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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消费政策工具:选择特征、变迁过程与优化策略
——基于政策工具和发展要素双重视角

2022-12-19杨蒙蒙吴贻刚吕和武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22年12期
关键词:工具消费政策

杨蒙蒙,吴 际,吴贻刚,吕和武

(1.上海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学院,上海 200438;2.上海体育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上海 200438;3.南通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江苏 南通 215123)

随着人们体育消费需求日益旺盛和体育消费规模不断壮大,体育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促进产业改革、满足人们需求等方面的作用愈加凸显,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1]。2014年10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将体育消费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地位,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长期规划。推动体育消费高质量发展不仅可以满足人们的美好体育生活需求,落实全民健身战略,还能优化国民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推动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2]。为了更好地促进体育消费高质量发展,国家相继颁布《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进一步促进体育消费的行动计划(2019—2020年)》等诸多政策措施,为体育消费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政策保障和制度支撑。体育消费政策是政府权威部门为了促进体育消费发展而颁布和贯彻落实的一系列政策的总和[3]。体育消费政策的相继出台为明确体育产业与体育消费边界,推动体育消费高质量发展,加快体育消费转型升级提供了制度依据,也为下一步体育消费研究与政策实施指明了方向。然而,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我国体育消费政策也面临政策供给不足、内部结构失衡、具体执行受阻等问题[4],导致无法充分发挥政策制度对体育消费的引领作用,影响体育消费的高质量发展,亟待学者们关注和研究。

政策工具是达成政府政策目标的有效手段,也是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重要方式。政策工具理论借助工具的视角和方法将公共政策理解为由一系列政策工具构成的有机体,强调通过科学选择、配置和优化政策工具应用来实现预期的政策目标[5]。事实上,体育消费政策的有效执行既取决于政策工具的科学应用,也涉及发展要素的密切配合。一方面,体育消费政策工具是政府实现体育消费目标的重要手段,关系到政策理念的传递、政策目标的实现和特定消费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体育消费发展要素是体育消费发展的基础保障,影响着体育消费发展的规模、质量和效率。两者相结合可以使体育消费政策的内容分析由静态转向动态,由平面转向立体,由单一转向多元,从而更为深入、形象地剖析我国体育消费政策的内部结构和发展规律等。政策工具分析是一种特殊的定量分析方法,强调科学方法和理性分析相结合,要求遵循科学研究流程,保障科学研究规范,服从科学研究传统[6]。然而,当前关于我国体育消费政策工具的研究相对较少,缺乏足够的量化研究,而且基本延续了对体育产业政策的研究脉络,更多表现为主观性较强的定性研究,政策工具的选择特征、变迁过程以及优势与不足等尚不明确[7]。因此,本文基于政策工具和发展要素双重视角,构建“政策工具—发展要素”为一体的分析框架,对2014—2020年全国范围内施行的50 份体育消费相关政策进行量化分析,以揭示政策工具的选择特征和变迁过程等,从而为体育消费政策的科学研制、有效执行以及目标实现提供建议和指导。

1 研究方法与样本选择

1.1 研究方法

以内容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方法。内容分析法是对特定文本内容进行科学、客观、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8],其优势在于通过对研究文本的量化分析和解读,不仅可弥补传统定性研究的弊端,保障分析结果的客观性、可信性和科学性,还能清晰了解文本的内在结构和发展趋势等[9]。具体操作步骤:①提出研究问题,对2014—2020年全国范围内施行的体育消费相关政策进行科学甄别和选择;②基于政策工具理论视角,结合体育消费发展要素分类,构建“政策工具—发展要素”的分析框架,并利用人工编码将文本内容进行量化处理后纳入分析范畴和理论框架;③结合政策颁布背景,深入剖析和解释数据结果,并提出优化策略。

1.2 样本选择

科学选择政策文本是进行政策文本内容分析的前提条件,关系到整个政策内容研究的效果。2014年《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颁布后,体育消费发展引起各方高度关注,相关政策迅速出台,故以此作为我国体育消费政策研究的时间起点。考虑到地方政策的差异性以及对中央政策的延续性,选择来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体育总局等部委及以上国家机构颁发并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执行的标准性政策文件,这些政策具有较高的权威性、适应性和可操作性。具体而言,通过国务院、国家体育总局等的官方网站,北大法宝等中国法律检索库以及百度等搜索引擎对2014—2020年全国范围内施行的体育消费政策进行汇总,共收集相关政策79 份,遵循完整性、权威性、时效性以及公开性等原则[10],进行2 轮筛选和比较后,最终保留50 项与体育消费政策密切相关的政策文本(表1)。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已进行较为详细的样本筛查,由于某些政策文件的保密性,仍可能有所遗漏,但是基于当前所能收集到的政策文件,认为目前样本的数量和质量并不影响整体研究的开展,能较好满足本文研究的实际需要。

表1 2014—2020年全国范围内施行的体育消费相关政策情况Table 1 Sports consumption-related policies implemented nationwide from 2014 to 2020

续表1

2 研究框架构建与文本编码

2.1 分析框架的内容

政策工具和发展要素是体育消费政策内容的“一体两面”,密切联系,相互依存。基于政策工具理论视角,借鉴既有体育政策工具研究经验,构建“政策工具—发展要素”为一体的体育消费分析框架(图1),并按照该理论分析框架,对我国体育消费政策工具的选择特征、变迁过程等进行深入分析。

图1 体育消费二维分析框架Figure 1 Two-dimens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sports consumption

(1)X轴:体育消费政策工具维度。借鉴Rothwell等[11]的政策工具分类,将体育消费政策工具划分为供给型政策工具、环境型政策工具和需求型政策工具(表2)。相较于其他政策工具分类,该政策工具理论提倡转变政府职能、重视市场作用、突出供需平衡的调试,而且该政策工具分类具体、操作容易、科学性强、已经广泛应用于体育政策研究[12−14]。具体而言,供给型政策工具指政府通过资金投入、人才培养、信息服务、场地设施等政策措施改善相关要素配比,丰富体育消费供给,直接推动体育消费快速发展。环境型政策工具指政府通过目标规划、法规管制、金融税收、策略性措施等政策措施提供相关制度条件,塑造良好发展环境,间接影响体育消费快速发展。需求型政策工具指政府通过加强政府购买、服务外包、贸易管制、国际交流等政策措施减少外部因素对体育消费发展的干扰,直接拉动体育消费快速发展。不同类型政策工具对体育消费发展的作用方式有所差异,其中环境型政策工具起到间接影响作用,供给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分别起到直接推动和拉动作用[15](图2)。

表2 政策工具的分类和含义Table 2 Classification and meaning of policy tools

图2 政策工具对体育消费发展要素的作用方式Figure 2 The role of policy tools in the development elements of sports consumption

(2)Y轴:体育消费发展要素维度。虽然政策工具维度可以较好地反映政策工具运用的结构特征,却无法展现政策文本的全部特质和政府的背后意图[16]。发展要素是体育消费发展的基本保障,也是政策工具运用的着力点。为了更科学、全面地分析我国体育消费政策,不仅要明确体育消费政策工具的运用状况,还要关注政策工具在体育消费发展要素上的使用情况。为了实现体育消费持续增质扩容的目标,2019年国家体育总局等颁布的《进一步促进体育消费的行动计划(2019—2020年)》提出重点战略任务,即丰富体育消费需求、培育体育消费理念、提升体育运动技能、拓展体育消费空间、刺激体育消费行为和加强体育消费保障。从政策目标看,重点战略任务的实质是提升体育消费发展要素的配置效率,推动体育消费高质量发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落实重点战略任务是政策目标达成的重要途径,也是体育消费政策工具运用的重点方向。因此,参考当前我国体育消费政策的战略任务以及政策工具使用的主要方向,认为体育消费发展要素包含体育消费需求、体育消费理念、体育运动技能、体育消费空间、体育消费行为和体育消费保障6 个部分(表3)。

表3 体育消费发展要素及其具体内容Table 3 Elements and specific content of sports consumption development

2.2 文本编码与信度检验

按照内容分析法的要求,对所选50 份体育消费政策文本进行科学编码、分类和汇总,纳入相应分析单元,通过定量统计分析,剖析政策工具和发展要素的选择特征和变迁过程,从而提出切实的优化策略。具体步骤如下:

①按照上述分析框架,形成包括政策基本信息、政策工具和发展要素在内的编码表(表4)。②对每个文本内容,按照“政策编号—章—节—条目—语句”的格式编码,并使用不可细分的编码原则,即同一句文本话语表达意思相近则编写为一个编码,若表达意思可细化为多层意思,则相应依次编写多个编码。③在信度检验上,为了防止政策内容编码的差异以及编码人员的操作误差等因素对编码结果产生负面影响,需要对编码人员分类的一致性进行检验。Kappa 系数是检验内容编码分类一致性的重要指标,借鉴Landis 的Kappa 系数评价标准,即Kappa 系数值高于0.81 时,表明编码分类结果一致性较好,符合研究的要求[17]。因此,通过SPSS 软件对2 位编码人员的编码分类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显示,在“发展要素维度” 和“政策工具维度”上Kappa 系数分别为0.88、0.85,展现出较好的归类信度。④依据体育消费政策分析框架进行归类编码,形成完整的分析单元(表5)。

表4 政策文本编码(部分)Table 4 Policy text coding

表5 体育消费政策文本内容分析单元(部分)Table 5 Analysis units of sports consumption policy text content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我国体育消费政策工具的选择特征与问题

3.1.1 体育消费政策工具维度

通过分析发现,我国体育消费政策工具共使用文本971 条(表6),其中:环境型政策工具共529 条,占54.48%,处于主体地位;供给型政策工具共334 条,占34.40%,数量相对一般;需求型政策工具共108 条,占11.12%,数量明显不足。这表明当前我国体育消费政策工具的使用以环境型和供给型为主体,需求型政策工具相对较少,存在明显的结构失衡。从作用形式看,我国政府主要通过环境型和供给型政策工具创造体育消费发展机会,营造良好体育市场环境,提升社会体育组织活力,影响和推动体育消费发展,而需求型政策工具受体育市场不成熟等因素影响,更多地被视为一种“辅助性工具”来拉动体育消费发展。

表6 体育消费政策工具分布情况Table 6 Distribution of sports consumption policy tools

(1)环境型政策工具占主导地位,策略性措施相对强势。环境型政策工具数量明显高于供给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处于绝对主导地位。从政策工具内部看,策略性措施有335 条,占63.32%,其内容主要集中在鼓励产业发展、引导设施建设、转变政府职能、促进产业融合等方面。策略性措施具有较好的引导性和指向性,是营造良好体育消费发展环境的重要手段。大量策略性措施的使用反映出当前体育消费发展环境营造的急迫性和政府对体育消费发展的决心[18]。但是有些策略性措施过于模糊,缺乏明晰的执行和考核方法,很难在现实中有效落实,而过多使用可能会抑制体育消费内生动力的生长,不利于自身的健康发展,未来应更加合理地使用[19]。法规管制有91 条,占17.20%,其内容集中在严控准入条件、制定行业标准、规范主体行为、建立监督机制等方面。随着体育消费规模不断提升,体育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政府将会加大法规管制工具的使用来应对复杂多样的发展问题。例如,《关于印发〈体育市场黑名单管理办法〉的通知》提出“完善体育消费法律法规体系,建立体育消费市场黑名单”,《关于进一步加强体育赛事活动监管和服务工作的通知》提出“制定体育赛事实施标准,规范体育市场主体行为”。目标规划有57 条,占10.78%,其内容主要集中于在体育产业、体育消费以及运动项目发展规划中设立相应的发展目标。当前我国政策目标还是以宏观层面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微观目标的规划,不利于后续政策执行的评估和监管。金融税收仅46 条,占8.70%,其内容主要集中在金融服务、减免税收、优惠券等。金融税收是培育体育消费市场、刺激体育消费行为的助推器,但我国金融税收工具在数量上明显不足,很少突破金融支持、税收优惠等传统思路[20]。

(2)供给型政策工具相对薄弱,场地设施建设成为焦点。供给型政策工具的相对薄弱可能无法满足当前供给侧改革的供给要求,急需增加使用。从供给型政策工具内部看,场地设施建设是焦点,共有169 条,占50.60%,主要集中在体育场地设施、体育服务综合体、休闲体育小镇等。场地设施不足是制约民众进行体育锻炼和体育消费的重要因素[21]。为解决该问题,我国政府不仅将“场地设施建设”作为体育政策重点内容,还相继颁布多个专门性政策文件,极大增加了场地设施工具的使用,如《全国足球场地设施建设规划(2016—2020)》《全国冰雪场地设施建设规划(2016—2022年)》《关于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 发展群众体育的意见》等。人才培养有71 条,占21.26%,主要包括社会体育指导员和教练员培养、体育从业人员资格标准制定等。从产业价值链看,体育人才作用于设计、生产、销售与消费的全过程,决定着体育消费发展的走势,这也是政策对其重点扶持的重要原因之一。信息服务有52 条,占15.57%,主要集中在传播体育健身知识、发布体育产业信息、打造信息服务平台等。但是由于信息服务是新兴领域,政府在政策制定和公众在信息获取等方面还存在不足。伴随信息技术与体育消费的深度融合,信息服务将成为加速体育消费发展的强心剂,得到政府政策的更多关注。资金投入有42 条,占12.57%,主要包括财政拨款、专项资金、体育彩票等。虽然政府不断增加资金投入工具的使用,但考虑到其涉及面广、覆盖人群大、使用周期长,当前政策还需要加大补充和完善。

(3)需求型政策工具有待加强,政府购买等应用明显不足。需求型政策工具可以更直接、有效地拓展体育消费供给和资源,减少体育消费发展中不稳定因素的影响,推动体育消费的规模化、产业化和可持续发展。然而,目前需求型政策工具存在明显不足,阻碍政策工具整体作用的发挥。从需求型政策工具内部看,政府购买有46 条,占42.59%,主要包括政府购买相关体育产品和服务,培育体育消费市场,刺激体育消费行为等。科学的政府购买可以提高体育消费供给规模和质量,扶持体育社会组织成长等,但是相关政策只指引政府购买的方向,未明确购买力度和具体形式[22]。国际交流有30 条,占27.78%,主要集中在引进国际体育赛事、搭建体育交流平台、拓展海外体育市场等。例如,《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提出“搭建全民健身国际交流平台,加强国际间互动交流”,《关于加快发展体育竞赛表演产业的指导意见》提出“推动体育竞赛表演组织机构与国际体育组织等建立合作机制,按规定申办、举办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服务外包和贸易管制相对较少,分别为22 条和10 条,占20.37%和9.26%,主要集中在深化体育体制改革,强化贸易管理力度,加强政府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密切联系,实现在资金投入、场地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通力合作。目前,服务外包和贸易管制的使用极度匮乏,不利于需求型政策工具的功能发挥。随着我国体育产业不断壮大,体育消费发展迅速,呈现积极向上的发展势态,对服务外包和贸易管制工具的使用将有所增加。

3.1.2 体育消费发展要素维度

体育消费成长过程与政策工具在发展要素上的使用过程相契合。通过分析发现,政策工具在体育消费需求、体育消费理念、体育消费空间等6 类发展要素上均有使用,但在各类发展要素上使用的数量和比例存在较大差异(表7)。

表7 政策工具在体育消费发展要素上的使用情况Table 7 The use of policy tools in the development elements of sports consumption

(1)体育消费需求有256 条,占31.45%,是政策工具使用的重点方向。政府主要利用目标规划、法规管制以及大量的策略性措施等环境型政策工具来大力发展健身休闲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拓展体育消费市场等,最终达到丰富体育消费需求的目的。但是过度依赖环境型政策工具,忽视供给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在丰富体育消费需求中的使用,可能无法有效解决体育消费供需问题,未来还需要平衡政策工具的使用,从供需两端发力丰富体育消费需求[23]。

(2)体育消费空间有198 条,占24.32%,相对较多,这与场地设施政策工具的使用有很大关系。场地设施建设的民众呼声最高,其是体育消费发展的物质基础。政府通过加强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与改造、打造各类体育服务综合体、支持体育相关新业态发展等供给型政策工具来拓展体育消费空间。但供给型政策工具使用明显较多,而环境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略显不足,这可能会抑制体育消费市场的活力,阻碍社会资本的参与等[24]。

(3)体育消费行为有121 条,占14.86%,处于中等水平。刺激体育消费行为是推动体育消费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当前政府主要利用金融支持、税收优惠等政策措施来提升体育消费意向、刺激体育消费行为、加快体育消费升级等。但是体育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较为复杂多样,仅依靠某一类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很难达到政策预期效果,未来还需要制定综合、全面的政策内容,增加政策工具使用的数量和质量,以刺激生成复杂的体育消费行为。

(4)体育消费保障有118 条,占14.50%,数量相对一般。体育消费保障措施越完善、越具有嵌入性和前瞻性,则体育消费发展的目标与任务更容易完成。当前政策工具的使用主要是在建立体育消费标准、健全体育消费监管体系、推动体育消费保险业务等方面加强体育消费保障工作。由于我国体育消费市场起步晚,主要依靠政府制定法律法规来保障体育消费发展,也造成体育消费保障全部集中于环境型政策工具,这可能无法有效完成复杂、多样、繁重的监管工作,还需在政策工具的选择上更加充实、细化和完善。

(5)体育运动技能有62 条,占7.62%,数量明显较少。体育运动技能是人们参与体育锻炼的前提条件,也是形成持续体育消费活动的关键因素。但是当前政策工具在体育运动技能上的使用明显不足,严重影响人们的体育锻炼和体育消费。但从政策内容上看,政府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等人才队伍的建设,推动运动技能等级标准实施,加大力度普及常见运动项目,支持运动项目进校园等政策的实施,凸显政府在提升民众体育运动技能上的政策导向。

(6)体育消费理念有59 条,占7.25%,数量相对较少。长期受传统消费理念的影响,我国民众已经习惯于被动接受政府提供的免费体育供给,缺乏有偿体育消费的意识,而体育消费理念和行为的形成和转变也需要长期的时间积累[25]。为了转变大众的消费观念,政府主要利用信息服务平台宣传体育健身理念,普及常见运动项目,增加体育相关技能课程等,引导民众形成良好的体育生活方式和体育消费理念。考虑到体育消费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和体育消费理念形成的长期性,政府应继续增加政策工具在体育消费理念上的使用。

3.2 我国体育消费政策工具的变迁过程及主要特征

3.2.1 政策工具的应用变化及主要特征

2014年,体育消费上升到国家战略地位,大量相关政策相继颁布,政策工具的使用也发生明显变化。在数量方面,2016年使用高达351 条,2020年使用仅54 条;在类型方面,整体以环境型政策工具为主,供给型政策工具为辅,需求型政策工具最少;在变化方面,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呈下降趋势,供给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呈上升趋势。见图3。

图3 2014—2020年各类政策工具使用比例的变化Figure 3 Changes in the proportion of various policy tools used from 2014 to 2020

(1)2014—2016年。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持续下降,供给型政策工具使用波动上升,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平缓上升。2014年10月,《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颁布实施,首次将体育消费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地位。虽然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我国体育消费发展迅速,但依然面临体育场地设施不足、体育产品供给有限、体育法制监督乏力等问题[26]。在这一时期,国家在环境型政策上更侧重于“营造体育消费氛围、提升金融税收支持、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等政策内容,在供给型政策上指向“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丰富体育产品供给、相关体育人才培养”等政策内容,在需求型政策上则集中于“推动政府积极购买体育服务、鼓励体育产品和服务的国际化发展”等。在这一阶段,我国体育消费政策体系框架初步建立,内容不断丰富,不再过度强调体育消费环境的营造,开始重视体育消费行为的引导,更多具有实质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逐渐增加。

(2)2017—2020年。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波动下降,供给型政策工具使用稳步提高,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波动上升。2017年,国家经济发展任务重新调整,体育产业供给侧改革实施,体育消费发展目标从“快速增量”转向“提质增效”,国家政策开始注重根据运动项目细分领域进行供给型政策的制定,尝试通过增加供给型政策来丰富体育产品供给,满足人们多样的体育需求。随着体育市场的逐渐成熟,过度依赖环境型政策工具倒逼市场发展出现诸多负面影响,如抑制体育社会组织活力、组织管理效率较低等。于是,政府调整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大量减少策略性措施政策,增加更为具体的金融税收、法规管制等鼓励性政策,保障政策内容的全面性和整体性。为更好地刺激体育消费行为,政府增加服务购买、体育外包以及国际交流等政策内容,引导人们进行体育锻炼和体育消费,这也直接导致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有所增加。在这一阶段,我国体育消费政策体系向精细化和深度化方向发展,政策工具使用趋于合理,政策的目标性和针对性进一步加强。

3.2.2 发展要素的应用变化及主要特征

政策工具在体育消费发展要素上的使用情况与体育消费成长的阶段性特征存在密切关系。根据2014—2020年我国体育消费政策工具对体育消费发展要素的使用比例变化情况(图4),可以看出我国不同时期体育消费政策重点内容的变迁过程及主要特征。

图4 2014—2020年政策工具对体育消费发展要素的使用比例Figure 4 The proportion of policy tools used in sports consumption development elements from 2014 to 2020

(1)体育消费需求和体育消费空间。体育消费需求和体育消费空间是政府政策制定的战略重点。受《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等政策影响,“满足人们基本体育需求”成为体育消费发展的基本依据,故政府将丰富体育消费需求作为政策支持的重点方向,其政策工具的使用比例也明显高于其他发展要素,基本维持在较高水平。同时,虽然政策工具在体育消费需求上使用的数量稍有下降,但是政策工具使用的类型更加全面和均衡,可以有效发挥政策工具的整体功能,更符合体育消费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与体育消费需求不同,体育消费空间关系到健康中国、全民健身等国家战略,与民生息息相关,涵盖体育场地设施、体育服务综合体、运动休闲小镇等重大工程。《体育场馆运营管理办法》《关于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发展群众体育的意见》《运动休闲特色小镇试点项目建设工作指南》等针对性政策相继颁布,凸显了政府对这一工作的关注和重视。但该类政策具有极强的专门性,容易导致某一阶段政策工具在体育消费空间上的使用出现较大波动性变化。

(2)体育消费保障和体育消费行为。体育消费保障是建立良好发展环境的保障,也是增强民众体育消费信心的利器。当前我国体育法制建设相对落后,政府对体育消费的政策保障力度也相对有限,政策工具在体育消费保障上的使用处于中等水平,形式比较单一,以法制法规颁布为主要内容。但随着《关于进一步加强武术赛事活动监督管理的意见》《关于印发〈体育市场黑名单管理办法〉的通知》等监管政策的出台,体育消费保障的内容和形式逐渐多样化和专项化,法规管制工具使用呈现稳步上升态势。另外,激发体育消费行为是推动体育消费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早期,政府主要通过提供体育场地设施、加强金融支持和税收优惠、营造体育消费环境等引导民众参与体育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体育消费行为的内生力量。如今,政府开始重视宣传体育消费理念、提升体育运动技能等内在因素在促进体育消费上的独特作用,在政策引导上更加均衡、多样和全面,以便有效刺激更为复杂的体育消费行为。

(3)体育消费理念和体育运动技能。政府对体育消费理念和体育运动技能的政策支持力度比较有限,在所有发展要素中相对占比较少,处于平稳波动的变化趋势。体育消费理念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政府在制定和部署相关政策时存在一定难度,很难形成具体的操作性政策,而政策工具使用主要通过信息服务来宣传体育健身理念,无法有效发挥政策工具的全部作用[27]。但政府也在增加相应的政策措施,如2016年《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加强体育健身文化产品的制作和推广,建立多种运动健身信息共享平台,营造良好的体育锻炼氛围等,这对提升民众的体育消费理念有积极影响。体育运动技能是全民健身和学校体育政策的重点内容,其在体育消费促进上的作用并未得到足够重视。从现实来看,体育运动技能是持续性体育消费活动形成的关键因素,但是目前关于体育运动技能和体育消费的关系还存在争议,尤其在促进体育消费升级层面并未得到足够的理论和实践支持。不过,关于冰雪运动普及计划实施、运动技能标准制定等的政策相继颁布,预示着体育运动技能在促进体育消费升级上的作用将进一步得到释放,成为政府政策关注的重点内容。

4 我国体育消费政策工具的优化策略

4.1 合理配置政策工具,提高政策工具内部均衡性

政策工具的合理运用是政府政策有效执行的关键,也是政策目标有效达成的保障。欲最大程度地发挥政策工具的综合作用,需要合理配置政策工具,提高政策工具的内部均衡性。①适当减少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过度依赖环境型政策工具可能导致政策操作性不够和监管难度大,也会抑制体育消费市场活力等。应不断细化政策的具体方案、实施步骤等,增强政策执行的可操作性和政策评估的科学性。同时,适当减少策略性措施和法规管制政策的使用频率,避免产生过度依赖性,以促进其内生动力的生长。此外,还应适度增加金融税收、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政策,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其中,提升体育消费的发展活力,形成多元主体参与机制,促进体育消费的高质量发展。②适度增加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加大公共体育服务的力度,通过政府购买、金融税收等手段完善体育消费市场供给规模与质量,打造贯穿传统、中高端、新兴市场、特色运动项目的产业链及相关供给,形成多元化的体育消费产品及其目标人群[28]。同时,积极搭建国内外体育交流平台,加强国际化体育人才培养,探索国内外创新扶持机制,降低海外体育投资风险;加强商业贸易管制建设,出台特殊体育商品免税名单,增加政府体育服务目录内容,进一步激发民众参与体育消费的热情,实现“走出去”和“引进来”双线发展,切实推动体育消费升级,服务国家战略部署。③优化供给型政策工具的使用。政府要加大对体育场地设施、体育人才培养、体育科技研发等方面的资金投入,同时以多种方式引入社会资本,拓展资金的来源渠道。科学规划体育场地设施布局,鼓励学校、政府机关、社会组织等向公众开放体育场馆和设施,缓解体育场地和设施不足等问题。注重体育科技使用与研发,打造一批自主研发的智能体育产品,加速“互联网+体育”等新业态的发展,满足人们个性化、多样化的体育需求。构建体育消费大数据平台,加快体育资讯服务的发展,加强对体育消费发展的监测,强化政策执行效果的监督等。

4.2 遵循体育消费发展规律,优化发展要素政策部署

体育消费发展要素是体育消费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保障。然而,当前相关政策以及政策工具在各发展要素的使用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和分化,不利于发挥政策在体育消费发展要素中的引领作用。为了更好地发挥政策工具的作用,需要遵循体育消费发展规律,优化发展要素政策部署。①遵循体育消费发展规律,平衡体育消费政策供给。关于体育消费需求和体育消费空间的政策供给不仅数量较高,而且还出台了多项针对性政策,如《关于推进体育赛事审批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发展群众体育的意见》等,而关于体育运动技能、体育消费理念的政策供给相对较少,更缺乏专门性政策。为此,政府要继续加大体育消费政策供给,细化体育消费政策内容,使政策工具运用更加均衡;主动进行政策的固强补弱,平衡体育消费政策部署,形成完善、系统的政策体系。②强调发展要素协同发展,与政策工具密切配合。每个发展要素的政策都可能涉及其他发展要素,政府要找寻政策工具和发展要素之间的关联点,发挥关联点的带动作用,这样既可以有效节省财力、物力,缓解政府的管理压力,还可以释放政策的联动效力,发挥政策的最大功效[29]。例如,在大力发展体育健身市场的同时,培养群众健身意识、广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等,这不仅有利于丰富体育消费需求,还能宣传健身理念,提升运动技能水平,实现效益最大化。

4.3 结合不同时期发展特点,完善体育消费配套政策

在制定体育消费政策时,政府要考虑体育消费的发展特征和当前政府的工作重点,提高体育消费政策的系统性和连贯性,不断完善体育消费配套政策,从而保障体育消费政策目标的达成[30]。①结合体育消费发展特点,合理制定政策供给内容。例如,在体育消费发展初期,政府倾向于使用大量策略性措施和目标规划为体育消费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然而,随着体育产业的壮大,体育消费市场的成熟,过多使用环境型政策工具可能不利于体育消费发展内生动力的产生,也不利于体育消费市场的成长。同时,随着体育消费的发展任务由“快速增量”到“提质增效”转变,政府单纯地投入大量资金到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体育人才培养等可能会进一步加重自身负担,导致市场机制运行不畅,降低政策引领体育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性。②建立系统的政策体系,提高政策的执行效率。不同阶段的体育消费发展特征和发展目标有所不同,这导致政策内容的侧重点以及政策工具的使用有着明显区别。但是体育消费发展是一项长期且复杂的社会活动,政策的执行以及政策目标的实现很难在短期内达到预期效果,这表明需要建立系统、完善的政策体系,才能逐步实施和推进体育消费发展,提高政策执行的实际效率。因此,政府要保障政策供给的系统性,明确体育消费政策实施的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强化不同类型发展目标之间的联系,形成完善、系统的政策体系,产生巨大的政策合力,真正落实和推动政策目标的实现,助力体育消费高质量发展。

5 结束语

体育消费政策是体育消费发展的顶层设计,也是推动体育消费升级的强力引擎。目前,我国体育消费政策工具运用处于结构失衡状态,主要体现在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过溢,供给型政策工具有待提高,需求型政策工具明显不足等方面,反映出我国体育消费政策的现实状态。同时,政策工具在体育消费发展要素上的使用存在较大差异,发展要素和政策工具的匹配性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阻碍体育消费的高质量发展。体育消费政策工具是实现我国体育消费发展目标的关键手段,加强政策工具选择的科学性,对推动体育消费升级具有重要意义。为此,需要合理配置政策工具,提高政策工具内部均衡性;遵循体育消费发展规律,优化发展要素政策部署;结合不同时期发展特点,完善体育消费配套政策,从而为体育消费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制度支撑。

作者贡献声明:

杨蒙蒙:提出选题,设计框架,撰写、修改论文;

吴 际:分析数据,核对文献,修改论文;

吴贻刚:审核内容,指导修改论文;

吕和武:整理资料,核对文献,修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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