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蘭

在古代社会，“礼”是以礼治为核心，由礼仪、礼制、礼器、礼乐、礼教等诸方面内容融汇而成的一个文化丛体。(1)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1页。“礼”最早源于祭祀，据《说文解字》记载：“礼，履也，所以示神致明也”，(2)许慎：《说文解字》卷1，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7页。为祭祀神明所举行的一种仪式。随着时间的推移，“礼”开始与政权、法律及道德相结合，具有宗教神圣性和世俗性双重特征，成为王权神化、稳定社会的重要方式。(3)徐燕斌：《礼与王权的合法性建构——以唐以前的史料为中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5页。封建统治者以“礼”治国，建立礼制秩序。嫡长制度作为礼制当中的重要内容，在程序上确保王位的承袭。(4)高明士：《东亚传统家礼、教育与国法(二)：家内秩序与国法》，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第414页。嫡长制度的核心是“子”和“嫡”，“子”指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制，“嫡”即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嫡长子继承制。(5)王文锦：《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82页。只有同时符合上述两个条件，王权合法性才能得到保证。

朝鲜王朝建国以来，推行儒教治国理念，与明朝确立封贡关系。在封贡关系中，存有宗主国册封藩属国国王、王妃及世子这一基本礼仪程序，该程序成为宗主国约束藩属国礼仪制度的重要手段。朝鲜光海君打破嫡长子继承的礼制规定，以庶次子身份登上朝鲜王位，导致王权合法性面临严峻挑战。为解决上述问题，光海君先在朝鲜国内追尊生母恭嫔金氏为“恭圣王后”，后采取向明朝请封生母的方式保证王权合法性，但此举有违传统礼制，在国内外掀起轩然大波。当前学界对光海君请封生母“恭圣王后”事件的研究尚未展开，因此笔者深入探究此事对揭示当时礼制与王权的复杂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光海君身份问题与朝鲜局势

光海君是朝鲜王朝宣祖的庶次子，历经两次世子之位的争夺，成为第十五代国王。光海君即位后，铲除一切对王位存有威胁的潜在势力，以达到稳固王权的政治目的。

光海君即位前，朝内分为以金孝元为首的东人党和以沈义谦为代表的西人党，两党为了各自的利益，分别支持不同的继位者，他们围绕世子之位展开两次激烈的争夺，使得党争与王位继承问题紧密联系起来。第一次世子之位的争夺主要集中于光海君和信城君之间。宣祖正妃懿仁王后始终无子，恭嫔金氏生下庶长子临海君李珒和次子光海君李珲，仁嫔金氏育有信城君李珝和定远君李琈。由于临海君与定远君资质平庸，继承王位的可能性较低，因此朝中大臣主要分为两派，东人党支持光海君，西人党则支持信城君。“壬辰倭乱”之际，信城君患病离世，光海君顺势成为朝鲜世子，第一次世子之位的争夺以东人党的胜利告终。第二次世子之位的争夺是在光海君、永昌大君以及定远君之间。鉴于光海君身份存有争议，宣祖便在1594至1604年间五次遣使入明请封光海君为朝鲜世子，但一直未能得到明朝允准，这令光海君的世子地位岌岌可危。(6)[韩]李正一：《光海君研究(3)——以光海君的对外政策为中心》，《蔚山史学》2000年第9辑，第94-96页。同时，宣祖嫡子永昌大君李的诞生，使得朝中各派势力蠢蠢欲动，他们针对世子之位再次开始新一轮的竞争。自东人党得势以来，内部分化为“南人”和“北人”，北人又分裂为以郑仁弘、李尔瞻等为首的大北派和以柳永庆等为代表的小北派。(7)[韩]金盛祐：《宣祖时代士林派掌握政局与改革路线的冲突——宣祖八年(1575)东西分党的社会经济背景相关》，《韩国史研究》2006年第132辑，第34-37页。在朝中，大北派支持光海君，小北派支持永昌大君，西人党支持信城君的弟弟定远君，其中小北派权势最盛，其他各派暂被压制。然而，宣祖骤然薨逝，光海君继任为朝鲜国王，围绕世子之位的争夺也宣告结束。

朝鲜王位继承的纷争虽然已经完结，但内外交困的局势对光海君十分不利。从朝鲜内部来看，党争依旧异常激烈，当时朝中处于大北派、小北派、西人党和南人党等党派林立的复杂局面。从朝鲜外部来看，光海君依例以权署国事之名派遣使臣入明请封国王，而明朝坚持“立国以长，万古纲常”，(8)《明神宗实录》卷445，万历三十六年四月壬午条。认为光海君是宣祖的庶次子，继承王位不合礼制，庶长子临海君才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驳回光海君的册封请求，还派使臣调查王位继承事宜。明朝确认临海君染病之事后，为稳定朝鲜政局，明神宗下旨正式册封光海君为朝鲜国王，敕曰：“皇帝敕谕朝鲜国权署国事光海君。得奏尔父王薨逝，尔兄病废，通国臣民合词请命，应尔承袭。封尔为朝鲜王，继理国政，仍封尔妻柳氏为国王妃，佐理内政”。(9)《光海君日记》卷17，光海君元年六月辛亥条。历经千辛万苦，光海君终于获得明朝的册封。

光海君即位后，在朝鲜内部采取一系列手段稳固王位。首先，流放临海君。临海君是宣祖的庶长子，在王位继承上优先于光海君，况且他深得南人党和明朝的支持，对王位存有觊觎之心。临海君的存在极大地威胁到光海君的王权，妥善解决此事至关重要。因此，光海君启用大北派，铲除小北派势力，重新召回郑仁弘、李尔瞻等大臣，增强大北派在朝中的影响力。在大北派的操纵下，朝鲜官员尹让、宋应洵等率先上疏曰：“临海君珒久畜异志，养兵藏甲，可疑之迹，人无不知者久矣。请断以大义流之绝岛，以图宗社之安，以为保全之道”。(10)《光海君日记》卷1，光海君即位年二月辛未条。朝臣指控临海君招兵买马，意图造反，请求惩治临海君谋反的罪行。关于临海君谋逆一事，光海君一方面顾念手足之情，不忍治罪；另一方面，不愿背上弑兄的恶名，遂下旨：“令右边捕盗大将边应星，率其所属军，且给炮手若干名，使之严守，禁其出入之人”，(11)《光海君日记》卷1，光海君即位年二月辛未条。将临海君囚禁于家中，禁止他与外人接触。不久，朝臣又接连上疏央浼按律处置临海君，光海君便下令将临海君流放至乔桐。(12)[朝鲜王朝]李肯翎：《燃藜室记述》卷21，《废主光海君朝故事本末》，《临海君之狱》。

其次，废黜永昌大君。永昌大君是宣祖嫡子，依照传统礼制的规定，享有继承王位的权利，而且他能同时获得生母仁穆大妃、外戚金悌男以及小北派残余势力的支持，其实力也不容小觑。恰巧此时朝鲜官员的庶子徐羊甲、朴应犀和沈友英等七人因偷盗商人钱财被捕，供曰：“我等非窃贼，将举大师，欲备粮械，潜通国舅金悌男，欲拥立永昌大君为主”。(13)[朝鲜王朝]李肯翎：《燃藜室记述》卷21，《废主光海君朝故事本末》，《朴应犀之狱》。他们受外戚金悌男的指使收买武士，计划率军攻入宫殿，欲推翻光海君政权，重新拥立永昌大君为王。此事一出，便在朝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朝鲜官员即刻上书要求按律诛杀永昌大君，削夺金悌男的官爵。对此，光海君表示“贼徒君设有拥立之计，大君何以知之？金悌男事，已与大臣议定”。(14)《光海君日记》卷66，光海君五年五月丙寅条。他认为永昌大君只是孩童，并不知徐羊甲等人的谋逆大计，但金悌男身为国舅，犯有谋逆之罪，同意削夺其官职。在此案接近尾声时，朝臣再次上疏请治金悌男、永昌大君谋逆之罪，光海君曰：“金悌男，今当赐死”，(15)《光海君日记》卷66，光海君五年五月丁亥条。命将金悌男于西小门外赐死，废永昌大君为庶人，安置于江华。

最后，严密监视定远君。定远君既非长子，又非嫡子，与临海君和永昌大君相比，他的政治同盟西人党实力较弱，对光海君威胁较小。令人意外的是，庶人权聪“上疏告变，且指定远母子，有谋危之事”，(16)《光海君日记》卷54，光海君四年六月乙酉条。指控定远君意图谋反。光海君还听说“定远君及佺有异相，又闻定远塞门里第及仁嫔先垅有王气，心常疑之”。(17)《光海君日记》卷94，光海君七年闰八月戊午条。他对定远君第三子绫昌君李佺的相貌及所居的塞门里、仁嫔安葬之地有象征着国王气运的事情深感不悦。虽然定远君上疏为自己申辩，但光海君开始防备定远君。不久，朝鲜官员又上疏称：“申景禧潜谋不轨，推戴绫昌君”。(18)[朝鲜王朝]李肯翎：《燃藜室记述》卷21，《废主光海君朝故事本末》，《申景禧之狱绫昌君》。绫昌君与朝鲜官员申景禧等人联合企图谋逆，令光海君对定远君、绫昌君颇为忌惮，因此将“绫昌君锢于绝岛”。(19)[朝鲜王朝]李肯翎：《燃藜室记述》卷21，《废主光海君朝故事本末》，《申景禧之狱绫昌君》。最终，定远君病逝而去。

光海君从世子到即位为国王的坎坷过程中，庶次子的身份始终是他的致命弱点。由于身份问题，他不仅没能得到朝鲜大部分朝臣的支持，还给其他王子及大臣以可乘之机，致使王位合法性遭到质疑。光海君继任为王后，极力扶植自身势力，利用大北派相继铲除了威胁王位的兄弟，既稳固王位，又压制朝中的党派纷争。光海君为强化王权做出的种种努力，为追尊生母为“恭圣王后”一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光海君在朝鲜国内追尊生母为“恭圣王后”

光海君的王位看似稳若磐石，实际却并非如此，其庶次子身份仍时刻威胁着王权的合法性。为改变生母恭嫔金氏的身份地位，光海君做出移奉恭嫔金氏牌位、改变祭奠礼仪和追尊“恭圣王后”的大胆尝试，但这种行为有僭越传统礼制的嫌疑，在朝鲜掀起了轩然大波。

光海君先从移奉恭嫔金氏牌位、改变祭祀礼仪着手提高生母身份。光海君提出将生母牌位移入供奉朝鲜国王正妃的孝敬殿，官员李恒福等人极力反对，曰：“请依礼官议，移奉潜邸”，(20)[朝鲜王朝]李肯翎：《燃藜室记述》卷21，《废主光海君朝故事本末》，《追崇恭嫔》。他们认为恭嫔是宣祖妾室，不得逾越礼制移入孝敬殿，应按例将牌位送往莲池洞旧宫。光海君迫于压力放弃移奉牌位。移奉失败后，光海君打算改变祭祀礼仪，在太庙祭奠生母，遭到群臣抵制，群臣上疏曰：“以天朝之事言之，则孝宗皇帝追崇母妃纪氏，别建奉慈殿，尊崇之典，极其隆盛，其祭礼则乃用原庙之制。以我朝之事言之，则恭惠王后昭敬殿即与顷日孝敬殿一样，而其祭礼一依原庙之制……未入太庙，则其祭礼，自别于庙也”。(21)《光海君日记》卷27，光海君二年闰三月戊辰条。其中“孝宗皇帝”是指明孝宗，“恭惠王后”即朝鲜成宗王妃韩氏。明孝宗曾按照礼制另设奉慈殿祭祀生母纪氏，《明孝宗实录》有云：“神主亦宜特建别庙奉享，庶合古制”，(22)《明孝宗实录》卷7，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壬戌条。此处“神主”指的是纪氏牌位，妥善处理这种亲情与礼法之间的矛盾问题。朝鲜成宗同样效仿此法，在昭敬殿用原来的庙制祭奠王妃韩氏。朝臣依据明孝宗与朝鲜成宗遵循旧制祭祀之例，反对改变祭奠礼仪，采用太庙的礼仪制度祭奠恭嫔。经过君臣的多次商讨，光海君做出让步，曰：“奉慈殿祭礼，依原庙例磨炼为之”，(23)[朝鲜王朝]李肯翎：《燃藜室记述》卷21，《废主光海君朝故事本末》，《追崇恭嫔》。文中“奉慈殿”即恭嫔，同意按原有庙制祭奠生母。上述两件事都惨遭失败主要与以下因素有关：一是移奉牌位、改变祭祀礼仪与恭嫔的妾室身份明显不符；二是旧制流传已久，光海君无法在短时间内推翻旧制，以免反对势力趁机作乱。

虽然光海君屡次受挫，但他大胆决定追尊恭嫔为“恭圣王后”，再次引发朝野非议。朝鲜礼曹官员上疏反对追尊恭嫔为后，曰：“我国生时称妃，上仙则称后，既有祖宗成例。考之古典，以妃升后，后之与妃，等级稍别。今宜追尊为妃，以示稍隆之别”。(24)《光海君日记》卷26，光海君二年三月己亥条。他表示按照传统礼制规定，朝鲜国王嫡妻在世时称作王妃，逝世称为王后，恭嫔作为宣祖妾室，自然无法称“后”，提议追尊恭嫔为妃，以示嫡庶有别。李德馨、李元翼等朝臣也赞同上述看法，曰：“皇朝孝宗，虽尊生母贵妃为后……今若上以后号，必有二尊之嫌”。(25)《光海君日记》卷26，光海君二年三月己亥条。他们主张虽然明孝宗曾追尊生母贵妃纪氏为后，但追尊恭嫔为后有无视嫡庶尊卑的嫌疑。面对群臣的质疑，光海君仍执意追尊生母为后，下令“追尊私亲恭嫔金氏为慈淑端仁恭圣王后”。(26)[朝鲜王朝]李肯翎：《燃藜室记述》卷21，《废主光海君朝故事本末》，《追崇恭嫔》。光海君成功追尊生母，一方面是因为他不畏艰难，坚持追尊生母为后；另一方面明朝皇帝追尊生母的旧例成为他说服朝臣的重要依据，使恭嫔获得正室名分。

光海君通过追尊生母为后的方式伸张了孝子之情，成功提升生母的身份地位。虽然他在移奉恭嫔金氏牌位、改变祭祀礼仪以及追尊生母的事件上的行为直接威胁到嫡庶有别的礼制秩序，不可避免地激化了王权与礼制间的矛盾，但礼制对王权的约束作用依旧不容小觑，光海君最终没能彻底推翻礼制，还是依据明朝的先例追尊。

三、光海君遣使赴明朝请封生母为“恭圣王后”

为稳固生母的合法地位，光海君先在1613年派遣使臣赴明朝请封生母“恭圣王后”为朝鲜王妃，又于1615、1616年两次遣使入明请赐“恭圣王后”冠服。在此过程中，朝鲜与明朝围绕“恭圣王后”追封问题发生争执，个中缘由，无疑值得关注。

(一)请封朝鲜王妃

恭嫔已经在朝鲜国内被尊为王后，但其合法地位仍需得到明朝的认可，因此光海君准备选派奏请使臣赴明朝请封生母为“恭圣王后”。光海君命朝臣商议请封事宜，朝鲜官员大致分为两派：一派是以司宪府为首的多数官员反对遣使，曰：“奏请使，虽出于圣上之至情，揆以事势，必有后悔。请勿遣奏请使”，(27)《光海君日记》卷60，光海君四年闰十一月丁丑条。他们主张重视亲情固然无可厚非，但绝不能感情用事，贸然遣使可能触怒明朝。另一派是以郑仁弘为代表的少数官员支持遣使，称：“一君三后，前古有无，亦未能知矣。但我朝事大，有同一家，大小事情，无有隐讳，似不可讳之。以尊亲之意，具由告禀，似无害于情理矣”。(28)《光海君日记》卷59，光海君四年十一月辛卯条。此处“一君三后”即朝鲜宣祖正妃懿仁王后、继妃仁穆王后和恭嫔恭圣王后三位王后，他们认为明朝是否同意请封虽不可知，但恭嫔已经被尊为后，理应及时遣使向明朝禀告此事。针对上述意见，光海君表示：“显亲之情，自不能已……假令请之不得，有何伤乎？顾惟呈文先试”，(29)《光海君日记》卷63，光海君五年二月癸丑条。他强调为母扬名合乎情理，即使明朝不同意册封，也未必会怪罪朝鲜，可先递交奏文试探明朝的态度。

光海君为推动请封生母为“恭圣王后”的进程，亲自撰写奏文。在奏文中，光海君交代生母的家世背景。《光海君日记》云：“臣母金氏，故领敦宁府事金希哲之女，先父王臣讳，受命之初，纳为副室……况母以子贵，传记所称，欲显其亲，人子至情”。(30)《光海君日记》卷73，光海君五年十二月甲午条。此处“金氏”是“恭圣王后”，“先父王臣讳”即宣祖，光海君阐释请封目的在于追崇生母，以示对其早逝的思念之情。光海君还援引明朝旧例为请封提供相应的支撑，又云：“臣先祖康靖王臣讳，于成化十一年(1475年)奏请，追尊生父及母，钦蒙宪宗皇帝即命准许，追封其生父讳，为怀简王，生母韩氏为王妃，并赐诰命、冠服，顺付陪臣金窒等之还。又于成化十六年(1480年)，请封副室尹氏为妃，钦蒙宪宗皇帝即准许王妃之封，仍赐诰命、冠服，顺付陪臣韩名浍之还”。(31)[朝鲜王朝]李肯翎：《燃藜室记述》卷21，《废主光海君朝故事本末》，《追崇恭嫔》。其中“先祖康靖王臣讳”即朝鲜成宗，“宪宗”是指明朝宪宗皇帝，他列举明宪宗曾同意追封朝鲜成宗的生父为怀简王、生母为怀简王妃以及封妾室尹氏为朝鲜王妃的事例，说明明朝有追封朝鲜王妃先例，论证此次请封的合理性。最后，光海君提出请封生母为“恭圣王后”的要求，曰：“伏惟圣慈天地父母，俯察微臣追远之情，亟命该部，比照先今事例，特许追封金氏为妃，并赐诰命、冠服，以广孝理”，(32)《光海君日记》卷73，光海君五年十二月甲午条。希望明朝理解自己思念生母之情，效仿明宪宗旧例，册封“恭圣王后”为朝鲜王妃，赐给诰命、冠服。

请封奏文撰写完毕后，光海君于1613年首次派遣册封奏请使朴弘耇、李志完持奏文奔赴明朝。鉴于明朝先前册封过朝鲜宣祖嫡妃朴氏、继妃金氏，《明会典》中又有追赠先亡生母的规定：“嫡母受封，而生母先亡者，准追赠”，(33)[明]申时行等修：《明会典》卷6《文官封赠》，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2页。明神宗思虑再三决定追封“恭圣王后”为朝鲜国王次妃，下诏曰：“查隆庆四年(1570年)封嫡妃朴氏，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封继妃金氏，两次诰命俱给付陪臣金贵荣、李光庭赉回。夫不遣于嫡妃继妃，而特遣于次妃；不遣于生封之妃，而特遣于追封之妃，非礼也。付该国陪臣赉回，一以昭怀柔之德，一以示品节之严，一举而仁义两尽焉”。(34)《明神宗实录》卷523，万历四十二年八月丁亥条。明朝按照旧例赐予朝鲜“恭圣王后”诰命，但未赐冠服，以示嫡庶有别。

朝鲜使臣听闻明朝不赐冠服的消息，感到非常不满，为理解这种情况，有必要对冠服制度作简单的追溯。冠源于礼，《礼记》曰：“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故曰‘冠者，礼之始也’”，(35)[清]孙希旦：《礼记集解》(下)，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411页。礼是从举止得体、态度端正、言辞恭顺开始做起。礼制的完善直接推动冠服制度的建立，明朝将冠服当作辨别尊卑贵贱和身份地位的显著标志，同时它也成为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基本手段。(36)张志云：《重塑皇权：洪武时期的冕制规划》，《史学月刊》2008年第7期，第35页。除在本国推行冠服制度外，明朝还赐冠服给朝鲜国王、王妃和世子，将冠服与王位的神圣性与合法性联系起来，如《明会典》记载：“永乐间，给国王冕服九章”。(37)[明]申时行等修：《明会典》卷111《给赐二·外夷上》，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92页。明成祖曾经赐给朝鲜太宗九章冕服，增强朝鲜对明朝“衣冠”的认同感。

正因为冠服是象征次妃身份合法性的关键所在，所以当时同在北京的朝鲜使臣一起向礼部递交文书，希望明朝赐给“恭圣王后”冠服。对此，礼部官员称：“追封本无诰命冠服，而为你国观瞻，特给诰命，俺以该掌再三酌仪题请，奉旨曾未数日，将何辞？”(38)[朝鲜王朝]金中清：《朝天录》，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1册，首尔：东国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06页。他表示追封本就没有诰命冠服，皇帝赐予朝鲜次妃诰命已是特例，严词拒绝朝鲜所请。朝鲜使臣只好放弃冠服，携明朝追封次妃的诰命返回朝鲜。即使没有冠服，光海君依旧欣喜不已，亲自告祭宗庙，命儒生、娼妓颂扬明朝追封的恩典。《光海君日记》曰：“王亲祭宗庙恭圣室，告皇朝诰命。还宫时，耆老、儒生、妓坊献轴称颂”。(39)《光海君日记》卷95，光海君七年九月丙戌条。对光海君而言，明朝同意追封“恭圣王后”为朝鲜次妃实属难得，这标志着“恭圣王后”的地位获得明朝承认，但明朝未赐予“恭圣王后”冠服，渐渐引发朝鲜内部的质疑。

(二)请赐“恭圣王后”冠服

“恭圣王后”冠服的缺失，使次妃身份有名无实，导致朝鲜政局趋于动荡。为尽快解决“恭圣王后”冠服问题，光海君在1615至1616年间两次派遣使臣赴明朝请赐冠服。

明朝未赐冠服一事成为朝鲜官员金孝诚、金尚宪等人公开质疑“恭圣王后”身份的导火索。金孝诚在朝中各处传播“恭圣王后”得位不正的言论，引发其他官员的控诉，上疏曰：“以正妃之说，立帜于今日，一以陷圣明，一以侮恭圣，媒将来不测之祸，为他日宗社之贼者，必孝诚也”。(40)《光海君日记》卷90，光海君七年五月戊午条。文中“正妃”是指朝鲜仁穆大妃，此疏指控金孝诚借正妃说构陷国王、侮辱“恭圣王后”，有动摇宗社的罪名。另外，金尚宪在“恭圣王后”的谢恩文书中使用讥讽王后的词语，司宪府奏曰：“司果金尚宪所制，‘恭圣王后’册封诰命谢恩笺文中，有‘念母贵之由子’，‘窃干观过之听’等语。‘观过’二字，臣子所不敢言者……致有一种邪论，相继而起，不可不绳之以法”。(41)《光海君日记》卷93，光海君七年八月丁亥条。司宪府官员指责金尚宪故意散布谣言，扰乱朝局。针对上述情况，光海君下令从严惩处金孝诚、金尚宪等相关朝臣，压制朝中有关“恭圣王后”的不利言论。

由于朝鲜局势日趋动荡，光海君于1615年派遣陈奏使闵馨男等人赴明朝请赐“恭圣王后”冠服。明朝礼部驳回朝鲜的赐服请求，曰：“隆庆四年(1570年)，封朝鲜国王嫡妃朴氏；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封朝鲜国王继妃金氏，皆给有诰命冠服，然曰嫡、曰继，皆正妃也。若今王所请金氏，生为何室？殁封次妃，其不可同类而例明矣！故生母之得追封，明子贡也；追封生母之不给诰命冠服，示嫡尊也”。(42)《明神宗实录》卷539，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庚寅条。明朝拒赐冠服的原因大致包括两点：一是嫡庶身份地位有所不同，明朝通常仅赐朝鲜国王正妃冠服，宣祖的嫡妃、继妃都是正妃，“恭圣王后”只是次妃，没有冠服理所应当；二是追封生母不赐冠服符合明朝传统礼制的规定。

赐服遭拒后，光海君并未就此放弃，而是重新撰写请服奏文。一方面光海君阐释诰命和冠服间的密切关系，曰：“诰命之与冠服，原非两物，有封爵则有诰命，有诰命则有冠服”(43)《光海君日记》卷109，光海君八年十一月辛未条。，他主张诰命与冠服本是一体，“恭圣王后”既得诰命，也应有与之相配的冠服。另一方面，他列举明朝赐予藩王生母冠服的旧例，即“迩者窃闻，皇朝内藩崇王，查引世宗皇帝准给荆王母妃寿氏册命、冠服事例，迄追封其生母，朝廷怜其情愿，准许册命、冠服云……远遵宪宗皇帝成式，近照荆、崇二藩典例，特命该部，便将臣母冠服，并许完给”。(44)《光海君日记》卷109，光海君八年十一月辛未条。文中的“世宗皇帝”即明朝世宗皇帝，光海君恳请明神宗参照明宪宗赐朝鲜成宗王妃冠服、明世宗赐藩王生母冠服的旧例，赐给“恭圣王后”冠服。

光海君于1616年再次派出冠服奏请使李廷龟等人前往明朝请赐冠服。明朝礼部认为光海君请赐“恭圣王后”冠服的情况与藩王不同，曰：“即崇王生母有赐，亦崇王愿移其妃之冠服于母，因而徼异数之宠。第奉有明旨不为例，则非臣子可概援以屡徼明矣……此俟圣明乾断，非臣部所敢知也”。(45)《明神宗实录》卷555，万历四十五年三月辛卯条。礼部官员指出藩王生母冠服合乎礼法，据《明会典》记载：“侯伯以旁支承袭，奏将自己并妻应得诰命，移封所生父母、祖父母者，准给”，(46)[明]申时行等修：《明会典》卷6《功臣推封》，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0页。藩王将王妃冠服转给生母是当时皇帝赐予的特殊恩典，此事还需明神宗亲自定夺。鉴于朝鲜是抵御后金的关键力量，明神宗同意破例赐给“恭圣王后”冠服，下令曰：“王既屡次恳请，姑准给与”。(47)《明神宗实录》卷555，万历四十五年三月辛卯条。“恭圣王后”获赐冠服，光海君不禁喜出望外，称：“皇恩如海，冠服又降。感结幽明，徒自涕泣”，(48)《光海君日记》卷116，光海君九年六月丁巳条。感念明朝的赐服恩德。至此，请赐“恭圣王后”冠服一事尘埃落定。

请封“恭圣王后”事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请封“恭圣王后”为朝鲜国王王妃，明朝考虑到先前册封过两位王妃，便给“恭圣王后”朝鲜国王次妃诰命，不赐冠服。第二阶段是请赐“恭圣王后”冠服，第一次请赐冠服被明朝以嫡庶有别、有违礼制为由拒绝赐服，第二次请赐冠服获得明朝允准。明朝突然一反常态，破例赐予冠服主要缘于两点：一是明神宗体谅光海君的孝子之情。明神宗曾经尊其生母李贵妃为慈圣皇太后，与仁圣皇太后平起平坐，他能理解光海君追尊生母的行为。二是受当时政治局势的影响。当时正值“明清鼎革”之际，后金实力渐强，严重威胁明朝在东亚的统治地位，明朝亟须拉拢朝鲜，共同对抗后金。(49)刁书仁：《论萨尔浒之战前后后金与朝鲜的关系》，《清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43-50页。此时妥善处理好“恭圣王后”冠服之事，进而维护本国的政治利益，就显得格外重要，因此明朝选择答应光海君的请求，达到安抚朝鲜的目的。

四、结语

礼制具有双重作用，其一是确保王权合法性，其二是约束王权。如果封建统治者破坏尊卑有度、等级分明的礼制秩序，那么王权合法性将会遭到严重质疑，社会也会陷入混乱之中。光海君违背嫡长制度，以庶次子的身份继承王位，致使王权饱受非议。他即位以来，通过流放临海君、废黜永昌大君以及监视定远君的方式，加强王权，控制朝中舆论。即使如此，王权合法性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为彻底解决该问题，光海君不惜与礼制相抗，尝试移奉恭嫔金氏牌位、改变祭祀礼仪以及追尊生母，但他依旧受到礼教的钳制，只能依据明朝的先例追尊。之后，光海君又以请封的方式获得明朝所赐的次妃诰命及冠服，证实其王权的合法性，明朝则利用请封加强对朝鲜的控制，进而稳固双方的封贡关系。由此可见，王权在某种情况下也会反作用于礼制，运用礼制实现政治目的。

请封“恭圣王后”事件，对朝鲜和明朝两国都影响深远。就朝鲜而言，光海君通过追尊生母为后的方式改变庶次子身份，达到嫡长制度的要求，不仅借明朝的力量证明王权的合法性，还平息了朝中的不利舆论。在此过程中，光海君与坚守礼制的朝臣发生激烈冲突，逐渐失去朝臣的支持，使朝鲜政局陷入混乱，导致“仁祖反正”的发生。就明朝而言，明朝采用赐给“恭圣王后”诰命、冠服的手段笼络朝鲜，增强朝鲜对明朝的认同感，还推动明朝与朝鲜两国关系深入发展，但这种做法却违背了传统礼制规定，使得礼制秩序遭到严重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