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耕 原

(西安培华学院 人文与国际教育学院，西安 710125)

《史记》以记叙人物为中心，本纪、世家的一部分，也带有纪传合体与世家与列传合一的性质，如《项羽本纪》《留侯世家》即是其中典型。列传则分单传、合传、类传以及附传。凡是重要人物则树立单传。而本纪或世家与列传合体者亦可视为“单传”，《史记》不少名篇都见于其中。它们的中心不同，结构亦各异，注视其中规律特征，或许会有新的发现。

一、悲剧人物的对比结构

本纪中的项羽、高祖、吕太后三纪，既记当时之大事，亦叙其人之经历，而且人物刻画生动，故可视为其人传记。至于秦始皇、文、景、武四纪，虽然立名与项等三纪无异，然皆为大事年纪，纯属“纪体”。世家中的孔子、陈涉、萧何、曹参、张良、陈平，虽名为世家而实属传体，因其人重要故晋升为世家。其中《绛侯周勃世家》为父子合传，《梁孝王世家》仅简略记事。

列传中单传，先秦人物有司马穰苴、伍子胥、商鞅、苏秦、张仪、穰侯、孟尝君、信陵君、春申君、乐毅、田单共11人；秦汉时人物单传，有吕不韦、李斯、蒙恬、英布、韩信、田叔、刘濞、韩长孺、李广、司马相如，其中秦3人，汉7人。《太史公自序》为全书总叙，属于传之别体。“纪”与“世家”可视为单传者9人，与此合为30，为数亦不算小。这些人物在当时各个领域均属一流或重要人物，故特立单传，或本纪、世家式的单传，如项羽、孔子、陈涉等。

在这30个人物中，带有悲剧性质，又采用了对比结构者，有项羽、高祖、春申君、李斯、韩信、李广、韩长孺等7人。《史记》人物大多带有悲剧色彩，若从传记结构的对比看，以此七人最为显著。其所以采用对比结构，就在于把得志与不幸对立，壁垒分明，增强悲剧气氛，从而揭示悲剧形成的原因，在各种现象中显示显形或隐形的规律与人物命运之关系。

其中《韩长孺列传》对比关系最为显明。韩长孺即韩安国，为梁孝王的中大夫，在吴楚七国之乱中，拒吴兵东进过梁，以“持重”显名。因梁孝王骄奢引起其兄景帝的猜忌，一时关系紧张。安国通过景帝之姐痛诉，先言梁孝王使吴楚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这是捍卫长安京都的功绩。至于“出称跸，入言警”，是因“梁王父兄皆帝王”，而且“车旗皆帝所赐”，故“以夸诸侯，令天下尽知太后，帝爱之也”。然朝廷“辄案责之”，搞得“梁王恐，日夜泣涕思慕，不知所为”。他又利用窦太后宠爱梁孝王，说“何梁王之为子孝，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怂恿太后出面。终于解决这场棘手的“皇室家庭纠纷”，展示其人善于揣测皇室心理、长于游说的才能，而名重朝廷。

其后梁孝王欲求为太子增加封地，“恐汉大臣不听，乃阴使人刺汉用事谋臣”。袁盎被刺后，景帝怒，汉使至梁“举国大索”。情势紧急，安国哭劝梁孝王，出谋者自杀，剑拔弩张的矛盾才缓和下来，“于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国”。梁孝王卒，安国坐法失官，以五百金送太尉田蚡，窦太后、汉武帝素闻其贤，又让他做了朝官，乃至御史大夫。汉武帝轻启边衅，欲在马邑旁包剿匈奴，当时李广、公孙贺等皆属护军将军韩安国，然匈奴闻知有伏兵而逃遁，皆无功。至此他走上了仕宦的顶峰，以后命运屯蹇。

丞相田蚡死，欲由他代理，因为给天子导引而堕车伤足。“天子议置相，欲用安国，使使视之，蹇甚”，乃更以他人为相。失去一次难得机遇。后被派前线对付匈奴，因兵少处处被动，“后稍斥疏，下迁”。接着其传说：

而新幸壮将军卫青等有功，益贵。安国既疏远，默默也;将屯又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罢归，乃益东徙屯，意忽忽不乐。数月，病欧血死。

韩安国本为法家、杂家之学，游说是其所长，而领兵才能似逊之。加上卫青以外戚为武帝倚重，他自然被疏远。派给他的兵少，故处处受制于敌。又调东边驻守，等到贬黜，幽愤吐血而死。他在梁时，能左右逢源，名声升涨，然一旦入朝，便节节走下坡路。对于匈奴则主张和亲，与武帝抗击的策略相左，故不被重用。在前线不幸的遭遇，与李广颇为相似。在梁之得志与在朝之失意就形成鲜明对比。

对于安国两次劝说极力详写，文字亦复生色。对于前线的失意虽付诸简叙，而处处见出不得志。吴见思说：“韩安国说太后处，说梁王处，写得极其精神，是史公得意之笔。”又言：“前半兴头事写得鼓舞飞动，固妙。乃后半幅韩安国退时失运，殊觉厌厌气尽，文字亦写得厌厌气尽，其奇妙如此。”[1]7册44这是从叙事之写法上见出对比。李景星则言：“前半篇步步写其得意，后半篇步步写其不得意；前半篇以张羽、田甲诸人为趁，后半篇以王恢、卫青诸人为趁，赞语又牵入一壶遂为最后陪结。四面夹写，头头是道，其实只完得一个韩长孺也。”[2]99这是就对比之中陪衬而言。传末赞谓“观韩长孺之义”，“世之言梁多长者，不虚哉”。《太史公自序》说作传之由是因其“智足以应近世之变，宽足用得人”，故立单传以重其人，以对比凸现不为汉武帝重用的悲剧命运，寄予了深厚的同情。

比起《韩长孺列传》，《李将军列传》的对比与悲剧气氛更为鲜明而浓烈。李传叙写上郡遭遇战、雁门出击战、出定襄击匈奴三战，把李广过人之胆略，从受俘的网络中飞腾上马之奇勇，镇定自若的魄力，作了多维度的立体式刻画，而最后从大将军卫青击匈奴一战，却受不白之冤被逼自杀。一代名将未能战死，却死于不愿上军事法庭的委屈之中，被汉武帝与卫青双管齐下的挤压逼于死地。天下尽哀，皆为流涕，见出李广之死的悲剧的震撼，是当时最大的冤案。李广身经七十余战，特选此四战构成对比，正是此传特别经营的大结构。而传中几乎处处无不用对比，文帝与公孙昆邪的评论，正是“天下无双”与“子不遇时”的对比，确定全传悲剧的调子。与匈奴射雕者、名将程不识的对比，显示不世之才；与才能不超过一般人的李蔡对比，以见对卓绝人的压抑。即使射虎也有“中石没簇”与“终不能复入石矣”的对比。传赞的“悛悛如鄙人”与“天下尽哀”，“口不能道辞”与“下自成蹊”，无不处于对比之中。这些大小对比都以才气无双而命运最不幸为中心，环绕在它的四周，整体与局部无不处于大小不同的对比中。运思之深和布局之精，即使在《史记》中亦为少见。“序杀三人处，纵马卧处，生得腾马处，大黄射裨将处，极力摹写”，而“首以文帝叹其不遇，末以武帝诫其数奇”[1]7册52，贯穿前后，其意亦在对比。真是八方出锋，四面对比，通体震动，可称绝佳之文。

《项羽本纪》为一篇大文，三年反秦与五年楚汉相争，其间千头万绪，记述显得了如指掌，而且传主的呼啸歌哭、喑噁叱咤神情毕现。写大战尤为出色。但于总体结构，前人言之却很分歧。宋人李涂说：“史迁《项籍传》最好，立义帝以后，一日气魄一日；杀义帝以后，一日衰飒一日，是一篇大纲领。”[3]72李晚芳亦言：“此篇中纪羽由微而盛，由盛而亡，中以义帝为关隘。羽未弑帝以前，由裨将，而次将，而上将，而诸侯上将军，至分封则为西楚霸王。始以八千而西，俄而两万，俄而六七万，至新丰鸿门则四十万，其兴也勃焉。及弑帝则日衰矣。以私意王诸侯，诸侯不服。由是田荣以齐反，陈余以赵反，征九江王而九江王不往，战田横而田横不下，困京索不能过荥阳，杀薛公而东阿失守，使龙且而龙且击死，委司马长史而司马长史败亡。至垓下，所谓四十万者，忽而八百余，二百余，二十八骑，至无一人还，其亡也忽焉。一牧羊儿，所系如此，可见名义在人心，不可没也。”[4]27所言前后之差异甚是，但归结到义帝，恐怕其人未必有如此大的政治影响，亦非一牧羊儿的影响所能决定。李景星说：“大旨以分封侯王为前后关键。分封以前，如召平，如陈婴，如秦嘉，如田荣，如章邯事，逐段另起一头，合到项氏，有百川归海形势。分封以后，如田荣反齐，陈余反赵，周吕侯居下邑，周苛杀魏豹，彭越下梁，淮阴侯举河北，逐段追叙前事，合到本文，有千山起伏形势。”[2]12所言不无道理，然尚未透彻。项羽之失败，分封诸侯固为重要原因，但作为全文转变之枢纽，并非由此而始。冯其庸认为“鸿门宴”与“分封诸侯”，“在全文结构上，也具有特殊重要意义，是文章转折的关键”[5]273。这似乎是在李景星“分封诸侯”上又补充了一点。

关于结构的划分，是按叙事本身的形态划分，还是从政治着眼划分，有时二者结合为一，有时并不成为一个焦点。项羽失败的原因应当从“鸿门宴”开始，这也是拉开楚汉相争的序幕，即由反秦转入楚汉相争。从此他的敌人就成了刘邦，而“鸿门宴”则为大错铸成的起点。论者有怀疑“鸿门宴”的真伪，而就文章说真伪则置之度外。再则此前“基本上是以叙事为主，具体描写的地方较少，……那么，‘鸿门宴’这一段文字，作者就很自然地变换了一种写法”[5]273。此前的“巨鹿之战”每为人称美，却又是那样粗枝大叶，而此后的“垓下之围”又是一招一式地精雕细刻，如果没有“鸿门宴”的过渡，就可能尾大不掉。取其主干，则巨鹿—鸿门—垓下，就成为“三部曲”：胜利—枢纽—失败。而垓下之败的浓墨重彩，对项羽悲剧的渲染起了必不可少的作用。至于前后之对比，前人言之明晰，就不消再说。

《春申君列传》也是以对比为结构。前详叙说秦昭王之辞令，中叙止秦之伐楚，约为盟国；次言与太子为质于秦数年，设计使太子归楚，返归后为相，为相二十二年为诸侯合纵伐秦失败，“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以下专叙李园进其妹于春申君而有身，再进楚王，生子为太子，恐春申君语泄而刺杀之。其间门客朱英以“毋望之祸”劝之而未纳，故及祸。叙此事及详密，与前文形成前后对比。太史公曰：“初，春申君之说秦昭王，及出身遣楚太子归，何其智之明也！后受制于李园，旄矣。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春申君失朱英之谓邪？”指出“明智”与“旄”(昏乱糊涂)的对比。前后大相径庭，分明为“两截人”(凌稚隆语)。李景星说：“通篇可分作两截读，而以‘为楚相’三字为中间枢纽。为楚相以前，极写其致身之由：如说秦昭王也，归楚太子也，轰轰烈烈，活现出一有作为人举动；为楚相后，极写其杀身之故：如邪说易入也，忠言不用也，糊糊涂涂，又活脱出一受愚弄人心肠。……论其心术人品，与吕不韦如出一辙。”[2]73春申君为了固权邀宠而死于非命，故凌稚隆说：“太史公谓平原君‘利令智昏’，余于春申君亦云。”[6]5册369

此篇在对比之后，司马迁又在文末春申君死后说：“是岁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乱于秦，觉，夷其三族，而吕不韦废。”特意以做对照，以侥幸者无有善终，而成为历史规律。吴见思说：“初读《春申传》时，因想吕不韦盗秦，黄歇盗楚，是一时事，何不以作合传，乃史公偏不双序，却于传后一点，有意无意，眉目得顾盼之神，而笔墨在蹊径之外，岂可易测乎？”[1]5册80地隔南北，事属异国，揆其事理，则如出一辙。从行文看，嫪毐事忽然而来，又忽然而去，意在指出无独有偶，引人长思。也给结构大对比之外，添以颊上三毫之笔，使对比更加生辉。

《李斯列传》附赵高与秦二世事，《史记》不为二世立纪，不为赵高另立传，均一并纳入本传，故称一篇大传，似兼有合传性质，然处处以李斯为主，视作单传更佳。前叙上《谏逐客书》，协助秦始皇焚书，统一文字等。而“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之叹，为对比之枢纽。以下则叙受胁迫于赵高，终受其害而被腰斩，形成盛衰之大对比。“李斯凡五叹，而盛衰贵贱俱于叹中关合照应，以为文情，令人为之低回”[1]5册41。一是见厕、仓之鼠而叹不得富贵，二叹物极将衰，而不能舍弃富贵，三叹遭乱世不能舍弃权势，四叹失势被囚而富贵不能常保，五为临刑而叹，发追逐势利之忏悔，欲作布衣而不能的人生痛悔。构成对富贵权势的五部曲：企慕—极盛难止—贪权而妥协—被囚而无力回天—临终对一生的懊悔。如果从外层看，最后一叹与前四叹构成鲜明对比；若从内层看，二叹预感前景不妙，则为对比的界标。若依后者，此前为得行己志，此后则失意受制于人，亦为泾渭分明。此传自此叹之后，主要以与赵高对话组成，以对话刻画两种心理，至为缜密。李斯“若复牵黄犬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揭示了一个有绝顶智力的政治家的悲剧，悲叹的对比全从李斯口中显出，患得患失，乃至无所不至。志在富贵，而又不舍，终归取祸。从前后安排看，“《李斯传》传斯本末，特佐始皇定天下，变法诸事仅十之一二，传高所以乱天下而亡秦特十之七八。太史公恁地看得亡秦者高，所以酿高之乱者并由斯为之。此是太史公极用意文，极得大体处”[7]354。邵晋涵进而言之：“以秦亡结《李斯传》，见秦之亡由李斯，赵高何足责哉！”[8]631这则是史学之价值，亦可见出此传之重要。

综上可见，对比是司马迁结构文章的重要方法，有对比才有鉴别，才能凸显事物最本质的方面。从文章学看，有隐形和显形对比之别。项羽、春申君、李广、韩长孺诸纪传属后者，高祖、李斯则属于前者。如《高祖本纪》自灭楚为帝之当年起，便忙于扑灭所封诸将的反叛，直至去世之上年，因击英布受伤，却医不治。深感功臣诛尽，无人为他看守这个大摊子，老泪纵横，未久郁郁不欢病死。这与称帝之前的绝大成功，实质也构成对此。《淮阴侯列传》，前写佐汉灭楚功绩，中以求封齐王为转折点，以下则为武涉、蒯通劝其反汉而不反，接言云梦被擒，以及怏怏不欢，最后以叛名而死于吕后之手。前后亦成对比。至于合传中的对比，比单传就更为复杂，更能见各人之风采，无关本文，此处不论。

二、一分为二结构

单传容易平铺直叙写来，缺少变化。然《史记》单传中的春秋、战国及秦汉间人物，处于多事之秋，一生前后处境各异，变化极大，故多采用一分为二结构，即二分法结构，甚或一篇之中因前后事迹差异极大，一经分开，顿成“两截文”，于结构则自成一体。

《曹相国世家》于此最为典型。前半篇叙反秦、楚汉相争的战功，以“取之”“击之”“攻之”为提缀，其中“破之”所用居多。大汉建立后的平叛亦复如此。在简洁的叙事中，自成一种节奏。而自惠帝元年为齐丞相开始，则变化了另一种手法。为齐相时叙出为政趋向，本之黄老清静之术。将代萧何为相时出之对话，文法为之一变。为相专就饮酒写来，“饮醇酒”“辄饮以醇酒”“复饮之”“醉而自去”，以及“饮歌呼”“醉歌呼”“亦歌呼”反复缭绕其中，读来津津有味，娓娓动人。与前粗略的快节奏，一变而为山间小溪缓缓流淌。如此不治事的执政方式，引起惠帝诧异，又借对话中的几番对比指出萧规曹随的原因，笔法不停变换，总以舒缓为主。为将之紧凑与为相之舒徐简直判若两人。前为实写，后为虚写，亦为奇特。

所以，吴见思说：“初读曹相国战功战胜攻取，自然是坚忍豪迈一流人，其治天下也必以猛济。而后半清静黄老，写得优柔懦懦。为相者若另换一种人，作文者亦另换一种笔，岂非千古奇事，千古奇文。”又言：“此文是两半篇体，前半是战功，后半是相业，中间局法神理，照应关键，原成一片。”[1]4册52牛运震亦言：“曹相国参似是两截人，《世家》亦是两截叙法。前篇叙其战功，后篇载其相业。前篇‘参功：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云云，为战功作结；后篇‘百姓歌之曰’云云，则结其相业也，界段极为分明。然前篇叙战功处，带载‘高祖二年，拜为假左丞相’，又曰‘以右丞相属韩信’，又曰‘以参为齐相国’，又曰‘以齐相国击陈豨、将张春军’，又曰‘以齐相国从悼惠王’云云，固已为汉相、齐相张本。篇首载参为沛狱掾，萧何为主吏，早伏萧何推荐曹参之根，篇末借百姓歌萧、曹双结作应，真是一脉贯穿文字，使人读之，不觉其为两橛也。赞语一半收战功，一半收相业，遂与《世家》表里隐映、叙断相生云。”[9]152吴氏指出“两半篇体”，牛氏进一步指出前后一脉贯穿，战功与相业界划分明，分析结构，切中肯綮。

与之相仿佛者，则是《吕太后本纪》。前半写残害戚夫人与其子赵王如意，欲鸩高祖外妇所生齐悼惠王刘肥。再叙孝惠死后封诸吕为王为侯，接叙幽杀已立为帝的孝惠太子，又幽禁饿死诸姬之子赵王刘友，且以诸吕嫁刘氏诸王，还使人杀燕王子，一直到死方休。后半篇写吕后死后，诸大臣诛杀诸吕，吕氏集团如雪山崩溃、灰飞烟灭。前后亦为两截。牛运震说：“王诸吕、诛诸吕是一篇大关键。……吕氏、刘氏，一篇眼目，故屡屡提掇，点逗生情。”[9]48无论前后两橛，前者事迹复杂却条理井然，后者一时匆迫而神气安闲，千头万绪却一丝不乱，前者百事丛集，后者聚集一点，都能从容不迫。两截文字以吕后生前死后划分，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

《陈涉世家》前半叙大泽乡起义，先起于垄上怅叹，起事又杂夜火狐鸣、烹鱼得书诸异事，中间交错对话，俨然传体。为王以后为后半，叙反秦各路军蜂拥而起，接近世家体，亦属“两截文体”。只是在文后补出垄上故人被杀，描写世情生动，以与文首呼应，也见出陈涉失败的原因在于为王后不能获得民心，故诸将不附。《商君列传》以商鞅变法成功与国家强盛为前半，后半终归失败而身死，前后呈现两截。前有与甘龙之辩论，后有赵良与商鞅的反复辩难，前后相映。前叙事有移木予金的情节，以之明法令之不虚；后有关舍验证的情节，揭示“为法之敝一至于此”。均属前后对比，连贯一片脉络。《伍子胥列传》前叙父兄遇难，伍员逃国至吴，后写其报仇雪恨，遭谗逼死。前半插叙申包胥哭秦廷，后半末了补叙白公复仇不遂，前为对比，后为对照，各自生色。文分两截，中心则统一于复仇之怨恨。犹如《商君传》以法为中心。牛运震说：“《伍子胥传》以赞中‘怨毒’二字为主，篇中屡屡点次报仇雪怨诸事，是一篇极阴惨文字。伍子胥仇楚平王，此正主也。他如伯州犁仇楚平王，郧公弟仇平王，吴夫差仇越勾践，白公胜仇郑人，又仇子西，皆陪客也。”[9]171

总而言之，这些“两截文体”，一来是依据人物行事，自然成文；二来是文似看山不喜平，调动各种手法打破平衡，或实虚互用，或前后穿插，都围绕一个中心，使全文脉络贯通，这就要在结构上苦心经营。《史记》之传，一篇有一篇模样，一篇有一篇作法。即是同样的一分为二的结构，也都是姿态各异，风格迥别，体现善于组织大结构以及安排局部小结构，变法多端而又有能随圆就方的艺术才能。

三、以附传陪衬为结构

在《史记》的单传里，常常带有附传。这些附传因事有涉及，不得不记者，若作成合传，事迹无多，不够标准，另立单传则更不合适，就附之于单传，这样一传就可以记载更多的人物。而一经附入单传，结构必然另起波澜。如果在重大事件上，事有先后，即顺流直下。至于事迹与传主相关，而插入空间较大者，就需在结构上有一番安排。无论何种情况，结构就有了新的变化。安排恰当，不仅使传主生色，而且能揭历史的规律，垂鉴后世。

如果事迹与传主相类，而且时有先后，就随文插入，顺带叙出，也陪衬出传主的个性更为鲜明。《吕不韦列传》中的嫪毐附传，即属这种情况。当吕不韦与秦太子之子子楚达成政治交易的协议后，设法使子楚逃归，原为邯郸歌姬与他同居而怀孕者，献给子楚而生子政，因子楚父亲太子安国君立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便为太子，赵国为了两国关系的亲近，即让归秦。一年后子楚即位，以吕不韦为相。子楚即位三年死，太子嬴政立为王，吕为相国，号称“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通吕不韦”。“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就找来替身嫪毐，设法送到太后身旁，以宦官身份“遂得侍太后。太后私与通，绝爱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诈卜当避时，徙宫居雍。嫪毐常从，赏赐甚厚，事皆决于嫪毐”。其人政治欲望亦大，欲步吕之后尘，“家僮数千人，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然好景不长，始皇九年，事被告发，并言与太后私乱生二子。经“秦王下吏治，果得情实，事连相国吕不韦”。于是嫪毐及与太后所生二子被杀。秦王欲诛吕不韦，“为其奉先王功大，及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暂未致法。次年免其相位，使出就国河南。一年后，又因“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秦王恐其变，徙之于蜀。吕不韦失势恐诛，“乃饮鸩而死”。

“太史公曰”又补叙说，告发事起，“秦王验左右，未发。上之雍郊，毐恐祸起，乃与党谋，矫太后玺发卒以反蕲年宫。发吏攻毐，毐败亡走，追斩之好畤，遂灭其宗。而吕不韦由此绌矣”。

吕、毐事有先后，情势相近，故连带叙下，毐死而吕亦自杀，传主事亦为完整。毐之作为吕之替身，政治作用远不及吕，故作附传，连带叙写。吕之自杀因毐事发，也就一并叙完。这种结构顺其自然，而且反衬出吕不韦数十年经营的“奇货可居”“欲以钓奇”终归失败，不可为训。“嫪毐反攻蕲年宫事，若入文信侯传中觉无谓，而嫪毐无传，故借赞中发之”[1]6册22。而附传之作用，牛运震说：“《吕不韦传》附嫪毐，鄙夷不韦甚矣。叙嫪毐家僮与舍人，往往与不韦映照，此其用意深处。”[9]214李景星说：“吕不韦是千古第一奸商。尊莫尊于帝王，而帝王被其贩卖；荣莫荣于著作，而著作被其贩卖。幸而以鸩死结局，使人知始而贾国，继而贾名者，其终也归与贾祸。通篇以‘大贾人’三字为骨，以下曰‘贩卖’，曰‘累千金’，曰‘奇货可居’，曰‘以千金为子西游’，曰‘以五百金与子楚’，曰‘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曰‘欲以钓奇’，曰‘行金六百斤’，曰‘市门悬千金’，皆以商贾字样为行文点染。传末及赞附叙嫪毐事独详，见嫪毐亦不韦箧中奇货也。”[2]78这就把附传在结构上的作用讲得很清楚。反过来看，吕传后半以嫪毐附传结尾，一来显示事态发展的必然，二来波澜骤起，构成转折关键，三来二者事相类，吕之失势而亡，亦由嫪毐事引发，两人败亡作为终结，亦为顺理成章。商人总要算计别人，不料自己也堕入所算计之中。像吕不韦这般“钓奇”者，亦当在“贾祸”之中，只是权利富贵在握，像李斯那样“未知所税驾”罢了！

《黥布列传》以随何作为附传，同样也是随事带叙，但在传中的结构却绝然有别。英布本属楚将，在反秦中常以少胜多，立为九江王，项羽颇为依赖，坑秦二十万降兵，追杀义帝，皆使其人。项羽击齐，征兵九江，英布称病不往，由此与楚滋生嫌隙。刘邦得彭城复失，情势不利，正愁力不胜楚，希望有人策反英布，滞留项羽于齐，那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随何便毛遂自荐以游说英布。随何智士，知英布之处事皆为身谋，不会有更大的政治野心。他的说辞先从英布与项羽的矛盾晓以利害，说他不佐楚，“垂拱而观其孰胜”，“提空名以向楚，而欲厚自托”，恐前景不妙；然后指出楚兵虽强，然背盟杀义帝，“天下负之以不义之名”。楚兵又深入敌国近千里，欲战不得，攻城力不能；楚兵至荥阳、成皋，汉坚守不动，“进则不得攻，退则不得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胜汉，则诸侯自危惧而相救。夫楚之强，适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汉，其势易见也”。于是英布叛楚归汉。

这段说辞占到此传的四分之一，置于传之中间，犹如一河两岸，英布前属楚而后归汉，勾画了了。如果仅此说辞还算不得附传，在英布归汉立为淮南王，为汉击楚灭项，立下大功，又带出随何：

项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随何之功，谓何为腐儒，为天下安用腐儒。随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齐也，陛下发步卒五万人，骑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随何曰：“陛下使何与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贤于步卒五万人骑五千也。然而陛下谓何腐儒，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

把刘邦问得无言以对，只好出以无赖故伎说：“吾方图子之功。”随何就任了护军中尉，英布也沾了他的光，“遂剖符为淮南王”。击项羽前“立布为淮南王”，只不过一时许诺，尚属空头支票。这样随何事便有头有尾，面目精神皆具，而可称为附传，在结构上具有“楚河汉界”之大作用。传之后来，英布被逼而反，带出滕公门客薛公，分析英布战略必出下计，因“布故丽山之徒也，自致万乘之主，此皆为身，不顾后为百姓万世虑者也，故曰出下计”。后来英布所为果然如此。薛公这段话固然很高明，然只听到声音，不见面目，算不得附传，在传中不过是一节插曲罢了。

李景星说：“《黥布传》纯以旁写取胜。前路处处以项羽伴说，见布之勇不在项羽下，其人之归附与否，与汉极有关系。中间详叙随何说布，见布之所以归汉也。后幅详叙薛公策布，见汉之所以制布也。一个草泽英雄，自始至终不能出人范围，是可用之才，确非用人之才。”[2]83-84所谓“旁写取胜”，是就随何、薛公而言，亦可见出附传的陪衬作用。如果把随何与郦生、陆贾写成辩士之类传，此处略加点明，英布传就不会有现在的光彩。

有些附传不过随事插入，也能使全传波澜横生，姿态多致，既陪衬传主人格性格，又使结构具有多姿多态的动能。战国四大公子传，除了平原君与虞卿合传外，其余均为单传，而且都插叙附传。这些附传如果抽掉，这些传主就不会那么熠熠生辉。

《魏公子列传》对传主简叙后，就立即推出侯嬴，这回是从头写起，说他是魏国的隐士，“年十七，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然后浓墨重彩铺写魏公子迎请侯嬴一节，接叙窃符救赵，使侯生再放光彩，以至于为了守密自杀而死，使信陵君以“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闻名于世。如果把迎侯生的渲染变成简叙，不仅附传无色，以宾陪主的作用亦顿失。前人常言此传是太史公得意文字，说质实些，附传则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加上赞语：“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这样深情摇曳之笔，魏公子之礼贤敬士，侯嬴之多智大义，就更余响震人了。李景星说：“通篇以客起，以客结，最有照应。中间所叙之客，如侯生，如朱亥，如毛公、薛公，固卓卓可称；余如探赵阴事者，万端说魏王者，与百乘赴秦军者，……亦皆随事见奇，相映成姿。盖魏公子一生大节在救赵却秦，成就救赵却秦之功，全赖乎客。而所以得客之力，实本于公子之好客。故以好客为主，随路用客穿插，便成一篇绝佳文字。写侯生处，笔笔如绘，乃又为好客作颊上毫毛也。”[2]72

在《孟尝君列传》里，开头为孟尝君之父田婴先立一小传，这在《史记》里很少见。又有冯驩附传，用补叙置之传末，且叙写特详，这在结构上又有什么作用？此传开头田婴小传交代了传主的来历后，立即叙写如何倾心尽力招致宾客，点明对客“无所择，皆善遇之”。接叙门客苏代以木偶人与土偶人的对话劝阻入秦。接详叙门客中鸡鸣狗盗之徒又怎样解决了出狱、出关之危迫，化险为夷。又叙舍人魏子租粟与贤者，贤者上书言孟尝君不反，杀身为盟，缓和了孟尝君与齐王的矛盾。接叙苏代设计赶走了齐相之吕礼，一直到孟尝君死后，这才把《战国策》中冯谖的故事，安排于文末，而叙述描写最为详细，大致占全传将近一半。其中收债、游说秦，叙写周备详密。因此传同样以好客为主，前面一路皆写如何好客，且得客之力，层层铺垫，意在突出冯驩，也就是突出孟之好客。置之传末而特加详叙，则有回眸一笑百媚皆生的效果。吴见思说：“《孟尝君》于中间序，而田婴、冯驩两传则附在两头，环作章法。田婴传因在前，恐其累赘，故只用简法；而冯驩传因在后，欲其衬贴，故另出精神，淋漓尽致。”[1]5册68李景星亦言：“叙孟尝君事，而以田婴、冯驩附传分寄两头，章法最为匀适。合观通篇，又打成一片，如无缝天衣。盖前叙田婴，见孟尝君之来历若彼；后叙冯驩，见孟尝君之结果如此。养士三千，仅得一士之用，其余纷纷，并鸡鸣狗盗之不若也。太史公于此有微意哉！”[2]70此传没有写成父子合传，仅以小传叙父，“盖孟尝君席父业而兴者也”[9]187，犹如《项纪》为项梁立小传一样。然又以冯驩附传收结，中间层层略述如何好客，在父传后言“使主家待宾客，宾客日进，名声闻于诸侯”，则引出正文。而冯传殿后，匠心独运，位置极有斟酌，回光返照，一片皆活。至于平原君之门客毛遂精彩焕发，因属合传，当别论之。

《史记》之附传也有出人意料者，如《田单列传》在论赞后又复缀两小传：一是燕之乐毅伐齐，齐湣王出奔于莒，被淖齿所杀。“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嬓之家，为人灌园。嬓女怜而善遇之。后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与通。及莒人共立法章为齐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为后，所谓‘君王后’也。”这是为了回应传末田单收复失城，“乃迎襄王于莒，入临菑而听政。襄王封田单，号曰安平君”。这个襄王即湣王子法章，为田齐第六君。这是为了补充迎襄王，襄王封田单一事，若夹在传中，不免支离，故用补叙另立小传，可称为传后附传。另一附传为《王蠋小传》，燕之初入齐，因闻王蠋贤，欲请为将，王蠋义不北面事燕，遂自杀。齐逃亡大夫很受感动，“乃相聚如莒，求诸子，立为襄王”，这最后几句又把两附传连在一起。

吴见思说：“因迎襄王一句，故追叙襄王避难之事，则在太史嬓之家也。亦因迎襄王句，故追叙齐大夫迎立襄王之故，则感王蠋之义也。拈此三段，是迎襄王注脚。然入《田单传》不得，故附于此。”[1]5册8这是从本传与附传的关系上看。李景星则言：“《田单传》暗以‘奇’字作骨。……君王后，奇女；王蠋，奇士，不入传中，而附于赞后，若相应若不相应，细绎之，却有神无迹，是乃真奇格也。”[2]76总之，这种没有章法的处理，在结构上不整不齐的附传安排，亦见出“传外传”的灵活，而不拘一格。

再如《史记》未给赵高立传，而秦之亡与赵高关系至关要紧，而又与李斯之勾结亦为要紧。所以《李斯传》就好像二人合传，而其实是为了陪衬李斯，吴见思说:“《史记》附传，皆附首末于一篇之中，独赵高一传于此纪其终，而其出处反附于《蒙恬传》内，是创法。”[1]6册41李景星说：“至赵高为李斯、蒙恬之对头，故于《李斯传》内备记其终，于《蒙恬传》内又详叙其始；而李斯、蒙恬之受祸处，写得圆足，而赵高之出身本未亦写得圆足。以一人之事附记两传之中，斯又附传中之创格也。”[2]81而且《蒙恬传》与其弟蒙毅穿插叙写，看似合传，实为单传，以蒙恬为主，亦可见附传之灵活。另外，在《乐毅列传》中带出其子乐叔，《李将军列传》顺叙其子与孙李陵，都是顺理成章的。

总之，单传中添置附传，不仅可增记载人物，传之结构亦起变化。一般以附之传末为常，然在传首亦见，如项梁、田婴；或随事制宜置于传中，则成一河两岸之布局。置于传末而非子弟者，则有回光返照之作用。或者穿插于传主的行事中，以宾陪主。这只是就单传而论，至于合传、类传中的附传，就更加丰富多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