春秋，安得河南数国囚。莫道汉家杂王霸，十分商鞅半分周。”[9]43806由上述简单的列举可知，从汉末三国至近代，“汉家”的名称在诗文中屡见不鲜，其内涵指汉朝也大体未变，由此可见其影响之大。

其次，与“汉家”称谓相联系的有“汉国”“汉人”。“汉国”名称始于西汉，最早是指汉王刘邦建立的“汉国”。《汉书·天文志》：“太白出西方，有光几中，是秦地战将胜，而汉国将兴也。”[6]1070-1071后来“汉国”是指西汉王朝。《史记·三王世家》记载，汉武帝对王夫人说：“洛阳有武库敖仓，天下冲戹，汉国之大都也。先帝以来，无子王于洛阳者。去洛阳，余尽可。”[5]1682此处的汉国是指汉朝。《汉书·路温舒传》记载，路温舒给汉宣帝建言：“故大将军受命武帝，股肱汉国，披肝胆，决大计，黜亡义，立有德，辅天而行，然后宗庙以安，天下咸宁。”[6]1810这里的“汉国”指的是西汉王朝。《汉书·陈汤传》中议郎耿育上书为陈汤讼冤说：“至今奉使外蛮者，未尝不陈郅支之诛以扬汉国之盛。”[6]2272陈汤采用以夷制夷之策，诛杀匈奴郅支单于，在西域“扬汉国之盛”。魏晋之后，“汉国”之称在诗文中仍然较多。“汉人”之称最早也与刘邦“汉国”有关。《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5]2035这里的“汉人”是指刘邦“汉国”之人。随着汉朝的建立与发展壮大，西域各国与周边少数民族，将“汉朝”“汉家”“汉国”之人称为“汉人”。《汉书·李广利传》记载:“贰师闻宛城中新得汉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6]2045《汉书·匈奴传》：“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6]2807《后汉书·西羌传》：“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11]1945《后汉书·乌桓鲜卑传》：“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11]2023这些记载中的“汉人”可以理解为汉朝人、中原人，或以华夏族为主体的拥有先进文化的人。

综上所述，中国是世界上典型的大河文明，在江、淮、河、汉四大文化之河中，汉水位于长江与黄河之间，荟萃了南北文化的精华。刘邦生于淮河流域，崛起于汉水上游，刘秀与刘备也先后在汉水流域崛起，汉水、汉国、汉朝、汉家、汉人的名称一脉相承；西汉完成了中华文化的第一次大整合，既有江、河文明的汇通，胡、汉文化的融合，还有“汉承秦制”与“汉承楚制”的创新，更有开通丝路、“霸王道杂之”的大气磅礴的思想创新、制度创新；西汉、东汉、蜀汉三汉前后相继，进一步发展完善了“国必依山川”的江河文明体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部文化经典，完整地记录了中华文明第一次大一统、大整合、大繁荣的历史轨迹，赋予“汉家”深刻的文化内涵，同时产生了“汉国”“汉人”的称谓，让家国一体的中华文化更具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