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云春

（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在题为“单一故事的危险性”的演讲中，非洲文坛新星阿迪契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1977-）从自身经历出发，论证了“将一群人反复讲述成某种东西，并且只是那种东西，久而久之他们就变成了那样”，是剥夺其权益、诋毁其人性、践踏其尊严“最简单的方法”[1]。 几个世纪以来，非洲人就是在往复循环的单一故事中被塑造成了 “灾难”大陆的低等物种，那里似乎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类”[2]（P174）。 这样的刻板非洲为非洲文学所构建， 也被西方学者和内化了西方话语的非洲本土学者的非洲文学研究所形塑。 相关研究往往将非洲文学矮化成了 “政治性有余而文学性不足”[3]（P47）的存在。

进入21 世纪后，新的时代语境赋予了非洲作家更开阔的创作视野、更丰富的创作素材，他们的文学思想、创作主题、艺术手法也更为多样。 国外的相关研究虽然渐呈视角多样、话语多元的趋势，但相当程度还是各方势力表达政治立场、 维护族群权益的场域， 展示的依然是非洲作为灾难大陆的单一形象。 这一点从津巴布韦（为行文方便，后文简称“津”）英语文学的国外研究就足见一斑。津本土语文学 （主要有绍纳语文学和恩德贝莱语文学）虽然也不容小觑，但英语文学成就最大，是非洲英语文学的一大重镇，随着津于21 世纪进入文化转型期更取得了不俗成就。 这一时期的津英语文学贴近当下现实， 是当今时代与我们共处一个地球村的津巴布韦人的精神家园， 可以为我们了解以他们为代表的非洲民众的生存境遇、 思想情感、民众心理、民族性格等提供参照，并启发我们对从中折射出来的人类共通经验和面临的相似问题做出思考。国内的相关研究方才起步，国外相关研究则成果丰硕。 其研究者来自非洲、英美等国，以津本土和“津巴布韦危机”（ZimbabweanCrises）①“津巴布韦危机”始于20 世纪和21 世纪之交，持续了十余年之久，至今尚未完全结束。 主要表现为政治局势不稳，经济急剧衰退，社会动荡不堪等。 导致危机的历史、现实原因极为复杂，始于2000 年的“快车道”土地改革运动（Fast Track Land Reform Program, 简称FTLRP）是其要因。这项运动计划从大规模商业化的白人农场主处获得八百多万公顷的土地，以分配给贫困的、或中等收入的没有土地的黑人。 改革将原本被白人占据的绝大多数土地都转交到了黑人手中，基本上纠正了殖民历史遗留的土地分配严重不公的问题。 但改革中出现了多起暴力驱逐白人农场主及其工人的事件，还给津巴布韦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带来挑战，因而引发广泛关注和巨大争议。后流散欧美的学者为主。他们大多以种族为界限，讨论黑白种族的对立， 基本忽略二者的对话与交融；重点分析非洲民众的苦难体验，对作品中积极的、生成性的力量关注不足；侧重探讨作品的政治意蕴，对多元主题、艺术价值重视不够。 这样的研究趋势在非洲文学研究中并非个案， 无疑会将非洲形象扁平化、将非洲文学成就和艺术水准降格，启发我们思考中国视角之于非洲文学研究的意义。

一、彰显黑白种族的鲜明对立

津英语文学向来“黑”“白”分明。 黑白种族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文学思想、基本立场和生存境遇，他们的文学因而在创作题材、作品主题、关注重心等方面差异显著。与此同时，由于种族和解的发展， 黑人和白人作家的创作又不乏共通的题材和主题、相似的思想和情感，尤其进入21 世纪后。就现有研究看， 大多研究者都将白人和黑人英语文学分开讨论， 二者之间的相通之处得到的关注则十分有限；而且，白人文学难以得到黑人主政的主流文化的认可，彰显的是黑白种族的隔阂和对立。

如此“黑”“白”界限清晰的研究倾向，在探讨身份认同危机时就很明显。21 世纪许多津英语作家都描述了津巴布韦人在国内外的境遇， 特别对“我是谁”或“我不是谁”等问题做出了思考，对他们经历的身份认同危机做出了探讨。 但大多数研究都将白人和黑人文学分开讨论。 就白人的身份问题而言， 学界主要探讨白人在非洲难以找到归属的现状及成因。 《津巴布韦的白性——种族、风景和归属问题》（Whiteness in Zimbabwe-Race,Landscape, and the Problem of Belonging, 2010）分析了19 世纪后半期至21 世纪初在津白人为扎根非洲所做的各种尝试， 认为他们虽然在文学想象中“建立起了文化权威”，为“流亡的欧洲白人塑造了归属感”[4]（P2），却难以找到心灵归属。 还有多篇论文也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白人对非洲及其文明的偏见、对殖民身份的留恋、对黑格尔式的白人至上主义的坚守， 并指出正是这样的心理导致白人难以融入非洲，还加剧了种族隔阂，在21 世纪的当下尤其不合时宜。②See: SynedMthatiwa. Home and Belonging in Irene Sabatini’s The Boy Next Door and Andrea Eames’ The Cry of the Go-Away Bird [J].The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 2, 2018; TavengwaGwekwerere. Settlers, Rhodesians, and Supremacists: White Authors and the Fast Track Land Reform Program in Post-2000 Zimbabwe [J]. Journal of Black Studies, 1, 2018; CuthbethTagwirei.The “Horror” of African Spirituality [J].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2, 2017; CuthbethTagwirei. From “Bush” to “Farm”: Emplacement and Displacement in Contemporary White Zimbabwean Narratives [J]. The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 3, 2016.不仅白人在非洲找不到归属， 危机中流离失所的大量津黑人民众同样遭遇了身份认同危机。 相关研究有的从城市内部空间的流动性分析人物的身份迷失和安全感缺失；有的解读了人物寻求身份认同的艰难历程； 还有的从叙事技巧和语言特点切入， 分析人物的主体分裂。③See: Terrence Musanga. Intra-Urban Mobilities and the Depiction of the City in Zimbabwean Fiction as Reflected in Valerie Tagwira’sUncertainty of Hope [J].Journal of Black Studies, 1, 2015; TendaiMangena, Aaron Mupondi.Moving out of Confining Spaces: Metaphors of Existence in the Diaspora in Selected Zimbabwean Writing [J].Africana, 3, 2011; Madhu Krishnan.Contemporary African Literature in English:Global Locations, Postcolonial Identifications [M].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4.可见，即使是黑白英语文学中的相似主题，国外研究也分开讨论， 是种族隔阂在文学研究领域的映射。

即使同时讨论黑人和白人英语文学的研究也将二者对立。黑人民族主义批评家代表露比·马格斯旺韦亚（Ruby Magosvongwe, 1974-）的多种研究①See: Ruby Magosvongwe. Land and Identity in Zimbabwean Fiction Writing in English from 2000 to 2010: A Critical Analysis [PhD Thesis], Cape Town: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2013; Ruby Magosvongwe. This Is Our Land: Land and Identity in Selected Zimbabwean Blackand white-authored Fictional Narratives in English Published Between 2000-2010 [J].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African Languages, 2, 2015;Ruby Magosvongwe. Land and Racial Domination in Zimbabwe: An African-centered Critical Analysis of Selected Post-2000 Zimbabweanauthored Novels [J]. Journal for Studies in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2, 2013.就是如此。这些研究同时讨论白人和黑人英语文学，在21 世纪土地改革背景下探讨黑人和白人的身份认同。但她对两类文学做的是对位阐释，对白人英语文学还是以批判为主， 并没有开掘黑人和白人作家作品中客观存在的对话与交融。

此外， 津英语文学研究领域的种族对立还表现为白人文学难以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1980 年独立后，津的白人文学被边缘化，是白人难以融入主流文化的表征。至今，在数以百计的白人作家中， 也只有极少数亲黑人民族主义者的作家， 如阿瑟·西尔立·克里普斯 （Arthur Shearly Cripps, 1869-1952）、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2013）、 布莱昂尼·希姆 （Bryony Rheam,1974-）等，才能进入文学主流。 “津巴布韦白人写作的成核现象”[5]一文就系统讨论了白人文学遭主流意识形态排斥的现象及其成因， 并指出为了缓和种族矛盾、促进种族和解，有必要吸纳白人文学作为津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篇文章关于白人文学只有少部分宣传殖民思想的观点有待商榷，因为不少白人作家的作品都种族歧视色彩浓厚，但的确也有作家自觉摆脱了殖民意识形态的影响。

21 世纪津英语文学的国外研究 “黑”“白”分明，是津英语文学以种族为界限的体现，也是津社会的种族矛盾在文学研究领域的映射。 津的黑人和白人英语文学的确差异显著。21 世纪种族关系恶化后， 文学作品中更不乏对种族对立情绪的渲染。与此同时，黑白种族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相处和共融， 独立之初黑人政府采取的和解政策也成效显著， 种族融合的现象在现实生活和文学世界并不鲜见。 而且，新一轮的种族冲突给津的社会、政治、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说明种族融合对其国家稳定、经济发展甚为关键。 正因为如此，2017 年新上任的总统就采取了各种措施吸引前白人农场主重回津。为了促进和解，文学创作和研究也有必要突破黑白文学经验的分野，寻求二者的对话，以发挥文学叙事、文学研究深化现实认知、促进社会变革的功能。但现有研究往往带着预设的意图、有色的滤镜解读作品，将种族、民族的鸿沟越拓越深，因而将非洲作为冲突不断的灾难大陆的刻板印象一再复现。就这个意义而言，相关国外研究客观上造成了将非洲矮化、扁平化的后果。具有类似影响的还有那些重点关注非洲形形色色的苦痛与灾难的研究。

二、聚焦非洲大陆的深重苦难

21 世纪津英语文学的国外研究以批判社会乱象、揭示人性黑暗、关注人物悲苦命运为主，凸显的依然是非洲作为一块“灾难”大陆，其间民众所遭受的无尽苦难。 上述以种族为界限的文学研究主要关注的就是人物的身份难题、生存困境等。此外，还有不少研究分析了女性、男性、儿童等群体遭受的种种不幸。 这三种人群的遭遇在 “劳伦斯·赫博《跋涉及其他故事》中的2000 年津巴布韦土地抢夺运动”[6]一文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土地改革造成了男性无能为力、女性更受压迫、儿童无所适从。

还有多种研究分别探讨了女性、 男性和儿童的不幸命运。 女性作为弱者在男权社会、 战争环境、社会危机中的苦难体验得到了较多关注。 “反思生存： 危机中的希望隐喻与冲突和解策略”[7]讨论了危机中男权压迫下的女性的悲苦命运。 本文第三节将重点分析的与《石女》相关的研究也有多种成果探讨女主人公在战争暴力、 男性霸权下的孱弱和无助。 更有研究分析通常作为强势主体的男性被剥夺了男性气概，因而难以履行为人夫、为人父的职责。 “被危机阉割：当代津巴布韦文学中痛苦挣扎的父亲形象”中的父亲们在危机中就“难以承担起为父的职责”[8]；《振兴国家：津巴布韦文学和社会中的父亲形象》（Manning the Nation:Father Figures in Zimbabwean Literature and Society）中的十三篇论文更从文学、历史、政治和社会人类学角度考察津巴布韦的男性气概、 男性身份、父亲形象”等[9]（Pxv），并揭示了津文学史上充斥的是缺席的、弱小的、独裁的父亲。 他们在殖民统治、社会危机等面前无法展现男子汉气概、无从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 也无能为家庭和孩子提供庇护， 有的甚至在与孩子的冲突中成为了加害于孩子的邪恶力量。 儿童的艰难境遇也得到了多方印证。有研究指出，儿童作为最脆弱的群体是危机的最大受害者， 他们的遭遇因而更能表现民众的困苦无助； 还有研究分析儿童作为病态社会中善于打破禁忌的群体， 其反抗者形象的独特意义和深刻内涵。①See: Oliver Nyambi. “No More Plastic Balls”: Symbolic Childhoods in Zimbabwean Short Stories of the Crisis [J]. The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 1, 2016; TendaiMangena. Suffer Little Children: Zimbabwean Childhood Literary Represent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Crisi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ldren’s Rights, 19, 2011.同样探讨儿童遭遇的还有津本土知名文学评论家罗伯特·穆鹏德 （Robert Muponde,1966-）的《有些人的童年：津巴布韦文学中的历史 与 抗 争 意 象 》 （Some Kinds of Childhood:Images of History and Resistance in Zimbabwe Literature）。这部著作从津三代作家的儿童和童年切入，将文学创作与历史、政治等勾连。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对入围布克奖终选名单的小说 《我们需要新名字》（We Need New Names, 2013）中达琳（Darling）的“后国家童年”和“后殖民的后童年”的论述。这样的童年特征是“拒绝接受国家、政府及其赋予的民族身份”[10]（P141）， 并期望以其他身份、政治取代不宜居住的国家的政府的可能性。在论证的过程中， 著者认可并美化了达琳的移民行为，因为她借此打破了大一统的反殖民话语，并突破了官方民族主义的身份边界。显而易见的是，作者选择性地忽略琳达在流散中经历的身份焦虑，她身处美国时对归家的渴望， 还有她对非洲文化的认同。

综上，21 世纪津英语文学的国外研究主要凸显了社会问题，及人们面临的重重困境、历经的种种磨难等。危机为新世纪作家“书写现实和关怀当下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创作素材和充沛的创作热情”[11]（P64）， 社会乱象中民众的苦难体验是他们的重点书写内容。 特别是那些欲将作品兜售给欧美的作家，更可能为了迎合西方读者的阅读趣味、审美习惯而戴上灰黑滤镜将非洲的阴暗面加强和放大。 但这些并非21 世纪津英语文学的全貌。 正如有的学者所言， 津等非洲国家的文学作为非洲现代化进程的见证人，就不仅“记录着各种各样的灾难、战乱、独裁、贫穷、饥荒、瘟疫等人间惨象，也记录着社会方方面面所发生的积极变化”， 是同时“孕育在灾难和希望中”[12]（P62-63）的文学。 21 世纪就有不少津英语作家描写了人际真情、人性美好、生存智慧、生命力的顽强和坚韧、人类对美好未来的构想等，发挥了文学作为人学“懂”人、“怜惜”人、“尊重”[13]（P142）人的功能，还彰显了文学感人的永在力量，即“道义的力量、情感的力量、智慧的力量和美的力量”[14]（P294）。 但相关内容只有屈指可数的学者关注。②See: Nelson Mlambo. Rethinking Survival: Metaphors of Hope and Peaceful Conflict Resolution Methods During Crises Times [J].NJLC, 2, 2013; Anna Chitando.The Girl Child’s Resilience and Agency in NoViolet Bulawayo’s We Need New Names [J].Journal of Literary Studies, 1, 2016; Anna Chitando. Intricate Space: The Fa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in Zimbabwe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Kizito Z. Muchemwa, Robert Muponde. Manning the Nation: Father Figures in Zimbabwean Literature and Society [C].Harare: Weaver Press, 2007.评论家们聚焦非洲苦难，一再强化“灾难非洲”的刻板印象，却遮蔽了非洲发达、先进、美好的一面，不仅不足以呈现非洲文学的整体成就，还会阻碍人们取道文学世界对多元非洲形成全面、深入的了解和透视。 强调非洲文学政治性的研究也具有相似效果。

三、凸显非洲文学的政治关怀

20 世纪的津文学批评主要以是否政治正确为标准，进入21 世纪后，有津本土学者对此提出质疑， 主张以多元方式探究文学作品的复杂维度和丰富内涵[15]（Pxviii），但迄今为止的国外研究主要还是探讨作品的社会政治因素， 将文学研究视为批判现实的工具和意识形态交锋的场域。而且，受泛化的文化批评影响， 结合文本细读的成果并不多见。 很少研究分析作品的语言风格、 艺术手法、叙事策略、文本意象等。 上文论述的以种族为界限和聚焦苦难的文学批评大抵都是从不同角度揭示现实问题、 批判社会不公、 挞伐国家乱象。2021 年新近问世的“津巴布韦第三次解放战争中的生命书写的工具性”[16]重点探讨的也是21 世纪津英语传记文学的政治工具性。此外，国外现有研究重政治内涵的倾向从 《石女》（The Stone Virgins, 2002）的研究成果看就更为明显。 这部小说是津文学史上被称为“作家中的作家”[17]（P5）的依温妮·维拉（Yvonne Vera, 1964-2005）的绝唱之作， 也是津文坛最受关注和好评的作品之一。 在21 世纪津英语文学国外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中，研究《石女》的著述占据很大比例，相当程度上是这一时期津英语文学研究的风向标。 除了少量研究关注叙事技巧和美学特征，①See: Lily G. N. Mabura. Black Women Walking in Zimbabwe: Refuge and Prospect in the Landscapes of Yvonne Vera’s The Stone Virgins and TsitsiDangarembga’sNervous Conditions and Its Sequel, The Book of Not [J].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3,2010; Sara Nuttall. Inside the City: Reassembling the Township in Yvonne Vera’s Fiction [A]. Robert Muponde, RankaPrimorac.Versions of Zimbabwe: New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and Culture [C]. Harare: Weaver Press, 2005.绝大多数研究都重点探讨政治内涵。

首先，维拉的小说被认为是津“非官方的真相委员会”[18]（P173），已有多种研究充分肯定了她在《石女》中描写“古库拉洪迪”（Gukurahundi）的勇气。这一系列屠杀事件发生在津独立之初的1982-1987 年间， 由两大民族间的矛盾引发。 绍纳人（Shona）主导的政府军队为了镇压“叛徒”，在恩德贝莱人（Ndebele）聚居地实施了屠杀。在《石女》问世的2002 年，津官方叙事对“古库拉洪迪”已沉默二十来年。维拉直面津历史上的兄弟相残，是首位打破官方禁忌的津本土作家，自然引发多方讨论，特别是津本土和欧美世界对津政府不满的各方势力的关注。 《哥伦比亚中非英语文学指南： 始于1945》 （The Columbia Guide to Central African Literature in English Since 1945, 2007）[19]就强调维拉描写这一事件的无畏精神。 还有多种研究也都关注《石女》对“古库拉洪迪”的揭示、对津官方叙事的颠覆。②See: Maurice TaonezviVambe. Problems of Representing the Zimbabwean War of Liberation in Mutasa’sThe Contact, Samupindi’s Pawns& Vera’s The Stone Virgins [A]. Ernest N. Emenyonu. War in African Literature Today, 26 [C]. Suffolk: James Curry, 2008;Terence Rangar. History Has Its Ceiling: The Pressures of the Past in The Stone Virgins [A]. Robert Muponde, MandiTaruving. Sign and Taboo: Perspectives on the Poetic Fiction of Yvonne Vera [C]. Harare: Weaver Press, Oxford: James Curry, 2002; Paul Zeleza.Colonial Fiction: Memory and History in Yvonne Vera’s Imagination [J].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2, 2007; PrebenKaarsholm.Coming to Terms with Violence: Litera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Public Sphere in Zimbabwe [A]. Robert Muponde, RankaPrimorac.Versions of Zimbabwe: New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and Culture [C]. Harare: Weaver Press, 2005; Lene Bull Christiansen. Yvonne Vera: Rewriting Discourses of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Zimbabwe [A]. Robert Muponde, RankaPrimorac. Versions of Zimbabwe: New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and Culture [C]. Harare: Weaver Press, 2005.

其次，《石女》作为一部谴责津政府支持的“针对平民的暴力的小说”[20]（P149）， 还吸引了学界从不同角度对其中的暴力和创伤展开分析。 相关研究有的讨论了小说的“暴力美学”，但重点探讨的还是暴力背后的政治意蕴。知名津文学批评家兰卡·普瑞莫乐克（RankaPrimorac, 1968-）[18]（P168-170）分析了维拉不直接描写血腥杀戮的暴力美学， 探讨了党派斗争、 民族矛盾给民众尤其是女性造成的身心创伤。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 《当代非洲英语文学——全球迁徙与后殖民身份认同》（Contemporary African Literature in English:Global Locations, Postcolonial Identifications,2014）等。

由是观之，国外的21 世纪津英语文学研究虽有多元化的端倪， 但还是侧重开掘文本的政治意蕴。 《石女》作为津文学史上研究成果最丰硕的作品之一，现有研究大多探讨它对“古库拉洪迪”的揭发、对津官方历史的颠覆、对暴力政治的挞伐，凸显的是小说的政治意蕴。那么，读者不禁要问的是，上述关注重心是小说最重要的主题吗？是作家要表达的最显著、最关键或唯一的文本意图吗？

对于一部优秀小说而言，答案自然是否定的。诚然，维拉身为爱国心切的恩德贝莱族作家，借描写与“古库拉洪迪”有关的政治暴力，以期津正视历史，并采取适当措施促进民族和解，这样的创作目标也是伟大的。 但现有研究大多止步于《石女》对政治暴力的批判， 却忽略了与之密切相关的对民族携手的憧憬、对民族融合的构想。而且，“古库拉洪迪”的相关内容在小说中其实占比很小。占据重要篇幅的是两段富有象征意义的爱情。此外，小说中的反殖话语、希望书写、反战主题、两性关系等，也都富有洞见；还有大量文学意象、文本细节，及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巧妙的叙事手法等，也都意蕴深刻。只有结合文学和跨学科的多种理论，才有可能开掘这部小说的丰富内涵和审美特征， 并确立它在非洲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以彰显此类非洲文学作品的艺术水准和文学价值。 但相关内容得到的关注十分有限。①维拉的朋友、历史学家兼作家保罗·泽力扎（Paul Zeleza, 1955-）所著的“殖民小说：维拉想象中的记忆和历史”探讨了《石女》结尾部分的希望书写，但只是止于简要的浅表分析。《泪流之地：现代津巴布韦小说和政治研究》同样论及了《石女》结局所蕴涵的乐观情绪，但也只是简单提及。 还有学者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探讨了小说中积极的两性关系。 （See: Paul Zeleza. Colonial Fiction: Memory and History in Yvonne Vera’s Imagination [J].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2, 2007; RankaPrimorac. The Place of Tears: The Novel and Politics in Modern Zimbabwe [M]. London: Tauris Academic Studies, 2006; Arlene A. Elder. Narrative Shape-shifting: Myth, Humor &History in the Fiction of Ben Okri, B. Kojo Laing, Yvonne Vera [M]. New York: James Currey, 2009.）

《石女》的研究状况在非洲文学研究中并非孤案。 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 1923-2014）的研究中占主导的也是对政治关怀的探析， 不足以展现她作为一位伟大作家的艺术成就。 东部非洲英语文学起步期的代表作 《面向肯尼亚山》（Facing Mount Kenya, 1938） “集文学性、抵抗性和自传性于一身”[21]（P104），具有明显的文学价值，但学者大多凸显其政治性， 基本忽略其文学性和艺术性。就《缺席了，英语教师》这部津文学史上的重要小说而言， 现有研究也主要分析作家着墨并不多的对黑人精英的批判， 对其中显而易见的非洲白人对殖民的反省、为殖民赎罪的决心、对种族和解的憧憬等，则几乎全然忽视；对其中俯拾即是的文学意象和叙事技巧亦然。迄今为止，轻视或无视非洲文学的艺术价值， 将非洲文学定义为政治宣言书和派系斗争武器的观念， 依然是学界低估非洲文学的主要依据。正因为如此，非洲文学研究如果继续像《石女》为代表的国外津英语文学研究那样凸显政治性、轻视或忽略文学性，无疑会固化外界对非洲文学的片面认知， 并强化非洲文学缺乏艺术性、审美性的偏见。真正有中国学者立场的视角的介入有助于纠正这一偏见。

四、呼唤中国视角的积极介入

从新世纪津英语文学的研究现状可见， 国外学者很大程度上固化了外界对非洲和非洲文学的刻板认知。 这在非洲文学的研究中具有相当代表性。 事实上，欧美或受欧美文学观、批评观影响的非洲文学研究和西方其他诸多学科和媒介一样，本身就是将非洲“他者化”的西方文化生产线上的重要一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西方和深受西方批评范式影响的非洲文学研究更是陷入后殖民研究范式，重点从历史、政治、文化等角度解读。这样的研究倾向还与津等非洲国家当下复杂的政治局势、尖锐的种族和民族矛盾有关，也与非洲作家的文学观念有关。 中国视角之于非洲文学研究的意义据此得以凸显。

津的种族问题常与民族问题交织， 文学研究中的种族和民族界限是折射相关问题的一面多棱镜。 殖民伊始， 白人与恩德贝莱族关系就更为密切。 来自欧洲的传教士和猎人最初从南非进入津时首先就与西南边的恩德贝勒人建立起了联系，随后才与周围的绍纳人等部落接触。 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也是恩德贝莱人。 身材高大的他们比起相对矮小的绍纳人更符合白人的审美标准， 因此更能获得殖民者的青睐。 殖民者采取的 “分而治之”的政策还有意抬高恩德贝莱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地位[22]（P151），因而强化了两大民族的对立。 “古库拉洪迪” 事件后， 白人自然站在恩德贝莱人一边，极力谴责绍纳族占据主导的津政府。 至今，恩德贝莱人也常与白人联手对抗津政府， 意图分享政权，甚至谋求独立建国。 这在21 世纪津英语文学批评中的表征就是， 白人和恩德贝莱族学者囿于自身立场，或出于维护族群利益，大多将文学批评当成政治斗争的工具， 重点关注国家多难和民生多艰， 且将这一切片面地归咎于政府的管理不当。 那些向上、向善、向阳的内容，那些具有前瞻性、建设性的思想得到的关注则很有限。这样的研究趋势忽略了文学作为富有想象力的学科， 其创造性所具有的构建和谐社会、 憧憬美好未来的功能，以及其中所蕴涵的积极性、生成性力量。 不难想象， 此类扩放津暗黑面的文学研究更易在英语世界获得发表和传播的机会。而且，这种声音还占据压倒性优势， 将同期津英语文学作品中的其他声音压制、遮蔽，或有意忽略。

从非洲文学观念看， 重文学作品现实功用的传统也是国外现有研究倾向的一大成因。 非洲作家向来强调 “作家是民众的导师， 主张艺术为人生”，非洲现代文论因而充满了“实践论”和“功能主义”[12]（P65），非洲文学批评看重的也是“作家如何通过艺术介入紧迫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23]（P28）。受这样的文学观和批评观影响， 非洲文学中的各类问题和政治意图向来备受重视，“政治性和抵抗性”[21]（P118）也就成了评判非洲文学的重要标准，同时也成了有的学者贬低非洲文学、 轻视其艺术价值的要因。 虽然政治与文学“始终如影随形，须臾不曾缺场”[3]（P48）的关系在世界各国文学中不无例外，但前有司汤达（Stendhal, 1783-1842）直言政治之于文学 “无异是在音乐会演奏当中突然打出一响手枪”[24]（P115）； 今有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1934-） 指出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文学的差异就在于“个人与公共、诗意与政治的区隔”[25]（P69）。 詹明信突显第三世界文学的政治性虽然并非没有道理，但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其审美性和艺术性，并有将二者对立的意味， 与那些片面强调非洲文学的政治性并据此贬低其文学性的观点一脉相承。 这也是他被贴上“文明他者”[26]（P122）标签的要因。 与非洲同为欧美世界“他者”的中国对于这样的情形并不陌生。 中国视角的介入有助于对成果丰硕的非洲文学形成更公允的评价， 对复杂多面的非洲形象做出更全面的揭橥。

中国视角的非洲文学批评指的是基于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从中国学者的立场出发，以自己的文学标准和价值判断深入非洲文学生产的第一环节，对其做出独立思考和自主评判。中国的非洲文学批评虽然也取得了不小成就， 近年来尤其发展迅速。但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现有研究都受西方话语和研究范式影响较大。 在有的学者看来， 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相当程度上是在研究被 “西方话语包裹和咀嚼过的非洲文学”[28]（P128）。为了纠正这样的倾向，展现中国学者的洞见，就有必要真正从中国学者的立场出发。 中国学者受包容、开放的传统文化影响，客观上也外在于津等非洲国家与西方各方势力的利益之争， 而且与非洲民众同处常被西方“他者”化的第三世界，因而能够作为有距离的观察者和有默契的共情者， 在尊重、平视非洲的基础上，较为中肯地对津英语文学做出更为理性的审视和更为全面的观照。

首先，我们可以基于较为客观、超脱的态度，发掘非洲各国不同种族、 民族作家作品中的共同主题和共享思想， 并赋予非洲白人文学在非洲文坛一席之地，以纠正非洲文学研究中“黑”“白”分明，甚至排斥白人文学的倾向。 就津而言，白人和黑人英语作家的战争书写、土地叙事、希望视域等都 不 乏 共 性 。 《 哈 拉 雷 的 美 发 师 》 （The Hairdresser of Harare, 2010）、《缺席了， 英语教师》（Absent: The English Teacher, 2009）、《非洲的笑声》（“African Laughter”, 2007）、《惊叹！ 》（“Eeish! ”, 2008）等，就都描写了黑人与白人的彼此悦纳与互相关爱， 并对如何深化种族和解做出了思考，传递了非洲的智慧与希望。 而且，不少21世纪的白人作家都已自觉摆脱殖民意识形态的束缚。他们对殖民统治的自觉反省和批评，对社会问题和人性弱点的批判和挞伐， 彰显的是其身为忧国忧民的津巴布韦人的情感和立场， 的确应该得到主流文坛的接纳。这样的白人作家在南非、肯尼亚、莫桑比克等国也有不少。即使是那些难掩种族主义倾向的作品，有的也体现了纠结的情感、微妙的心理、复杂的现实、卓越的技巧，可为读者透视非洲经验提供另一种视角， 还可以提醒人类反躬自省。我们基于中国视角做出的上述批评主张，反映了非洲社会和文坛的新动向， 还有助于增强非洲的种族、民族团结，并提升其国家认同。

其次， 中国学者进入非洲文学生产的第一环节，介入非洲文学的价值认定，既有利于从整体上中肯评价来自不同阵营的作家作品中的主题意蕴、认知功能、美学特征，又能体现中国学者参与制定文学标准、构建学术话语的意识和努力，有助于 “建构中国学者自己的话语体系和批评机制”[27]（P21）。 而且，为了建立起中国自在自为的非洲文学研究，关键也要以自己的文学标准、理论视角深入非洲文学生产的第一现场， 去开掘那些兼具文学价值和认知功能的优秀作品， 特别是那些受西方意识形态影响较小的作品。 我们从事非洲文学研究，一方面自然是要去发掘那些文学性强、艺术成就突出的作品， 那些能够带给读者独特的审美愉悦感， 同时也能为中国文学创作带来启发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是否具备广泛、丰富、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 是否多角度地反映了非洲的复杂现实，也应成为我们重点关注的内容。这是我们取道文学世界了解非洲国家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及其民族心理、 大众思维、 民众情感等的关键载体， 尤其因为对于中国现阶段的非洲文学研究而言，重要使命就包括促进非洲民众的相互了解。

再次， 中国视角的非洲文学研究还需开掘和运用非洲、中国等第三世界的理论资源。受西方学术话语霸权影响， 国内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失语症十分严重，非洲文学研究同样如此。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在合理借用西方理论的同时，就有必要尊重、重视和开发中国、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文化传统和学术资源。 非洲文学中折射出来的诸多哲学思想和伦理观念与西方重个人主义的观念存在较大差异，容易让中国学者产生共鸣；在解读非洲文学作品时加入并行不悖的中国元素， 包括中国文论思想和中国文学作品的解读等， 以凸显中非两地文化的共性， 还是通过文学交流促进中非人文交流和深化双方了解的重要方式。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样的中国视角与欧洲中心主义不同。彰显非洲、中国思想文化资源的价值和意义，一方面是从用心倾听非洲心声的立场出发， 努力促进中非平等共处、坦诚交流，以共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另一方面也展现第三世界学者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以期激发更多的第三世界学者努力构建自身学术话语；同时也是以真诚、自信的姿态与非洲、西方对话，以均衡吸收世界各国文学文化精华，助中国国运长盛不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结语

21 世纪津英语文学的国外研究一再复现的是非洲作为矛盾尖锐、冲突不断、困苦重重的“灾难”大陆的刻板形象；反复印证的是非洲文学政治关怀浓厚、文学价值不足的片面认知。 诚然，现有研究关注的内容并非不是津某些侧面在作家经验世界的折射， 也是非洲现代文学重艺术为人生的传统在津英语文学中的体现， 但显然不能全面揭示津等非洲国家的多元面貌， 也未能客观呈现非洲文学的总体成就、文学价值和美学特征，因而弱化了非洲文学的认知功能， 也极大地妨碍了人们从文学世界出发认识非洲经验的多样性。 中国视角的介入有助于改善这一趋势，还有利于中国、非洲等第三世界学者构建自己的学术话语， 并促进中非文明互鉴和中非命运共同体形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