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前，景 宇

(大连理工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部，辽宁 大连 116024)

自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sh Beck)提出“风险社会”理论[1]之后，关于高新技术风险的研究日益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人们逐渐意识到，对增长的盲目乐观必将被更加审慎和全面发展的观念取代，过去的经验已不足以成为当前行为的依据和理由，人们当前的行为选择同时还受到对未来预期的影响[2]。当代高新技术的作用对象逐渐由传统的自然界转向人类自身，直接影响人类的生理健康、社会生活和精神状况，由此带来很多全新形态的技术风险，而人们并没有足够的把握加以防范。因此，本文从机体哲学的视角来探究当代高新技术所带来的技术风险，以期开启新的研究思路，提出更有成效的应对策略。

机体哲学是对各种机体性质、结构、功能和演化规律的哲学反思。以莱布尼茨、怀特海、汉斯·尤纳斯等为代表人物的近现代西方机体哲学包含很多深刻思想成果，但具有“泛机体”倾向，怀特海就认为“只要是有一定规律的有序结构体都是有机体”[3]。中国文化背景的机体哲学研究关注机体的生机和活力，如新儒家学者熊十力、方东美等关于生命哲学的研究[4]，金吾伦、李志超、朱葆伟等学者关于生成哲学[5]、“机发论”[6]、机体模型[7]的意义和局限的研究等，为从机体的生机和活力出发开展机体哲学研究开启了新的思路。按照这一思路，机体哲学不仅适用于考察生命机体特征，也可以用于考察具有“生机”特征的其他事物，如工具、机器等构成的人工物系统(可称为“人工机体”)，各种社会组织、群体、机构(可称为“社会机体”)，语言、观念、学说构成的有机体系(可称为“精神机体”)。后几种类型的机体的“生机”，都是人类在实践中将生命机体的“生机”赋予它们的。人类社会实际上是这四种类型机体的耦合物。当代高新技术的发展如果缺乏合理、有效的规约，就会打破各类机体之间相互适应的关系，使局部的冲突演化成有显著影响的技术风险，甚至出现失控现象，造成严重后果。从机体哲学视角探析高新技术风险的成因、面临的挑战和防控机制，有助于转变以往应对高新技术风险时出现的被动局面，使高新技术风险治理具有主动性和前瞻性。

一、高新技术风险成因的机体哲学分析

人们通常以为高新技术风险失控主要是因为相关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缺乏风险观念，不负责任，缺少预案。基于这种思路去治理高新技术风险的对策难以解决根本问题，类似风险和事故还会不断出现。从机体哲学角度来看，高新技术风险的形成有着更深层的原因。

(一)从人工机体的存在状态看高新技术风险失控的原因

当代高新技术发展中出现的高度专业复杂性，体现在人工机体特性更加复杂多变，以往人工机体的整体和谐状态变得不稳定。高新技术产品是由多个子系统构成的复杂化、集成化的大系统，其各部分之间的复杂有机联系增强了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决定了各组成部分共生与共存的状态。其中某一部分存在状态的改变更容易影响相关部分的存在状态，进而影响整个人工机体的存在状态。贝塔朗菲强调“要把有机体当做一个整体或一个系统来分析和研究，这样才能发现不同层次上的组织原理。”[8]“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失事就是由一个很小的O型密封圈失灵造成的[9]56。完全依靠智能化控制也可能带来安全隐患。特别是面对突发情况，当智能控制系统无法应对时，必须依靠操作者灵活处置，否则就会导致事故发生。2011年的温州动车组追尾事故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9]36。有时，复杂人工机体中的局部风险会在非线性系统中迅速蔓延，出现整体性突变[10]。2003年北美电网大面积停电整个事故的起因就是位于俄亥俄州的一处变电站由于超负荷运转而跳闸，接着引发系统摇摆和震荡的一系列连锁反应[11]。以往人们习惯于从“修理”的角度看待人工机体的运行故障，只针对局部问题或零件，这显然不适应处理复杂人工机体内技术风险通过各种有机联系迅速扩散的情况。

(二)从社会机体的运行状态看高新技术风险失控的原因

在技术人工物研发和使用过程中，对高新技术风险的制度性防范是由相关监管部门或环节负责的，这里涉及企业内对产品质量、生产安全和意外故障的监管；政府机构对环境、产品使用和基础设施安全的监管；媒体和公众对技术风险的监督等方面，各监管部门和环节之间存在密切的有机联系，共同组成了应对技术风险的特定社会机体。如果这种社会机体的运行出现“病态”，如监管机制僵化、落后，跟不上技术创新的发展速度；或关键岗位的人员擅离职守、不负责任、监管失灵；或相关部门缺少应对风险的有效预案等，都会放任技术风险滋生和蔓延，出现失控状态。换言之，此时特定社会机体的“病态”带来了技术风险的失控。然而，高新技术发展的高度专业复杂性使得公开的社会监督日益困难，社会组织的管控往往跟不上技术创新的发展速度。2018年的贺建奎非法基因编辑事件就是高新技术领域由于监管失灵造成技术风险失控的例子，现代医学针对艾滋病的防范已有多种成熟的办法，而这次基因修改使两个婴儿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而且被修改的基因将通过这两个婴儿最终融入人类的基因池，使人类也面临未知的风险[12]。从12306、携程等网络平台造成的用户信息泄露，到近期江苏省公安厅爆出海康威视监控设备安全隐患事件等，种种迹象表明，信息网络安全的监管与保护不力导致诸多“黑洞门”的“失控”风险，尤其一些重要数据若流向他国，信息安全威胁甚至会上升至国家安全层面[13]。

(三)从精神机体的状况看高新技术风险失控的原因

在高新技术人工物研发和使用过程中，相关人员的专业知识、经验、判断能力、处置能力、价值观、道德素养等要素组成了自身的精神机体。如果精神机体出现“病态”，也会带来技术风险的失控。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的高度专业化，使得很多科技人员和工人只熟悉身边的工作环境，对产业链和供应链上相距很远的环节的风险和伦理问题缺乏亲身体验的可能性，很难敏锐意识到那里出现的问题。这就造成了一些科技人员对技术认知上的局限性，即“弱感知性”，缺乏风险意识和社会责任感[14]。工具理性对他们的知识结构、价值观、评价标准的影响降低了价值敏感性和道德想象力的作用，这样小范围的技术风险会利用这种精神机体的缺陷迅速扩张，出现失控状态。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就认为，“工具理性是对人生存的价值基础的消解，将人进行物化，使人最大的武器——思想，也变为了工具。”[15]近几年无人驾驶技术兴起，为了抢得市场先机，各大公司如特斯拉、Uber、Waymo等纷纷投入研发进程，但却屡屡传出无人驾驶汽车肇事的消息。有些研制和推广无人驾驶汽车的科技人员更关注自动驾驶技术带来的技术和经济指标，却很难亲身体验使用者实际的处境和心理压力，以及由于技术尚不完全成熟而带来的风险，这种情形下高新技术风险的失控就是精神机体的缺陷造成的[16]。

二、防控高新技术风险面临的挑战

由于高新技术应用后果带有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目前防范高新技术风险的主要措施是事后补救，即被动的“补控”。从机体哲学角度看，“补控”是局部的、分析性的、工具理性主导的途径，往往忽略对象事物的内部和外部有机联系。而高新技术风险“补控”的代价在于难以避免某种类型的技术事故重复发生，风险居高不下，造成资源浪费、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的症结难以根治。

(一)针对高新技术的“补控”效果往往“治标不治本”

“补控”是在高新技术实践中某一个环节发生事故之后进行的，虽然解决了当下出现的危机，有针对性地消除了隐患，但很少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带有“亡羊补牢”的性质。“亡羊”者是见一次“亡羊”才补一次“牢”，属于反馈控制，即用过去的情况指导现在和将来的工作，从而实现对技术风险的控制[17]。这种做法缺乏前瞻性的思维，没有从事物内部和外部有机联系的角度揭示造成风险的根本症结，因而难以识别未知的技术风险。一旦技术实践中的某环节再次发生事故时，会非常被动地再次或多次进行“补控”，甚至达不到原先的控制效果。例如，现代生物技术针对变异病毒不断进行疫苗研制，计算机软件运行出现漏洞不断“打补丁”等都具有这种特点。正如普里高津所说：“事物在恢复有序状态之后，若不进行定期的维护与保养等前瞻性预防措施，当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干扰，事物就会从有序重回无序状态，而无序状态会带来诸多不可控的风险。”[18]

(二)针对高新技术的“补控”可能带来副作用

某些“补控”措施可能在弥补某些漏洞的同时带来新的技术风险，因为只针对局部环节的“补控”可能干扰技术对象内部和外部的有机联系，打破原有的平衡，造成新的技术风险。现代医学利用抗生素治疗的方法虽然见效快，但可能造成人体免疫系统功能的降低，使某些细菌病毒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使人体逐渐失去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与抵抗性。《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文章曾指出，人们正在“失去抵抗细菌的阵地”，也许会很快撤回到20世纪早期的战线[19]。另外，被称为“魔剪”的基因编辑工具CRISPR除作为常规的科研工具，还被寄予用于疾病治疗的厚望，包括治疗癌症、艾滋病、免疫缺陷病、杜氏肌营养不良症、镰状细胞病等。然而，CRISPR技术的“脱靶效应”一直是阻碍其应用的关键障碍之一。由于编辑了“预想之外”的基因，就可能带来各种不可控的不良后果[20]。

(三)高新技术的“补控”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疲于奔命的“补控”还可能使技术风险的蔓延速度逐渐超出人们的控制能力的增长速度，已存在的技术风险能够延伸至人类未来的技术实践中，并且已经成为整个技术结构的一部分，以至于人们难以对其加以调控[21]。2011年，日本处置福岛核电站事故所采取的向外释放蒸汽和核废水排放入海的补控措施，对周边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由于核电站排放蒸汽内含有碘131和铯137等大量放射性物质，造成当地不少民众患癌。而核废水经过滤处理后仍含有放射性元素氚，一旦进入海洋不仅损害其本国的民众健康，还会殃及邻国，危害整个地球的海洋生态环境[22]。LED、传感和网络技术的集成应用，使得当今城市照明系统能够动态响应行人的存在和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降低城市能耗和光污染，也带来了一些影响城市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这种照明系统坚持路灯“光随人”的设计理念，能够带来“可能路径前方的可见性”“走动过程所需的可见性”以及“临时改变方向的可见性”，但不确定性增大，可能频繁开闭，光照环境很不稳定，给城市绿色、高效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一系列新问题[23]。这些都是“补控”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突出事例。

三、基于机体哲学的高新技术风险“预控”机制

由于“补控”会付出更多的代价，因此必须对当代技术风险提前进行“预控”，以避免技术风险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影响。

(一)基于机体哲学的高新技术风险“预控”思路

1.基于机体哲学对高新技术风险“预控”要提出新的思路。对高新技术风险的“预控”意味着要事先知道技术风险可能在哪里，可能以何种方式生成和扩散，对社会有何种可能的影响，然后才能未雨绸缪，预先采取措施，及时消除隐患，降低高新技术产品应用的不确定性，并构建高新技术风险管理系统，包括高新技术风险信息的收集、整理和更新，以保证信息的及时、准确和可靠。在科技立项和成果评估中，应该对这一点提出明确要求。

2.分析高新技术应用中各类机体之间可能出现的不协调问题。高新技术的应用要充分考虑生命机体、人工机体、社会机体和精神机体的耦合性，从技术失控的问题表征深入到机体哲学的本质分析，厘清高新技术风险与各类机体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各类机体在高新技术应用中相互之间的适应关系。

3.明确技术共同体成员各自的伦理责任，加强伦理责任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有机联系，消除以往因专业分工产生的技术人员交流障碍，在高新技术应用中共同努力防患于未然，使高新技术风险始终处于可防可控状态。

(二)基于机体哲学的高新技术风险“预控”举措

1.培育从事技术创新的科技人员需要具备强烈的危机意识。 对高新技术风险的“预控”首先需要科技人员观念上的转变，增强风险意识、价值敏感性和社会责任感。科技人员风险意识、价值敏感性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需要以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知识结构和科技伦理理念为基础。以往立足于单一学科培养专家型人才的理念是无法满足这种要求的，学科之间壁垒森严无法消除科技人员技术认知上的“弱感知性”。我国目前正在大力推进的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新文科的建设，为培养这方面的新型人才提供了重要机遇。美国的希拉姆学院曾提出将新技术与文科相结合的教育理念，注重现代人才培养的全面性，要求高新技术研发及推广应用者不仅具有科研本领或经济头脑，还要具有人文素质和社会情怀[24]。这一理念对新工科、新理科、新文科的建设很有借鉴意义。我国目前大力推进将工程伦理课程纳入各高校课程体系中，培育学生早期对技术风险相关理论的认知与领悟，为今后科技人员在面对高新技术风险时具备“预控”能力提供了保障。培养对高新技术风险的“预控”能力还需要结合技术实践进行专业训练，通过技术模拟实验感受可能存在的风险和预控的实际过程，这有些类似企业竞争、网络安全和军事博弈的“沙盘推演”，事先构造出各种可能风险及对策。例如，用飞行训练模拟器模拟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有助于飞行员在训练中就发现可能存在的技术隐患，为科技人员通过技术创新不断增强“预控”能力提供宝贵的经验与信息[25]。

2.建构风险防控的社会共同体的有机协调机制。 应对高新技术风险的特定社会机体是由各监管部门和环节共同组成的，而在这种特定社会机体中，人们对技术风险的认知受各种社会活动、文化和政治过程影响，个体参与的社会活动、文化和政治过程都会影响其对风险事件的判断。社会学家德博拉·鲁普顿(Deborah Lupton)指出：“对风险的认知是透过各种社会活动而被构建成的，同时这些对风险的认知会随着行动者的社会位置和其所处的不同背景而有差异。”[26]因此，高新技术风险治理中应鼓励利益相关者形成合力，以各种方式参与“预控”，将“预控”能力作为社会治理的关键环节[27]。

相关监管部门或环节针对高新技术风险的“预控”，要注重各监管部门和环节之间的有机联系。尤其在技术风险责任认定和落实中，将技术风险的责任视域拓展到与“在场的”受害者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个人、部门、企业乃至政府，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模式，避免形成以技术使用者的风险遭遇冲抵风险责任的认知误区[28]。对高新技术风险的“预控”要注重各监管部门和环节职能的互补性，即使个别部门和环节出问题也不至于整体“失灵”。在高新技术研发和使用过程中，企业要主动了解国内外相关技术风险的形态和治理状况，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对了解到的产品质量问题、生产安全问题和意外故障事先提出预案；政府管理部门要在产品使用、基础设施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建立与时俱进的规章制度，引导企业和公共事业管理部门增强对重大技术风险的“预控”能力。公众应主动了解新技术应用以及预防技术风险的知识，提高个人的技术风险意识，发挥在“预控”重大技术风险方面的应有作用。媒体对加强技术风险“预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也需要加强宣传和舆论引导。这些环节相互联系、相互配合，才能产生系统的整体效应。

3.对技术人工物的使用寿命、功能状态和人机关系及时预测和评估。对技术风险的“预控”最终要落实到人工机体上，这就是对技术体系中设计、制造、使用、管理各个环节进行风险预测，重点评估危机的形成机制和传播途径，提前采取“预控”措施。

在技术设计和制造环节，需要防止人工机体过于复杂产生“异化”而脱离人的控制。尤其在设计高新技术产品时，要强调“以人为本”，真正便于人们使用，而不是为了高附加值设计过于复杂的使用程序。德国工业设计师迪特·拉姆斯(Dieter Rams)提出的“好设计十项原则”，其中重点强调了好的设计应该是诚实的、实用的和尽可能少的设计，而不是为了炫耀技术本身而设计[29]。为了避免操作失误导致技术风险和事故的发生，有必要增加人工机体内部结构之间相应的“容错”能力，保证系统在出现故障的情况下仍能继续做到自我调节、自我保护、自我延续、自我反馈，达到预期设定的目标[30]。设计师应具有良好的容错性设计思维，尽量避免用户错误操作的出现。即使用户出现错误操作，也能帮助用户识别、诊断，及时反馈问题所在，并提出有效解决方案，给用户带来更优质的用户体验。人工机体的使用过程应尽可能全面考虑到所有技术使用者本身，包括因对技术知识掌握程度参差不齐的能力障碍者[31]。人工机体的使用要具备通用性使用原则，达到“上手”的感觉。从技术管理角度看，若不顾人工机体的状态与感受而过度使用，会导致人工机体的不稳定状态甚至提前报废。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可以借鉴中医“治未病”的理念进行“预控”，即防病于未然，预防疾病发生[32]。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人工机体同人一样需要正常的作息时间，若超时待机或过劳作业会加快其寿命的损耗。为了避免长期损耗造成技术使用的不稳定性而引发技术风险问题，需要实施一定的限时作业的保护措施。例如，产品达到安全使用上限时应自动发出警示或自动停机。好比人在没有患病的时候，要积极预防疾病的发生。这是站在“未病先防”的管理角度提出的要求。

第二，人工机体需要进行定期“体检”和维护，及时掌握其健康状况。由于人工机体内部结构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联系，若对某个“生病”的结构置之不理，可能会导致整个人工机体的“感染”。无论风险多大，针对问题的源头因素都要彻底排查，从而避免造成更大的技术风险。这是站在“既病防变”的管理角度提出的要求。

第三，人工机体因“生病”而引发技术风险，应在风险被控制和稳定后对人工机体进行复盘，给予人工机体相应的“病历本”，记录技术风险的直接与间接原因并进行系统性总结，以便今后出现相同或相似的技术风险时能够快速“对症下药”，减少付出不必要的代价，同时为应对新技术研发所面临的风险提供了范式。好比人在病愈或病情稳定之后，要注意预防复发，时刻掌握健康的主动权。这是站在“愈后防复”的管理角度提出的要求。

虽然“预控”不能完全避免技术风险问题的发生，但是可以减轻被动“补控”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抑制技术风险的扩散，从源头上控制技术风险的发生，促进人类社会生活的繁荣稳定，保证生命机体、人工机体、社会机体和精神机体的协调发展。

四、结语

“预控”作为高新技术风险的重要防控机制，虽然不能完全避免高新技术风险问题的发生，但是可以减轻被动“补控”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抑制高新技术风险的扩散，从源头上控制高新技术风险，促进人类社会生活的繁荣稳定，保证生命机体、人工机体、社会机体和精神机体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