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勇

( 安徽科技学院 经济学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近百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但是，与经济发展的速度相比，人们经济观念的转变速度则相对滞后。“资本、欲望、市场、私有制、剩余价值”等市场观念因为与“资本主义”“剥削”的紧密相关性至今仍受到质疑。虽然1993年中央使用了“资本额”“资本市场”等词汇，但是在理论上并没有关于资本适应性、正当性的理论确证，进而导致“资本”范畴的缺位以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周延性不足，给改革与经济实践带来了障碍。

一、“资本”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资本”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动力。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资本的本性是增值，而当增值的方式采取了生产这一形式之后，扩大再生产就成了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与根本特征，进而构成物质财富快速增加的源泉。此外，资本为了追求超额利润，不断通过管理创新与科技创新，提高了生产效率。资本及其衍生的三要素的叠加加快了人类迈进现代性社会的速度。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1]进入21世纪，资本并未终结，而是作为润滑剂、倍增器，以一种更加强劲的基础性动力与运行模式从经济领域衍生到政治、文化等领域，持续不断推动现代社会向前发展，带来了人类崭新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

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正是在资本的推动下不仅实现了物质资料的丰富，而且实现了政治与文化的现代化。“资本”在西方社会的成功并不表示资本仅仅是资本主义的专属产品，它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要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系统工程，具体表现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三点都离不开物质力量的增强。在当前以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增强物质力量的重要且高效的手段仍然是资本。在这一点上，中华民族复兴与资本逻辑并不矛盾。因为，资本逻辑作为世界社会转向现代化发展的根据，并不是因为它是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根据，或者说主要的并不在于它是以现实综合形式呈现的资本主义模式的内在根据，而在于它是支撑人类社会在“物的依赖性”阶段发展的内在根据，这也就是说，资本逻辑不仅仅只有资本主义，还有其他适宜的、引领现代世界社会发展的社会模式。习近平反复强调，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必须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

二、马克思“资本”范畴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将资本作为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切入点，进而发现了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以及人类社会演进的基本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周期性危机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事实。这是马克思留给世界人民的重要精神财富，更是指引世界人民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制胜法宝。但是，这一伟大成果只是到了中国共产党诞生时才被科学运用，并构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的一部分。

(一)列宁对“资本”和社会主义兼容性分析与资本的社会主义实践

列宁的思想及其革命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人理解与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载体，是马克思“资本”范畴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列宁对资本范畴的理解最接近马克思的本意。他在其著作中一直用的是“Капитал”[2]。这一用语源于俄文版《资本论》中的“资本”一词。众所周知，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的主要是英国经济社会，但不是以英文写的，而是以德文写的。1867年第一卷出版时也是以德文的形式发行的，书名为《Das Kapital》。德文之外的第一个外文版本也不是英文本，而是俄文本，书名为《Капитал》，于1872年4月8日在彼得堡出版。“Капитал”的俄文意思是“资本”，与德文“Kapital”相对应。列宁学习的就是俄文版、德文版《资本论》，并一直沿用了“Капитал”，即“资本”。1922年11月13日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论述关于工业发展资金问题时，使用的就是“资本”：“对我们这个落后国家来说，重工业的状况 实在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我们不能指望富有国家的贷款，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有了明显的改善，并且我们看到，我国的商业活动已经使我们得到一些资本。”[3]在很多情况下，他还将“资本”与“资金”并用：“我们的情况是特别困难的，因为我们没有恢复固定资本，即机器、工具、厂房等等的资金……”[3]211列宁，包括后来的毛泽东、邓小平对“资本”范畴都没有从概念上做界定，基本是延续马克思的“资本”这个概念，他们对“资本”的理解主要体现在对资本性质的认识、态度和策略上。

当然，词语的意义可以在不同时空发生变化，相同的字形可以表述不同的意义。所以，理解列宁的“资本”范畴关键还是要从他的思想与实践中去探究。自1867年德文版《资本论》、1872年俄文版《资本论》出版之后，列宁对它们作了反复研读，并作了大量批注，与俄国自由民粹派、合法马克思主义派等当时的俄国各派展开了激烈争论。在争论中，列宁对《资本论》有了深刻的认识，并运用《资本论》的方法论和经济理论写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在与错误思想的批判中建立了自己的资本观，并将之与俄国实际结合，推动了马克思资本范畴的俄国化进程：其一，以发展的态度发展资本范畴。列宁一直在根据本国的国情，探讨适合于本土实际的资本道路、制度。“忽视从那时以来已经变化了的条件，坚持马克思主义旧的答案，那就是只忠于学说的字句，而不是忠于学说的基本精神，就是只背诵过去的结论”[4]。其二，消灭了国内资本又引进了国外资本。在列宁看来，“如果没有资本的帮助，要保持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5]“当我们国家在经济上还极其薄弱的时候，怎样才能加速经济的发展呢？那就是要利用资产阶级的资本。”[6]其三，提出了利用资本、警惕资本与超越资本的辩证资本观。列宁非常清楚资本的危险性，但他并没有因风险而拒绝资本，而是提出了资本风险转化论，认为冒这个风险是为了自己更加强大，因此要在依靠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和日益强大的经济力量在总揽风险的情况下合理利用资本。甚至在一些特殊时期，可以对资本做一些妥协、迁就也是可以的，但是“不做有损我国权利的事”[7]。其四，资本并不总表现为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它表示价值的增值，反映的是财富增加当中的企业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共同富裕的关系。这是对马克思资本范畴的重要创新诠释。其五，提出了“国家资本”范畴。列宁在分析苏联经济实践时，发现了一种马克思没有提到的资本形式，即国家所有的资本。后来，列宁创造性地提出了“国家资本”这个范畴，并在此基础上才推行了新经济政策，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苏联经济发展。

列宁正确理解了马克思关于资本范畴，并实现了四个发展：一是突破了把资本视为剥削的片面认识，突出了资本的历史阶级性；二是提出了“国家资本”范畴，拓展了马克思资本范畴的外延；三是论证了资本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四是创造性地把资本理论运用到了苏联经济建设实践，推动了经济发展。

(二)毛泽东对“资本”种类的两分与资本的两种走向

毛泽东对资本范畴的理解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因此赋予了资本更多中国元素。毛泽东通过对《资本论》的研读以及对中国实际的分析，首先肯定了资本的现代性意义，认为中国的资本问题不是要不要发展资本，而是要发展什么样的资本，并指出“现代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8]但是，毛泽东也同样认识到了中国资本与马克思所处时代英国资本的不同，进而把当时的中国资本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分散的个体掌握的农业经济资本和手工业经济资本。这类资本约占当中中国总资本的百分之九十左右，占比很大但很落后，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9]。但是，由于封建的土地所优质被祛除了，这些小资本“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9]1431这类资本，可称为私人资本，必须给他们留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不能限制的太死，也不能“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9]1431第二类资本是外国资本以及与之勾结的官办资本，这类资本是现代性工业，但是它们是压在中国人身上的三座大山之一，以剥削与掠夺为目的，试图借助资本权力“操纵国民生计”，并把我国推向了殖民地的深渊。对于这类资本，要加以节制与取缔。“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和私人的在华经济特权、工商企业和投资，均不给以正式的法律的承认。”[10]56“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9]1431。关于这两类资本，毛泽东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维度做了对比分析，进而抓住了不同资本的本质。他认为，第一类资本主体多、单个体量小，主要发挥的作用是自然属性的物的作用，因此需要利用；第二类资本则因为体量大，资本体现的生产关系表现出了绝大的政治权利，展现了严重的剥削性质，因此必须消灭。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对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也作了深刻剖析，认为“资本家”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中是不要资本家的；在这个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中，还应当容许资本家存在。中国是否永远要资本家呢？不是的，将来一定不要。”[11]进而对不同类别的资本主体——中农、富农、官僚资本家、外国资本家——进行了剖析。“自耕农中之富农，自己提出要求，欲以生产力为标准，即人工和资本(农具等)多的多分田。富农觉得平均分和按劳动力分两种方法都于他们不利。他们的意思，在人工方面，他们愿意多努力，加上资本的力量，他们可以多得收获。若照普通人一样分了，蔑视了(闲置了)他们的特别努力和多余的资本，他们是不愿意的。”[11]71“富农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11]128“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地主中特别凶恶者。”“对农民剥削地租是地主剥削的主要方式。”[11]127作了区分之后，毛泽东提出，“应当引导工人和资本家在当地政府领导下，共同组织生产管理委员会，尽一切努力降低成本，增加生产，便利推销，达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支援战争的目的。”[9]1285

与列宁相比，毛泽东对资本范畴中国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两类资本的划分，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资本范畴与列宁“国有资本”范畴的创新发展，为后期多种经济成分理念与政策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二是提出了资本区别利用的思想，不仅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哲学理念，也为我们分析资本属性提供了新的辨别标准，丰富了马克思的资本范畴内涵；三是提出了“化剥削性为服务性”的资本利用思维，在没能够消灭资本剥削性的时候可以利用资本的剥削本性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理念，这是对列宁化风险为有利思想的深化。

(三)新中国成立后：“资本”范畴的狭隘化解读与以“资金”形式探索“资本”运行

由于解放前工作中心是解放与独立，所有制还没有上升到主要问题，加上毛泽东同志从革命的需要出发对资本作了辩证肯定，使得革命时期的资本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但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成为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首要问题，制度属性成了制约对“资本”范畴理解的重要因素。

资本范畴在1953年发生了一个巨大转变，这一变化是与社会主义改造紧密关联的。当社会性质的改造成为中心问题时，资本物质向度的因素与剥削向度的关系因素相比就不那么重要了。因为社会性质改造关注的主要是社会关系层面，所以即使人们知道资本具有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意义，但是在生产关系性质改变的关键时期便“隐身”了，进而使得“社会主义”范畴的影响力凸显出来了。

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都有过明确的分析。列宁、斯大林根据马恩的分析，给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作了进一步论述，并形成了这样四个性质规定：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无产阶级专政。当然，这四条与资本并不具有同一性。但是，对私有制与剥削的进一步诠释却对资本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其一是列宁在帝国主义中的论述。列宁认为，资本在帝国主义时期已经从无数微弱的小资本家手里转移到少数大资本家手里，而银行的发展又将大资本家的资本联合为一体，支配者所有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几乎全部资本。资本所有者不再是通过生产获得剩余价值的生产者，而成了全靠获取货币资本利息的食利者。“在世界上‘贸易’最发达的国家，食利者的收入竟比对外贸易的收入高4倍！这就是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寄生性的实质。”[12]随着垄断资本的发展，食利者主体从单个资本家发展成了“食利国”，对其他国家剥削构成了资本的新目的，资本变成了一种国际力量。列宁对“资本”寄生性解读凸显了资本的阴暗面，导致资本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对立面。其二是斯大林以“资本”的“腐朽性”遮蔽了其“文明性”。斯大林认为，“资本主义通过资本家庞大的垄断同盟的发展代替了通过自由竞争的发展。金融资本、‘腐朽的’资本代替了旧的‘文明资本’，通过各资本主义集团以军事冲突来重新瓜分已被瓜分的世界的发展，代替了资本‘和平的’扩大和向‘空闲的’土地的伸展。”[13]鉴于资本的这一特性，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是要“堵死和消灭阶级借以产生首先是资本借以产生的一切孔道。”[13]511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进行了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的集体化，并实施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其他措施，于上个世纪30年代逐步确立并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斯大林对中国的影响除了其领导的苏联实践之外，其主持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资本的中国化影响更加深远。马克思的著作，尤其《资本论》是在德文版基础上翻译过来的，基本保存了马克思的原有意义，但是对列宁等人著作的翻译则呈现了另一种情景。其中明显的变化就是195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列宁全集》中“资本”都被翻译成了“资金”，而“固定资本”翻译成了“固定资产”或“固定资金”。斯大林关于资本的思想全部被写进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是一本中国人学习资本、理解资本的“教科书”。新中国成立后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成长起来的，他们基本上沿袭了斯大林的资本观。

在这些思想的综合作用下，中国共产党对资本范畴的理解开始从包含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内的多维理解转向更加关注生产关系维度的单向度诠释迈进。尤其是到了1953年，中央制定了“过度时期的总路线”。这一路线的目的是要实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即革资本主义的命。何为资本主义？马克思的回答是“受资本统治的生产方式”[14]，资本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与内容，在与剥削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勾连中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直接对象。1956年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资本”一词从人们的观念中消失了。虽然“资本”这个词没有了，但是对资本的理解与实践没有停止。1956年-1978年，中国进入了一段以“资金”范畴探索资本运营的特殊时期。

(四)改革开放之后：资本范畴向生产要素维度“回归”与资本的“一主多样”

在理论与实践的剧烈冲突当中，长期的社会实践会通过事实向人们诠释真相，继而改变人们的理论。但是，在很长一个时间内，人们一直借信仰——即使对信仰的理解或具体化存在问题——的科学性与崇高性忽视事实，并将事实(违背信仰的事实)视为对信仰的“考验”。资本的“剥削”属性在差不多30年的时间内都以生产关系属性囊括了其全部属性而在人们心中构建起了反资本的信仰。

直至1978年，这一生产关系维度的资本范畴才在二大现实问题的逼迫下催生了对资本的再思考。第一，国内经济社会整体上的相对落后。1977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749.38亿美元，大多数人民生活贫困。第二，国外资本主义国家的快速发展。1977年，日本的GDP是7214.12亿美元，美国则为2.08万亿。从人均财富来看，1977年，中国人均GDP185美元，美国人均GDP是9471美元。基于上述压力，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对资本进行了再认识。“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15]而开启这一理论创新的人物就是邓小平。

其实在改革开放之前，邓小平就已经充分认识到，资本及资本现象的普遍存在已经是一个长期的客观事实，资本短缺更是影响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1974年，邓小平参加联合国代表大会时，专门去了一趟华尔街。华尔街之行可以看出，1974年的邓小平已经洞察到了资本对于美国的意义，当然资本对中国的意义才是他华尔街之行真正的目的。而后，小平同志将自己的思考推向了公开争论，继而引发了一场对资本等问题的打讨论。反思的最大成果是理顺了资本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即包括资本、市场经济在内的很多东西都是服务社会主义的“手段”。[16]而对于资本的消极意义，小平同志没有否认，认为资本通过价值运动实现对价值的占有所表现出的剥削性是不以人为转移的。但为了效率“我们只能经受这种痛苦的分娩过程”，不能马上消灭资本与剥削。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他的方法是对公有制主体地位与共同富裕的根本遵循，让资本在国有企业与政权的引导之下。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16]373有了对资本认识的突破，中央形成了公有制制度不能突破、政策可以改进的思想，开始“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16]110后又以“补充”的创新定位给私人资本与国外资本提供了出场与发展的广阔空间。这一“一主多样”的认识框架为资本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1993年，“资本”一词第一次被写进了党的文献，并开始大力鼓励“资本市场”发展，提出了如“资本市场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债券、股票融资”[17]等政策。随后，党的十五大创造性地提出了“公有资本”概念，十五届四中全会又相继创造了“国有资本”“社会资本”概念。党的十六大对社会主义资本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提出了“集体资本”，并开始探索以股份制的形式发展与运营资本。此后，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在中国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同时，资本显现出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如资源问题、收入差距问题、不平衡问题等。

(五)十八大以后：对资本范畴的总体性把握与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

习近平继承了马克思的辩证资本观，肯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资本范畴的创新，从新时代事实出发，对资本新现象作了更加全面、深刻的分析。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关于资本的理解已经摆脱了单一的生产力维度或单一的生产关系维度的局限，逐步形成了对资本的“总体性”把握。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中国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没有达到马克思描述的消灭了资本的“未来社会”，资本存在的土壤还在，中国仍然需要资本的动力支撑，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18]但是，今天中国的资本现象非常复杂，“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19]对于资本问题，要做到对资本性质更深入的理解、对资本作用更全面的认识，对资本规律更深入的把握、对资本运行治理能力的更大提高。基于这一“总体性”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其一，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这一要素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关系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必须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其二，人民资本论。社会主义资本要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旨归、满足人民日益多元化的资本需求、让资本为人民服务。为此，习近平指出，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发展要回归本源，“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20]其三，虚实协同论。习近平对金融化时代的金融资本作了深刻分析，认为金融很重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21]因此，要发展资本市场。但是，“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20]其四，利益共享论。十八大以后，中央对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认识更加清晰，提出了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要求，形成了利益共同体理念，提出了在公有资本主体与私有资本主体之间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新型经济关系。“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22]这是对资本范畴发展的重大创新。其五，资本治理论。习近平在总结资本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指出，“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19]我们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正确处理不同形态资本之间的关系，在性质上要区分，在定位上要明确，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

三、马克思资本范畴中国化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资本范畴的理解、补充、创新是一个螺旋式上升过程，虽然出现一些曲折，但总体是朝着更加科学、更加丰富的方向迈进的。100年的思考与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一)全面与透彻：马克思资本范畴中国化的认知基础

理论的合理运用必须建立在对理论的正确理解的基础之上。马克思资本范畴的中国化至少要做到两点：一点是全面，即要对理论有一个全方位、多角度的理解与把握，把概念的内涵、本质与主要内容、次要内容做一个系统梳理。马克思的资本范畴之所以造成了很多误解与误用，主要原因就在于它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系统知识体系。比如从内涵上来看，马克思的资本范畴就包括了生产要素、生产关系、权力关系等多重内容，从时间上来看，又具有历史性。因此，理解起来本身就比较困难。如若不能掌握马克思关于资本范畴的所有论述，不能洞察其中的多重内涵，只是使用其中的一部分或理解到的一部分来当做全部，那就很容易出问题。另一点是透彻，即对马克思资本范畴的理解要详尽而深入。马克思与西方其他国民经济学家的区别就是分析问题的整体性、深刻性。马克思从商品、货币等传统经济学家所重视的现象出发挖掘了资本背后隐藏生产关系，进而揭示了资本的本质。这对于很多读者来说就是一个理解与创新的双重挑战。认识资本不做到这一点，就会陷入表面化、庸俗化境地。

(二)批判与再批判：马克思资本范畴中国化的基本方法

批判是马克思的习惯与工作方法。马克思以质疑批判的精神终结了传统形而上学，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并以此在探寻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上为人类指明了一条正确道路。马克思的批判不是批评与否定，是能动、持续和细致地思考任何信念或被假定的知识形式，洞悉支持它的理由以及它所进一步指向的结论，以求获得更加真实的认识。因此，马克思资本范畴的中国化，我们需要也必须继承这一研究方法，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对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等前人资本范畴的背景、前提、指向、论证过程与结论进行反思，而不是教条式的接受。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因时空变幻带来的资本变化对认识的需求。毛泽东对资本所做的区分正是对斯大林的资本观进行批判的基础上获得的。

(三)继承与创新：马克思资本范畴中国化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封闭的、僵化的、凝固不变的理论，而是开放的、发展的理论。资本也是一个历史范畴，一个运动的事物。因此，马克思资本范畴的中国化注定是对马克思资本范畴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从马克思资本范畴中国化的历程来看，我们在创新上的问题要大于继承上的问题，这表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坚定的，但是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上还存在缺失，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理论创新意识不强。面对新问题，喜欢到书本里找答案。二是质疑与创新的勇气不足。我们在对现实问题的观察中，常常发现有些东西与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不符，却不敢发声，不敢争论，不敢坚持。三是解读多于理论创新。将大部分精力放在解读上或形成了热衷于解读的氛围对于理论创新是不利的。四是欠缺理论创新能力。理论创新是资本范畴中国化的关键，而理论创新能力则是理论创新的核心。马克思资本范畴的进一步中国化需要营造鼓励创新、鼓励争论、敢于容错的氛围与机制，激发更多、更深刻的理论创新。

(四)容错与纠偏：马克思资本范畴中国化的必要机制

马克思资本范畴中国化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知，以及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关于资本认知的认同。马克思资本范畴本身不存在问题，但是具体化、时代化过程中容易出问题，形成资本认知偏差。一是错误理解了马克思主义资本的本质，很多人容易将其等同于马克思的只言片语言、《资本论》中的一句话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的误解，实际上是一种认知偏差。从本质上看，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并不意味着执着于个别结论，而是遵循基本原理；并不是死守已有成果，而是要勇于不断探索。二是借信仰之名让错误认知与实践持续较长时间。人们很容易把信仰的神圣性与落实信仰的行动神圣性相混淆，继而借信仰的神圣性维护具体行动。一旦行动有误，则行动会在信仰神圣性的掩饰下长时间地持续，造成长久性损失。三是错误对待资本范畴中国化中的错误，产生了不允许出错、不敢面对错误的思想。事实上，认知出错是探索、创新过程中的正常现象。马克思资本范畴中国化过程中出现问题是不可避免的，问题的关键是有没有建立起容错纠错机制。

综上所述，资本是一个复杂的事物，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会出现更多的资本新现象与新问题，马克思资本范畴的中国化仍将继续。如何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发挥资本的作用，首先需要对资本进行进一步的理论确证。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资本范畴，充分运用中国共产党人在资本范畴上的创新成果，从包括生产要素、生产关系以及权力关系等在内的总体维度上进行再反思、再创新才能创造出符合中国实际的资本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