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思莹，李 政

(吉林大学 a.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b.东北振兴发展研究院，长春 130012)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彻底改变了古代乃至于近代无理论基础的偶发式创新和技术进步模式，系统的学科理论逐渐成为中国科技创新与发展的基础，自立而又开放的创新格局逐渐形成。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科技发展实践也充满了社会主义色彩，逐渐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发展道路。我国坚持市场在创新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积极发挥政府和公共资源在科技创新中的保障和能动性作用，使得科技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催生了中国特色创新发展理论。随着我国经济与科技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逐渐增强，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系统总结我国创新发展历程与实践经验，归纳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实现创新发展的一般规律与特色，并将其上升为后发国家创新赶超理论，对于讲好中国故事，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创新理论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创新发展道路的探索历程与阶段性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40余年，我国从新中国成立初期“造不出一台拖拉机”的科技小国到如今成为世界创新大国，从国防与工业领域一枝独秀到如今国防、工业、民生等领域多点开花，科技事业发展飞速。回顾我国70余年科技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据此，我国创新发展的实践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重要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的十余年时间，可以概括为我国创新型经济发展的初期探索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创新发展面临着经济基础薄弱、制度建设滞后、科技发展落后、国外科技封锁等多重困境，且科技创新多为政府部门主导，主要集中在工业与国防领域，其他领域创新发展相对滞后。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刚刚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经济社会百废待兴，科技创新缺乏相应的经济基础与软硬件基础设施条件。虽然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努力赶上世界科学技术先进水平，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经济与科技基础，在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科技制度建设严重滞后的条件下，创新资源几乎完全掌握在政府部门手中，我国科技创新在这一时期发展具有鲜明的计划特征，且相对缓慢。另一方面，为了发展工业和巩固国防，避免外部军事侵略和抵御国外经济封锁，国家将科技创新的重点放在了工业与国防领域，尤其是国防与军事科技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赶超，而民生等领域科技创新相对滞后。此外，在这一时期，我国科技创新之路具有相对封闭特征，即与我国外交政策类似，对外经济与科技发展呈现出向苏联“一边倒”的特征。由于意识形态等原因，我国经济与科技发展遭到以美国为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封锁，被迫向苏联学习，“以苏联为师”。尤其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加大对我国军事、经济与科技等领域的援助，向我国派出顾问和专家，支持我国在短时期内建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而后，由于中苏关系恶化，我国经济与科技发展也由向苏联的学习与赶超转变为自力更生与艰苦奋斗的倒逼式自主创新道路。经过这一时期的探索，我国制定了第一个科技发展规划，即《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并提前完成规划任务，科技创新体系得到初步建立，中国科学院与国家级和地方级科研机构相继成立，科技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军事、石油工业、机械制造、数学与生物等领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1]。

第二阶段是从1966年“文革”开始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十余年时间，这一阶段是我国科技创新在“文革”影响下的相对滞缓阶段。与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相类似，“文革”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也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文革”期间，我国科技体系和组织体制都遭到严重破坏，许多科研机构被撤销，动荡的社会环境和混乱的科教秩序导致我国创新发展出现了严重的“科技断层”和“人才断层”，科教事业发展缓慢。此外，这一时期我国创新发展仍旧延续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封闭性与计划性特征，并有所强化。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文革”期间我国科技发展是在极其封闭的条件下进行的，几乎断绝了与国外的科技交流与合作，人才与资金等创新要素严格掌握在国家手中，并在“文革”的冲击下资源配置严重扭曲，效率低下。即便如此，在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的不懈努力之下，“文革”期间我国科技创新仍旧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成果。例如，1967年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氢弹爆炸成功，极大地推动了国防事业发展；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成为继苏、美、法、日后第五个完全依靠自己国家力量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同年，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1973年袁隆平团队完成杂交水稻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三系配套，实现了杂交水稻培育的历史性突破。

第三阶段是1978年改革开放至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这一阶段可以概括为我国科技创新加速发展和建设创新大国阶段。这一时期我国科技创新转向以服务经济建设为主要目标，不断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出台制定科技发展规划纲要，设立国家重大专项计划，激发和培育企业家精神，形成了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协同创新的新格局。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是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一次历史性转变。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1981年，党中央指出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进一步奠定了我国科技发展方向；1984年，党中央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要为国民经济服务，并激励高等院校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由此可见，服务于经济建设已经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主要目标。为了推动科技发展，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1985年国家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1987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一系列规划纲要与政策措施的出台解放了科学技术生产力，推动了我国科技创新水平提升。作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思想的战略性推广，199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首次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并且指出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发展规律的新型科技体制，科技发展被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确立了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标志着我国以企业为主体的国家创新体系初步形成。2006年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确定了走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视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和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此外，我国还加大科技创新的开放水平，加强对外科技交流，注重国外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例如，1978年我国成立引进新技术领导小组，组织和领导新技术引进工作；1982年，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成立，其宗旨是通过对外科技交流活动，促进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科技与经济交流。此后的几年，我国技术引进方式逐渐由成套设备进口转向许可证贸易、合作生产、技术服务和专家咨询等多种形式。国家还成立了国际科技合作专项办公室，强化国内外经济与科技交流，并通过制定技术引进规划、设立引进技术改造中小企业扩权试点等方式，促进技术引进。这一阶段我国科技创新取得的了巨大成就，成为了世界创新大国。世界知识产权报告显示，2012年我国专利申请数为65.28万件，连续两年居世界第一位；2012年我国创新能力世界排名第二十位，创新效率指数排名第一位。

第四阶段是2012年底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这一阶段可以概括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建设创新强国阶段。这一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理论逐渐完善，我国科技创新取得了更加突出的成就，创新型国家建设迈上了新的台阶，正加速向创新强国迈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尤其是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成为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率的重要途径，对于挖掘我国经济发展潜能，促进我国经济平衡发展、充分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创新发展，提出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走中国特色创新发展道路。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把握经济运行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其中，创新发展位列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围绕着如何推动创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和指示，包括创新发展布局、创新制度建设、创新人才培养、创新资源配置、创新文化塑造、创新成果转化等，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发展理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我国创新发展取得了重大突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创新水平超过了日本、法国等发达国家，排在第十四位，位列发展中国家首位。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体系逐渐形成，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企业家激励与约束机制等逐渐完善，以企业为中心、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多主体协同参与的创新网络逐渐完善，构成了中国创新型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

二、中国创新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

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我国始终坚持立足国情，不断调整创新发展规划和战略，循序渐进推动科技创新事业发展。尤其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将创新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着力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我国创新型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第一，创新体系建设取得重大成就，成为国家创新水平提升的重要保障。一直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创新体系建设，完善创新型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因时制宜制定合理的创新方针与政策，培育创新型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通过不懈努力，我国基本建成了高效、完善的科技创新体系，有力地推动了创新型经济发展。例如，截至2018年初，我国已建成4298家众创空间，数量居世界第一位；建成了3255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和400余家企业加速器，开展41个科技创新孵化链条试点，形成从产品创意到产品生产全服务的生态体系；创新集聚区是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创新生态系统的子系统，2019年我国19个创新集群跻身世界百强，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全球前五大科技集群中，深圳—香港和北京分别居世界第二位和第四位；各具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创新型城市试点遍地开花，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创新子系统。从微观角度来看，在日趋完善的创新体系下，我国创新型企业不断涌现，2018年《福布斯》杂志发布的世界最具创新力企业百强榜中，我国有七家企业上榜，上榜数量仅次于美国排在第二位；依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8年世界知识产权指标》，2013—2015年专利申请数排名前十位的企业中，我国两家企业上榜，分别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第三位)和华为公司(第七位)；2019年FastCompany发布的《2019年全球五十大最具创新力公司》中，中国科技平台美团网排名世界第一位。从宏观角度来看，完善的创新体系提高了我国创新效率和水平。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创新指数排名世界第十四位，其中，创新质量排名世界第十五位，较往年均有所提高；论文被引次数是衡量论文创新水平的重要指标，截至2019年9月，我国热点论文数占世界的32.6%，2009—2019年高被引论文30755篇，约占世界的20%，国际论文数量、高被引论文数量和被引次数均位居世界第二位；从投入产出比的角度做一项简单的统计，单位研发经费的专利产出为220项(单位：项/亿元)，远远高于2000年的190项。

第二，培养和引进了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和科研工作者，成为创新型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早在1944年，周恩来就指出：党也需要自己的科学家，从现在起就要注意培养。毛泽东曾多次号召青年“学习文化、学习科学”，努力“从工农变成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文盲率高达80%，成为制约我国经济与科技发展的主要瓶颈。为此，国家开展了规模浩大的扫盲运动，2020年文盲率降到4%以下，成为中国教育史上辉煌的篇章。一直以来，我国教育体制不断调整、优化，提高了科教发展质量。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制度，此后的40余年时间里，有2亿多人通过高考改变命运，成为支撑行业发展的核心力量。1995年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在人才引进方面，为了吸引国外人才回国发展，1949年底国家成立“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负责接待归国留学生。在党和国家号召下，邓稼先、华罗庚、梁思礼等一大批海外留学生回国，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科技发展的重要力量：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21人有海外留学或工作经历；自2000年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以来，至今产生了29位获奖者，其中有10多位是当年矢志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科学家精英。近年来，随着经济与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更是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企业家与科研工作者，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科技与经济发展的翘楚。2015年屠呦呦成为首获科学类诺贝尔奖的中国人；2012年潘建伟获国际量子通信大奖，其领衔的“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科研团队被授予2018年度克利夫兰奖；2019年王中林获得“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华人科学家……此外，任正非、马云、柳传志等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塑造了一个个商业帝国，成为具有全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型企业。

第三，科技与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创新成为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第一驱动力。创新活动不仅是发明和创造，也包括经济价值的生产。近年来，随着我国资源与环境约束收紧，创新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突出表现在经济发展效率水平提升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方面。2020年我国全员劳动生产率约为11.77万元/人，是2000年的近十倍；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世纪之初的不足40%提高到2019年的59.5%。从产业角度来看，近年来，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发展取得突出成就，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2019年我国技术合同成交金额22398.4元，同比增长26.6%；大中型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约为16.6万亿元，是1999年的近30倍，年均增长19.58%，远超同期经济增长速度；2020年高新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1%，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5.1%，这一比值高出2017年2.4个百分点；同年11月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累计总额超过8611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20%，同样远超经济增长速度；2019年我国169个国家高新区的生产总值高达12.2万亿元，占全国GDP的12.3%。与此同时，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主要内容的新动能正在快速集聚，2019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332，较2018年增长了23.4%。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其增速一直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5%，较五年前提高了3.9个百分点。科技创新成果的广泛应用也促进了我国集约型经济发展，近十余年以来，我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以2.0%～5.6%的速度下降，2020年我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

第四，创新产品和创新品牌的国际竞争力逐渐增强，提升了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质量。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红利从供给侧转移到需求端，劳动力成本逐渐提升，我国对外出口受到来自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和发达国家高质量与技术复杂度产品的双边挤压。而创新型经济发展则提高了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培育了一大批具有竞争力的国际品牌。在中美贸易摩擦等不利国际贸易条件下，2018年我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仍达到31.54万亿元，突破历史最高值，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高技术产品出口规模的迅速增长。当前，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量已占到全国外贸出口的30%，出口产品质量不断提升。在深入参与国际产品竞争和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我国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国际品牌：腾讯公司成立20年来，其业务覆盖社交平台、新闻娱乐、金融科技等诸多领域，截至2019年，腾讯视频付费会员数突破1亿；2020年6月，微信及WeChat的合并月活跃账户数12.06亿，QQ的智能终端月活跃账户数约为6.48亿，成为两款全球受欢迎的网络社交平台；华为公司是当前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提供商，已经超越苹果拥有着智能手机全球第二的市场份额，并且与小米和OPPO两个中国智能手机品牌共同进入了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份额的五强榜单；2019年中国高铁运营里程3.5万公里，远超世界其他国家高铁运营里程之和，成为世界第一，在国际上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品牌评级机构Chnbrand日前发布的2018年中国品牌力指数(C-BPI)分析报告显示，2018年C-BPI的159个品类第一品牌，70%由中国品牌获得，达到了8年监测的历史最高值。

三、中国创新发展道路的特色与经验

经过70余年发展，我国科技创新事业从基础薄弱到相对超前，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发展道路，成为发展中国家创新发展的典范。在创新实践中，我国积累了宝贵的发展经验，系统总结中国创新发展的模式与经验，将其上升为发展中国家创新型经济建设的一般规律和系统理论，对于完善中国特色创新理论体系，提高中国创新理论的国际话语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着眼于我国科技事业70余年发展历程，从指导理论到实践方案，从制度建设到文化培养，本文系统总结了我国创新发展的六点宝贵经验。

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与时俱进完善中国特色创新理论，引领中国创新强国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座巨大的思想宝库，也是中国科技创新发展道路的指明灯。马克思的创新思想集中体现在其对生产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的论述中，尤其是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阐释。新中国成立70余年以来，中国创新型经济发展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并在探索创新发展的实践中，将马克思的理论与思想中国化，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理论[2]。例如，毛泽东认为，马克思的学说管用，一是中国社会需要，二是中国革命需要，三是一旦被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掌握了，中国就发生大作用。但毛泽东对马克思并不盲从，他认为几千年以后看马克思，就像现在看孔夫子。因此，在推动中国创新方面，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中国化。1963年底在听取聂荣臻副总理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时，毛泽东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马克思曾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邓小平沿用并发展了这一论述，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将马克思创新思想同当代经济与科技发展实践相结合后提出的重大理论命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成果。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邓小平提出了科技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的重要思想，并呼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着手规划进行科技体制改革。江泽民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为了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思想，在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推动下，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以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胡锦涛认为，科学技术是经济社会发展中最活跃、最具革命性的因素，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因此，要把科学技术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习近平指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都是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我们要继续与时俱进，推进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在推动创新发展过程中，习近平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第二，坚持有志政党、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三种力量的有机结合，理性认识政府在创新型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职能边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道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邓小平曾指出，能不能把我国的科学技术尽快地搞上去，关键在于我们党是不是善于领导科学技术工作。习近平在2018年两院院士大会上也曾说道，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科技创新事业不断前进的根本政治保证。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真正把握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科学的道路上攻坚克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事业取得巨大成功[3]。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事业稳步前进的政治保证，而完善的市场机制和高效的公共服务则是我国创新事业取得成功的效率保证和战略方向保证。完善的市场竞争机制下的企业天然具有创新激励，但创新活动具有高风险性、强外部性、高流动性和易被侵权等特征，又导致市场主体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创新惰性。因此，创新活动的开展对政府力量具有内在依赖性。中国在创新型经济发展过程中既关注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认识到市场机制在配置创新资源方面的失灵。为了克服这一问题，我国科技创新体制经历了经济极端困难条件下的高度计划体制到如今筑牢经济基础后的政府与市场结合的经济体制[4]。前者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后者则强调国家调控的协同性与市场主体灵活性的统一。通过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将市场机制调节的强大力量引入受政府引导与监管的体系中，既保证了国家战略的协调统一，凝聚创新共识，又强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高创新活动的微观效率。

第三，尊重科技创新发展的内在规律，依据实践需要不断调整科技方针与创新战略，推动中国科技创新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科技创新具有风险性，但这并不意味着科技创新是随机的，创新发展具有其内在规律性与必然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不断探索和适应科技创新规律，调整政策与方针，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推动科技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科技创新缺乏相应的人才支撑和软硬件基础设施，科技工作百废待兴，而强大的国防压力和经济社会压力要求中国必须迅速着手建立现代化的国防科技体系和工业体系。为此，1956年我国制定了第一个科技发展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提出“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重要方针。“大跃进”运动、三年自然灾害导致我国经济发展遭遇重大阻碍，中苏关系恶化使得中国科技创新逐渐失去了外部援助，在这一背景下，《1963—1972年科学技术规划纲要》提出“自力更生、迎头赶上”的科技方针。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更大领域、更深层次地参与到国际竞争当中，科技创新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支撑。1982年，我国提出了“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重要论断。进入21世纪，国际科技竞争日益激烈，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科技竞争上。为此，我国制定了创新型国家建设目标，并适时调整科技方针，即“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这是在深刻把握我国当前经济与科技发展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做出的重要判断，对新时代我国科技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引领作用。从新中国成立初的“重点发展、迎头赶上”到新时代“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我国科技创新政策与方针几经调整，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不断适应创新发展规律和我国经济与科技发展的现实需要，释放了科技创新发展活力，提高了我国科技创新水平。

第四，坚持国有经济在创新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协同创新、合作创新。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加快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应充分利用国有经济资源，发挥国有企业的带动作用[5]。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在科技创新发展过程中坚持发挥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引领和导向性作用。例如，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国有企业创新发展问题，提出“要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要求，推进结构调整、创新发展、布局优化，使国有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带动作用”。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为我国科技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前的30年里，我国重大科技创新及军事化与产业化应用几乎全部依托于国有企业与国有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国有经济不断深化改革推动创新发展，在我国重大科技创新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如国产大飞机、高速铁路、运载火箭、载人航天等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均由国有企业承担；“十二五”期间，中央企业获得11项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占总数的85%；2018年中央企业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励98项，占奖项总数的40.8%。当然，我国的创新发展并非国有企业一枝独秀，民营企业在创新发展中同样发挥着巨大作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同创新，构成了我国科技创新的双轮驱动格局。国有企业具有创新资源的规模优势，而民营企业具有科技创新的市场优势和效率优势，两者结合能够有效推动我国科技创新发展。如近年来，国家通过国有投资集团入股民营企业，助推民营企业创新发展，截至2018年10月，中央企业搭建高水平创新创业平台近1000个，推动孵化器和科技产业园区建设近300个，创办创新基金200余个，成为民营企业研发创新的重要支持力量。

第五，坚持以点带面、试点先行的渐进式改革，提高国家创新体系的包容性与灵活性。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各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与科技基础等方面具有较大差异，导致地方创新活动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而此时完全同质化的创新体系建设可能在不同地区产生差异化影响。因此，应因时因地制宜，在把脉地方创新型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依据地方经济与科技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差异化特征，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创新体系和创新生态系统。为此，国家在制定创新政策、完善创新体系的过程中，为了降低试错成本，提高创新政策的地区适宜性，往往采取以点带面、试点先行的方案。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能够更好地处理好中央政策与地方政策关系，形成中央向地方提供宏观战略引导与要求、地方向中央反馈创新实践经验与方案储备的双向协同关系。在社会主义大国构建完善的创新体系，本身就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发展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很好地处理了中央与地方在创新实践方面的关系，形成了“地方试点—中央总结—地方推广”的探索方案[6]。例如，2008年我国推行创新型城市试点，先后在深圳、青岛、大连等地推行试点方案，探索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地方经验；2013年初国家住建部发布首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2018年上交所正式发布试点创新企业股票或存托凭证上市交易相关配套业务规则，其目的是支持企业高效开展研发创新活动，推动企业转型升级；2018年我国又将55个城市和269家企业纳入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和批复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等。一系列创新型经济政策试点在推动企业、产业或地方创新水平提升的同时，也为我国创新体系建设提供了多样化经验，有利于我国构建更加灵活和更具包容性的国家创新体系。

第六，尊重科学、崇尚创新，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创新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形成了尊重科学、崇尚创新的良好氛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制度创新激发和保护了企业家精神，释放了巨大的创新创业潜能，我国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企业家和科技工作者，为科技创新注入了新的动力。1956年国家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鼓励工人阶级、尤其是知识分子学技术、学科学。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科技工作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并启动了延续至今的科技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肯定了企业家群体存在的意义和必要性，使得企业家群体真正获得了尊严和存在感。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造就企业家队伍。此后的时间里，民营企业家和科技工作者同样成为我国经济与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2017年中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意见》，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推动企业家精神的激发和保护工作。随后，我国又进一步出台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以专门文件形式肯定企业家的精神地位与价值，并对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保护做了更为系统的论述。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提出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由此可见，尊重科学、崇尚创新的风气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经形成，并延续至今，对于企业家群体和企业家精神的推崇也由“口号式的提倡”上升为“国家文件规定”。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科学技术的巨大飞跃，以及当今全球市场上的中国科技竞争力和话语权。

四、中国创新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政策展望

当然，任何一个国家的创新道路和创新模式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我国同样如此。未来，我国要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创新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将成为制约我国创新质量和水平提升的瓶颈。认清并解决这些问题，对于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理论，推动我国创新实践长远发展，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和建设创新型强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标世界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我国创新发展还需亟待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创新格局面临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衡问题。结构失衡问题是制约我国协调发展、充分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我国不仅面临着经济结构失衡、收入分配结构失衡，而且面临着创新结构的失衡问题。具体来说，从研发投入结构来看，我国95%的研发资金投向了应用研究领域，而基础研究投资仅占到5%，远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的10%～20%，导致我国科技创新面临着严重的基础薄弱问题；从城乡结构来看，我国科技创新发展面临着严重的城乡结构失衡问题，城市部门创新水平远远高于农村部门，农业部门科技创新体系和技术推广与服务体系仍旧不健全；从区域结构来看，我国科技创新格局呈现出明显的“东—中—西”阶梯状分布特征，并且这种区域分化格局仍在强化，中心城市强、外围城市弱是我国区域创新结构失衡的另一表现，以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为代表的中心城市集聚了大量创新资源，创新水平远远高于外围城市，并且具有极化发展趋势；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创新格局产业间差异较大，传统产业创新发展面临着较大的困境，新兴产业创新发展势头良好，尤其是新材料、航天、电子、机械制造等领域，创新发展已进入世界第一梯队。

为了扭转创新型经济发展中的结构失衡问题，我国应当在重点发展、培育科技创新比较优势的同时，兼顾创新发展的平衡性和包容性，取长补短，走包容性创新发展道路，推动我国科技创新平衡发展、充分发展。改善我国创新发展的结构问题，应当努力做到：优化创新支出结构，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推动我国重大科学和前沿技术发展，强化基础研究对我国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适度引导科技支出向农业部门、中西部地区、外围城市和传统产业部门流动，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产业之间创新投入水平差距。具体而言，对于农业部门、后发地区和传统产业部门，应当加快创新体系建设，构建农业创新示范区、高科技园区和产业转型示范基地等形式多样的创新基地，科学引资引智，注重创新人才引进和培养，提高后发地区和传统产业部门创新发展能力；强化城乡之间、产业之间以及地区之间创新交流，鼓励城市部门、东部地区、中心城市和新兴产业部门对农村部门、中西部地区、外围城市和传统产业部门进行对口帮扶，走城乡融合、地区融合和产业融合创新发展道路。

第二，创新质量和创新效率仍旧偏低。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研发人员队伍，研发经费投入总额居世界第二位，从产出角度来看，发明专利申请数和国际科技论文数量均居世界第二位，是名副其实的创新大国。但我国并非创新强国，创新产出质量不高，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仍旧不及部分发达国家。例如，虽然我国专利申请量大，但是授权率仍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并且核心专利占比较低。2019年中国专利申请数超过美国，但是专利授权率却下降至40%左右，核心专利数量仅为美国的10%左右；专利实施率和转化率低，可用于产业化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专利数量和比重较小；专利在国内申请量较大，但得到国外认可的专利较少，创新产出“走出去”面临着一定的困境；一般应用技术创新数量较多，但对经济带动作用相对较弱，而“卡脖子”技术、核心技术仍旧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人、难以突破，如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高达50%，重要零部件80%需要进口，诸如汽车变速器、高速列车上的自动装置等设备100%需要进口。由此，我国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小于一些发达国家。例如，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不足60%，而一些创新型国家这一指标早已达到70%以上；简单地以各国GDP与发明专利授权数的比值作为单位发明专利GDP产出量的衡量指标， 2018年美国这一比值为0.67亿美元，而我国这一比值仅为0.30亿美元，不足美国的50%。

提高创新质量和创新效率，走集约型创新发展道路，是我国一直坚持和努力的方向，也是未来我国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合理的分工是效率的保证，应当强化多主体协同创新模式，完善协同创新体制机制，构建高效的协同创新体系，促进“官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高质量协同创新发展；变革科研考核与评价机制，强化对创新过程的监督与创新成果的认定，摒弃以数量和规模为核心的科研评价体系，确立以质量和效率为核心的科研成果认定机制；强化战略引领，谋划未来科技发展方向，瞄准核心技术和关键产业，集中优势创新资源进行攻关，打造世界尖端科技产品；坚持走开放型创新发展道路，既要坚持自主创新，立足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开展科技工作，做好中国创新品牌，又要积极引进来和走出去，用开放的胸怀吸纳世界优质创新要素，打造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平台，提高我国创新质量和效率。

第三，科技创新制度体系建设相对滞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制度改革经历了70余年不懈探索，基本建成了一套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道路相适应的制度体系，促进了我国创新型经济发展。但是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随着我国科技事业不断发展，科技创新及其内在演化规律也在发生着深刻变革，要求我国不断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构建一套完善的科技创新制度体系。当前，政府与市场的职能边界仍旧处在探索阶段，创新发展依旧没能摆脱计划经济体制对创新资源流动的束缚，科技要素配置和高效利用仍面临着诸多制度性障碍；围绕创新活动外部性所进行的一系列制度设计存在着错位、扭曲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导致政府创新资源投入的低效率，甚至无效率；创新激励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创新主体平等参与创新活动、平等享受创新收益的权利仍未得到切实保障；人才培养与企业家精神培育机制不健全，科学的科研评价和考核机制缺失是我国创新质量和创新效率偏低的重要原因。围绕科技创新进行一系列制度变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的制度体系和顶层设计，仍旧是中国创新发展所要解决的重要任务。

完善科技创新制度体系，需要运用系统论的方法，从全局出发，对科技创新所涉及各领域、各方面、各层次、各要素进行统筹规划，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型经济发展制度框架。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出发，理解创新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职能边界，发挥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完善产权制度和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为重点，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保障企业家和科研工作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创新人才和创新资本自由、合理流动，完善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市场机制；发挥政府的引导和调节作用，科学制定创新战略规划，合理运用政府财税政策和金融政策等政策工具，为科技创新提供完善的软硬件基础设施条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依托中国创新实践经验，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的保障制度，涉及人才培养与激励、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等。

第四，中国创新理论的国际话语权缺失。经过70余年发展，中国特色创新道路与创新模式值得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学习借鉴。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成为我国创新理论拥有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基础与自信源泉。然而，我国并未能够建立起与创新成就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中国创新经验与创新理论在国际上仍只是一种碎片化的声音，没能得到系统地表达与传播。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科技创新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制度建设和创新质量等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和可以进一步完善的空间，而这些不足和短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创新道路和创新理论的国际话语权；另一方面是由于当前国内外研究对于我国创新故事和经验的总结仍仅仅停留在事实描述层面，没能真正上升到一般规律的总结和系统的理论归纳，缺乏科学理论支撑是我国创新理论国际话语权缺失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构建我国创新理论话语权，必须从两个角度出发。第一，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提高我国创新实践的国际影响力。我国创新理论和我国创新话语权建立在中国成功且具有普适性的创新实践经验上，因此，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提高创新质量和水平，扩大我国创新实践的国际影响力，是构建我国创新理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前提和基础。第二，以创新实践为依据，系统总结和完善中国特色创新理论，为构建我国创新理论国际话语权奠定学理基础。立足中国创新实践，构建原创性创新经济理论，这不仅仅局限于对我国创新实践和路径的事实描述，更要将其上升为一般规律和经典理论，构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用生动且有力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