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焕峰，朱玉希，孙小哲

（华南理工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作为提升国家软实力、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举办奥运会一直备受关注，这也促使学者们对奥运经济（Olympic Economy）问题展开越来越多的探讨[1−4]。现有研究大多单独分析举办地的经济增长、社会效益等问题[2,5−6]，对主办国的经济增长效应、举办奥运会前后经济动态的实证研究和对比分析相对较少。奥运经济具有整体性、层次性、多面性、根植性等多种特征[1,3]，对主办国的经济、社会产生比较复杂的影响，已成为一种独特的经济现象。另一个特征事实是，举办奥运会对不同主办国经济影响的具体表现迥然不同，有些国家通过举办奥运会加速了国家经济现代化进程，有些国家却深受奥运之累。事实上，除了明显的经济拉动作用外，奥运主办方由于无法充分评估可能的收益和成本，在信息不充分、不对称的情境下，无休止地追加预算，导致主办国显现巨额的财政赤字和社会福利净损失，这显然与社会效益增长的初衷相矛盾。因此，举办奥运会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并非必然为正向，而是表现为非对称影响，这种奥运经济的非对称影响充分反映了每个主办国在战略、经营手段和商业模式上的行为差异。

以往经验表明，一些国家（如日本、韩国与中国）借助举办奥运会的契机，在短期内通过增加消费支出、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改造升级产业结构等促进本国经济效益提升[4−5,7−8]。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前后的11年里，日本工业生产值年均增长16%，带动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强国；1988年汉城奥运会总体经济影响达到98.68 亿美元，帮助韩国完成了从发展中国家向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蜕变。然而，伦敦和里约未能依靠奥运会提振低迷的经济，传统的“奥运旅游热”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意外产生了相反的效应，入境游客数量同比下降幅度超过30%；深陷政治丑闻和财政危机的巴西并未因2016年里约奥运会获得有效增加的国际投资。当前，全球化受阻加之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2020年东京奥运会史无前例地延期举办，过去推动经济增长的“奥运热”呈现快速回落之势。因此，在奥运会的稳步举办与“奥运热”迅速冷却的双重背景下，不禁引发思考：举办奥运会对国家的经济增长究竟是“锦上添花”还是“雪上加霜”？这种经济增长效应能否被准确定量估计？

现有研究表明，奥运会的举办对主办国既存在消费、投资、对外贸易等方面的直接经济影响，也可通过强化居民认同、塑造国家品牌、治理自然环境、增强政治联系等间接渠道影响经济发展。但已有研究在部分影响因素的讨论中，对奥运会是否有助于经济增长仍存在较大争议，难以阐明存在异议的关键点。更重要的是，由于缺乏系统的理论机制框架，主办国增长效应的非对称影响效果仍无法得到有效解释。这些研究不足为本文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和视角：在奥运经济影响范围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哪些主要因素将导致主办国在奥运会结束后呈现迥异的增长特征？这些影响因素作用的内在机理是什么？基于此，本文以近5届奥运会主办国为研究对象，运用合成控制法分析五大主办国的经济增长效应，并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下简称“北京奥运会”）为典型案例进行重点分析，总结举办奥运会对主办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机制。

1 文献综述

社会的蓬勃发展使得大型节事的内涵日益丰富。早期的节事研究起源于西方国家，事件及事件旅游的理论包括了“一系列在逻辑上相关的概念”，并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完整理论体系。在该体系中，节日（festival）和特殊事件（special event）常被结合为一个整体进行探讨，简称“节事”[9−10]。从规模和重要性的角度审视，另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是重大事件（mega-event），指能使事件主办社区和目的地产生较高的旅游和媒体覆盖率（media coverage）、赢得良好名声（prestige）或产生经济效益的事件[11]。奥运会作为顶尖体育赛事，是典型的重大节事。国外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已利用量化经济指标或投入产出模型衡量举办奥运会对主办城市的经济效益，或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奥运会主办地区的居民感知和效应预期；进入21世纪，中国迎来大型节事活动的全盛期，尤以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及2010年广州亚运会为典型代表，这为填补国内节事研究的空白提供了丰富素材。

现有针对奥运会主办国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4,7]认为，以奥运会为代表的大型节事活动对主办国的经济影响同时存在正效应和负效应。“奥林匹克景气”效应证明奥运会确实存在助推经济的正面作用[12−14]，但这种作用存在直接与间接之分，前者包括拉动投资、消费、贸易等层面的需求，而后者对经济发展的促进需要依靠一定的条件，如通过改进生产过程、集约化利用基础资源、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升级产业结构、提升公众形象等路径增强主办国的竞争力。

然而，“蒙特利尔陷阱”的出现催生了学者们对奥运“低谷效应”问题的尝试性探索，即奥运会可能会阻碍国家现代化进程，这种观点主要建立在4 个事实基础之上：①逆全球化趋势阻挡了部分实力雄厚的企业走出国门，高标准的国际赛事需求可能导致当地一些实力薄弱的民营资本盲目投资建设，低效率的财政支出会使主办城市财力负担过重，造成财政资金的透支和损失，诸多无法预知的因素会导致后续需要追加投入；②赛事期间举办地外来人口的骤升创造了密集的消费需求，高强度的市场运作引发新一轮经济热潮，但随着赛后奥运旅游热效应的消失以及产业投资力度的减弱[6]，显著的供需水平落差以及房地产行业的过度炒作可能会形成商业泡沫[9,15]，加大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③赛事结束后闲置的体育设施对于举办地而言是亟待处理的负遗产[9,16-17]，耗费巨资兴建的比赛场馆通常缺乏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18]，全球化热潮的消失使得主办城市同时面临经营人才匮乏以及管理体制失效等问题[15]，后期场馆的创收乏力也会给当地造成沉重的税收负担[6]。④城市分散开发建设和布局结构调整会带来风险[2]。因此，有学者[19−20]提出，后奥运时代的低谷效应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事实规律，主要由于前期推动主办城市经济增长的利好因素逐渐消失，一些非生产性支出并未显著减少，赛事举办前后超常需求与常态需求之间的差异导致投资高潮在赛事结束后回落且通常缺乏后续产业的支撑和新投资热点的承接，这使得奥运会可能对主办国的经济难以作出显著的积极贡献。

针对举办奥运会对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制，学界通常从地区消费、区域投资、对外贸易、国家营销、政治关系、生态环境以及社会发展等方面分析举办奥运会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一方面，依靠奥运会提升消费、投资、贸易水平是驱动国家经济的直接途径。①赛事活动可作为一个崭新的引力点吸引来自全球的游客和企业家，前者对高端消费的偏好以及后者的产品创新可以弥合当地市场的消费潜力[7,14,21]。②奥运会招标引进的巨额投资很大一部分将用于城市道路改造、交通枢纽维护、生活设施升级等惠及国民的基础设施[5]，社会投资的几何效应和示范效应直接成为带动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③大型赛事的商业化运作给予主办城市运用活动商标的独享权，以扩大衍生文化产品的贸易，同时当地企业借助赛事积极的品牌形象所获得的广泛权益和机遇为其进行各类营销活动提供了极大的灵活性与适应性，为该地区接触、打动并影响消费者提供了多种营销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会提升当地在对外贸易活动中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另一方面，国家品牌营销、政治关系改善、生态环境优化、社会效益提升能间接促进主办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治理是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城市事件的成功申办与当地居民之间会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社会行为的规范、优良传统美德的传承发扬会增强国家文化吸引力[22−23]，加之绿色低碳的办赛理念将进一步改善城市的生态治理水平[5−6]。此外，大型赛事的政治功能在于推动城市之间的政治互动与合作，进而带动国家政治的现代化发展、提升国际影响力，并为当地对外招商提供广阔的媒介渠道。与此同时，就中国而言，举国体制的发挥和有为政府的介入是北京奥运会最为鲜明的政治优势。奥运会的推进需要多样化的生产要素参与其中，这意味着需要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组织协调的作用[24]，有为政府适度参与奥运市场可在一定程度上对冲市场主体面临的风险，集中优势资源形成推广奥运会的合力。举国体制保障和奥运争光目标驱动能够帮助构建、加强国民精神，对于国家、国民而言是一种整体赋能，相继催生了中国在奥运会中的六大优势项目[25]，有力提升了中国奥运“军团”的影响力。

总体而言，基于现有文献发现：①消费、投资、贸易作为拉动国家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大多数学者都将三者视作奥运会促进举办地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26]，这种观点具备一定的合理性，也为本文解释奥运经济的作用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②早期研究成果[26]主要关注大型节事活动的有形经济影响，节事市场化运作的开端引发研究者们对赛事活动无形影响的讨论，政府关系调节、国家品牌营销、生态环境治理等也可间接作用于主办国经济发展[5]，并且这种潜在机制可能更具持续性。③在现有奥运经济作用机制的研究中，尽管已有谈及举办奥运会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渠道，但缺少系统的理论探讨和经验分析，且鲜有研究关注到有为政府参与的作用以及举国体制发挥的影响，尤其是由于不同奥运会主办国在赛事结束后经济表现存在显著差异，承办大型节事活动到底如何取舍利弊以及如何最大程度地借助“奥运东风”推动经济发展等重要问题还有待于深入探究。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奥运会等大型赛事可通过地区消费、区域投资、对外贸易、生态环境以及社会发展等路径对主办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一定影响，但最终效果对于不同国家而言可能存在差异，其中政府是否积极有为参与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为验证上述分析，本文选择近5 届奥运会主办国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汇总前人研究成果，提出举办奥运会对主办国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理论框架，并采用合成控制法具体分析举办奥运会对五大主办国经济的影响机制（图1）。

图1 举办奥运会对主办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Figure 1 The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hosting the Olympic Games o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host country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在选取国家上，本文主要从控制组国家与举办国经济体量相似性方面考量，同时考虑举办国发展的时间阶段性。按照经济发展理论，人均GDP（按现价美元计算）突破2 000 美元时，会进入经济起飞的新阶段并成为消费型国家。为此，依据GDP 高于290 亿美元，同时人均GDP 高于2 000 美元的标准，最终选定包括五大主办国在内的35 个比较常见的世界主要经济体作为研究对象。将澳大利亚、希腊、中国、英国、巴西五大主办国设定为处理组，所涉及的各国经济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及各国官方统计网站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从历届奥运会的举办情况看，奥运经济对举办城市的影响一般覆盖从会前5年的筹备建设到会后5年的时间，同时鉴于每届奥运会需提前7年申办，因此，以2000年悉尼奥运会作为首要测量对象，整个测算的时间跨度拉长为1992—2018年，并以每届奥运会举办的年份为时间节点。

此外，对初始数据进行以下处理：①由于所选取的国家在经济体量上存在差异，在诸如货物和服务进出口、国民总收入等指标的选择上，利用其在国家GDP 中所占份额作为测量标准，以便与国家的经济总规模相匹配。②为减少异方差对估计精度的影响并增强可比性，对部分预测变量（如国民总收入）进行对数化处理，以消除极端值影响。③通过综合比较缺失数据前后年份的已知数据，合理补充了部分缺失数据。④由于奥运经济效应并不会在短期内全部释放完毕，其具有阶段性、周期性、延续性等特征，至下届奥运会举办之时，上届奥运会主办国的奥运经济尚存余温，因此，已经举办过奥运会的国家不再适合作为后续主办国的控制组，在当年奥运会主办国的控制组选择上，剔除上届奥运会主办国。

2.2 变量说明

2.2.1 被解释变量

采用人均GDP 作为被解释变量衡量主办国的经济增长。GDP 通常作为核算宏观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可以反映一国的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同时由于35 个经济体的国民规模存在显著差异，本文选择人均GDP 作为考察对象和评估变量，以增强可比性和实证准确性。

2.2.2 解释变量

借鉴现有研究成果，本文选择以下预测变量：①地区消费水平。以居民人均最终消费支出年增长率、国民总支出占GDP 的百分比和旅游收入占总出口的百分比衡量地区消费水平，侧面反映当地居民以及外来游客的消费意愿，与经济增长直接相联系。②区域投资。奥运工程建设的资金包括国内以及海外等多种借贷资源，选取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以及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在GDP 中的占比分别估算这2 种渠道投资对于主办国投资水平的影响。③对外贸易。货物和服务进出口金额分别在GDP 中所占的百分比可反映一定时期内该地区的贸易水平，定量衡量国家对外贸易效力。④生态环境。良好的生态环境已成为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采用温室气体总排放量以及CO2排放量来衡量。⑤社会发展。社会发展水平更多地体现在就业压力的缓解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上，选取总失业率和国民总收入自然对数值对上述2 个方面进行衡量。

2.3 研究方法

在经济学领域，评估各种重大事件影响以及各类政策效果的方法包括传统的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法等，而反事实状态框架分析由于可提供因果联系，成为经济学家更青睐的政策评价方法，其中由Abadie等[27]首次提出的合成控制法最具代表性，已被推广至经济社会研究的多个层面并得到广泛应用[28−32]。作为一种非参数方法，合成控制法是对传统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DID）的拓展，通过数据驱动确定最优权重，对每个研究个体提供与之相对应的合成控制对象，可以清楚地反映每个控制对象对“反事实”事件的贡献，避免平均化的评价以及主观选择造成的偏差，以清晰展示处理组和合成控制组受到外部冲击前的相似程度，不至于因事件发生或政策实施时间不同而影响评估结果，有效回避了过分外推的可能性。

本文选择通过合成控制法考察举办奥运会对五大主办国的经济影响，是由于这种准自然实验允许决定经济增长的预测变量对控制组和处理组的影响有差别，可有效避免政策的内生性问题。将举办奥运会引致的经济增长看作对主办国实施的一项自然试验，构建如下模型检验举办奥运会对主办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式（1）中：假定当前可观测到I+1 个国家，某个国家用下标i表示（i=1，2，···，I+1），其中有I个国家是未受奥运经济政策影响的控制组国家；假定有T期观测期，每期用下标t表示（t=1，2，···，T），其中T0为举办奥运会的时间节点，满足1≤T0≤T。Yit,N和Yit,I分别表示国家i在t时刻未受到和受到奥运经济政策影响时的经济增长数据。Dit表示是否接受试验的哑变量，若地区i在t时刻接受试验则该变量等于1，否则等于0。

对其他I个未举办奥运会的控制组国家设定一个权重向量，其中权重均非负且总和为1，构成一个线性组合。在众多线性组合中，以奥运会事件发生前各预测变量的相似性为标准，估算出控制组国家的一个最优权重向量，加权构建一个与处理组国家在奥运会事件发生前特征非常相似的合成控制组，其中权重越大表示越相似，权重为0 表示不相似。最后，通过比较事件发生后处理组与合成控制组之间的差异以评估影响，其差额就是事件的处理效应。具体计算结果由Stata 软件得出。

3 研究结果

3.1 近5 届奥运会主办国的经济增长效应

各届奥运会主办国的最优权重组合如表1所示，其中，在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对应合成控制组中美国的权重最大，在希腊的对应合成控制组中葡萄牙的权重最大，在中国的对应合成控制组中印度的权重最大，在巴西的对应合成控制组中菲律宾的权重最大。

表1 五大主办国对应各合成控制组国家的权重组合Table 1 Weight combination of the five host countrie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synthetic control group countries

各个时间节点前澳大利亚、中国、英国与对应合成控制组国家的预测变量对比如表2所示，希腊与巴西的预测变量真实值与合成值对比结果因篇幅所限未能展示。在本文选取的11 个指标中，澳大利亚的真实值与合成值都非常接近；在国际旅游收入、温室气体总排放量、CO2排放量、总失业率、国民总收入指标中，中国的真实值与合成值也比较接近，但在其余6 个指标中真实值与合成值存在差异；英国除在国际旅游收入、固定资本形成总额2 个指标上合成值与真实值有差异外，在其余指标上两者吻合程度较好。综上所述，合成控制法能较好地拟合时间节点前各个主办国的经济特征，适宜进一步分析。

表2 澳大利亚、中国、英国与对应合成控制组国家的预测变量对比Table 2 Comparison of predictors for Australia, China, UK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synthetic control group countries

1992—2018年澳大利亚、希腊、中国、英国、巴西与其各自合成控制组人均GDP 的增长路径如图2所示。其中，实线表示各国人均GDP 真实值，虚线表示反事实状态结果下的人均GDP 合成值，垂线刻画的是时间节点。由图2可知，在5 届奥运会对应举办时间节点前，五大主办国的人均GDP 真实值和合成值增长路径均基本重合，各国合成控制组较为完美地复制了奥运会举办前对应国家的真实经济增长路径。同时，五大主办国节点时间前的真实值和合成值之间差异较小，预测误差均方根（Pre-Period RMSPE）都保持在较低水平，表明5 组数据在数值量化方面都满足合成控制法的基本要求。

考察各时间节点后各国人均GDP 的增长路径。①2000—2004年澳大利亚人均GDP 真实值始终低于合成值，两者之间的差异先增大后减小[（图2a）]，2002年澳大利亚人均GDP 真实值为20 082.48 美元，低于合成值24 382.82 美元，两者之差达到极值。②2004—2010年希腊人均GDP 真实值都高于合成值，2010年之后真实值开始低于合成值并逐渐拉大差距[（图2b）]；③2008年之后中国人均GDP 真实值始终高于合成值，且真实值的增长速度快于合成值[（图2c）]。④英国和巴西的人均GDP 真实值分别在2012年和2016年之后始终低于两者对应的合成值，英国人均GDP 真实值与合成值之间的差距显著加大[（图2d）]，而巴西人均GDP 真实值与合成值之间呈现收敛之势[（图2e）]。

图2 五大主办国与对应合成控制组人均GDP 增长路径Figure 2 The growth path of per capita GDP of the five host countrie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synthetic control group countries

为更直观地观察举办奥运会对五大主办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分别计算处理组与合成控制组的人均GDP差值，以GAP 表示。澳大利亚、希腊、中国、英国、巴西的GAP 随时间的变化路径如图3所示，同时计算时间节点后真实值序列和合成值序列的平均增长率以比较两者的差异。①由图3（a）可知，1992—1998年澳大利亚GAP 围绕0 水平值在正负2 000 范围内波动，1998—2004年处理效应显著为负，2004年之后其GAP 开始转负为正，但在后续时间段内波动较大。从年均增长率看，2004—2018年澳大利亚人均GDP年均增长率真实值为6.95%，而合成控制组年均增长率为3.29%，前者比后者高3.66%，差异显著。②图3（b）显示，希腊GAP在1992—2002年围绕0 水平值在正负1 000 范围内波动，2002—2010年其GAP均为正值，后迅速变为负值。2010年后处理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比合成控制组低5.53%，差异显著。③图3（c）显示，中国GAP 在1992—2004年一直贴近0 水平值，从2004年开始转负为正且增长速率日渐加大，人均GDP 的真实值比合成值平均高出2 468.58 美元。2004—2018年中国人均GDP年均增长率真实值为14.88%，而合成控制组年均增长率仅为8.18%，前者比后者高6.70%，差异显著。④图3（d）、图3（e）显示，英国和巴西的GAP 在1992—2018年呈现剧烈波动，分别在2009年和2015年之后转正为负。

图3 五大主办国GAP 随时间的变化路径Figure 3 The change path of the GAP of the five host countries over time

综上所述，举办奥运会对五大主办国的经济增长既具有促进作用，也存在抑制作用。中国通过举办奥运会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澳大利亚举办奥运会对经济的增长效应存在一定滞后效果，且在奥运会结束后短期内出现负效应；希腊举办奥运会后经济在短期内呈现正向增长，长期却出现了明显的负效应；对于英国和巴西而言，在成功获得举办权（英国和巴西分别在2005年和2008年申奥成功）的短期内，两国经济发展都表现出积极向好的态势，但在奥运会举办前的2～3年两者都出现了明显的负增长。

3.2 安慰剂检验（Placebo Test）

为进一步验证奥运会主办国时间节点前后的人均GDP 差异是受举办奥运会影响而非受控制组地区样本选取范围或其他外部不可观测因素影响，进行处理组变换和控制组变换检验。

（1）处理组变换。进行地区安慰剂检验：将控制组的某一地区作为安慰剂地区，利用合成控制法对各国的相应安慰剂地区做类似分析，即利用其他地区（不包括五大主办国）合成各安慰剂地区的“反事实状态结果”，并考察在5 个原时间节点后安慰剂地区的处理效应大小。由于安慰剂地区在现实中并未受到事件影响，因此若其处理效应变化路径与处理组地区存在明显差异，则说明合成控制法在地区维度上是稳健的，反之则不稳健。此外，基于原合成控制法结果中报告的控制组地区权重，权重数值越大表明该地区的经济特征与处理组地区越相似，因此处理组变换中选择构成合成控制组权重最大的地区为安慰剂对象较为合理。由表1可知，美国、葡萄牙、印度、菲律宾分别是澳大利亚与英国、希腊、中国、巴西的合成控制组中权重最大的国家，但美国、印度、菲律宾在处理组变换中的Pre-Period RMSPE相对较大，表明此安慰剂检验缺乏置信度，无法作为处理组的合理对照，因此分别选择合成控制组中权重第二大的国家，即西班牙、波兰、瑞典、阿根廷作为安慰剂地区。

分别对西班牙、葡萄牙、波兰、瑞典、阿根廷进行合成控制法分析，结果如图4所示。当奥运会主办国在对应时间节点后的真实值大于合成值，即实线增长路径位于虚线增长路径之上时，表明处理效应为正，反之则为负。由图4（a）可知，西班牙在2000年后的处理效应为正且一直延续至2018年，与澳大利亚处理效应变化路径存在差异。由图4（b）可知，葡萄牙在2004—2010年的处理效应为正，2010—2014年呈现波动下降趋势，2014年出现拐点并开始缩小与合成控制组的差距，但希腊在2010年后处理效应为负并与其合成控制组差距愈加明显，因此作为安慰剂地区的葡萄牙与希腊的处理效应变化路径也存在差异。由图4（c）可知，波兰在2008年后处理效应与其合成控制组差别不大，与中国的处理效应变化路径显著不同。由图4（d）可知，瑞典在2012—2014年处理效应为正，但在2014年之后其合成值开始逐渐高于真实值，而英国在2012年后处理效应为负，两者之间的处理效应变化路径存在差异。由图4（e）可知，阿根廷在2016年后短期内处理效应为正，但之后开始呈现负效应，而巴西在2016年后处理效应一直为负，因此两者的处理效应变化路径存在差异。综上所述，本文的合成控制法结论在地区维度上稳健可信，可以认为排除了控制组范围或其他外部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

图4 五大主办国处理组变换结果Figure 4 Transformation results of five host country treatment groups

（2）控制组变换。21世纪全球化浪潮的推进使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并实现优化配置，经济合作出现明显优势互补。因此，本文将控制组地区范围缩小，在原有控制组基础上减少诸如南非、丹麦、葡萄牙等12 个国家，主要聚焦于包括五大主办国在内的23 个世界主要经济体，在确保符合潜在拟合性基本要求的同时重新进行合成控制法估计，结果如图5所示。由图5可知，当控制组地区样本范围缩小后，五大主办国人均GDP 的真实值与合成值的增长路径趋势和各自处理效应的大小均与前文所得到的分析结果保持高度一致，说明前述合成控制法结论不受控制组地区样本范围缩小的影响，因此具有较高的稳健性和可信度。

图5 五大主办国控制组变换结果Figure 5 Transformation results of five host country control groups

4 典型分析：北京奥运会

相较于其他4 个国家，北京奥运会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增长效益，在有为政府的推动下，举办奥运会成功释放了中国的增长潜力。中国各级政府的鼎力支持主要体现在财政支持和组织协调上。①北京奥运会的经济效益能否得到充分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整体的投资体制，虽然北京奥运会投资主体已向国家拨款和自筹结合型转变，但国家财政拨款型筹资方式仍占据主导地位，这种运作模式有力保障了各类设施兴建的有序推进。②北京奥运会为达到主办城市合同确立的收入免税要求，相关政府出台了多项税收优惠政策，着力点在于国际奥委会及其相关实体与北京奥运会相关的收入和支出不负担主办国税收，消除了主办国税收对奥运会运营的影响。③在2002年北京奥运会筹备期间，当地政府相关部门领导出面邀请国内部分行业领军企业加入北京奥运会赞助商行列，与各大企业“掌门人”进行沟通并征询意见。④对于奥运建设工程明确公开招投标机制，通过市场化机制选择项目法人合作方，并出台《北京市招标投标条例》等相关文件以规范约束合作方行为，在政府组织协调的大环境下保证运行效率。⑤围绕举办北京奥运会这个中心任务，全国各行各业自觉服从和保证奥运大局，北京市周边各省（区、市）为北京奥运会和北京残奥会在安全保卫、空气质量、交通保障等方面提供了全天候、全方位的有力支持。

在多方合力支持下，2003—2010年基于北京奥运会产生的总体经济影响达717.06 亿美元，其中直接影响约占58.5%；在北京奥运会落幕后7年内平均每年拉动中国经济增长0.3%；200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0.6%；北京奥运会落幕后3年内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均增长率仍维持在22%～25%。

为准确解释中国举办奥运会促进经济增长的事实特征，结合实际数据，剖析中国在举办奥运会后影响经济增长的预测变量的变化趋势，并与其他主办国进行对比。此外，为凸显政府借助举办奥运会推动经济增长的实际效益，选择消费、投资、出口作为主要因素进行分析。参考相关文献[28]，使用前文所得各主办国对应合成控制组的最优权重，计算出国民总支出、国际旅游收入等相关预测变量的合成值（具体如表2所示），重点关注奥运会举办后真实值和合成值的变化趋势。合成值代表反事实结果，即该地区在完全不举办奥运会时对应变量值的变化趋势。在奥运会举办前，真实值与合成值基本保持一致。因此，奥运会结束后本文所选要素受到的冲击影响可以通过真实值与合成值的差异来表示。

（1）在拉动地区消费上，使用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预测数据分析各主办国在举办奥运会后的消费变化情况。选取奥运会举办后消费变化情况最为显著的中国和巴西进行具体分析，两国居民人均最终消费支出真实值与合成值变化趋势如图6所示。中国在举办奥运会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真实值始终高于合成值，且在2008年之后短期内两者之间的差距有扩大趋势，反映出北京奥运会举办后地区消费水平的提升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对于巴西而言，奥运会举办后居民人均消费真实值始终低于合成值，说明奥运会的举办对居民人均消费水平造成了一定的负效应。“以人为本、和谐消费”是北京奥运会个人奥运消费的目标取向，奥运会的成功申办吸引了1 500 亿元左右的新增外来资金，大部分集中于购买北京地区的产品和服务。此外，奥运支付环境建设工作小组通过采取扩大银行卡受理范围、建立奥运账户审批服务绿色通道、改善外币兑换服务等措施构建更加便利的支付环境，便于奥运期间外来游客在本地消费。反观2016年里约奥运会，其特许经营和零售供应商只接受VISA 品牌的支付卡片以及现金作为支付方式，但在当地并非所有ATM 机都与VISA 连接，过多的支付手段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游客的消费意愿。

图6 中国和巴西居民人均最终消费支出变化趋势Figure 6 Changes of per capita fi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of residents in China and Brazil

（2）在加大区域投资水平上，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的预测数据进行分析。奥运会后中国和巴西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真实值与合成值变化趋势如图7所示。中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真实值始终高于合成值，且二者之间的差距存在日渐增加的趋势，巴西却呈现了相反的结果。从官方公布的投资数据看，北京奥运会在前期筹备过程中直接投资总计2 800 亿元，其中，用于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总额约1 438 亿元，占比超过50%，北京奥运会开幕前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到3 966.6 亿元，相当于当地同年GDP 的42.4%，如此大的投资规模堪称历届奥运会之最。此外，北京市投资促进局与澳大利亚合作方制定的“投资中国（北京）2008”计划在2004年底启动，在国际推介和考察团带入等形式的帮助下，其为北京及国内其他地区在奥运会举办前3年内吸引约10 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然而，受巴西总统弹劾风波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等外界负面因素的影响，巴西国家投资信用评级下降，政府职能部门也没有在政策上给予重大支持，导致2016年里约奥运会错失了投资振兴经济的良机。

图7 中国和巴西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真实值与合成值变化趋势Figure 7 Changes of real and synthetic value of total fixed capital formation in China and Brazil

（3）在促进对外贸易上，采用货物和服务出口数据。选取变化趋势更为显著的中国和希腊，分析奥运会举办后各国货物和服务出口的真实值与合成值变化趋势。由图8可知，2004年雅典奥运会并未对当地对外贸易产生正效应，其货物和服务出口合成值始终高于真实值；中国在奥运会举办后货物和服务出口真实值虽有回落，但短期内高于合成值。在实践中，北京奥组委从2003年开始陆续出台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对大部分与奥运会直接相关的进口物资（如比赛用球等）、专用设备（如体育器材、医疗检测设备、安全保障设备等）、合理数量范围内的非贸易性文件等减免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相较而言，货物贸易一直处于较大逆差状态的希腊由于欧元地位的坚挺，其对外贸易地位并未从承办奥运会的契机中得到更大程度的转变。

图8 中国和希腊货物和服务出口真实值与合成值变化趋势Figure 8 Changes of real and synthetic value of exports of goods and services in China and Greece

随着奥运会影响力的持续强化，21世纪奥运会所需投入的资金日益增加。纵观近5 届奥运会收支数据，由于基础设施、安保投入、赶工时费等成本项目的大量增加，或奥运营销、销售等收入端的急剧减少，除北京奥运会外的其余4 届奥运会成本超支率均在50%以上，收入甚微而成本高涨的非对称影响效应进一步加速了主办国经济的衰退。相较之下，北京奥运会仅超支2%，北京积极盘活奥运遗产，通过文化活动的举办杜绝了奥运场馆的闲置。同时，为避免后奥运时代拉动力不足导致的经济衰退问题，北京在2015年共规划建设19 条轨道交通线，静态投资1 700 亿元、动态投资2 730 亿元，这些投资为建筑业在后奥运时代保持活力提供了保障，从而避免了后奥运时代国家经济的衰退。在整体上，奥运经济在全国范围内释放的潜力达到6 000 亿元，北京奥运会成为推动中国人均经济水平进入新阶段的加速器。因此，无论从赛事进程还是经济发展角度，北京奥运会的成就都是无可比拟的。

综上所述，北京奥运会是奥运经济史上的一次成功实践。奥运会具备准公共产品的内在特性，政府的动员与市场配置的共同作用是北京奥运会成功的关键。在现行体制下，唯有政府能够充分调动城市的公共资源，应依赖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以动员社会力量。除北京奥运会外的其余4 届奥运会遵循了民间商业模式的承办形式，通过公司化的运作，利用市场化的资源调配方式，在组织工作涉及社会其他功能层面时往往与合作方采用契约方式，但这种依靠市场力量作为主要推手的运作模式可能会出现失灵，单纯的契约形式无法有效制约合作各方，可能引发体育赛事市场供给不连续和其他相关问题。相较之下，北京奥运会创新和发展了民间与政府相结合、商业运作与行政指挥相呼应的承包形式，中国政府利用政府统筹、公私合作以及市场化等路径解决了设施改建造的问题，在投资上开辟了政府投资、业主自筹、奥组委出资以及社会融资4 条渠道，通过政策措施引导搭建投资平台，以及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建设项目业主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等方式实现城市运行环境的改善。这种主办形式保证了资金来源和工作效率，通过多渠道的介入提升当地消费、投资、贸易水平。此外，GDP 考核激励使得全国上下各级政府在奥运周期各阶段中充分发挥了主导能动性。秉承有为政府的积极推动，通过招投标方式、利益让渡、政策优惠、引入专业体育赛事市场开发中介机构，并在税收、货币等方面给予相应的优惠和引导，在处理赛事外部市场效应上，中国政府扮演了经济调控者和市场环境守护者角色，借助举办奥运会的契机成功释放了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增长潜力，进而使本国经济焕发出长期、持续的增长活力。

5 结论与建议

在奥运会的稳步举办与“奥运热”迅速冷却的双重背景下，奥运会是否能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助推器”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①本文应用合成控制法分析近5 届奥运会主办国的经济增长效应，为奥运经济问题拓展了研究范围并丰富了测度方法，发现举办奥运会对不同主办国长期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承办奥运会等大型节事活动并非一定能给主办国带来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不能忽视举办奥运会可能给主办国造成的负面冲击。②通过关注举办奥运会对国家层面的增长效应，对近5 届奥运会主办国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详细的对比分析，并提出奥运会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框架，涵盖地区消费、区域投资、对外贸易、生态环境与社会发展5 个层面，而有为政府的适度干预是推动上述5 个重要途径充分释放正效应的关键。③立足近5 届奥运会的实践，通过合成控制法科学、准确地评估举办奥运会对五大主办国经济的非对称动态影响效果，分析并总结奥运经济的得失原因，为解释奥运经济作用效果的异质性提供新证据，也为未来奥运会的举办与国家可持续发展相协调提供实证依据与经验参考。

基于此，为未来奥运会主办国借助奥运契机推动经济增长提出以下建议：①应切实将“奥运泡沫”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平抑奥运会前后经济过度波动，同时结合国家自身的经济体量以及发展阶段制定和实施适度的宏观调控政策，避免赛后需求大幅回落造成的“低谷效应”。②主办国可通过改善投资环境、放宽贸易政策、整治城市生态等措施营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软环境”，吸引更多的消费、投资、贸易元素渗透当地的经济运行过程，推动经济平稳增长。③重视有为政府在大型节事活动中的适度参与，科学合理界定政府在奥运会中的责任，依靠公共部门统筹规划，结合市场运作方式进一步挖掘消费、投资、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作者贡献声明：

丁焕峰：提出论文选题，审核、指导修改论文；

朱玉希：设计论文框架，搜集统计数据，撰写、修改论文；

孙小哲：调研文献，核实数据，修改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