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兴亮,刘 超

（山东省平阴县中医医院,山东 济南 250400）

据相关学者考证,《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为梁·陶弘景所著,多数医家认为出自敦煌藏经洞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传承于伊尹《汤液经法》,《〈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抄本说明则提出：“张仲景主据《汤液经法》而成书……这些重要的学术思想均可从《辅行诀》中感悟出来。”[1]5-10杨绍伊先生在《考次汤液经·序》中指出《伤寒论序》中的部分内容为王叔和所撰[2],此后学术界产生了“仲景书本与《黄帝内经》无关”的观点,认为仲景书是原创的理论体系,与《黄帝内经》理论体系存在根本不同[3]。然而笔者通过研究中医文献发现,《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非陶弘景所著,其与《黄帝内经》存在理论传承关系,不能依此否定仲景理论与《黄帝内经》的相关性。

1 不同时代对病因认识的差别

大凡医书皆符合其所在的时代背景,同时代医书的学术观点存在相似之处,如老官山汉墓天回医简、武威汉墓医简及马王堆帛书中关于经脉运行的内容大致相同,在《灵枢》中也能发现类似经文。天回医简中的五色脉诊篇与《黄帝内经》《难经》中的五色诊病一致,《脉书·上经》曰：人有九窍、五脏、十二节,皆朝于气。与《素问·生气通天论》中“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基本一致[4]。天回医简中的理法方药趋向完备,与《黄帝内经》有承前启后的关系。天回医简治疗风证,用药以椒、姜、细辛、桂、防风、川芎等为主,与张仲景以至晋代医家大致相同,说明医学观点没有较大改变；治疗消渴用药以瓜蒌、附子、干姜、龙胆、知母、苦参、菟丝子、凝水石等为主,主要是寒热并用,与仲景瓜蒌瞿麦丸（天花粉、茯苓、怀山药、附子、瞿麦）相似度较高。总的来说,仲景传承扁鹊医学的结论是正确的。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序录》提出治风通用防风、防己、秦艽、独活、川芎。葛洪在《肘后备急方·治中风诸急方》中应用牡蛎、矾石、附子、灶中黄土治疗中风口锅僻,藜芦、防风治中风不省人事、牙关紧急者,二者均以治疗外风为主。而刘德兴抄本《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的神仙解语丹出自《妇人大全良方》卷三[1]10,该方主治心脾经受风,方用天麻、石菖蒲、胆南星、远志等,并不符合汉晋梁时代的用药习惯。

2 与陶弘景著作的差别

陶弘景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医家,其在《本草经集注·序录》中称仲景为众方之祖,并称古方唯有仲景,指出其推崇仲景方剂,但并未提及《汤液经法》及《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医书是否存在需要有证据支持,而证据须得到多方印证方可称之为证据,孤证不立。汉、晋、隋、唐医书均可相互参照印证,敦煌医书亦是如此,敦煌藏经洞中的不知名医书残卷有几十种,然而传抄本均不止一本,从国内及俄罗斯、法国、日本所存残卷中均能得到印证。然而《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是个例外,该书仅有张大昌先生一人见过原稿,并无其他版本可以对照。书中内容真伪,以及是否存在自行添加的内容须仔细甄别研究。张大昌先生言《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原书是写在绢制品上的,后因故散佚,曾看到部分书籍残片被他人制作鞋底样,鞋底样多用纸质品制作,绢制品是否可以用于制作鞋底样是值得怀疑的。

3 方剂名称之别

部分医家认为仲景方剂、《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方剂出自《汤液经法》,并将《汤液经法》独立于《黄帝内经》理论体系之外。汤液是指何物?《黄帝内经》对此已有明确答案：“黄帝问曰：为五谷汤液及醪醴奈何?岐伯对曰：必以稻米,炊之稻薪,稻米者完,稻薪者坚。”《素问·汤液醪醴论》明确指出汤液是用五谷制作的剂型,而中药制成的剂型则称为“必齐毒药”,天回医简称之为“和齐汤法”,可见汤液不是中药剂型。

敦煌医学卷子是考证《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是否为陶弘景原著的一个参考点[5]。天宝七载张惟澄奏上的杂疗病方残卷中记录了理中丸,该方是在《伤寒论》理中丸基础上去白术加橘皮而成,说明唐朝医家对理中丸的方名是广泛认可的。再看《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甲本,建中汤、复脉汤均是《伤寒论》中的原方名。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上篇传承诸本中,张大昌抄本复脉汤条文载：“议将此汤详为注释,处方之际而定主副焉。”[1]29此处把汤定为主副,只有后人为便于思考,归类处方才这样写。此外,陶弘景的著作中没有大、小补肝汤,大、小朱鸟汤这样的名称,在陶弘景所著《补辑肘后方》中找不到相同名称的方剂。《补辑肘后方》中治卒下痢诸方与大、小勾陈汤的用药有部分重合,均有甘草泻心汤、理中汤及乌梅丸的影子,但是陶弘景并未在《补辑肘后方》中提出勾陈汤之名,而是直出其方药。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的小勾陈汤用人参、干姜、甘草、大枣,大勾陈汤用人参、甘草、大枣、生姜、半夏、黄连、黄芩,均为《伤寒论》之方；大、小螣蛇汤则是承气汤变化加减。《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用大、小勾陈汤及大、小螣蛇汤治疗天行热病,但在《补辑肘后方》中也有很多治天行病的条文,唯独没有勾陈、螣蛇之名。如果陶弘景编写《补辑肘后方》时觉得这些名字好用,为什么不用?而是直列承气诸方剂之名呢!勾陈、螣蛇是道家星宿天象用语,但陶弘景在《真诰》《真灵位业图》等道教著作中均未曾提及。张大昌及其徒弟注“又增大小四方”[1]55,说明增加的还有很多。在诸泻某脏汤前载有：“又救误诸方例,如《伤寒论》所引证者如下。以其部位而被邪据,故仍称某某泻汤云耳。”[1]29可见所有改名称的方剂均为后人修改,并不是原来的《汤液经法》。

4 用药炮制方法的差别

陶弘景在《补辑肘后方》序言中言：“炮、熬、炙、洗治诸药,凡用半夏,皆汤洗五六度,去滑；附子、乌头,炮,去皮,有生用者,随方言之；矾石熬令汁尽；椒皆出汗；麦门冬皆去心；丸散用胶皆炙；巴豆皆去心皮,熬,有生用者,随而言之；杏人去尖皮,熬,生用者言之；葶苈皆熬；皂荚去皮子；藜芦、枳壳、甘草皆炙；大枣、栀子擘破；巴豆、桃杏仁之类,皆别研捣如膏,乃和之；诸角皆屑之；麻黄皆去节；凡汤中用芒硝、阿胶、饴糖,皆绞去滓,纳汤中,更微煮令消；红雪、朴硝等,皆状此而入药也；用麻黄即去节,先煮三五沸,掠去沫后,乃入余药。凡如上诸法,皆已具载在余所撰本草上卷中……此事若非留心药术,不可尽知,则安得使之不僻缪也?”[6]而《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大白虎汤方中麦门冬、半夏均未注明是否炮制,《补辑肘后方》序言称杏仁为“杏人”,且须去皮,《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则是杏仁,且未注明炮制方法,似乎不符合陶弘景的写作习惯。另外,《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很少有方剂用乌梅,陶弘景在《名医别录》中指出乌梅“止下痢,好唾,口干……利筋脉,去痹”。在《补辑肘后方》中也有很多应用乌梅的方剂。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不是陶弘景的著作。

5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理论来源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关于五脏病的描述,在《灵枢·本神》《素问·脏气法时论》中均可找到类似条目,如：“肝病者,两胁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心病者,胸中痛,胁支满,胁下痛,膺背肩胛间痛,两臂内痛。”《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治疗法则在《素问·脏气法时论》中也能找到相应内容,如：“肝主春,足厥阴、少阳主治,其日甲乙；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心主夏,手少阴、太阳主治,其日丙丁；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脾主长夏,足太阴、阳明主治,其日庚辛；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肾主冬,足少阴、太阳主治,其日壬癸；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开腠理,致津夜,通气也……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用咸补之,甘泻之……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泻之……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用苦补之,咸泻之。”根据《素问·脏气法时论》发挥而成的是张元素《汤液本草》《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其建立苦欲补泻治法用药法则,为后代广泛引用[7]。《珍珠囊补遗药性赋》中详细列举了五脏补泻及五脏主治药物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的五脏补法、五脏泻法中药物有很多重合的地方[8]。由此可见,《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用药理论均出自《黄帝内经》及后世相关文献,并没有独立于《黄帝内经》理论体系之外。

6 脉络延展

敦煌医学经书的一个特点是被抄写在佛经或道经的背面,其原因是唐宋时期佛教盛行,大量的佛教及夹杂的道教书籍被收藏于此,莫高窟的管理人员整理抄写了大量医书。莫高窟藏经洞被封藏的原因主要是战乱,在藏经洞被开启时,相关人员发现洞内的书籍、杂物摆放凌乱无序,可见封藏之时事态紧急。笔者推测《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可能是元代或明代医家所著,后因战乱藏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后被张大昌收购、抄藏。该书因故损毁后,张大昌仅凭记忆复制,故难免有增改删节之处,正如王雪苔先生在2007年致赵怀舟的信中对张大昌《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评价：“大昌医生有个缺点,他总想以自己的慕拟来补《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之缺失,我为此而批评过他。”由此可见,《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的部分内容应是张大昌先生及其弟子的创作增补。

7 小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非陶弘景所著,应是后代医家所编,假托陶弘景以扩大名气；《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不是独立于《黄帝内经》系统理论之外的《汤液经法》,其理论来源及用药法度均源自《黄帝内经》；不能以《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否定仲景书与《黄帝内经》的相关性；《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可能掺杂了部分张大昌先生及其弟子的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